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繼承與發展的最新理論成果。一方面，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和未來共產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另一方面，要構建科學嚴謹的系統化經濟學說，就必須深入研究和正確理解《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系，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更好地體現出對《資本論》的理論、方法與邏輯的繼承和發展。

關鍵詞：《資本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經濟運動規律

中圖分類號：F0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7）08000306

《資本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而且也是整個馬克思主義重要的理論著作。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因此，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和完善問題，必須深入研究和正確理解《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系，那種認為《資本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不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是膚淺和錯誤的。

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多以《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資本論》等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關于未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設想為主要依據，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分別代表不同的理論流派，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具有完全相同的含義。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為兩個階段，列寧明確地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同時受到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深刻影響，對《資本論》的理論、邏輯和方法的繼承和發展體現得非常不充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比較充分地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和政策內容，雖然在理論內容上已大不同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蘇聯范式”，但就目前已經出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專著和教材等成果來看，一方面，還存在著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明顯痕跡，主要體現在理論體系上仍然以社會主義所有制為出發點；根據馬克思關于所有制、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有關論述，從所有制出發理解生產關系和構建理論體系，并不是一種正確的方法[1]。

收稿日期：20170610

基金項目：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家治理現代化視角”（A170401）

作者簡介：邱海平（1962-），男，湖北孝感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資本論》與當代經濟研究。Email：1255596484@qqcom另一方面，仍然未能體現出對《資本論》的理論、方法與邏輯的繼承和發展。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系，需注意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理論設想揭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現實社會主義運動和實踐的理論指南，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論述不僅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資本主義為前提，而且這些論述更多地屬于一種設想或推論，不是一種嚴格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只有《資本論》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理論體系，《資本論》不僅奠定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而且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實情況來看，需要深入地研究如何更好地借鑒和運用《資本論》的理論、方法與邏輯。從這個認識出發，本文著重從《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論等三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

之所以首先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對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無論是從整個經濟理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研究目的的確立，是影響理論形態的首要因素。就《資本論》的研究目的之間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之間的關系來說，毫無疑問，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經濟學，但是，馬克思當年的理論任務與當前這一時期理論任務的歷史性差別。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地指出：“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1]。然而，《資本論》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目的，即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從而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的歷史性，進而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最終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理論基礎。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根本任務是什么？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什么？這是首先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出，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總是由一定的社會存在決定的，并對社會存在的發展有重要的能動作用。所謂社會意識形態主要是指各種社會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和哲學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和意識形態，其理論形態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的客觀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任務就在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及其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服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在研究目的上存在一種辯證關系：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因而在揭示運動規律這一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面臨的任務又存在重大差別，具體來說，《資本論》的任務是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理論基礎，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服務。另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考察的是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而且馬克思把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理解為一種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然而，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處于初級階段，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某些社會經濟運動規律表現得不充分，換而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動在某些方面的規律性可能不是十分明顯。從根本上來說，客觀實踐發展的成熟程度決定了理論本身的成熟程度。假如承認這一點，那么就不能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完全像《資本論》那樣，只是揭示社會經濟運動規律，而是必須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基礎上，更加著眼于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現實運行狀況及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進而提出改革和發展的建設性對策主張。endprint

綜上所述，可以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概括為：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分析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的建設性對策主張。必須把這三個方面統一起來，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體現出科學性、現實性與建設性的有機統一，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

二、《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 ?？梢哉f，整個《資本論》的理論體系正是圍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來構建和布局的，其中，第一卷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即生產、流通與分配相統一的過程。由此可見，研究對象規定了理論體系及其內容。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必須進一步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另一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前一種解讀中，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在后一種解讀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被理解或界定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理解仍然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種線性發展和延伸，未能充分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具有的巨大理論創新含義和價值?！爸袊厣鐣髁x的政治經濟學”這種理解面臨的問題是，按照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通行的理解，政治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以某一特定國家的經濟運動作為研究對象。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關于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從這個角度來說，它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理論屬性上具有一致性。然而，在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相同或相通之處的同時，更應該充分認識它們的重大差別。

