集聚經濟、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轉移

李曉穎

[摘要]引導和推進東部地區部分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已成為國家高度重視的一項戰略任務。但是目前中國勞動力卻仍呈現出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大批轉移的趨勢，中西部地區已出現一定程度的勞動力空心化現象?；谶@種勞動力轉移與產業轉移呈逆向路徑的現實，以及中國制造業在東部地區集聚趨勢明顯的特征，本文從集聚經濟產生的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空間結構的聯動機制，以促進勞動力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回流作為推動產業轉移的突破口，在空間均衡分析框架下分析勞動力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流動以及均衡問題，并進一步探求政府對欠發達地區企業提供補貼所具有的勞動力轉移效應。

[關鍵詞]產業轉移；勞動力流動；集聚經濟；政府補貼；產業空間結構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7）01-0028-08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9年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歷年《政府工作報告》多次對加快推進產業轉移做出明確指示。工業和信息化部于2012年制定了詳細的《產業轉移指導目錄》，2014年6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進一步指出引導東部地區部分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對于促進區域梯度、聯動、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產業轉移實質上就是地區間資本的轉移以及相應工作崗位的轉移。但中國現階段所積極推進的產業轉移戰略并非是單純的“轉移資本”，這種資本的轉移能否持續且有效率，還要取決于能否成功地“轉移勞動力”，是一種“雙轉移”模式，而由中西部地區轉移到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回流正是這部分有待“轉移”的勞動力主體。

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中國推行了梯度轉移戰略，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使得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在東部沿海地區集聚。雖然自1999年以來，國家已制定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戰略。近年來又提出推進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戰略，但人口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轉移的趨勢卻并未發生改變。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全國流動人口約為2.5億人，超過總人口的1/6，其中跨省流動人口已占全部流動人口的38.9%。人口主要是從中部地區和西南地區流出，流入東部地區：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貴州和江西六省占全國跨省流出人口的71.1%，東部地區跨省流入人口所占比率為90.5%。這種流動趨勢從在東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分布中亦可見一斑。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60.1%，中部地區占21.2%，西部地區占18.7%。

中國勞動力從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后呈現出不回流的趨向，構成了“勞動力轉移剛性”。部分第二代農民工具有更鮮明的新生代民工特點，他們更愿意融入到東部地區大城市的生活中。例如，世界最大的制鞋集團——寶成集團在“鞋匠之都”湖北陽新招募技術工人時就遇到較大困難；富士康內遷后出現普通員工滯留深圳現象，內遷招工困難。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經過三十多年勞動力外流，中西部地區已出現一定程度的勞動力空心化現象。如果在東部沿海地區打工的中西部地區勞動力不能適度回流，現有的中西部地區勞動力供給是難以滿足國內產業轉移與當地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快速發展需要的。此外，勞動力回流對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意義，不僅在于增加了勞動力供給，還在于提供了大量具有一定勞動技能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在東部沿海地區打工多年，他們的回流為中西部地區加快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源支撐。因此，在勞動力仍然是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轉移的這一大趨勢下，在勞動力轉移與產業轉移呈現逆向路徑的情況下，如何持續有效地推動產業轉移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就目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現實情況來看，雖然一些企業已進行遷移，但真正開始進行遷移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企業。針對中國地區間的產業轉移進展緩慢，很多有待轉移的產業沒能順利地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地區這一問題，雖然也有學者關注到勞動力流動對產業轉移的作用，認為長期以來大規模的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區際流動，延緩了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時間表，維持了東部地區傳統產業低成本競爭優勢，形成了產業轉移粘性，使得產業轉移乏力。但山社武等通過對1993-2006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27個產業的勞動力成本進行分析后發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并未使東部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得以維持。此外，也有研究指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已接近劉易斯轉折點，普通工人的工資快速上漲，且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幅度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日益顯現出其在勞動力成本以及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的優勢。張遼和楊成林基于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對勞動力流動、市場一體化與地區間產業轉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并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體制性分割限制了勞動力流動，進而阻礙了產業的空間轉移。但是他們的研究忽視了中國現階段產業轉移過程中有待轉移的勞動力群體主要是原來由中西部地區轉移到東部地區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回流受勞動力市場體制性障礙的影響極其有限。

