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紡織工業職工教育簡述

陳凱

摘要：我國近代紡織工業的職工教育始自清末，歷經時代更替，幾經曲折，逐漸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技工、中等、高職高專、大學本科、研究生等多層次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實用人才，為滿足紡織業日益發展的需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與此相適應，隨著改革的深入，在職工教育的管理服務體制方面也有創新之舉。

關鍵詞：紡織工業；職工教育；管理服務體制

中圖分類號：G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7）09-0093-04

我國紡織工業歷史悠久，漢唐時代出現著名的“絲綢之路”，原因就在于絲綢紡織業的發達，雖然當年還是人力手工操作。其后，棉紡織存在于漫長的封建社會，規模亦超過絲綢紡織業。人類生活有“衣、食、住、行”，而“衣”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特殊需要。古時，土布成為廣大民眾生活的必需品，“男耕女織”更形象地說明那時農民家庭手工勞作的情景。而作為商品的紡織物，由于社會的需要，早年即已相當發達，有著獨立存在的、進行商品生產的城鎮手工紡織業工場，從事勞作的手工業者，歷來以家族或師徒關系相傳承，自然，也就談不上現代意義的紡織工業及其職工教育。

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打開了中國大門，大量傾銷其機制棉紗、布匹、呢絨。據史料記載，僅民國元年（1912年）即進口“洋貨”“棉絨雜疋”價值高達白銀一億五千四百三十三萬兩，占全年進口四億七千三百萬兩的近三分之一[1]，利源外溢，國運堪憂。中國日益覺醒的有識之士，決心投入振興實業、挽回國家權益的行動，其中就包括創辦近代紡織工業。

一、清末以來的紡織業及其職工教育

在進口洋貨沖擊下，民族紡織工業逐漸起步。棉紡織業雖晚于繅絲、織呢，但卻發展最快，且所占比重最大。有史料稱，僅在湖北、上海，至1895年底，已有紡紗機17.5萬錠，織布機1 800臺（不包括手工織布機）。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民族資本紡織工業僅發展到紡紗機48.4萬錠，織布機2 016臺。相比英、美、日等外國資本涌入所設工廠而言，民族資本企業在資金、設備、技術、管理諸方面，均處于弱勢，有的甚至被外資紡織企業兼并[2]。

清末民初之際，以直隸為代表的北方機織土布便是民族紡織工業發展的案例。位于天津的直隸工藝總局，實業家周學熙（1866—1947）任總辦，創建有高等工業學堂以及實習工場等單位。實習工場就是一個近代具有專門的“職工教育”功能的場所，原本附屬于工業學堂，后來實際上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其《試辦章程》規定“以提倡制造，培養民生，儲各項公司工匠之才，成本局學堂學生之藝為宗旨”，即學生在此實習，另招工徒習藝，實行“工學并舉”。工場設“講堂”，工徒每日“講習書課一點鐘”，學習書、算；其“聰穎者”可“量才施教”，學習工業學堂之課程。工場開設有染色、織布、木工、金工……等多科，招收工徒，“分習各藝”；計劃招收“官費工徒”200名，又分“十二歲至十五歲為幼童”，“十六歲至二十二歲為及歲”，每月分別給予二至三元津貼；“官費工徒”畢業后，需在本場“效力三年”，“期滿方準自赴他處作工”[3]。工徒中以習織、染者居多，如1907年在場工徒700名中，習機織（織布、織巾）者就超過400名。與此同時，江南一帶的民族資本紡織業亦相繼創建，被毛澤東稱為近代中國“不能忘記”的紡織工業企業家張謇（1853—1926），既開辦了實體的大生紡織企業，又創辦了相應的職業培訓機構，如1912年創設“紡織染傳習所”，轉年定名“南通紡織專門學?！?，他親自擔任校長，聘請日籍和本國留學歐、美人士任教，是當年最早成立的紡織高等院校，歷經百年，幾度調整合并，現為南通大學。常州紡織實業家劉國鈞（1887—1978），從一個小織布廠做起，發展為下屬4個廠的大成紡織印染公司。同時，先后創辦了練習班、藝徒班、值車工養成所、夜校等，并與高校、職專協作，本著“工學結合，校企合作，頂崗實習”理念，培養了眾多操作工和技術人員。為紀念這位紡織實業家，1989年江蘇常州特意創建了“常州劉國鈞高等職業技術學?！?。榮氏家族的申新紡織企業，也以“實學實用”的精神創辦了職業養成所、女工養成所、半日學校，以及紡織工業?？茖W校、紡織染工程補習學校等職業教育機構，為企業發展提供了人力技術資源[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1920年，全國已有紡織工廠475家，紡織工人總數達35.8萬人，占當時全國近代工業職工總數55.76萬人的60%以上[2]，是產業工人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日資大肆擴張，至1936年，日資紡織企業幾乎擁有了全中國近半紡錠、織機設備[2]，民族資本企業仍敵不過外資企業。舊中國的紡織工業，不但外國壟斷資本占據了支配地位，而且在紡織原料、設備等方面也嚴重依賴外國。

