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詮釋學：跨多學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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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話語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包括了交流的不同層面，從人際到國際，甚至不同文明間的對話。當代世界的不同文明之間迫切需要建設性的對話和話語。為探尋那些可以引向積極和建設性話語的哲學與文化假設，探索促進富有建設性和積極性的話語原則，將當代哲學、與話語相關的思想及其實踐應用結合起來分析，并對某些不同學科領域里的理論假設及其實際影響做了一個簡要回顧。分析認為，后結構主義的傳播方式傾向于將語言看成是非此即彼，由支配關系構成的話語，或是有著幾乎無限的模糊性，可提供機會通過顛覆意義來抵抗被支配；諸如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所提出的詮釋學方法提供了達成相互理解、建立共識以及團結的途徑。

關鍵詞：

話語分析；詮釋學；學術話語；多學科話語；建設性話語

中圖分類號：B51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6248（2017）03008511

[GK-2！-2]

Hermeneutics of discourse：a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of

elements for 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

Allen Amrollah Hemmat

（Department of West Asia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in its broadest meaning encompasses various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from interpersonal to international and even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This paper is a search for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assumptions that can lead to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discourse. 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have tended to see language either in terms of discourse， constituted by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or in terms of a virtually unlimited ambiguity that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resist domination mainly through subversion of meaning. Hermeneutic approaches such as those offered by Gadamer and Habermas， on the other hand， offer paths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consensusbuilding， and solidarity. A review of certain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cross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i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s expecte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for engagement in discourses that are at once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Key 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academic discourse； multidisciplinary discourse； constructive discourse[GK-2！-2]

當代世界迫切需求建設性對話和話語，然而從許多方面看，這恰是頗有困難的地方。本文將當代哲學、與話語相關的思想及其實用方面相聯系，致力于探索那些促進和諧與團結的富有建設性和積極性的話語原則。

相互連通的通訊、互聯網和日益廉價的交通支付方式，一道實現了人口大規模流散和遷移，這使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積極互動變得至關重要甚至緊迫。然而，兩次世界大戰、殖民主義、長期區域沖突等負面經歷，加上某些割裂的傳統態度、信仰、假設以及世界觀，使得建設性交流和相互理解尤為困難。其結果是，盡管不同文化間的交往與互動已遠超過去的時代，可是在達成一致、和諧和相互理解方面仍然面臨巨大的障礙。我們不僅能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間觀察到溝通的鴻溝和障礙，甚至在家庭內部的父母和子女間也能看到代溝和隔閡。

學術界、思想領袖、普通知識分子、專家智囊團以及政府顧問可以在縮小溝通鴻溝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同時他們被寄予希望這樣做。然而，目前世界充滿沖突和共識建構頻繁失敗等現實，全球范圍內的研究者和專家在這一問題上并沒有顯著有效的辦法。事實上，這類專家視角有時還給政府和社會提供了負面甚至是破壞性的建議，引發進一步的破壞以及不必要的沖突，并為其行為進行辯護，后文我們將會談到。這種相對缺失的成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一個突出的因素是潛在的哲學觀念和理論假設，這些概念性的困擾使得知識共同體難以進行積極有效的干預。

值得關注的是，本文談到由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以及相關學科所引領的西方視角，似乎對知識分子提出挑戰，阻止他們在解決普遍沖突時發揮決定性或有效作用。毋庸說，還有相當多的思想成果和實用性上的優點，與這些后現代觀念和哲學相關?，F代觀念和哲學在批判檢驗某些理論假設以及以這些假設為基礎建立的制度和文化實踐中發揮了強大而積極的作用，即公開和揭露那些微妙而普遍存在的情況，比如權力濫用、霸權、邊緣化

社會中的某些群體以及支配等等。文化研究尋求正義與平等，其干預主義的議程旨在推動文化轉型和消除壓迫性的實踐活動。但是，正如我們將要談到的，盡管有如此積極和關鍵的貢獻，有時某些當代視角似乎會導致概念上的混亂，從而造成優柔寡斷或激進的抵抗立場，這種立場致使提供務實、積極、和諧的解決途徑幾無可能。

本文對當代哲學及觀念里那些妨礙有效與和諧的話語元素做了一個回顧，同時提出與之完全相反的觀點，反對那些哲學觀的視角。本文將簡要回顧后現代批判話語分析和方法——二者本質上都是對抗性的，對和解性話語有益的觀念，可促成跨學科理論層面的交流，還有多元主義、整合、和諧在各個實際層面的協調與統一，還包括最近從與積極話語分析相關的文獻里觀察到的概念。

