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進程驅動了企業家精神嗎？

韓磊 王西 張寶文+

摘要：基于中國1997—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筆者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應模型及系統廣義矩估計法檢驗了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的驅動效應。研究表明：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有正向效應，考慮到內生性問題亦然；分項指標中政府與市場關系對企業家創新精神有負向效應，對企業家創業精神有正向效應，金融、法律、稅外負擔及政府干預等四大制度環境提升了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的正向效應；而地區腐敗則逆轉了該正向效應，具體體現在其與市場化進程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應，但該交互作用對創新精神的正向效應整體而言未受影響。

關鍵詞：制度環境；市場化進程；企業家精神

中圖分類號：F1231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7）0810608

一、引言

企業家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熊彼特[1]對“創造性破壞”的論述，他認為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后續的諸多主流學者基本對這一論斷達成一致，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也實踐了該論斷。然而，企業家精神終究是一把“雙刃劍”，其既蘊含著生產性的“正能量”又孕育著破壞性的“負能量”。那么，如何才能因勢利導調動企業家精神的生產性行為呢？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者諾思[2]認為，制度環境左右著企業家精神，良好的制度環境能夠使企業家的境況得到改善。但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活動表明，制度環境較差則不利于企業家的生產性活動?？梢?，如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以激活并釋放企業家精神的“正能量”且抑制其“負能量”的發揮是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大研究命題。當前，在中國處于經濟新常態的格局下，一系列文件、意見及戰略的提出映射了政府已經意識到如何從制度框架的設計入手改善企業家面臨的制度環境并引導其“常駐”生產性領域的重要性。如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出：要打破制度的束縛、挖掘創新動力。國發〔2015〕32號文件《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也提出：設計有助于“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制度環境進而促進創新創業的發展，“十三五”發展規劃建議也認為要通過完善制度環境激發企業家精神，甚至供給側改革的關鍵都需要通過一系列體制改革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來推動。來自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3]的實踐調查進一步印證了完善的制度環境對釋放企業家的創業創新的熱忱具有重要意義?；仡櫚l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其給予了我們重要的實踐經驗，正如鮑莫爾[4]所言，市場經濟能夠消除不利于企業發展的制度性障礙，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梢?，市場化進程無疑將為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給，這對引導企業家精神的“正能量”朝著生產性領域釋放至關重要。

目前，學術界基于市場化的視角對企業家精神進行了諸多理論和實證研究。理論研究的代表性學者鮑莫爾[1]認為，市場機制的逐利性驅使企業創新過程常規化，市場的激勵機制重點仍放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上以消除不利的激勵機制。來自胡永剛和石崇[2]的近期理論模型論證了解除管制能夠增加企業家的數量，同時他們進一步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市場化，市場經濟的核心則是企業家精神的充分發揮。上述論點從理論上表明了市場化對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理論的提出無疑揭示了經驗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續的學者紛紛從迥異的實證層面角度論證市場化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實證研究的主流脈絡集中在跨國層面、經濟組織、地緣經濟體、新興市場國家、典型發達國家以及轉型經濟體?？鐕鴮用娴膶嵶C研究而言，Andreas等[3]認為，經濟自由能夠正向顯著地促進企業家創業精神或創新精神的發展。經濟組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OECD國家、地緣經濟體涉及美洲內部相對貧窮的國家和非洲大陸，新興市場國家涵蓋了除中國之外的大部分國家，針對上述局部地區和國家層面的研究而言，Herrera-Echeverria等[4]認為，經濟自由化為企業的創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對一國或地區的企業形成有積極的正向影響。轉型經濟體的研究聚焦于中國，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5]對中國的研究表明，市場化為企業營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解維敏[6]的實證研究進一步表明，市場化進程能夠推動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并對企業家的行為產生重要影響。