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有共同點，又有明顯的差別。共同點在于，二者都以社會主義研究為目的。但二者在研究對象上的差別則一目了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來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或者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 。問題在于，馬克思是如何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呢？難道脫離開一定國家的具體經濟過程就可以認識這一問題嗎？顯然不能。事實上，馬克思在那句話的后面緊接著指出：“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1]。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 [1] 。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表明，《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理論，主要來源于馬克思對英國經濟現狀及經濟史的研究。當然，在研究現實經濟材料的同時，馬克思又通過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繼承創立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很明顯，這里涉及到國家與社會經濟形態的關系問題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問題。概括地說，政治經濟學所要揭示的是關于特定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規律，社會經濟形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更多的是通過理論抽象所得到的范疇，其實際運動則總是表現為一定國家的經濟運動過程。因此，從來不存在脫離以一定國家的經濟運動作為考察對象而得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換而言之，政治經濟學總是通過對具體國家經濟運動的研究，進而得到關于一定社會經濟形態的一般理論，這一點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說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也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發展史的客觀事實。恩格斯曾經指出：“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2]。

由此可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和范疇的獨特之處就在于，第一次明確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定為一門學科，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直接研究對象。這一點至少在中國經濟理論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相對于已有的相關認識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其創新性表現在，這個概念非常明確地重新突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即通過對具體國家經濟運動過程的研究，進而揭示社會經濟形態的運動規律。

這里實際上涉及到另外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即究竟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及其發展規律。眾所周知，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起源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基本理論觀點，并在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過程中得以逐步充實和發展。由于現實社會主義都是起源于不發達國家，而不是起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且表現為一個一個國家的現象，而不是超越國家的現象，因此，現實的社會主義一開始就面臨著究竟如何對待和處理具體的實踐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基本理論的關系問題。到目前為止，人們總是把現實社會主義理解為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和實現，也正因為如此，在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較多地受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觀點的重大影響。例如，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取消商品生產等。從列寧到斯大林，再到毛澤東，雖然他們都對落后條件下究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但是從總體上來說，他們都沒能突破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規范性認識和規定。筆者認為，離開或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就不存在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但是實踐表明，從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可行性和可能性的角度來看，完全囿于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規范性理論和規定，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式和過程同社會主義的目標混為一談，是不正確的。endprint

正是在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開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新發展道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不斷深化和升華，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觀點。隨后，中國共產黨歷任領導人在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觀點，并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發展。

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根本上來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產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理論概括。在承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同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社會主義相比確實存在很大差別的前提下，不能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僅僅理解為只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這樣的理解會淡化甚至掩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巨大差別，從而大大地削弱或淡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獨創性和普遍性價值，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范疇和理論的巨大創新價值和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相比更為重大的差別在于，它們體現著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及社會主義本身的不同理解和方法論差異。具體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社會主義的實踐性、創造性和民族性，貫徹的是一種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方法論和理論指導性與實踐創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體現著從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及一般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的邏輯。而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更多地貫徹的是一種從理論到實踐的思想方法，更多地體現著將理論運用于現實的邏輯，更多地采用一種規范的思維方法，更多地側重說明社會主義“應該如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需要更多地分析現實的社會主義究竟如何鞏固和發展，發展的形式、道路和規律是什么等問題。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范疇的提出，是對社會主義在理解和認識上的又一次重大飛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強調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3]。習近平總書記實際上已經非常深刻而明確地揭示了現實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之一，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客觀上要求既不能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尤其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因此，需要創建一種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又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新政治經濟學。只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才能滿足這樣一種需要。當然，這樣的理解，決不排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一步堅持和運用，更不排斥對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不排斥對于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用成分和中國傳統文化優秀部分的借鑒和吸收。

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面臨的理論任務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因此，在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對象的同時，還必須進一步擴展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且還要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及其存在的矛盾與問題，而這種分析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指導，也就是說，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及其矛盾運動，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層擴展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仍然處在建設和發展之中，改革仍然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必須研究國家經濟發展和改革政策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經濟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提供直接的建設性主張和建議?？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必須體現科學性（規律）、實踐性（實際運行）和建設性（戰略與政策）的有機統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性的重要表現，也是進一步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出發點。