就從業工人方面考察，既有上述接受教育培訓一類比較文明的形式，同時也存在一批遭受剝削、奴役，處境悲慘的紡織工人。1936年，著名作家夏衍的長篇通訊《包身工》所揭露的情況觸目驚心。包工頭操縱著女包身工們的命運，要訂立契約，提供保人，不得與外界接觸，沒有人身自由，通常以二三年為期，實際上是一種定期被“賣身”的“女奴”。同時存在的還有一種“養成工”，主要也是女性，屬于一種變相的學徒關系，它源于日本，先為上海日商紗廠引入，后華商紗廠亦效仿采用?！梆B成工”主要是年少的童工，只供飯食，無工資報酬，也需要找保人，訂契約，不準參加罷工，學習勞動期滿，須在廠以低工資做工數年，不得中途離廠，同樣是受著人身束縛，從事苦役式勞動[2]。作為紡織工人，他們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在勞動實踐中掌握操作技能，根本談不上什么文明、正規的“職業教育”，與前述早期民族資本創辦的紡織業職工教育相比，可謂冰火兩重天。

有壓迫，就有反抗。1925年始自上海的“五卅運動”，就是以紡織工人的斗爭為導火線，隨后發展成為席卷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

二、新中國紡織工業職工教育的新面貌

新中國的紡織工業與祖國各項事業發展同步，先后經歷了國民經濟恢復、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十年浩劫，隨后又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幾十年來，既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又注意引進吸收，學習先進，其行業結構、地區布局、科技水平以及職工隊伍的狀況都有了極大的改觀。endprint

據權威資料統計，1949年紡織工業職工有74.5萬人，其中工程技術與管理人員為7 989人，約占職工總數的1.07%[2]。新中國成立后，紡織工業發展迅速，迫切需要大量多學科和專業的高、中、初級配套的技術管理人才。相關部門在發揮原有人才力量的同時，一方面大力發展紡織教育事業，調整整頓原有的紡織院校，建立了一批新型的全日制紡織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另一方面大力開展在職職工教育，舉辦了各種專業技術人員培訓班，初、中級職工業余學校；并選派一批學生赴前蘇聯、前民主德國留學。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共有紡織高等院校13所（本科10所，?？?所），分別歸國家紡織工業部或地方所屬；另開設了紡織類專業院校17所，共計有30所院校（系）。截至1982年底，在校學生分別為：研究生128人，本科生13 720人，大專生1 379人；中專學校41所，在校學生11 952人；技工學校225所，在校學生28 100人[2]?？傊?，紡織院校呈現出學科設置增加，師資隊伍擴大，教學水平提高，科學研究相繼開展的良好局面，培養的學生基本上滿足了紡織工業發展的需要。

與此同時，國家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大力普及在職職工的教育培訓。紡織行業原本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大多從事簡單重復的運轉操作和生產輔助工作，又以女工為多，她們大多來自貧窮落后的農村，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半文盲占職工總數的60%～70%，受過初中以上文化教育的不足20%。針對解放后廣大工人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的強烈愿望，全國各地紡織工業系統的職工教育紛紛舉辦，其形式多樣，渠道多種。一是由企業、行業或地區舉辦的以掃盲為主的識字班、業余小學班，進而發展到初中、高中班，從而提高了職工的文化水平。二是結合生產需要舉辦的各種學習和提高技術操作的培訓班。三是較長期舉辦的（半年以上）脫產技術訓練班，系統學習各工序的生產工藝理論、質量管理知識、設備結構與安裝，理論與實踐并重，培養了一批技術骨干。四是為適應國家“五年計劃”建設新的紡織基地的需要，成建制地組織工人、技術骨干和黨政干部，在職培訓半年至一年，整體負責新廠的建設工作。五是組織在職干部的培訓，既有在地區行業設立的干部學校的學習培訓，也有的選派干部、勞動模范和優秀青年工人到全日制紡織院校深造。這些做法，不但滿足了國家的需要，也為從業職工，特別是青年職工的成長提供了條件[2]。

自然，紡織工業的職工教育也脫離不了全國形勢的大環境，如在“大躍進”時期浮夸風盛行，提出要在“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不少職工學校也掛起“紅專大學”的牌子，沒多久又紛紛下馬。文革中，受“造反”沖擊，職工教育一度停辦，到1971年方有所恢復；不久，辦“七·二一”大學又成風潮，僅上海紡織系統就興辦了318所。實際上空有“大學”招牌，并沒有系統地進行理論教學，師資不足，學生大多缺乏嚴格的學校教育。這些彎路使得紡織職工隊伍的政治素質、文化技術水平大幅度下降。一份1979年的抽樣調查表明，紡織職工隊伍出現了嚴重的“三低一少”的情況，即文化水平低、技術水平低、管理水平低、工程技術人員少，這與粉碎“四人幫”之后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需要極不適應[2]。