本文選擇從促進勞動力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回流的視角作為推動產業轉移的突破口?；谥袊圃鞓I各產業在東部地區集聚趨勢明顯，以及勞動力轉移與產業轉移呈逆向路徑的現實條件，本文從集聚經濟產生的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空間結構的聯動機制。在空間均衡分析框架下分析勞動力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流動以及均衡問題，并進一步探求在不存在集聚經濟與存在集聚經濟溢出效應兩種情形下政府對欠發達地區企業提供補貼所具有的勞動力轉移效應，進而通過勞動力轉移與產業轉移之間的循環累積效應來推動中國現階段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二、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空間結構的聯動機制

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產業集聚，也可以說企業傾向于鄰近其他相似的企業聚集。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Ellison和Glaeser提出“靶”（dartboard）式方法來比較美國產業間的地理集聚程度，并發現企業在地區間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幾乎所有產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地理集聚。Duranton和Overmant基于對距離的連續測量方法以及英國的數據，證實了存在大量的空間集聚，特別是在英國四位數產業中一半以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集聚。賀燦飛等基于2004年中國第一次經濟普查數據，計算了不同地理尺度下的產業分布基尼系數，發現中國制造業高度集聚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環渤海等地區。吳建利用1980-2010年中國省級范圍的二位碼制造業數據，通過改進Hoover指數計算了中國制造業的產業集聚程度，發現在過去三十多年里，中國制造業在空間上呈現集聚趨勢。

至少自馬歇爾起經濟學家就開始對這種經濟活動的分布特征做出研究，并提出可以由集聚經濟的存在加以解釋。越來越多的證據也表明，在許多可貿易商品的生產中，當一個企業的選址靠近其他相似企業時生產力更高。關于集聚經濟產生的微觀機制，經濟學家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因素：專業化的勞動力市場共享、中間投入品市場共享和知識溢出。鑒于本文的研究主旨。這里主要論述專業化的勞動力市場共享這一機制如何產生集聚經濟的，以及勞動力流動是如何影響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的。

對企業來說。充裕的勞動力市場通常比貧乏的勞動力市場更具有吸引力。原因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充裕的勞動力市場能提供更好的匹配效率。在工人與企業存在異質性的情況下，在有許多企業提供工作崗位、且有許多工人尋找工作的區域，工人與企業的匹配可能會更有效率。這一觀點在Helsley和Strange的研究中首次被模型化。在他們的匹配模型中，企業需要的技能與工人所擁有的技能都是多樣的，聚集的勞動力和企業的數量越多，每個專業化的工人越容易找到需要對應技能的企業；與此同時，企業也越容易找到所需要的相應技能的工人。另一方面，充裕的勞動力市場能夠降低工人和企業面臨特定沖擊時的風險。如果一個地區聚集大量企業，則會降低工人在面對負面需求沖擊時的失業風險，因為工人可以用較低的成本轉向沖擊較小或不受沖擊影響的企業就業；與此同時，如果地區的勞動力很充裕，企業就不用擔心因個別勞動力的辭職而雇不到人來填補空崗。因此，基于以上降低風險的考慮，企業和工人愿意在同一地區集聚。

在上述關于專業化的勞動力市場共享對集聚經濟的作用機制中，勞動力主要是作為生產者在其中起作用。在新經濟地理學的經典模型中，勞動力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在模型中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方面，作為生產者，是產品供給重要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作為消費者，勞動力的總消費是各地區需求的唯一來源。集聚則是“本地市場效應”（home-market effect）與要素空間流動相互作用的結果，制造業勞動力在地區間的自由流動成為集聚形成的重要前提?？臻g經濟學理論同樣注重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空間結構演化機制的研究。勞動力流動在不同機制作用下將會存在兩個方面的效應。一方面，勞動力流動和集中與制造業本身的規模經濟、關聯效應等特征共同作用，會產生循環累積效應，推動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另一方面，勞動力流動和產業分布一旦形成了在某個地區的集中優勢，該地區的工資水平將會上升。此外，當生產要素在特定區位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土地和基礎設施等不可流動要素的價格也會快速上漲，導致資源緊缺、成本上升、環境污染等擁擠效應，原來的要素集聚模式不可持續。集聚區內的廠商在另一個地區建立新的企業就會有利可圖。新的地區又開始發展自身的自我強化優勢。這種聯動機制為產業轉移和產業擴散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

