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圖里與描述翻譯學研究述評

程可

摘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譯學理論研究的重點主要還是關注文本的翻譯實證、翻譯過程描寫以及文學翻譯本身，七十年代翻譯研究學派的興起和翻譯理論”文化轉向”則給西方翻譯學界帶來了全新的面貌。作為翻譯研究學派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吉迪恩·圖里在對希伯萊--英語翻譯文學進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詹姆斯.霍姆斯的翻譯理論觀和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譯學理論觀和方法論，在西方譯學界影響深遠。

關鍵詞：描述翻譯學研究；多元系統；翻譯研究學派

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是上世紀七、八年代西方譯學界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沿襲“翻譯研究學派”先驅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理論思路，兼以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為研究出發點，系統闡述了霍姆斯關于描述翻譯的理論觀，并有創見的成體系的提出了翻譯描述研究的理論觀和方法論。 圖里的譯學著作較多，其中較著名的有《描述翻譯學及其他》、《翻譯規范與希伯來語文學翻譯研究（1930-1945）》以及《翻譯理論探索》等。

一、吉迪恩·圖里的翻譯理論

圖里的研究工作可分為階段：第一階段自1972年至1977年，主要與佐哈爾（Itamar Even Zohar）合作，采用多元系統理論框架對1930-1945年間影響外國小說移入希伯萊語的諸多文化因素進行系統全面的社會學研究，其代表作是《翻譯規范與希伯萊文學翻譯研究》；第二個階段自1975年至1980年，其理論范式仍然是多元系統理論，但已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和相應的理論假說，主要根據自己從調查中所采集到的資料數據致力于建立一種全新的翻譯理論――描述翻譯學研究。從1980年到1995年大約十五年的時間是圖里對該理論的修正期。他的著作《描述翻譯學及其他》就是實踐和發展霍姆斯描述翻譯學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翻譯學涉及面最廣大，系統性最強的專著”（蔣曉華，1998）。

（一）關于描述翻譯學研究的觀點

圖里不僅在理論上分析了描寫研究對翻譯研究學科的重要意義，而且在實踐的基礎上對以經驗方法進行的描寫研究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他指出：“經驗學科的產生是為了對世界的某些現實進行系統的限定的描述。因此，任何經驗學科如果沒有描寫分支的存在，就不能稱之為完整的相對獨立的學科”（Toury，2001：1）。他認為，描寫研究方法是形成理論的最好方法，其中包括檢驗、否定、修正并完善理論的過程。描寫分支和理論分支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在這種相互作用中產生的研究成果更完善、更具有意義，有助于深刻理解研究內容，并使學科應用成為可能。翻譯研究這門學科的主要內容是現實中的現實，而不是預先假設和理論模式中得出的推斷（Toury，2001：1）。描寫研究在實際研究中積累豐富的事實根據，不僅對翻譯行為做出詳盡的描述和解釋，從而有充足的根據做出合理的預測，而且為學科的理論建設奠定了基礎。

（二）關于以譯入語為導向的研究方法

在針對多元系統論的理論探討中，圖里認為以源語為取向， 關注源語研究的理論模式有失偏頗。他認為翻譯作品會受不同的社會文學情景制約，譯作應視為目的語文化所認同的思想表達，是容納他目的語文化的文字產品，“翻譯是受社會文化規范制約的活動譯作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反映了目的語文化的構成（Gentzler，1993：129）。他認為，不管所根據的理由是什么，只要目的語文化的受眾（讀者）內容認可其為翻譯，那譯作就是成功的翻譯?？傊褪翘囟康恼Z文化如何去看待從其他語言譯本轉譯過來的翻譯作品的問題（Toury，1980：22―39）。圖里因此提出翻譯應關注譯語為導向的觀點，形成注重翻譯的譯語文化、譯語文化特征與翻譯的關系的研究方法。