對于這個跨學科研究，本文選擇了某些研究領域，如哲學、物理學、國際關系、藝術或歷史，對于每個學科，本文將回顧關于話語的兩個極端和相反的觀點，并提供第三種觀點調和前面的二元觀點，是一種把兩種極端觀點都納入了考慮的替代方案，可以考慮將其視為建設性話語的一個元素或原則。隨著對理論視角的回顧，本文闡述了這些互相對立的觀點以及第三種選擇所具有的文化含義。

一、后現代話語

對某些后現代和后結構主義哲學假設及其文化含義的簡單回顧會有助于我們理解關于話語的流行觀點和話語分析的最新發展。后現代哲學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的主體性關注。在這樣的主觀思維中，人們找不到一個唯一和獨特的“真理”，但有多重真理。真理是歷史性的，它依賴于語言和文化。在話語的極端分析中，每個獨立個體擁有他或她自己的真理，基于這個人的特定語言、文化和生活經驗，這種真理獨一無二。因此，沒有一種普遍真理存在的可能性，從而不應當有價值判斷——所謂的“怎么都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態度，即對和錯完全是相對而言的這一觀點。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話去尋求共同的觀點是沒有意義的。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沒有希望、甚至沒有需要將什么是對或什么是錯達成一致，而且也沒有必要融合不同的觀點。

因此，在后現代時期，啟蒙時期對尋找真理的重視已被這樣的一個迫切需求所替代：了解多重真理是如何產生的，又是如何維系的。自反性，即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對其思想、觀點、社會生活的影響，有助于理解個人對真理的特定看法是如何形成的。這將導致個人理解的修正。自反性是一個多學科的概念，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它是對自己的知識以及知識對個人社會行動影響的批評性自我檢驗，目的是遞歸地修正這些行為[1]。德里達的解構采用了相似但更寬泛的目標，旨在闡明所有關于現實的假設的根源，揭露“修辭策略和文本的盲點”[1]。它渴望探索所有信仰、言論和社會實踐的歷史和文化根源，此外，正如自反性所作的，它尋求揭示那些有助于個人形成對真理和實在的特定觀點的隱藏的影響。

自反性和解構在其方法上都是批判性的，因為它們旨在揭示真理形成的隱性根源。盡管它們具有某些啟發性，但它們有時也會讓人氣餒，因為每種觀點或者信念都是基于一套可疑的假設，這些假設又以其他可疑的假設為基礎，因而揭穿信念和觀點的過程將無止無休。雖然本質上是理性認知的追求，就它們的動機和目的而言，當它特別懷疑作者、說話者隱藏的或未知的目的時，自反性和解構就都具有批評話語分析的特征。

二、話語分析

（一）批評話語分析

當代文學評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特別關注批評話語分析。話語分析不僅限于對書面或口語文本的語言分析。因此，批評話語分析的目的是對一個話語共同體如何產生特定的語言和非語言陳述、怎樣強化，并使其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規范，看上去自然而有序，進行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上的分析。

當代話語分析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其批評方法，這種方法提倡大膽對抗，可能導致懷疑和不信任的文化。例如，?？碌摹翱脊艑W”和“系譜學”概念已促使許多研究側重于權力斗爭，包括對統治和權力濫用，以及智力、文化和制度上人類事業隱藏和含蓄的利益或權力爭奪。因此，當代批評話語分析關注的焦點大多揭示人們是如何在性別歧視、種族、經濟濫用等活動中運用語言的，并使人們意識到出于征服目的的身份話語建構。

為什么批評話語分析的重點是研究話語在產生權利、濫用或支配方面起到的作用，這有不同的原因。從哲學上講，這一關注是與諸如尼采那樣的哲學家的觀點相關的，還有德里達，他在這方面也追隨尼采。這些哲學家宣稱，我們不可能得出普遍的“真理”。在此基礎上，社會制度所聲稱的所有真理只是為了給他們的存在和合法性提供理由，而其本質可能是值得懷疑的臨時權宜。在這個意義上，就沒有可以通過對話和思想交流來達成一致或可靠的共善。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哲學暗示表明那種理解“他者”的“善意”并不存在，相反，僅有對權力的“善意”[2]。結果，“他者”根本是既不可信任，也不能被理解的。

伽達默爾是一位杰出的詮釋學哲學家，他曾經與德里達進行過幾次辯論，對這一論斷有著一種有趣的反應。他問德里達，如果是這樣，為什么你還給我寫信，或者試圖讓我參與辯論？事實是你這么做，伽達默爾說，意味著你懷有希望來實現真正的相互理解[2]。伽達默爾對于對話的樂觀態度展現了我們所提及的積極話語分析的一個縮影。與批評話語分析相反，批評話語分析被視為對兩次世界大戰、殖民主義以及其他現存的濫用等暴行的一種反應，正受到積極話語分析擁護者的挑戰。

