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書鴻，一見敦煌“誤”終身

李輝

時隔十年，我又一次到了敦煌。走出機場，租了一輛車自駕，車號為甘A7D366。巧合的是，敦煌莫高窟的橫空出世，就在公元366年。曾有朋友說我是“數字控”。在我看來，數字與歷史相關，與諸多巧合相關。每次到敦煌，就想起常書鴻先生，而常書鴻先生的命運起伏，就與6有諸多巧合。

常書鴻是滿族人，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這是他人生中第一個“6”。

認識常書鴻是我在《北京晚報》工作期間。當時我負責采訪文化活動，不時在一些場合見到他，后來編輯“居京瑣記”欄目，就寫信請他賜稿。

很快，常書鴻寄來3頁稿紙的《北京的變遷》。手稿他改了又改，極為認真。收到稿件，我打去電話，他要我在手稿最后補上一句：“我幸福地看到，祖國已經踏上了振興的道路?！比绱似恋氖指?，被我難看的字加了一句，真是糟蹋了。排出校樣，寄去請他校訂，他又做了少許調整和潤色，標題改為《耄耋之年話北京》。

常書鴻晚年離開敦煌后才在北京居住。他在文中提及自己與敦煌融入血肉的關聯：

時間在消逝，年齡也隨著歷史在演變。三十年代，我在法國學習時，發現偉大的敦煌民族藝術寶庫，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分別受到資產階級所謂“學者”們的劫奪和破壞。作為炎黃不肖子孫，懷著敗子回頭振興中華的意愿，我到敦煌從事保護研究，匆匆四十年，已到了耄耋之年，承蒙黨和國家的關照，我來到了北京，養尊處優地居住在日新月異變化中的首都鬧市中。

上世紀80年代，常書鴻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小組發言必說敦煌。于是有了一個順口溜：“說完巴黎說敦煌，黃河長江長又長?！蓖唤M的黃苗子先生曾回憶：“我們政協文藝界這個小組的委員，都很尊敬常老，大家開小組會時都有一個準備：如果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有常老發言，大家就只有聽的份兒了——常老的發言，自始至終就是敦煌?！?/p>

怎么能不談敦煌？那是常書鴻人生最艱辛也最輝煌的地方。他在敦煌清理洞窟，修復、發掘文物，還積極通過臨摹、出版畫冊、撰寫論文等方式，向外界介紹敦煌藝術。在他的努力下，敦煌藝術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難以想象，如果沒有這樣一位執著、堅韌、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現在的敦煌會是什么樣。趙樸初先生稱常書鴻是“敦煌守護神”。5個大字，他當之無愧。

常書鴻與敦煌的緣分始于1935年他在塞納河畔的一次散步。1931年出生的女兒常沙娜，后來這樣描述父親與敦煌的偶遇：

巴黎塞納河邊經常有書攤子，他在書攤上發現的，上頭寫著《敦煌石窟圖錄》，伯希和（法國探險家）的，印刷了這么一本，他一翻，講的都是在中國，在甘肅西北，發現了這樣的藏經洞，藏經洞里都是卷畫，那里還有石窟，我父親很驚訝，他說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國有這樣的寶藏。

這本《敦煌石窟圖錄》讓常書鴻的心飛到了那片荒漠。他說自己曾是個推崇西洋文化、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而敦煌藝術卻早于歐洲近千年，真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跡！他決定離開巴黎，擁抱敦煌。這就是常書鴻，主意一旦拿定，就沒有任何人可以改變他。當時，他的妻子陳芝秀尚未完成在法國的學業，他留下妻子和女兒，于1936年獨自踏上歸國之路。這是常書鴻人生中又一個“6”，為了敦煌！

當時中國正處于戰爭漩渦中，哪里談得上保護敦煌？直到1942年9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擔任籌委會副主任。再過半年，1943年3月，他終于歷經千辛，來到了魂縈夢牽的敦煌。那時的莫高窟破敗不堪，農民在洞窟里生火做飯，在洞窟前的綠洲中放牧。為繪畫藝術而來的常書鴻，用原本拿畫筆的手揮起了鐵鍬，帶領大家清理積沙，修筑防沙墻。同時，他還著手繪制莫高窟全景地圖，為敦煌學研究積累了最基礎的資料。