國內外學術界在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因素方面可謂成果斐然，分別從差異化的視角剖析了影響企業家精神的因素。有學者基于影響企業家精神的制度環境對其進行了研究，另有學者從政府的視角討論了政府的規模、腐敗與自由市場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然而，上述研究僅僅把市場化作為整體制度因素或者政府行為的一個代表性測度，研究僅籠統地討論市場化對于企業家創業精神或創新精神的影響，并未綜合且深入剖析市場化進程整體上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事實上，企業家如何活動取決于當時的經濟激勵機制，而制度就是激勵，正如鮑莫爾[7]所認為的那樣，自由市場制度能夠自動為企業的發展掃除障礙，從而制造大規模創新和經濟增長，這無疑激發了企業家精神的正向效應?？梢?，市場化作為制度環境的重要一環，對其研究的缺失無疑是理論上的一個瑕疵。后續學者盡管彌補了市場化研究的缺失，集中研究了企業家精神的活動與經濟自由之間的關系，但是研究的角度僅限于跨國層面，且樣本并未涉及到中國，對中國問題的單獨研究更較少觸及。相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轉型經濟體，其市場化進程較為復雜，自然而然的問題是：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影響的程度如何？影響結果是否異化于發達國家的實踐歷程？現有國內外研究多從側面探究到企業家的創業或者創新，鮮有學者上升到企業家精神的層面，市場化進程對轉型經濟體的作用機理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探究。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市場化與企業家精神之間的關系還會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有學者研究表明，自由市場經濟是創新的機器，但是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需要具備一些外部制度環境，比如鮑莫爾[7]認為其與法治有關，法治的程度關乎市場化的作用?？傊?，在一國強有力的制度驅動情況下，經濟自由才能夠促進創業活動和創新的發展。那么，外部制度環境是否對中國的市場化與企業家精神的關系產生影響？影響程度和方向幾何？這些問題的思考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在中國處于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對于踐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理念、貫徹政府對制度創新和激發企業家精神的要求、實現國家創新驅動發展的宏偉目標、反思如何從良好的制度環境設計入手并確保市場化的活水滋潤久違的企業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文的可能性貢獻在于：第一，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原理、從市場化進程的視角研究了其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以往的研究大都從側面揭示市場制度環境對企業家創業或者創新的影響，對企業家創業創新的行為分析甚至未上升到企業家精神的層面，這使得市場化與企業家精神之間的影響機理懸而未決，本文對此進行了彌補。第二，把新制度經濟學基本理論根植于微觀經濟學原理，設計了簡單的博弈論模型闡述制度環境如何影響企業家精神的微觀運行機制。以往的研究集中于文字層面的描述或純粹的實證層面檢驗，缺乏合理的微觀機制作為支撐，這使研究的支撐力度欠佳，本文提供了初步的分析。第三，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應模型及系統廣義矩估計法檢驗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且考慮了內生性問題。以往的學者研究集中于單一的靜態方法，不僅未控制個體和時間因素對結果的影響，也未考慮內生性問題，顯然結論難以服眾且在穩健性方面表現欠佳，本文另辟蹊蹺，采用多種計量方法、多個測度變量，并考慮逆向因果關系的影響，以確保研究結論的穩健性。第四，本文檢驗了市場化進程與外部制度環境的交互效應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前期的學者研究并未結合市場化討論外部的制度環境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這既偏離了理論又有違于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活動，本文對此進行了初步嘗試。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一）博弈模型設計

筆者參考韓磊等[7]設計的靜態博弈論模型論述制度環境影響企業家精神的微觀機制。文中企業家精神僅限生產性領域，企業家精神的正向發揮、政府主導下的制度變革（單一或協調搭配式變革，下同）行為具有不確定性，企業家具備“理性人”屬性，采用企業家努力生產與否來替代企業家精神。為簡化計算和便于解釋現實，筆者做如下說明：

首先，政府變革制度的概率為p，維持現狀的概率為（1-p），政府稅率恒定為α，政府收入為企業稅收和其他固定收入（αX表示制度變革下恒定的政府其他收入，αY代表維持現狀下恒定的政府其他收入），q代表企業家努力生產的概率，（1-q）表示企業家不努力生產的概率。

其次，若政府不變革制度，企業家努力生產，其面臨的凈收益為π1i；企業家不努力生產，其面臨的凈收益為（-π1i）。相對應的政府收入分別為（απ1i+αY）和（-απ1i+αY）。

再次，若政府改革現有制度，企業家努力生產，其面臨凈收益為π2i；企業家不努力生產，其面臨的凈收益為（-π2i）。相對應的政府收入分別為（απ2i+αX）和（-απ2i+αX）。

最后，企業家面臨正凈收益時會保持一種慣性，用κ（κ>0）來表示，慣性因子固定不變。上述π1i和π2i的數值在重復博弈過程中均恒定（即π1i=π1j；π2i=π2j；（i≠j，i，j=1，2，…，n）。