（二）積極話語分析

哲學家如伽達默爾、哈貝馬斯認為，我們在尼采、德里達那里觀察到的否定性、懷疑心態，消極態度并不是理所當然的。伽達默爾關注的焦點在于對話中的“善意”——“柏拉圖的觀點是，人所追求的不是去證明他總是正確的，而是盡可能去強化他人的觀點，使得他人所說成為富有啟發性的東西”[2]。伽達默爾強調一個人應當努力意識到自己的偏見并且認真省察。他的詮釋學是尋求共同點，一種“視域融合”，由此個人可以更客觀地理解自己的視角以及“他者”的視角。他要求“自身置入”，意思是“把自己的腳放到別人的鞋子里”，“向一個更高普遍性的提升，這一普遍性不僅克服了我們自身的局限，而且克服了另一個體的個別性?！盵3]

相類似地，哈貝馬斯提出了他的話語規范框架——話語倫理學，認為“團結感”的動機是積極和建設性話語的必要條件。他宣稱，話語的程序規則“必須由參與者之間的團結感作補充。這樣的團結感包含對人類同胞和整個社會的福祉的關切?！盵4]哈貝馬斯的話語倫理學要求每個人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壓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所有參與者的觀點都被考慮在內。然后，被所有參與者共同接受的東西應當被認為是對所有人來說普遍有效的真理。他斷言，真理通過辯論的過程出現，論證不受既得利益和權力的影響。因此，話語可以建立共識和揭示真理?；谶@些假設，他清晰地闡釋了他的話語目標。對他來說，“理想的言語情境”需要真誠和尋求真理。它是“一種理想化的‘我們的視角”[5]。

需要指出的是，通過提出他的話語目標，哈貝馬斯拒絕了一些主要的后現代假設。后現代相對論的極端形式削弱理性所得結論的價值，拒絕任何普遍真理的有效性；作為它的相反形式，哈貝馬斯堅信，遵循他的話語倫理，社會將達成超越個人意見的真理。此外，與“他者”不能被理解的哲學觀點不同，哈貝馬斯不僅認為建立共識是可能的，而且它是倫理、道德、進步和發展的基石。

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關于對話與話語的觀點與最近的田野考察方法論里的積極和樂觀方法產生共鳴，這些方法諸如：建設性組織傳播和民族志人類學。一些人認為批評話語分析不足，提議用積極話語分析來加強。真誠的對話、磋商以及生成一個“雜合”的“第三空間”[6]，已經在理論上被推導出來，而且在實踐中被觀察到。在某些學科里這些不同觀點的論辯是普遍存在的。

三、相鄰學科與話語

（一）特定學科間的辯論

前面所述的辯證哲學立場和批評話語分析、積極話語分析的話語方法幾乎在所有研究領域和所有學科都有它們的對應物。他們是與所有話語相關的哲學話語。本節將檢視不同學科里的一些相關的成對的辯證視角，討論它們的理論基礎以及它們的實踐和文化含義；比較在每個學科中成對的相反觀點，提出一種替代方案，即第三種觀點，努力將前面兩種立場的關注點納入考慮。這種替代性觀點可以形成建設性話語的基礎，正如我們將從批判理論的學科開始，這是與本項研究最為直接相關的領域。

（二）批判理論

批判理論對結構主義提出了挑戰。結構主義假定語言是一個系統的組織，實際上整個宇宙也是一樣。在這樣的系統結構中，存在許多子系統，它們作為整體的部分需要根據結構規則協調組合在一起。這種觀點一個明顯的文化表現形式就是依據公認的、系統的要求形成組織、管理、法律和條例，并受其管控。

與結構主義相反，后結構主義提出個性和差異尤其重要，需要被接受，甚至被尊重。這種強調甚至導致了不可能在個體之間建立共識和達成相互理解這樣的假設。這種觀點的終極形式可能在文化上表現為極端的個人主義甚至是無政府主義。

在此歸入積極話語分析這一類的視角是采取了另一種立場，比如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的觀點，這種立場能同時尊重個性和差異、力求和諧、搭建溝通的橋梁和互相理解。這個第三種選擇并不設想一種要求盲目遵守其規定的僵化體系，而是預見通過磋商和辯論來建立共識的需要。它假定在個體間搭建橋梁的可能性，而這些個體們乃是獨立的主體和行動者。為了實現這種理想狀態，需要遵守某些規范性原則和行為規范，這些為化解沖突和建立共識而制定的行為規則需要在各個層面上被清晰界定。在國際舞臺上，也冀望有一套規章制度來促進國家之間的共識建設。