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空間結構的聯動機制如圖1所示。

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制造業各產業在東部地區集聚趨勢明顯。關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等東部大都市圈是否已經出現了過度集聚的狀況，目前雖然還存在爭議，但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各種產業的大規模集聚，這些地區已經出現了要素成本攀升、產業用地緊張、交通擁擠、能源短缺、環境質量下降等大城市“膨脹病”的跡象，其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在日趨下降，并且一些城市已經出現了過度開發的情況。根據各省國土資源廳的數據統計，深圳的城市開發強度高達47.0%，東莞、佛山和上海的城市開發強度依次為45.0%、32.4%和36.5%，均遠超30%的生態宜居警戒線，也遠高于國外大都市圈的開發強度。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城市所存在的產業過度集聚問題。因此，中國制造業的部分產業具有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動力，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回流與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擴散之間的循環累積效應就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地區間勞動力流動的空間均衡分析

鑒于上述分析的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空間結構的聯動機制以及循環累積效應，充分考慮到勞動力市場的空間維度，我們通過空間均衡分析框架探討勞動力市場的空間均衡問題，并著重分析政府對欠發達地區企業提供補貼所具有的勞動力轉移效應。關于地方勞動力市場一般均衡的研究中，Rosen和Roback的研究可謂是最具代表性的，Rosen-Roback框架也是學者們研究地方勞動力市場時最常用的一般均衡模型，Glaeser將其稱為空間均衡分析的主力。該模型之所以能夠如此普及是因為它簡單、易處理。特別是論證了一國內地方勞動力市場間的均衡這一非常直觀的概念。但是這一模型的假設過于嚴格，其結論所依賴的條件是地方勞動力供給的無限彈性以及住房供給的完全無彈性。在Rosen-Roback模型基礎上，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版本的空間均衡模型。Topel提出了一個考慮工資與就業動態性的空間均衡分析框架，Glaeser和Gottlieb提出了住房的建設要使用地方勞動力以及土地的空間均衡分析框架，Combes等將空間均衡框架與新經濟地理學文獻中的一些見解結合起來做分析。本文的模型是在Rosen-Roback框架基礎上，參考kline以及Moretti關于地方勞動力市場的空間均衡分析，分析中國勞動力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流動以及均衡問題。之所以選擇Kline和Moretti的研究作為本文模型構建的主要參考文獻。是因為這兩項研究的設計簡單、直觀，同時又較切合實際，他們關注的是在一個長期一般均衡環境下，工人和企業可以在地區間自由流動，價格會做出適當調整以保持空間均衡。與Rosen-Roback模型不同，他們的研究考慮了勞動者對地區的偏好是不同的，即偏好的異質性，認為勞動力以及住房的供給都是有限彈性的。并且考慮了集聚經濟因素并加以模型化。這些假設更為貼近現實，也更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

（一）基準模型

假定有兩個地區a和b，a代表發達地區。b代表欠發達地區。如同Rosen-Roback模型，假定只有一類勞動力，也即勞動力在技能上是同質的，并沒有將其區分為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每個地區生產單一的可貿易產品v。其價格在每個地區是相同的，設定為1。工人和企業在地區間是自由流動的，面臨著在地區a或地區b工作和生產的決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將勞動力供給決策抽象化，假定每個勞動力只提供1個單位的勞動，并需要1個單位的住房。則工人i在地區j（j∈{a，b}）的間接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U_ij=w_j+A_j-r_j+e_ij（1）