（二）制度變革的博弈條件分析

1報酬矩陣

（1）政府維持制度現狀時，企業家努力生產，則企業家和政府的報酬矩陣分別為：

PMe1=∑ni=1（1-p）qπ1i（1+κ）i（i=1，2，…，n，下同）。 （1e）

PMg1=∑ni=1[α（1-p）qπ1i（1+κ）i+αY]（1g）

（2）政府維持制度現狀時，企業家不努力生產，則企業家和政府的報酬矩陣分別為：

PMe2=∑ni=1（1-p）（1-q）（-π1i） （2e）

PMg2=∑ni=1[α（1-p）（1-q）（-π1i）+αY] （2g）

（3）政府實施制度變革，企業家努力生產，則企業家和政府的報酬矩陣分別為：

PMe3=∑ni=1pqπ2i（1+κ）i （3e）

PMg3=∑ni=1[αpqπ2i（1+κ）i+αX] （3g）

（4）政府實施制度變革，企業家不努力生產，則企業家和政府的報酬矩陣分別為：

PMe4=∑ni=1p（1-q）（-π2i） （4e）

PMg4=∑ni=1[αp（1-q）（-π2i）+αX] （4g）

2報酬函數

（1）企業家的報酬函數。企業家是否努力生產取決于不同制度環境下衍生的期望報酬，即依據于ΔPMe的大小。

ΔPMe=∑4λ=1Gλe（p=1）-∑4λ=1Gλe（p=0） （5）

經整理化簡可得：

ΔPMe=∑ni=1（1+κ）i+（q-1）[（1+κ）i+1]π2i-π1i（6）

（2）政府的報酬函數。政府是否進行制度改革取決于不同制度環境下政府的期望收入，即取決于ΔPMg的大小。

ΔPMg=∑4λ=1PMλg（p=1）-∑4λ=1PMλg（p=0） （7）

經整理化簡可得：

ΔPMg=α∑ni=1（1+k）i+（q-1）[（1+k）i+1]π2i-π1i（8）

（三）研究假設

對式（6）與式（8）分別求努力程度q的導數可得式（9e）與式（9g）：

ΔPMeq=∑ni=1[（1+k）i+1][π2i-π1i] （9e）

ΔPMgq=α∑ni=1[（1+k）i+1][π2i-π1i]（9g）

上述理論模型的結論可歸結為：（1）若式（9e）>0，必有π2i>π1i，則式（6）和式（8）的經濟學含義分別在于：與先前的制度相比，若政府未來的制度變革為企業家提供豐厚的凈收益，企業家“理性人”的屬性將會在利潤的驅動下發揮得淋漓盡致，當企業家努力生產時（即q=1），其獲得了政府制度變革溢出的好處。此時政府期望收入得到增加，其同樣獲得制度變革所溢出的好處。（2）若式（9e）<0，則π2i<π1i，則式（6）和式（8）的經濟學含義分別在于：與先前的制度相比，若政府未來的制度變革效率更低了，囿于低效率的制度改革可能會帶來“掠奪之手”效應，則企業家的凈收益必然會減少。不合理的制度變革導致資源的大量浪費，減少了業家的期望凈收益，引致了政府期望收入的縮水。（3）若式（9e）=0，存在π2i=π1i，則式（6）和式（8）的經濟學含義分別在于：若政府制度變革前后的邊際效率趨同，表現為企業家的期望凈收益無差異，則企業家努力程度的邊際變動不會引致任何凈收益的增加。政府浪費了大量的資源進行制度變革卻未給予企業家努力程度的任何實質性改善，進而自身的期望收入情況亦然。

上述理論模型的第一種制度變革的路徑是任何政府都期望的完美圖景，此時企業家精神的“正能量”才能得到激活并釋放。顯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在某種程度上逐漸趨于這種路徑。事實上，中國近四十年的市場化進程為企業家創業提供了公平的制度環境并最終助推了企業的發展。如毛其淋和許家云[8]所言，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有助于企業家的創業和創新。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9]的微觀企業層面的實踐調查也表明，政府唯有不斷推進市場化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才能鼓勵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事實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提出才真正意義上開啟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的藍圖。依據上述理論模型和經濟邏輯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市場化進程與企業家精神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