（三）國際關系

后現代對個體間差異的強調也可以在國際關系中找到對應之處。它可以支持國家之間那種傳統的和長期持續的對抗關系。國家和文化可以被理解為孤立的實體，其本質上的差異導致永久性的沖突，沒有和解的可能性[7]。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理論就是這種思想的縮影。體現這種假設的社會表現形式主要在于國家間關系被界定和實踐的方式。威懾、均勢或者主導地位，是國際關系中或多或少被公認了的準則。

關于文化和種族的差異與沖突，有一種為了處理傳統和社會之間固有的、不兼容性的預見戰略就是加強同質性。根據這種觀點，應當努力消除分歧和差異，使所有個人、各方感到他們是彼此平等的，生活在公正和公平的社會中。但是完全同質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們通?？咕苁ニ麄儶毺氐纳矸莺蛡鹘y。因此，我們在歷史上總是看到同化、刪削或霸權的企圖。主導文化試圖同化和兼并較弱的文化，使得它們符合大多數的文化，在這樣的嘗試中，較弱的文化會被完全消除甚至消失。另一種微妙的、不易察覺的戰略使得弱者文化自愿或通常無意識地遵循更強大文化的規范和規則，這就是葛蘭西著名的霸權概念——“通過一種力量組合，更重要地，通過同意”來維護的東西[8]。

當面對不可避免的文化遭遇時，第三種替代選擇可以被認為一方面通過同質性和同化消除文化差異，另一方面消除那些不那么強大的或通過霸權來管理和制約它們。第三種選擇可以在霍米·巴巴“第三空間”的概念中觀察到[6]。第三空間是一種創造性的空間，它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用為一個犧牲另一個。僑民和移民社區經常發現自己在這樣的第三空間中，他們在那里維護了原始文化中的許多因素，但是他們也愿意吸納移入地主流文化的一些方面。在這個第三空間中，“不住家不是無家可歸”[6]，形成了可以是積極的、賦能的、有生發力的和協同增效的文化“雜糅”。這第三種選擇有助于實現團結、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統一”的理想?，F在讓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一些理論辯論，即哲學中的主觀性和客觀性爭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四）哲學

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哲學觀點彼此相反，二者都對文化有獨特的影響?？陀^主義，更完善的稱謂是科學客觀主義，是一種范式。這種范式認為通過準確的、分析性的、可靠的科學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得出客觀和不容置疑的事實。另外，主觀主義假設無論我們得到何種結論都是主觀的，都受歷史和文化上的處境影響。極端主觀主義聲稱：我們是不可能通過實證方法和理性得出絕對的普遍真理的。主觀的視角重視詩性的語言、隱喻以及作為知識、理解和洞察力來源的想象力和創造性思維。

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相反的文化表現觀點是顯而易見的?？陀^主義重視硬科學的研究方法論以及技術和工程的實用性。不僅生物學、醫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為了使他們的調查研究更加嚴密、可靠和有價值，也都努力采用硬科學的實驗和定量方法。一般來說，在當今的大學乃至整個社會，人們對科學和技術給予了更多的信任，為這些領域分配更多的預算，并賦予它們最高的優先權。

研究者考慮并倡導了替代極端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第三種選擇。這種視角推動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結合。它承認所有的發現甚至是硬科學的發現，都有著歷史和文化上的處境，并受制于“范式轉變”。第三種選擇重視運用擁有想象力的理性，一種憑直覺、接納創造性影響的非機械性思維。在這種意義上，牛頓萬有引力的發現被描述為本質上是一個詩意的瞬間，一個富有想象力的靈感，當一個蘋果落在他眼前的地上時他所經歷到的頓悟。在《天才的啟示：科學與藝術中的想象和創造力》一書中，亞瑟·米勒問：如果科學是理性的事業，那么像伽利略、牛頓這樣杰出的實踐者，怎么可以將壯觀的動力理論建立在沒有直接證據的假設上呢？[9]這種直覺和象征性夢境在科學發現中的作用已經得到研究。在《科學語篇的隱喻性》一文中，董宏樂指出，“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家普遍認為科學是人類的活動，而非終極真理的貯藏室?！盵10]這種客觀和主觀觀點的融合，將帶來科學話語與人文話語的融合，以及采用量化和質化的混合方法論的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五）物理學和科學話語