再到敦煌莫高窟，我又一次走進常書鴻生活過的院落，迎面是兩棵大樹。常沙娜說，這兩棵樹是父親親手種的。自1943年抵達莫高窟，常書鴻一家一直住在這里。遙想當年，敦煌的生活條件之艱苦難以想象，結婚長達20年的妻子都離開了他。1945年，敦煌研究所新調來一位總務主任，與陳芝秀恰好是老鄉，對她非常殷勤，而陳芝秀正無法忍受敦煌的艱苦，選擇與之“私奔”出走。

常書鴻極度憤怒，撕碎了所有陳芝秀的照片。14歲的女兒常沙娜成為他最大的安慰和依靠。父親繪畫時，她在一旁掌燈，用心呵護父親，陪伴他走出精神低谷。

與此同時，敦煌也陷入困境。1945年7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銷敦煌研究所，莫高窟交由敦煌縣政府管理。常書鴻得知后，四處致信，尋求支援。在每封信的結尾，他總是不忘加上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我所同仁，誓死不離敦煌！誓死不離莫高窟！”

但一個月后，日本投降，常書鴻不少同事開始思鄉還家。董希文夫婦先行離開，隨后是李浴、周紹森、烏密風夫婦，他們都是最早陪常書鴻來敦煌的人。潘絜茲雖然來敦煌的時間并不長，但在常書鴻眼里，卻是與董希文、李浴一樣不可多得的敦煌人才，連他也提出要離開。常書鴻痛定思痛，不愿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再度上演，只能忍痛割愛，目送一個個學生、助手，踏上歸途。

為敦煌再招收一批新人，成為常書鴻的當務之急。1946年，他在重慶活動了幾個月，終于與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見面，得到其支持?！岸鼗退囆g工作人員招聘處”的招牌，立在了常書鴻下榻的旅館里，他一一面試每一位報名者。

1946年5月29日，常書鴻人生中至為關鍵的第三個“6”出現了——這一天，生于1924年，比常書鴻小20歲的姑娘李乘仙前來面試。此時常書鴻并不知道，李乘仙將會成為他的妻子。當天，常書鴻在日記中寫道：“5月29日晨，李乘仙來，請求去敦，并列其作品呈檢，尚合格，準其隨去敦煌?！?/p>

招聘頗為順利。離開重慶，常書鴻坐上一輛十輪大卡車，滿載小型發電機、照相機、膠卷、畫紙、畫筆、顏料等物資，返回敦煌。途經成都，他遇到在北平國立藝專學校教過的學生霍熙亮、范文藻，以及在藝專共事的教師沈福文夫婦，幾人一同奔赴敦煌。正是這位沈福文，于1947年致信常書鴻：

常先生，你不是說不日要到蘭州辦事嗎？趕快來吧！依我看，趁便，你就把李小姐李乘仙的好事辦了算了，我們觀察她的行止也近一年了，她真是如您期望的那樣，是一位敦煌癡人，我們把您的事都跟她說了，她同意，她從心底尊敬您……

1947年，常書鴻與李乘仙在敦煌結婚。

李乘仙是真正理解常書鴻的人，她陪伴常書鴻在敦煌度過整整36年的艱難歲月。1994年常書鴻去世，李乘仙撰文懷念：

1982年，先生和我遷居北京。他人在京城，心在敦煌，家中掛了好幾個鈴鐺，微風一吹，叮叮當當，他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敦煌，九層樓的鐵馬叮當，時時呼喚著他。

對他來講，敦煌就是生命，就是一切。他是在對敦煌和敦煌藝術的深切懷戀中，離開我們，離開人世的。

常書鴻的骨灰運回了敦煌，墓碑面對著莫高窟的標志性建筑九層樓。一年一度，常沙娜總是回到敦煌為父親掃墓。吉林衛視的《回家》欄目曾經跟拍了一次。常沙娜細心地用抹布擦去父親墓碑上的灰塵，默默向父親獻上花束，深情地說：“爸爸，我今天又從北京帶了新的花給您種上。您一年到頭在這里，讓這些花陪著您吧?！?/p>

常書鴻曾說：“我不信佛，但是如果有來世，我還作常書鴻，我還要繼續我的事業，那就是保護研究敦煌的藝術?！?/p>

常書鴻，此生只為敦煌。

敦煌有幸，常書鴻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