其中，w_j代表地區j的名義工資，A_j代表地區j宜居性的貨幣度量，r_j代表地區j的住房成本，e_ij代表工人i對地區j的特定偏好。在實際工資（名義工資一住房成本）以及宜居性一定的情況下，較大的e_ij意味著工人i特別依戀于地區j。例如，出生在地區j或其家人在地區i都可能使得地區j對一個工人來說更具有吸引力。工人i對地區a和b的相對偏好可以表示為：e_ia-e_ib～U[-s，s]（s≥0），參數s代表了工人對某一地區的特定偏好程度，進而影響著勞動力的流動性。如果s很大，就意味著工人對地區有較強的偏好，則工人依據實際工資或宜居性的差異進行流動的意愿不強；反之，如果s不大，則意味著工人對地區的偏好程度不大，工人更愿意依據實際工資或宜居性的差異做出流動決策；極端情況下，如果s=0，則意味著工人對地區無特定偏好，勞動力是完全流動的。

雖然式（1）的效用函數比較簡單，但是卻捕捉了可能影響工人流動性的四個最重要的因素，即工資、住房成本、宜居性和個人對地區的偏好。一個工人只有在U_ib-U_ia>0的情況下才會選擇在地區b工作，也即e_ia-e_ib<（w_b-r_b+A_b）^ζ-（w_a-r_a+A_a）。在均衡條件下，邊際工人對兩個地區是無差異的，這種均衡條件意味著地區勞動力供給曲線是向右上方傾斜的，斜率取決于s。因此，可以將地區b的勞動力供給函數表示為如下形式：

（2）

再來看地區勞動力需求情況。假定企業的產量與投入要素之間的關系滿足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且綜合生產力水平與其所在地區相關，則企業在地區j（j∈{a，b））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3）

其中，P_j是與地區相關聯的既定生產力水平，K_j表示資本的對數。假定資本在給定價格水平p上是無限供給的，企業是產品市場中的價格接受者，則勞動力工資水平取決于其邊際產品。通過對函數y_j中的勞動力求導并取對數，可以得出地區j的勞動力需求函數為：

（4）

住房成本是決定勞動力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我們還需要分析住房市場的需求和供給情況。因為假定每個勞動力需要1個單位的住房，這意味著地區住房需求可以通過勞動力需求變換得出，由式（2）可以推出地區b住房需求函數：

（5）

地區j（j∈{a，b}）的住房供給可以表示為地區i勞動力數量的函數：

（6）

參數ki代表了地區j的住房供給彈性，假定這一參數是由地區自身的土地資源以及土地政策法規決定的。在地區土地資源及政策法規約束下建造新的住房比較容易的地區，k_j較??；反之，k_j較大。在無約束的極端情況下，k_j=0，住房供給曲線是水平的：在約束極強無法建造新的住房的另一極端情況下，k_j無窮大，住房供給曲線是垂直的。為了簡化分析，這里隱含假定建造住房并沒有使用地區勞動力資源。

由此，地區a和b的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可以通過式（2）和式（4）獲得，住房市場均衡條件可以通過式（5）和式（6）獲得。并通過式（4）分別表示出兩個地區的工資與勞動力數量之間的對應關系，連同地區a和b的勞動力市場均衡與住房市場均衡四個均衡條件，由這6個等式組成的方程體系完整地描述了整個經濟的均衡，其中內生變量是勞動力數量L_a和L_b、工資w_a和w_b以及住房成本r_a和r_b。

（二）政府對欠發達地區企業提供補貼的勞動力轉移效應

在上述基準模型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政府對欠發達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的情形。政府通過對企業提供補貼的方式來降低企業落戶及生產的相關成本，進而對勞動力需求形成一種正向的沖擊，使得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右位移。因為模型所描述的是擁有固定數量勞動力的兩地區閉合經濟，所以對一個地區的沖擊必然也會對另一個地區產生影響。例如，對地區b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會影響到地區a勞動力的供給、工資以及住房成本。本文將在這樣一個一般均衡框架下試圖論證政府對欠發達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在促進勞動力從地區a向地區b轉移中的作用，以及決定這種作用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1.不存在集聚經濟的情形

