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面對棘手的歷史

德國公開承認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罪行，這成為面對棘手歷史的引領者。當然，德國在罪行中的特定角色也至關重要，國家公開展示令其蒙羞的歷史是少見且新近的現象。即使在德國，應對棘手歷史也不是戰后立刻出現的，通常需要如受害者團體等壓力團體花費數年從事運動，而且應對歷史的是不直接參戰的一代人。

戰爭一結束，盟軍偶爾在集中營舉辦展覽講述這里發生過的可怕罪行。這是使德國民眾能夠正視暴行的部分努力。雖然可以說這為今后發展成自我對質奠定了基礎，但羞辱他人與羞辱自己相去甚遠。然而這些嘗試的確形成了一個觀點，即正視棘手的歷史這種做法是具有教育意義，且具有疫苗的效果以免今后再發生類似暴行。

德國是一個特例，但這有助于建立一個日益流行的、處理歷史與集體認同關系的新典范?；仡欏e誤的歷史，不僅被精神分析視為對個體和集體認同有積極效果的“健康”做法，也被視為道德上正直的標志。但是，此類做法的動力并不單一，同時也受到相關的對自我揭露，尤其是政治領域自我揭露的價值理解。

即使德國已經廣泛地面對棘手歷史，可做的還有很多。該現象不僅在德國盛行，在其他地區也變得越來越多，作為兩大移民國家，美國與澳大利亞面對這段棘手的歷史，在博物館中又作出了哪些回應呢。

美國的例證

1993年開放的美國兩個專門展出納粹大屠殺的最負盛名的博物館，華盛頓大屠殺紀念館和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及其寬容博物館，為德國納粹政權的種族滅絕和戰爭罪行提供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視角。

它們以美國學者的視角來審視納粹德國和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這些博物館的展覽和展品主要為美國觀眾設計，但它們所傳達的信息卻是全球性的：“懷念那些在大屠殺中逝去的生命。愿他們的回憶成為祝?！途尽?，“世界必須知道”。

這兩家博物館都試圖使用當代方法，把德國歷史的重要時期轉換為美國人的想象與記憶。這種把納粹大屠殺的歷史現實放在美國語境下進行理解的美國式方法，從四大主題及類別出發對大屠殺的暴行進行了調查研究：集中營里的日常生活、迫害、放逐和處決。這些主題大體描述出最終導致種族滅絕的政治事件。

其中展覽中的互動概念是為缺少德國歷史和國家社會主義背景的觀眾所設計的。根據邁克爾·貝倫鮑姆（MichaelBerenbaum）的說法，其目的是為了教育參觀者，而不是向參觀者灌輸思想：大屠殺的歷史對情感上造成的沖擊會促使思想開放的觀眾進行反思，如果他們發現自己也處在一個華沙猶太人聚居區或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的位置上，或者正好相反，處在一個被命令殺死無辜的婦女和兒童的德國士兵的位置上，那么他們會怎么做呢？如果他們處在一個旁觀目擊者的角色，又該如何表現呢。

由此，博物館有助于培養個人對集體暴行的觀點，并鼓勵觀眾產生個人的和政治的責任感。博物館各個部門被安排策劃獨立展覽。例如，它們既展示大屠殺之前猶太人在斯泰特爾（ Stetl，猶太人居住區）的日常生活，也展示他們在猶太社區和集中營里的共同經歷。納粹在希特勒最終解決方案下所犯下的重大罪行，從各種形式的迫害到滅絕，都通過大玻璃展柜里的集中營人員清單，以及占滿“臉譜塔”展區的照片集呈現。

為了說明這一思路的運作模式，不妨對寬容博物館的某些部門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其中一個中心參照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魏瑪共和國（WeimarRepublic Germany）的設計風格，仿造了一座柏林的虛擬咖啡屋。這是一間賓客滿堂的咖啡屋，里面坐滿不同社會和職業背景的虛構人物：科學家、藝術家、歷史學家。這些人物正在就希特勒的權力晉升交談，而同期音頻則給人物帶來了生命。展覽還設計了一個講解員角色，他描述咖啡館?？蛡兊纳矸?，并預測他們的行為。講解員說，這些客人中總有人有一天會在納粹政權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其他人則成為暴行的受害者。

另一個側廳里立著一座波蘭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復制品。仿造的毒氣室賦予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原址現實意義，屏幕則給觀眾提供旁證，讓他們了解納粹政權下的種族滅絕機制及其歷史背景。此外，它們可視將其視為對虛擬重建歷史場景的嘗試，讓觀眾假想生活在這樣的場景中，正經歷著納粹的暴政。從展覽的設置上來講，讓觀眾感受到了這一導致種族滅絕的政治事件的過程。

澳洲的例證

澳大利亞的悉尼猶太博物館（Sydney JewishMuseum）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轉型”方法。澳大利亞的猶太人歷史始于1788年至1852年，那時有近1000名猶太人移民到那里。這些定居者中有大部分人是技術工人，例如裁縫、鐘表匠、修鞋匠、制造人，甚至還有賣橘子的小販。

他們帶來了古老傳統，也帶來了貧困和強制放逐的漫長歷史。這有助于他們適應新的土地和環境。因此，博物館的第一個側廳就把19世紀中葉悉尼猶太人的生活作為展覽重點，在這一時期，大多數猶太人都過著富足自由的生活，他們操縱著喬治大街的商業場所，還占據了那里的住房。喬治大街成為宗教生活以及商業生活的中心（SydneyJewish Museum 1992）。

其他展廳主要展出的則是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1933年至1945年的這一段時間。這是猶太人生活的一個全新歷史時期，也是1933年希特勒執政后，受害的德國猶太人日益增多而引發難民危機的時期。

澳大利亞對移民和難民有著嚴格的配額制度。然而，隨著猶太人在德國的情況日漸惡化，對入境許可的需求就出現增長，尋找庇護所成為難題。世界各國都收緊了移民法案和入境程序。1938年7月，埃維昂會議（Evian Conference）召集了30多個國家討論應對德國和奧地利的難民危機問題，但卻未能找到解決方案；緊接其后就出現了暴力行為，其中包括1938年 11月襲擊德國猶太人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大屠殺行動。

悉尼猶太博物館記錄了導致“最后解決方案”的歷史事件，并把這一主題展示在名為“放逐到集中營”的展廳里，在那里，展覽生動呈現了納粹死亡集中營用運牲口的敞篷拖車把猶太人送到滅絕營，甚至集中營里的大屠殺場面。

在“反思和回憶”（Reflection and Remembrance）環節，有緬懷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1878–1942）和拉烏爾·瓦倫貝格（Raoul Wallenberg，1912–1947）的致辭?？圃耸侵牟ㄌm醫生和教育家，他陪伴著孤兒院里的孩子們走上前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放逐之路，盡管這對他來說意味著暴力與死亡。

最后是為紀念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而設立的“勇氣畫廊”（Gallery of Courage）。側廳記錄的是“國際義人的故事”。與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里紀念碑上的致辭、紀念“國際義人”的“花園”相似，（Hofer Englmaier 2015），它們都是為了向勇于關愛的個人表達敬意。

面對一段段棘手的歷史，任何對于歷史的否認，或是直面該歷史時的猶疑，都是一種無作為的顯現，更是一種道德的缺失。而在此過程中，觀念轉變是面對“棘手遺產”的根本方法。在應對這種負面歷史的觀念轉變中，可能會對國家層面上的自我身份認同帶來影響。但是，自我反思和一種集體精神分析獲得了道德公信力，成為直面歷史、不忘卻歷史、為更好的未來發展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