三、《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

眾所周知，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新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創立為前提的。而要創立一個完全不同于現有各種理論體系的新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同樣必須以新的歷史哲學為前提。

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都確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一個科學的理論，但對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存在著一定的教條主義傾向，具體表現在：一方面，運用唯物史觀強調“生產力標準”，用以解釋中國為什么要改革開放，為什么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為什么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什么只能搞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不能搞高級階段的或完全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不能徹底貫徹同一個“生產力標準”來解釋中國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因此，存在著明顯的理論缺陷和邏輯上的不一致。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際歷史過程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相應的上層建筑不是建立于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之上，相反，它是通過政治革命先建立起上層建筑（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然后再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以這種獨特的路徑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與演進，具有一種完全不同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種范式的發展邏輯。endprint

這里自然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理論或認識上的問題，即究竟如何看待和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及其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系。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邏輯與“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樣的理論范式不一致，是否必然陷入這樣的兩難困境：要么說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否定了歷史唯物主義；要么說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根本就是違背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筆者認為，并不存在這樣的兩難選擇。

要想科學地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本身及其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關系，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樣兩點：第一，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揭示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不是具體國家的發展規律。例如，從世界范圍來看，有的國家或民族在某種特殊條件下，并不完全依次經歷全部五個社會發展階段，而是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或其他“峽谷”，現代中國歷史和美國歷史就是最典型的例證。人類社會發展的極為豐富的歷史本身表明，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統一，否則根本無法正確認識人類發展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第二，從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形成來看，一方面，它是馬克思在批判各種舊的社會理論和歷史理論特別是黑格爾的法哲學理論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另一方面，它主要是從西歐國家的歷史中總結出來的，而不是基于世界歷史而總結出來的。這正是馬克思晚年不惜一再延遲《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整理和出版，而致力于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原因。另外，無論人們對于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有何認識上的分歧，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馬克思對于亞細生產方式的研究本身表明，馬克思不僅認識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同時也認識到了世界不同民族發展的多樣性。

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和創新發展，必須以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科學認識為前提，必須堅持以對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軌跡的深刻影響的分析作為出發點，必須通過創立一個新的歷史發展理論和分析框架才能對中國的獨特發展道路進行科學的解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已經深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并開始融入世界歷史，成為世界體系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從此，中國社會的演進不再是一個獨立和孤立的過程。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對于任何一個民族而言，在“社會”與“世界”之間，“國家”就是必然的橋梁與中介。在理論上，也就不能簡單地用“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個理論范式僅從中國社會內部的社會生產力出發，去解釋中國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是應該把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對于中國社會發展所形成的外部約束和重大影響與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條件結合起來。如此，“國家”也就必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范疇和邏輯起點。

中國現有的全部經濟制度，一開始就是以新的“國家”形成為前提的。直到今天，中國社會的所有現象離開了“國家”，幾乎都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梢哉f，“國家”的影響無所不在。即使是現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承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這一點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當代中國以及整個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其特色正在與“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正像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資本主義所有經濟范疇中的“普照的光”一樣，“國家”在中國也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應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和邏輯起點。而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根本無法照搬“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這個理論范式。

恩格斯曾經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4]。既然中國現代社會以新的“國家”形成為起點，并且在整個現代中國社會中起著支配作用，那么在理論上，當然就應該以“國家”作為邏輯上的起點。也許在一些人看來，“國家”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他的“六冊計劃”都表明，“國家”或“上層建筑”本來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的一部分，只不過馬克思將“國家”排在“資本”、“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權”之后。以上的論證表明，完全可以改變一下馬克思的“六冊計劃”中的范疇順序，把“國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范疇，以全球化為背景和前提，對現代中國的國家性質、結構與職能，國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其結構的關系，國家與物質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等展開全面的研究，創建一個新的國家理論，進而對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市場、企業、勞動、土地所有權和對外經濟關系等現象和范疇進行科學的研究與說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3]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9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責任編輯：徐雅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