無論牛頓的萬有引力發現最初是想象的還是理性的，經過一段時間之后他的物理定律數學公式最終引發了一場科學革命。牛頓或機械物理學成為科學客觀性的基礎和標志，因為它被認為是理性的、邏輯的、意義清晰。在牛頓物理學中，實驗者始終取得相同的客觀結果而沒有任何歧義。

與牛頓經典物理學相反，20世紀量子物理學研究小的次原子粒子，證明在一些方面是主觀的、神秘的，某些方面似乎不合理。在量子物理學中，實驗者（觀察者）和被觀察或被實驗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實驗結果是根據實驗者如何操作任務而改變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即是物理學家們企圖對光的本質進行調查，根據實驗者是否設置檢測粒子或者檢測光波的設備，光可以表現為由單獨的和離散的粒子組成，或者是連續波[11]。在這種情況下，對光的客觀觀察要求不受觀察者的影響，是不可能的。

許多杰出的物理學家，比如波爾和海森堡，為了調和牛頓物理學和量子物理學兩種對立的觀點，發展了一些理論和概念，盡管顯得有些主觀、模糊和非科學，卻是基于精確的計算并可重復驗證的。

在他們的理論中可以觀察到經典物理學的客觀性和現代物理學的主觀性這對立兩極之間的融合。這對那些認為絕對的和完全的客觀性是獲取可靠知識的必要條件的所有學術領域和學科都有影響。例如，歷史學是人文學科的一個領域，最近面臨著對歷史主義的絕對客觀方法的挑戰，雖然不情愿，但是也越來越多地接受敘事的主觀和詮釋學方法。

（六）歷史學

客觀性和主觀性的概念，以及客觀事實與對事實的主觀解釋之間的張力，在歷史研究和歷史著作中是很明顯的[12]。啟蒙時期的理性和當代后現代觀點的主觀性引發了歷史學家之間的論辯?！皳嵍浴?，不用歷史學家對事實進行任何解釋，是歷史主義所推崇的。這意味著倚靠考古材料、檔案、文件，把它們作為文本，由它們自己去講述真切的故事，這些文本就是歷史。

相比之下，解釋性和主觀的歷史寫作允許人們用敘事這種形式呈現歷史，這樣的故事是依據歷史學家對過去發生事件的理解。這是一種詮釋學的方法，因為歷史學家特別關注歷史發現的語境，并依據具體語境對這些發現加以闡釋。在這里，我們能夠再次確定第三種選擇：在依賴事實的同時又承認對事實的主觀選擇，突出某些，削弱某些，是不可避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寫作更接近于創作性的紀實寫作，即生成的敘事是真實的。這允許歷史學家根據文化語境來解釋事實，并將它們與更宏大的歷史和地理背景相關聯，甚至將歷史視為一種對“人類的偉大文獻”的研究。

這樣的歷史寫作在本質上是對話性的，它不僅可以建立過去和現在時代的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話，而且可以建立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對話。為了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建立這種對話，歷史學家“將過去置于當下的語境中”，使其與當前的社會困境和關切相關聯，反過來即“將現在置于過去的語境中”，賦予它一種根植于傳統的意義[13]。在歷史上的此時，當我們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觀察到傳統和現代性之間的張力的跡象之時，這個任務尤為重要。一方面，一部分寶貴財富和歷史遺產被廢棄，另一方面，一些傳統的思維方式被模仿，或被人為地修改以適應現代性的科學實證主義。世界上某些傳統的族群與他們被現代化的、革新了的文化之間有著直接的對抗和嚴重的沖突。搭建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橋梁是一項可以由歷史學家來推動的至關重要的任務。藝術同樣可以在建立傳統和現代性之間的紐帶中發揮重要作用。

（七）藝術作為一種話語

藝術（筆者所指的包括表演藝術和音樂）是至今為止能生動且有效地展現哲學及實用主義觀點的文化表現手段。藝術能通過處理生活的情緒和情感的維度來完善和強化學術領域的分析性貢獻。在這個意義上，藝術的主觀性可以填補人類的客觀事業所造成的心理空白。

縱觀歷史，藝術經常為意識形態服務，描繪宏大的敘事。古典藝術通常是宗教意識形態、神話、神話學及歷史的表現形式。然而在后現代主義時期，藝術的作用有了巨大的轉變。一般來說，藝術已不再服務于意識形態，反而通常是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或者只是“為了藝術而藝術”，沒有具體的使命。庸俗藝術、反文化藝術和實驗美學即是這種現象的文化表現形式。

