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行為有效性研究

喬代富

摘要：以安徽省工業企業1998—2007年微觀面板數據為基礎，首先利用OLS和logit模型初步分析政府補貼與企業出口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再通過雙重差分模型方法克服內生性問題和不可觀測因素影響，考察政府補貼對安徽企業出口行為的凈效應，以期為這一政策的實施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

關鍵詞：政府補貼；出口決策；出口密集度；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1.025

1引言

近年來，企業出口的跨越式發展拉動了安徽經濟的強勁增長，出口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逐步提升。據安徽省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安徽省進出口貿易總額達393.3億美元，同比1998年31.2億美元增長12.6倍之多，出口占GDP比重也在較快提高。而出口的跨越式發展無疑與政府出臺的促進出口的一系列政策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作為出口促進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補貼，是政府對企業的轉移支付。

一直以來學術界對補貼對企業出口行為給予較多關注，主要原因表現在：其一，現有研究對政府補貼能否促進企業出口行為這一問題存在較大爭議，反對者認為即使補貼對促進企業出口有效，但是其正向作用也比較小，而其所產生的直接財政成本卻很大。補貼政策實際上并不能如理論上所期望的那樣發揮其對企業出口的促進作用，補貼分配過程中極有可能發生的政企合謀和官員尋租現象很可能使得這種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偏離原始初衷。因此對政府補貼影響企業出口貿易的實際作用效果進行仔細而審慎的評估就顯得尤為必要。其二，通常發展中國家的公共預算相對有限，國民經濟中需要滿足的各方面公共資金支持缺口很大，而補貼來源于國家財政的公共預算經費，因此如果這類政策沒有對企業出口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就將直接導致政府有限的財政資源被浪費。

事實上，企業是否接受補貼并非是一個隨機事件，是內生變量。本文擬用雙重差分模型方法來克服內生性問題和不可觀測因素（如企業文化特征等）的影響。

2測算方法：雙重差分模型

雙重差分模型是政策分析與評估中廣泛使用的計量分析工具，適用于估計某項政策給政策作用對象帶來怎樣的凈影響的一種計量分析方法。

雙重差分模型的基本思想：一項公共政策的實施（如政府補貼），使得社會中的部分群體受到了某種影響，而另外一部分群體則可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或者受到的影響很小，因此它的執行可以看成是對試驗對象施加的某種“處理”（treatment）。使得社會中個人、廠商、城市等的環境發生改變的外生事件被稱為自然試驗（natural experiment）或準實驗（quasi-experiment）。如果一項公共政策可被視為自然實驗，那么一組是政策作用對象即獲得政府補貼的企業——處理組，一組是非政策作用對象即未獲得政府補貼企業——控制組。

具體地，假定有兩個時期，構造一個二元時間虛擬變量Ti，Ti=0、Ti=1表示企業i補貼前后兩個時期，D代表企業是否接受補貼，lnexpit表示企業i在t時期的出口密集度（即企業出口交貨值的對數），lnexp1、lnexp0表示是否獲得補貼下的企業出口密集度。因此，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的影響可用（1）式表述：

因此，b3就是我們感興趣的雙重差分估計量，其度量了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的真實影響。若b3>0，就表明補貼前后兩個時期補貼企業的出口密集度的相對增加大于非補貼企業。同樣地，雙重差分模型也可以用來度量前后兩個時期補貼企業的出口決策變化。

3政府補貼與企業出口行為的相關分析

3.1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安徽省企業調查數據（見表1），這個調查數據是國家統計局對全部國有和規模（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工業法人企業的工業統計報表數據。

本文需要企業出口、補貼、影響出口和補貼的變量數據，根據以往相關文獻經驗研究，變量指標選取如下：exp表示企業是否出口，以企業“出口交貨值”定義，若企業“出口交貨值”大于0，則為出口企業，若“出口交貨值”為0或為缺失值，則為非出口企業。該變量從定性角度分析企業的出口行為，是衡量企業出口行為的績效指標之一。lnexp表示企業出口密集度，以企業出口交貨值與其工業銷售產值的比值度量，該變量從定量角度分析企業的出口行為，是衡量企業出口行為的另一績效指標。補貼：是否補貼虛擬變量記為sub，以企業“補貼收入”變量定義，大于0則為補貼企業，其他為非補貼企業。

其他影響出口和補貼的變量指標選?。海?）企業規模lnl；（2）全要素生產率lnlptfp；（3）是否外資for；（4）是否國有企業state；（5）人均工資lnw；（6）資本密集度lnk；（7）融資約束finance；（8）是否研發企業rd；（9）新產品開發強度new。

3.2OLS方法估計與相關分析

根據OLS估計的一般做法，初步衡量政府補貼與企業出口行為的大致影響方向及顯著性水平。首先評估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決策的影響，即獲得政府補貼的企業出口的概率是否會更高？表3在（1）、（2）列分別給出了政府補貼影響企業出口決策的OLS估計結果；然后進一步考察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的影響，使用企業出口交貨值與其工業銷售產值的比值作為被解釋變量企業出口密集度的衡量指標。參見（3）、（4）列回歸結果。為了糾正可能的異方差，使用了Huber-White-Sandwich方法估計標準誤。

在沒有控制時間和行業虛擬變量的情況下（見列（1）），補貼企業的出口概率比非補貼企業高出16.9%；在加入時間和行業虛擬變量后（見列（2）），這一數字上升至17.2%。利用OLS方法控制時間和行業因素后，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lnexp的影響進一步提高（見列4），lnexp對sub的回歸系數為0.056，說明補貼企業比非補貼企業出口密集度平均高出5.6%。