由上述理論模型可知，唯有良性的協調搭配式制度變革才能發揮企業家精神的正向效應，反之則引致企業家精神的破壞性，深層次的理論分析進一步揭示了上述模型的經濟學內涵。新制度經濟學開創者諾思[10]認為，制度是個混合物，既能改善效率也能抑制效率，制度的變革同時包含了這兩種效果，制度的合力要么激勵了企業的生產性活動，或者誘使了其非生產性活動?？梢?，制度之間的相互影響具有鮮明的異質性。盡管自由市場經濟是創新的機器，但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需外部制度環境的有效配合，如鮑莫爾[11]提出的法律制度環境等。Batjargal等[12]認為，若制度環境低效率且不完善，企業家就會面臨較高的交易成本和較大的制度不確定性，其將會被迫轉入非生產性領域從事有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動，如腐敗就可能抑制企業家創業和創新精神，迫使企業從事無關的非生產活動。若制度環境能降低企業家面臨的交易成本、減輕制度的不確定性，則會有利于企業家精神在生產性領域的駐存。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國內金融市場的漸進開放，資本市場正逐步發展為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發揮企業家精神的正向效應創造了良好環境。此外，法律與市場化進程并駕齊驅，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其能夠確保企業知識產權的穩定、嚴格執行契約，營造有利于生產性活動的市場環境。再則，企業稅費負擔的問題，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13]認為其減輕也能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毋庸置疑，上述理論及實證均表明了中國處于經濟新常態和市場化轉軌的復雜背景下，市場化與其他制度環境的交互作用對于企業家精神起到一定的作用。依據上述理論模型和經濟邏輯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包括金融制度環境、法律制度環境、稅外負擔環境及政府干預環境在內的外部制度環境與市場化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家精神產生正向影響，而地區腐敗則對企業家精神產生負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筆者構建計量模型（10）檢驗假設1，構建計量模型（11）檢驗假設2，模型設計如下：

Entreit=A1+A2Entreit-1+A3Marit+∑jj=1Aj×Xit+μi+ηt+εit （10）

Entreit=A1+A2Entreit-1+A3Marit+A4Wit+∑kk=1AkWit×Marit+∑jj=1Aj×Xit+μi+ηt+εit （11）

（二）變量定義

1企業家精神

Entreit為因變量，表示企業家精神，參考Audretsch和Fritsch [14]以及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 [15]等的前期研究，筆者從兩個維度測度企業家精神：一是企業家創新精神（Entre1），采用專利授權數量的對數值測度。二是企業家創業精神（Entre2），等于私營個體企業的就業比重。

2核心解釋變量與交互項

Marit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市場化進程，借鑒樊綱等 [16]的設計，采用其編制的市場化指數對中國的市場化進行測度。該市場化指數包含了市場化總指數、要素市場發育程度、中介發育程度、非國有經濟發展程度及政府與市場關系等五個維度。Wit代表金融制度環境、法律制度環境、稅外負擔環境、政府干預環境及地區腐敗等五個其他制度環境變量，Wit×Marit表示其他制度環境與市場化進程的交互項。

3控制變量

由于影響企業家精神的因素眾多，為確?？刂谱兞康倪x取科學性和盡可能地減少遺漏偏誤，筆者借鑒既往的研究，對相關因素進行了控制。具體變量包括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Invit）、外商直接投資（Fdiit）、基礎設施環境（Iroadit）、國有經濟占比（Soeit）、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Pfeit）及平均教育年限（Eduit）等6個自變量作為控制變量，以Xit表示。

4研究方法

筆者利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應模型及系統廣義矩估計法進行實證檢驗。為避免個體效應和時間因素對結果的影響，最小二乘法和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均控制了個體效應和時間趨勢。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時，對異方差和序列相關采用Drisc/Kraay進行標準誤調整。采用 Arelleno-Bond AR（2）進行干擾項序列相關檢驗。由于Sargan-Test時有不一致性，理論上較好地過度識別檢驗一般基于Hansen檢驗進行。因此，筆者采用Hansen檢驗進行過度識別檢驗。上述因變量和自變量的具體說明如表1所示。

（三）數據來源與說明

本文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未涵蓋西藏地區。此外，核心解釋變量地區市場化進程、金融制度環境、法律制度環境、稅外負擔環境及政府干預環境等解釋變量的數據來源于樊綱等[16]編著的《中國市場化指數》；被解釋變量、地區腐敗以及控制變量的數據來源于相關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檢察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及穩健性檢驗

1基準回歸

表2中用企業家創新精神（IE）衡量企業家精神，用市場化水平（Mar）衡量市場化進程，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應模型及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分別進行估計。結果表明，初始的企業家精神系數均符合顯著性要求，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顯著。在控制個體效應和時間趨勢后，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對企業家精神有顯著影響，且通過了AR（2）和Hansen檢驗。簡言之，上述檢驗結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1。

2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結論的穩健，筆者還采用迥異因變量和四個市場化進程分項指標進行檢驗。