但在“藝術為意識形態而服務”與“藝術具有顛覆性的目的，甚或沒有任何目的性”的兩種極端選擇之外，還有第三種選擇可以假設。這種選擇可以稱為“負責任的藝術”。這種藝術，一方面它不會盲目地效忠于意識形態或模仿既有的傳統，另一方面，它也不會褻瀆或玷污傳統的遺產和價值觀?；蛟S藝術可以貢獻傳統美學價值的表現方式，但須輔以新穎的詮釋。毋庸置疑，這些程式化的標準需要謹慎采納，這樣藝術家們的創造力才不會被扼殺。與之同時，其實我們還發現另一種對社會秩序及和諧有害的、完全不負責任的、反傳統的、先鋒派的，甚至在美學觀點中完全不具備吸引力的藝術形式的存在。最終的判斷只能由藝術家以及藝術愛好者來做出。這里要表達的觀點是，藝術作為話語的貢獻者，有能力和力量來加劇社會沖突，或者對社會做出建設性的積極貢獻。

四、建設性話語學：跨多學科的詮釋

（一）建設性話語的元素

目前為止，筆者介紹了在藝術以及不同學科研究領域里的幾對各自相反的視角，并給每一對相反的視角提出了第三種替代方案，這種替代方案是兩個激進立場間的折衷妥協?；谔岢鰜硖娲@幾對辯證對立觀點的替代方案，或許可以嘗試為進行建設性話語來定義一些基本元素的假設或原則。當然，這類假設里有可能出現公理和常識，它們也可能有一個規范性。毫無疑問，建設性話語這個理念本身就是一個目的論，它尋求可以引向團結、理想的話語與對話；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它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行為，而且是務實和干預性的活動?；谏鲜隹紤]，我們可以識別出一些既是哲學上、方法論上的，本質上還是實踐性的話語原則。

（二）真理

任何有意義的話語所需的一個哲學假設是：存在著超越個人觀點的真理。在個人、社群或人類整體間是可以得出并認同這些普遍真理的。這顯然違背激進的后現代觀點，后現代觀點認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對于個體或特定文化的，因此就沒有可以尋找的共同基礎和超越地方特性的普遍性；或是這種觀點認為任何試圖建立對話，建設共識的做法本質上注定要失敗。本文提出的假設——關于將多重觀點融匯進一幅超越觀點差異的，所有人都認同的真理圖景的可能性，在多學科的學術研究里也有對應之處。

在學術界，這種假設意味著真理可以在不同學科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并且通常沒有一個學科可以單獨憑借一己之力來獲得對于實在完整的了解。特別而言，探尋的客觀和主觀領域——科學與人文——在他們的方法論上不必保持孤立或不相容。多學科和跨學科的方法可以推動分屬不同探尋領域真理的融合，并豐富這些探尋。它們的方法可以減輕頭腦中與專業性伴生的碎片化。

目前為止，專業化以及多學科的學術研究主要基于實驗和實證結果來促使人們對普遍真理達成共識。然而，我們也能找到探尋普遍真理的當代方法，其并不是基于傳統的科學測試以及實驗，而是依賴于哲學上的理性思考。這種方法將科學理性和實證方面，與哲學的直覺建構結合起來——即哈貝馬斯所說的“理性的重構”。元生物學概念即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三）元生物學

另一種關于建設性話語的基本原則可在肯尼斯·伯克關于“元生物學”[14]的概念中找到。伯克在“元生物學”的定義中寫道： “這個術語在這種程度上是合理的，即每個生物有機體都有其本性與生俱來的‘目的性（一種特定自然屬性，以某種‘善而非其他為其目的）。當應用于人類時，就這個術語的嚴格意義而言，就超越了生物學”[14]。我們可以觀察到，為了保障其生長和存活，生物有機體普遍共有遺傳而來的、本能性的、但又有著目的性的行為，這些可以是伯克思想的例子。

當延伸到人類時，人類的集體生物功能、屬性和特征使我們假定存在著人類所有成員所共有、必要的心理共性。地球上的所有母親都養育和愛她們嬰兒的事實可能使我們想到地球上所有人都需要愛和關懷的可能性，可以學會同情和擁有相互理解的善意。此意即“位于人類目的根處的是善，而非邪惡”，以及“生命，活動，合作——溝通，這些都是同一回事?！盵14]