將政府還沒有對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的時期記為時期1，提供補貼的時期記為時期2，相應的變量通過加下角標1和2來標注是時期1和時期2的變量。這里仍然假定各地區企業的生產力是與地區相關聯的既定生產力水平。為了簡化計算，假定時期1兩個地區的既定生產力水平和宜居性相同，且在兩個時期保持不變。政府在時期2通過對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使得地區b的勞動力需求函數變為：

（7）

其中，△>0，代表政府對地區b的補貼對地區b勞動力需求形成的是正向沖擊，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右上方垂直位移△單位。此沖擊會帶動兩個地區勞動力市場和住房市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產生新的均衡。將時期1和時期2地區b的均衡勞動力數量進行對比，可以得出：

（8）

L_b2-L_b1表示在時期2從地區a向地區b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從式（8）可以得出，政府對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會推動勞動力向地區b轉移，轉移數量的大小取決于勞動力的流動性s以及各地區的住房供給彈性k_a和k_b。勞動力的流動性越強（s越?。?、住房供給彈性越大（k_a和k_b越?。?，補貼政策對勞動力轉移的作用越大。這一結論比較好理解，勞動力流動性強就意味著勞動力對實際工資變化的反應比較大，更愿意依據實際工資的差異做出流動決策，因而政府補貼所引起的地區b勞動力需求增加及工資上升，會更好地促進勞動力從地區a向地區b的轉移；較大的住房供給彈性意味著建造新的住房比較容易。住房價格受需求影響較小，不會因為需求的增加或減少而導致價格的大幅度上升或下降，所以勞動力從地區a向地區b轉移不會引起地區a（地區b）住房價格的大幅度下降（上升），進而不會引起地區a（地區b）勞動力供給曲線較大幅度地向右（向左）位移。

2.存在集聚經濟溢出效應的情形

前述分析中假定兩個地區中企業的生產力是由與地區相關聯的生產力水平P_j決定的，P_j是外生既定的。這里我們要進一步討論集聚經濟存在的情形。集聚經濟的存在會使一個地區企業的生產力水平不再是外生既定的，而是由該地區經濟活動水平內生決定的。在本文的模型中，可以假定地區的生產力水平是地區勞動力數量的函數，也即P_j=f（L_j），f'（L_j）>0。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所做出的地區選擇會產生一定的外部性，會對其所選擇工作的地區的生產力水平產生一定的正外部性。具體地，集聚經濟的外部性可以通過如下函數形式表示：P_j=d_j+γL_j，參數γ（0<γ<1）代表了集聚經濟的影響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需求函數可由式（4）推導出，表示為：

（9）

在不存在集聚經濟溢出效應的情況下（γ=0），如式（4）所示，勞動力需求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但是在存在集聚經濟溢出效應的情況下（γ>0），勞動力需求曲線就存在兩種可能的情形：向右下方傾斜和向右上方傾斜。原因在于，這種情況下一個地區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會帶來兩種相反的效應：一方面，由于關于技術的標準假定，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會降低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另一方面，勞動力的增加會提高地區生產力水平，產生集聚溢出效應。如果集聚溢出效應足夠大（γ>1-α），則一個地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就會出現向右上方傾斜的情形。即使集聚效應不足以大到致使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右上方傾斜，較之γ=0的情況，需求曲線也會變得相對平緩，彈性變大。

在上述所分析的政府對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所產生的勞動力轉移效應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考慮集聚溢出效應情況下這種勞動力轉移效應的大小及其影響因素。同樣延續時期1兩個地區的既定生產力水平和宜居性相同的假定不變，在時期2政府通過對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對其勞動力需求形成正向沖擊，需求函數變為：

（10）

此沖擊同樣會帶動兩個地區勞動力市場和住房市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產生新的均衡。將時期1和時期2地區b的均衡勞動力數量進行對比，可以得出：

（11）

從式（11）可以得出，在存在集聚經濟溢出效應情況下，政府對欠發達地區b企業提供補貼對勞動力向地區b轉移的推動作用大于不存在集聚經濟溢出效應的情況，集聚經濟溢出效應擴大了政府補貼對地區b所形成的正向沖擊，這也是符合我們前述有關集聚經濟循環累積效應的理論分析預期的。勞動力轉移數量的大小除了取決于勞動力的流動性s以及各地區的住房供給彈性k_a和k_b外，還取決于集聚經濟的影響程度γ，γ越大，勞動力的轉移數量就越大，γ=0時，式（11）與式（8）等同。