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全國紡織工業系統先后三次召開職工教育工作會議，整頓被搞亂的職工教育。各企業紛紛行動起來，單獨或聯合舉辦從初小到高中的文化補習班和技術補習班；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一批紡織中專；紡織職工大學也發展到60所，在校學生約8 400人；還有約7 300人參加社會的電視大學學習。與此同時，各地許多骨干企業大力開展全員培訓，重點提高1966年以后進廠的青年職工的文化技術水平和企業領導干部的管理水平。至1982年底，96萬青年職工參加了文化補課，占應補課對象的52%；青年工人參加本崗位“應知應會”學習的占青工總數的90%；廠級以上領導干部參加企業管理輪訓的占總數的80%以上。通過上述活動，對改善職工隊伍的素質，提高企業的生產水平和管理水平，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2]。

1982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教育列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使包括紡織工業職工教育在內的教育事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新局面。具體表現在：各級領導高度重視，職工教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為適應本行業的需要，組織力量，開展多種形式辦學；職工教育逐漸走入正規化、經?；痆2]。

三、改革深入，創新職工教育服務管理體制

紡織工業職工教育是為紡織工業服務的，從屬于國家與紡織工業部門。新中國建立之初，培養紡織工業人才主要由教育系統的各院校承擔。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紡織高等院校（系）為18所，在校學生1 200余人；中等紡織技術學校（多為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約20余所，在校學生約1 500人。同時，各大紡織公司根據需要也舉辦有半工半讀技術訓練班和各種專業人員短訓班。盡管教學水平參差不齊，但也培養出一批紡織專業人才，解放后，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了紡織工業系統各級管理部門、紡織企業、紡織院校和科研機構的領導與業務骨干。在對原有紡織院校進行改組調整的同時，又新建了一批紡織院校，至1982年，已有高等院校（系）30所，在校學生1.51萬人；中等紡織學校41所，在校學生1.19萬人；紡織技工學校225所，在校學生2.81萬人[2]。之后，又有更大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原有的紡織專業院校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大都改為綜合性大學，紡織專業成為其優勢專業。

進入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逐步探索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此過程中，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管理機構必然要隨之改革，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動與發展。1993年，國家層面的管理部門——紡織工業部被撤銷，成立紡織總會，之后又經過設局、改為協會等變動，2011年更名為“紡織工業聯合會”，成為全國性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承擔紡織行業的管理服務事宜，有近四十個不同的協會、中心等組織為其成員。原來屬紡織工業部的教育部門分別劃歸教育部或地方，不再直接管理。endprint

1992年成立的“紡織服裝教育學會”（包括社會上陸續創辦的紡織類學校），是教育部批準，國家民政部注冊確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由全國紡織行業的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自愿組成的學術性、非營利性、全國性的社會團體（同時也是紡織工業聯合會的成員）。學會下設高等教育、高職高專、中等教育、繼續教育4個分會，開展創辦專業刊物、編寫教材、組織賽事、評獎先進、交流信息、培訓教師、與產業對話等多種活動。與教育部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協同，開展了“教育教學改革立項”、申報“服裝設計專業教學資源庫”、推進“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以及組織競賽、評選、獎勵表彰等工作，相當活躍。

教育行政部門也相應地進行了改革，教育部設立了“行業職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其下既有數十個不同專業的指導委員會，也有高校、高職高專、中等院校不同層級的教學指導委員會。就紡織行業看，設有“全國紡織服裝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其下又有不同具體專業的分委員會，如服裝表演專業分委員會、纖維材料分委員會、非織造材料與工程專業分委員會等等。僅就“實訓”而言，以“江蘇省高職紡織品創新實訓基地”為例，它是與常州市五大紡織工業園區的重點企業合作共建的，設有紡織品成形工藝實訓中心、紡織品創新設計實訓中心、紡織品檢測實訓中心、紡織品整理技術實訓中心等四個部門。其實訓成員包括紡織面料設計師、纖維分析工、針紡織品檢驗工、染色打樣工、化工工藝試驗工、染料分析工、化學分析工、環保操作工、污水處理化工等，極其繁雜。

在今天科技不斷發展進步、改革不斷深入的時代，擁有龐大生產體系的紡織工業是“供給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產品、技術結構等方面的改革創新任務十分艱巨。職業教育必須與之相適應，因此，任務也是很繁重的。唯有與時俱進，才能在傳承與創新中承擔起新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黃錫銓.中國通商貿易補救說[M].北京：北京稅務處出版（國家圖書館藏），1914.

[2]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3-4，580，7，356，372，

375-376，377，377-378，378-381，361-362.

[3]虞和平，等.周學熙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93-95.

[4]上海工運志編委會.上海工運志[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王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