有理由假設這種概括也有例外。一個心理失常的母親可能殺死她的新生兒，受到社會折磨的社群或國家同樣可能在特定時間和條件下采取極端的仇恨行動和態度。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假設，在大多數個體之間普遍有一種追求和諧與理解“他者”的“善意”。在這個意義上，肯尼斯·伯克的“元生物學”從對自然的科學觀察所得到的原則，可以被擴展包括這一結論：一般來說，對話和建設性話語是可能的、普遍的和全球的。同樣，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是一種哲學的“理性重建”，它假設“人類擁有一種固有的善意，他們尋求共同生活。而這種交往是由善意所驅動的”，而且“相互理解，社會團結，和可普遍化的道德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內置于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所普遍擁有的能力中的?！盵15]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就是基于這樣的哲學假設。

（四）詮釋學

伽達默爾的詮釋學概念“視域的融合”可視為建設性話語和對話的一個普遍原則。為了實現不同觀點的融合，個人需要在自己的觀點和相反的觀點之間不斷的來回斟酌，以理解不同的觀點。在這種遞歸的過程中，個人就可以憑借從有著不同視野和觀點的“他者”那里獲得的學識來檢視自己的假設，“詮釋學循環”這一術語在一定意義上適用于這種遞歸的過程。

前面討論的“自反性”是一個類似的概念。自反性是指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傳統、文化、教養和個人經歷對自己了解世界所加諸的影響。自反性活動要求批判地檢視傳統和文化在形成我們的想法和觀點時所起到的作用，并基于我們在這一過程中的所學來修正這些觀點，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活動。自反性的自我分析立足于我們的自我發現，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視域和觀點?！耙曈蛉诤稀焙妥苑葱钥梢栽诜治龊驼J知上促進不同觀點的融合。然而，在實踐中，認知過程并非與心智的情感和情緒狀態脫節。藝術和文學可能在實現觀點融合方面發揮更有效的作用，或者至少可以加強這種分析方法。

（五）藝術及審美

作為建設性話語的概念性原則，我們可以假定人類普遍存在審美能力。盡管對美的標準可能在不同的文化，甚至在同一文化的不同領域或時代間也有差異，但藝術家總是能生產出大多數人能欣賞的作品。國際知名的藝術家通常起到搭建橋梁的作用，有時還是無意中、沒有任何特定使命或責任地將不同的文化連接起來。當然，毫無疑問，在不同人群和文化間建立積極和建設性的對話方面，詩人和作家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們同樣可以用這些才能服務于沖突性的意識形態和目的。

藝術活動可以在建設性話語中發揮重要作用，表演藝術即是一個突出例子。此外，其他形式的公開表演和活動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奧林匹克運動會雖然主要是基于國家間的競爭，卻也發揮了這樣的作用：表明文明和諧的競爭原則上是可能的。國際上許多國家，包括那些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有分歧的，也在他們所參與的競技活動中互相配合，僅是這一事實使得奧林匹克運動會自身成為建設性和積極的話語。許多不同的活動，比如會議和表演也都服務于同樣的目的。國際學術論壇和期刊通過建設性和分析性話語將不同國家的專家和學者連接起來。國際大會的附屬活動試圖通過表演和藝術來建立文化的紐帶。盡管某些當代理論視角有著激烈的負面性，但是在全球范圍進行的一系列國際活動呈現出的善意和積極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

（六）善意

在這一部分，我們提出另一個元素作為建設性話語的必要基礎或者原則——積極態度和善意的元素。積極和建設性態度可以發揮其自身的建設性作用，即使沒有任何書面或口頭言詞、行為或表演時。海德格爾注意沉默在對話中的作用。他堅持認為保持沉默是話語中必要的元素，“只有在真正的話語過程中，保持沉默才是可能的”[16]。與此同時，他堅持認為“聽是話語的組成部分”，聽取是“此在”的存在形式，作為“與他人”和“為他人”的一種開放方式[16]。海德格爾的陳述是指積極的和理解的態度進行建設性話語的必要性：“理解既不是通過長篇大論也不是通過忙碌地傾聽周圍信息而獲得的。只有已經理解的人可以聽懂?！盵16]海德格爾說的先于聽的理解，很清楚是指擁有一種理解的態度。海德格爾特別注意會話參與者的態度和心智的積極狀態，明顯地體現在他選擇的術語上，例如“與他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敞開”和“與他人共在”[16]。一般來說，在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哲學中發現的是一個人“存在”的狀態與建設性對話的有效性之間的關系。接下來討論的實踐是一個哲學概念，與海德格爾的本體論概念以及一個人“存在”的狀態關系密切。