四、進一步的討論與啟示

我們在地區間勞動力流動的空間均衡分析框架下，分析了政府對欠發達地區企業提供補貼所具有的勞動力轉移效應，進而通過勞動力轉移與產業轉移之間的循環累積效應來推動中國現階段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

可能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政策的推動是否是必要的，這種產業轉移是否可以靠市場的力量來自發實現？根據勞動力流動與產業空間結構的聯動機制，中國現階段的產業轉移原則上是可以通過自發演進的方式進行：考慮到無論是企業還是勞動力做出遷移和流動的決策都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產業中部分企業所做出的自主遷移決策會帶動部分勞動力的同向流動，進而再由勞動力流動推動更多的企業遷移。這種自發演進是由經濟主體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這主要取決于經濟主體的經濟理性。然而，現實的經濟生活是一個復雜系統，現實的經濟主體要清楚地權衡自己所面臨的所有利害得失，并選擇最佳的行動是很難的。因此，企業和勞動力通過自發演進的方式來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是需要經過漫長的過程。而政府政策的引導往往有助于加速這種對企業和勞動力有利的遷移和流動的發生，繞過不必要的成本。也有研究指出，各種工業集聚很可能是為了享受“政策租”而不是利用“集聚租”才有空間上集中的意愿，政府政策在制造業的集聚中的影響是顯著的。此外，中國產業轉移戰略是從長遠以及全局考慮的，不僅考慮到勞動密集型產業自身的發展，還考慮到東部地區產業升級以及東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等全局問題，因而企業遷移以及相應勞動力的同向流動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這些都意味著通過政府政策引導和推動的必要性。如果進一步考慮集聚經濟的循環累積效應，政府的政策推動所提供的動力支撐會進一步加快企業以及勞動力的自主遷移和流動，促使中西部地區從“低生產力、低工資”的低水平經濟活動向“高生產力、高工資”的高水平經濟活動均衡轉變。

本文關于政府補貼對勞動力轉移效應的模型分析中，無論是考慮了集聚經濟溢出效應還是不考慮集聚經濟溢出效應，勞動力的流動性都是影響勞動力轉移數量的決定性因素，勞動力的流動性越強，政府補貼政策對勞動力轉移的作用越大。模型中的勞動力流動性主要是由工人對某一地區的特定偏好程度決定的。在關于勞動力流動性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將戶籍制度視為阻礙中國勞動力流動的一大障礙。中國戶籍制度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限制非技能勞動力的流動，但對技能勞動力的流動幾乎沒有任何限制。非技能勞動力的流動，除了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以外，還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如陌生環境、不同的文化或習俗、不同的地方法規，甚至是本地居民的歧視等。但是，在中國現階段所推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地區部轉移的現實背景下，這些因素都不構成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因為有待轉移的勞動力群體主要是原來由中西部地區轉移到東部地區的勞動力群體，這種勞動力轉移屬于“勞動力回流”，所以這部分群體的流動性是比較強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政策推動的作用空間會很大。

至于政府對欠發達地區企業補貼的來源問題。本文認為這種補貼更多地還是要依靠中央政府。因為中西部地區經濟實力相對薄弱，財源嚴重不足。比較典型的是體現在稅收征收環節，為了彌補日益擴大的財政收支缺口，中西部地區在稅收征收環節大多采取“偏緊”的政策，相比之下，東部沿海地區由于財力雄厚，大多實行“放水養魚”的寬松政策。如果單純依靠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提供補貼來吸引企業及勞動力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很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一些地區雖承諾給予遷入企業各項優惠政策，但卻難以兌現，最終造成企業遷入后開工率不足。乃至虧損、破產，這也違背了產業由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的初衷。近日宣布破產的華東紡織大戶——寶利嘉集團的實例就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因此，在中國的現實背景下，政府有形之手要想在產業轉移過程中更好地發揮作用，中央的區域政策及相應的財力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責任編輯：韓淑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