上述結果初步表明政府補貼確實促進了安徽企業出口，不論是出口決策還是出口密集度的提高都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3.3logit模型估計與相關分析

作為被解釋變量的企業出口決策是一個典型的二元虛擬變量，因此在分析政府補貼與企業出口決策之間的相關關系時，合適的分析方法為離散選擇模型中的logit模型。值得關注的是，由于logit模型估計的系數為“對數幾率比”（Log-odds Ratio），需要進一步將其轉化為幾率比，以更直觀的解釋回歸結果（見表4）。

一方面，如果不控制任何影響因素，僅考察補貼與否對出口決策的影響，由列1可知，幾率比為2.7（e0.99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接受補貼的企業出口的幾率是沒有接受補貼企業出口幾率的2.7倍；考慮時間和行業的影響后，這一幾率比上升為3.23（e1.171）（見列2），在引入企業規模、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密集度、融資約束等等變量后（見列（3）），補貼企業出口的幾率是非補貼企業的1.88（e0.631）倍；在此基礎上，并控制時間和行業差異后（見列4），這一幾率比下降至為1.695（e0.528）。

另一方面，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均表現穩定。在解釋變量sub中，隨著其他影響因素的逐步控制，兩類企業的出口幾率總體呈下降態勢，表明控制其他相關因素解釋補貼與否對出口決策的影響是相當必要的。另外，在控制變量中，規模越大及融資約束越小、外資及研發、工資水平及新產品開發強度越高的企業，參與出口的概率更大，與預期表現較為一致。但有些變量的符號值得注意，state符號顯著為負，表明國有企業低于非國有企業出口概率，這一結論與施炳展（2012）一致，其認為國有企業大多為資本密集型企業而且在國內市場有較大壟斷力量，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動力相對不足。資本密集度lnk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安徽省對外出口產品結構中仍占主導地位，對外貿易中的比較優勢仍是勞動密集型產品。

綜上可見，無論是從定性還是從定量的角度來看，在考察期內，就安徽工業企業而言，政府補貼與企業出口行為之間都存在著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種正相關關系表現得非常穩健，而且這種正相關關系與回歸分析中是否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無關。盡管如此，由政府補貼與企業出口行為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系并不能推導出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還需要采取更加精確的雙重差分模型做進一步的定量研究。

4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考察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決策的雙重差分估計。表5報告了以1998年數據為基期（Base Line），其他各年分別為實驗期（Follow Up）的雙重差分估計結果b3。b3代表的是不同年份政府補貼對出口決策的影響，結合圖1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決策的雙重差分結果動態變化，可以看出，在我國加入WTO的2001年之前，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決策的貢獻呈逐步深化的態勢，對企業出口決策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不過2001年以后，除2004年出現較高的雙重差分估計結果外，政府補貼的出口效應基本呈逐漸弱化的態勢，一定程度上說明隨著企業的發展，市場競爭逐漸深入，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決策的影響雖然仍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關鍵還是要取決于企業自身的實力，政府補貼的作用逐漸弱化。至2007年，雙重差分估計量b3僅為0.065，說明處理組企業比控制組企業做出出口決策的概率高出6.5%，也就是說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決策還是有一定積極影響的。

其次，考察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的雙重差分估計變化。結論顯示，樣本期內出口密集度變化的雙重差分估計結果在入世前不顯著，入世后顯著為正，意味著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的確存在著一定的促進作用，不過這種促進作用在入世后才體現出來，原因可能是政府補貼規模較小，從而無法克服入世前參與對外貿易過程中的所需要的較高貿易成本，這就說明在貿易成本給定的條件下，政府補貼對出口密集度的提升作用存在門檻效應，這一結論得到了施炳展（2012）的佐證。另外，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的提升作用基本與其對企業出口決策的貢獻的動態趨勢表現基本一致，僅在貢獻幅度上低于后者。同樣在2004年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密集度的提升作用最高，平均高于非政府補貼的9.6%，隨后于2006年和2007年這一顯著性水平及比值均有所下降，說明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補貼的作用在于拓展國際市場，待企業一旦進入國際市場后，決定企業出口密集度的將不再是政府補貼而是市場作用，如企業自身的競爭力等，政府補貼的貢獻逐漸減弱。

5結論及建議

安徽省工業企業多是規模小，國際化經營時間短、在企業管理、研發、生產和營銷等環節離國際化經營所需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又由于經濟后發追趕戰略的需要，不得不在自身優勢尚未鞏固之前就參與對外貿易，由此導致其在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中面臨各種貿易壁壘，包括進入市場的沉淀固定成本和進入之后的滲透變動成本無法及時克服融資約束和政策限制等難題。在此種情況下，如果政府出口促進政策運用得當，安徽工業企業能夠結合自身實際利用這種外部支持，則這種出口政策將能有效幫助此類企業解決其國際化進程中所面臨的“能力短板”問題，即可以對此類企業的國際化成長確實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從而擴大企業的出口規模（蘇振東等，2012）。

統計事實分析表明，在短期內，政府補貼確實可以有效提升安徽工業企業出口的可能性，擴大企業的出口密集度，幫助企業做大做強從而走出去。但是從長期看，政府補貼提升安徽工業企業出口決策及出口密集度的功能在不斷弱化，特別是對出口密集度的貢獻的顯著性水平不夠穩定，這就說明政府補貼提升企業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不是在任何時間、任何企業都可以通過政府補貼來提升其出口密集度。安徽工業企業在獲得政府補貼后走向國際市場，在國際市場的銷售量及是否可持續增長則主要取決于企業自身的實力。因此從政策層面看，政府補貼應更著重培養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構建出口可持續增長的微觀基礎才是長久之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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