（三）關于翻譯規范的問題

圖里認為，“描寫研究中的所有發現，能夠形成一系列連貫的法則，闡明翻譯所涉及的一切變量的內在聯系?！?形成這些法則是翻譯研究學科理論方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在具體情況下預測翻譯行為和結果，因此，首先要建立翻譯行為的規范以及在最大程度上控制功能、過程和譯品的參數（Toury，2001：16） ?；诖擞^點，圖里提出了翻譯研究的 “三規范”及其方法論觀點：初始規范（initial norm）、預備規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規范（operational norms）。圖里認為，初始規范指譯者首先須在源語文本規范與譯語文化規范之間做出選擇：譯者要么受制于前者，要么服從于后者，使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得到認可（2001：56）。初始規范反映出譯者是盡量忠實地保留源語文本中的各種參數，還是尋求最大限度地使譯語文本適應目的語中盛行的語言和文學規范，即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間做出選擇的問題（譚載喜譯，2005：108）。按照圖里的解釋，預備規范被界定為在兩個不同但明顯相關方面發生作用的規范。第一個論點是關于翻譯政策的考慮，以及影響或決定作品選擇的因素。如什么作者、哪些文學類型、源語文獻等等；第二是關于翻譯直接性的考慮，也即是否接受從另外一種語言而不是源語來進行翻譯。操作規范指用來“指導翻譯過程中做出實際抉擇”的翻譯規范（Toury，1980：54），一般指譯者在翻譯活動中使用的翻譯技巧的策略。它影響篇章中語言材料的分布方式、篇章結構和文字表述，具體說，譯文中所謂省略、增添、位移和篇章切分等都受操作規范制約。

二、描述翻譯學研究的價值

（一）描述翻譯研究拓寬了翻譯研究的領域

翻譯描述使翻譯從注于語言轉換過程和翻譯本身開始轉向翻譯之外，并開始和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研究等諸多相關學科聯系起來，從而使人們對翻譯有了全新的并且更加深入的認識。原著不再被看作翻譯過程中唯一的中心，譯者、社會文化、翻譯目的、讀者需求和政治環境等諸多因素都對翻譯產生影響， 甚至在特定的條件下會取代原著的中心地位而成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因素。而描述性翻譯學研究無疑為我們進一步認識翻譯、根據具體的情況靈活地看待翻譯和進行翻譯提供了理論支撐。

（二）以譯語取向的研究方法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領域

傳統譯學理論以源語為關注點，以譯語文化因素為衡量標準，強調譯文與原文之間的社會文化觀點的轉化和同化問題。圖里認為翻譯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原文，因為文化規范不同造成遷移而偏離原文結構；翻譯也不可能完全被譯語文化接受，因為它帶有與譯語文化系統不同的信息和形式，譯作總是受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制約，依從于某一時期主導譯者抉擇的力量。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很難界定什么是“正確”的翻譯，這種從譯入語文化的角度有助于我們客觀的評價過去的譯作，正確的看待“經典”作品的重譯現象及不同翻譯手法的運用，樂觀展望新的翻譯標準問題。

三、描述翻譯學研究的不足之處

翻譯學界也有觀點認為描述譯學研究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 圖里把翻譯定義為任何移入視為翻譯的語篇，無論是什么根據。尤其是偽譯現象的引入，顯然將翻譯的概念空前擴大化。雖然圖里舉出了一些偽譯的例子，蘇珊·巴斯耐特也進一步的討論了這種情況，但這種現象并不普遍，而偽翻譯的研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圖瑞提出任何譯文的產生都涉及譯語文化系統內的文學傾向。其論點是對“語言等值”有保留的批判，否定了“源語”信息必須固定不變的觀念，同時摒棄了翻譯中的對應觀念、也即“語言等值”的可能性。值得提出的是，在特定的領域和年代，有些規范常常是權力斗爭和等級制度等造成的。圖瑞的論說忽視了社會因素中的權力關系和等級關系，從而忽略了語言文化之間權力和等級關系的失衡。

四、結語

吉迪恩·圖里的描述翻譯學理論的最終目標是解釋翻譯過程和翻譯現象。盡管該理論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但描述翻譯學所提倡的經驗方法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和分析途徑，很值得我們重視。翻譯從其根本上將是將一種語言轉化成另一種語言的實踐活動。這個活動是個心理和社會的過程，因此，翻譯活動必然呈現出多樣性和民族性（譚載喜， 2000：122）。中國的譯學研究也需要轉向對描寫的關注，通過對翻譯進行一種比較全面、客觀的描寫，從而避免傳統譯學研究中的片面化和對翻譯主體的忽視。

參考文獻：

[1]蔣驍華.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新發展[J].外國語言文學，2003（2）：41.

[2]Toury，G.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Jerusalem：Academic Press，1980.

[3]Toury，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5.

[4]Gentzler，E.Modern Translation Theor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5]Mark Shuttleworth &Moira Cowie. 翻譯研究詞典[K].譚載喜譯.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5.

[6]譚載喜.翻譯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