（七）實踐

一個人的行為和行動與一個人的態度、心態和存在狀態密切相關。話語參與者的行為對話語的質量和成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靶袆儆谘浴笔瞧毡橛行У?，至少在考慮長期結果時如此。更不必說，這里的行動并不是操縱性的行動，那種溝通模式“主要是戰略的、目標驅動的、強化自我、保衛自我、工具性的、傳遞信息的行為”[17]。臨時性的或在短期內，以言語或行為、行動為形式的操縱性陳述可能是成功的。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方法可能適得其反——操縱者將變成永久的嫌疑犯。這將使未來的話語陳述不太有效，建立共識和團結不太可能。

五、結語

最近的和擴展后的話語概念超越了書面和口語的范圍，還應對了話語的文化和社會各方面。例如，?？碌闹攸c是話語如何服務于權力及其利益，他探討了那些服務于權利濫用之目的的話語的形成。對社會現象的批判性檢驗是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共同特征。正如我們所討論的，這種哲學以及他們爭取社會正義、自由與平等的努力，試圖解構和揭開所有社會建構和文化假設，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對人類全部價值觀和制度的消極和懷疑態度的產生。他們無止無休地解構使得要達成共同和共享的觀點似乎極具挑戰性。

后現代世界觀的另一個相關方面是他們本質上對任何具體和普遍真理、價值的抵制和拒絕。由此產生的極端主觀主義和對元敘事、意識形態或普遍假設的徹底拒絕使得建設性話語和對話變得困難，因為找到概念性的共同點成為了問題。此外，某些當代哲學視角還質疑真正的溝通和話語的可能性，正如尼采和德里達的例子。

就社會干預而言，此類當代觀點可能導致了專家、知識行動者和變革者在提供實用、積極、有效的解決方案上面相對較低的成功，這些解決方案的目的是為了大大減少當今世界的沖突。將現代性作為一個已然結束的項目束之高閣，某些后現代哲學原則孤立且脫離地看待傳統文化改良，這使得致力于正義和消除不平等的干預性話語策略成為問題。一般來說，隨著他們對偏見和權力斗爭的揭露，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立場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積極和建設性地參與話語。

因此，本文試圖找到一些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支持建構性的方法，這些方法我們稱之為“積極話語分析”。在簡要回顧了來自不同學科辯證對立的某些原則，為每種對立組合提出了第三種替代方案，提及了這些概念的文化和實證意義，這種方案試圖融合兩者的優點，并且帶有策略性和干預主義意圖，以達成同時具有批判性和建設性的話語方法。

受益于所回顧的視角并根據所提供的分析，探討了參與積極和建設性話語的重要原則和假設。提出真理并不總是絕對地擁有本土性——那種個體和特定文化的特性。相反，可以被探索和認同的普遍真理確實是有的。某些普遍真理對人類整體而言是有價值的，即使這些真理的某些方面是相對于個體所生活的時代而言，并且需要隨新時代的到來以及文明的蛻變而變化。

進一步說，基于肯尼斯·伯克的“元生物學”概念，我們假設，正如全人類共有的生物和遺傳特征的情況一樣，所有人的動機和傾向也有普遍共性。這種共性包括追尋真理和達成相互理解的渴望，以及藝術和審美的自然傾向。同樣地，哈貝馬斯的交際行為假設人們擁有天生的“善意”，來尋求共同生活，他提出，溝通是受“善意”和互相理解激發的，對團結的渴望被筑進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所享有的能力之中。認識到人類全體成員之間的這種共性會促使人們去設想建設性和積極話語的可能性。

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的哲學方法提供了詮釋學和倫理話語標準來幫助達成相互理解和“視域的融合”。此外，海德格爾對一個人的存在狀態和心態的強調以及它在積極話語中能發揮的作用，結論是，海德格爾的話語方法必須要對“他者”有開放的胸懷、善意和積極的態度。接下來，我們回顧了行為、活動、表演、公共事件在話語中的作用。我們探討了實踐這一古老的概念，即將理論、概念和態度轉化為個人行為和社會實踐、文化實踐，以及此類行為和活動能夠形成通往建設性話語的陳述這一事實。

這些探討過的原則可以集中起來形成一個進行建設性話語的通用的理論框架，是一種得益于多種學科的概念基礎。雖然提出一種框架可以被視為規范性的，正如哈貝馬斯的“話語倫理”一樣，采取通用框架是一種在完全沒有方法論或嚴格方法之間的折衷。我們尋找一種框架就必然涉及到應對主觀性和客觀性的觀點。它要求在啟蒙哲學的邏輯實證主義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視角里遭際到的極端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之間小心行事，在教條主義的藍圖和后現代思想里的“不可判斷性”之間采用務實的選擇。

（肖琳，何薇，譯；周夏頤，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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