限于篇幅，這里僅列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穩健性檢驗，其它分變量的穩健性檢驗結果總體上均對企業家精神有顯著正向效應，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表3給出了政府與市場關系（Mar4）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初始的企業家精神在1%水平上顯著且對企業家精神有正向效應，核心解釋變量對企業家創新精神有顯著的負向效應，而對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具有正向效應。上述正負結果產生的可能原因在于，目前由政府和市場組合形成的資源配置結果不利于企業家的創新。誠然，如陳雨露[17]所言，在經濟生活中資源配置的次優結果取決于政府和市場的協作。然而中國還未達到這種次優的組合，亦即現今的資源配置效率太低?？梢?，如洪銀興[18]研究的那樣，只有確保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才能改善資源的配置效率，如此方能扭轉目前政府市場關系的低效率對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影響。采用要素市場發育（Mar1）、中介發育程度（Mar2）及非國有經濟發展（Mar3）三個分項指標測度市場化進程時，整體上對企業家精神有顯著的正向效應，然而其影響系數相對較小，這表明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空間無論要素市場、中介發育程度還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都需要深入地推進?？傊?，本文的假設1較為穩健。

3內生性問題的處理

采用不同變量的內生性檢驗結果整體依舊穩健。

市場化進程在影響企業家精神之余，企業家精神也會逆向對市場化進程做出反應，現實的表現就是非國有經濟的逐步壯大，政策層面的表現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提出。這種逆向因果關系可能會對計量模型估計結果產生影響，為解決此類內生性問題，筆者進行了面板聯立方程組的回歸，盡管不能完全解決內生性問題，然而比單方程估計更能較為準確刻畫兩者真實關系。表4中模型（1）和模型（3）關鍵系數均滿足顯著性水平，且系統廣義矩估計通過了識別問題和弱工具變量問題的檢驗，這表明即便考慮到內生性問題，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也存在顯著影響，從而進一步論證了假設1的結論。

（二）交互效應及穩健性檢驗

限于篇幅，本文僅列出市場化與稅外負擔環境、政府干預環境及地區腐敗之間的交互效應；其他交互效應整體上均對企業家精神有顯著正向效應，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假設2的檢驗列于表5—表7中。在表5和表6中，Mar_Td和Mar_Gi分別測度稅外負擔環境和政府干預環境與市場化的交互項對于企業家精神的影響。結果表明，除動態面板檢驗結果外，稅外負擔環境和政府干預環境均有助于市場化對企業家精神的正向發揮。動態面板不顯著且符號相反的可能原因或可從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應模型的交互項系數窺見一斑。其系數都相對較小，說明稅外負擔和政府干預的改善程度并不是很大，這可能導致了動態面板檢驗的不穩定。表7中Mar_Lcor代表地區腐敗與市場化的交互項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研究發現，交互項對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具有負向效應，盡管動態面板不顯著，但符號與其他結果一致。而交互項對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影響復雜，且迥異的方法引致差異化的結果?？赡艿脑蛟谟?，腐敗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存在兩者迥異的效應。此外，Meon和Weill[19]的研究表明，腐敗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依賴于制度環境。市場化作為經濟活動中重要的制度變量之一，其必然和腐敗相互交織，然而僅考慮單一的制度環境和腐敗的影響并不能合理解釋腐敗和市場化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家精神產生何種影響，這可能也是導致腐敗與市場化的交互影響對于企業家創新精神的作用方向懸而未決的原因。整體上，結果表明假設2基本上是成立的。

五、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筆者的實證研究表明，總體上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均具有顯著的影響，即便采用迥異的市場化衡量指標，實證結果亦具有良好的穩健性。市場化進程與外部制度環境的交互效應對企業家精神也均具有顯著的影響，研究結論整體上支持了筆者的研究假設。這意味著中國近四十年的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較為明顯。然而上述影響系數相對較小，仍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這恰恰表明中國在推進市場化進程中涉及外部制度環境，比如法律制度環境、金融制度環境、稅收制度環境、財政制度環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劃定等都需要協調推進，最終使企業家精神“正能量”地釋放所需要的外部制度環境的邊界達到最優化。

（二）研究局限及未來研究路徑

本文的局限性歸結為以下幾點：其一，筆者僅采用專利來衡量企業家的創新精神，采用相關就業比重來測度企業家的創業精神。顯然，上述指標并未完全覆蓋企業家精神的全部內涵，未來的研究中，企業家精神的衡量精度和廣度有待完善。其二，筆者僅考慮到了正式規則的影響，未觸及制度環境中的非正式約束及其與正式規則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遺憾的是，如諾思[10]所言，非正式約束很難準確刻畫，深層次的檢驗亦是困難重重。未來的研究將盡可能地尋求合理的方法定量測度非正式約束，同時探索正式規則和非正式約束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其三，本文的企業家精神鮮有觸及到非生產性領域，而目前中國制造業領域的困境鮮明地揭示了在非生產性領域企業家精神異?；钴S，自然而然的問題是：營商環境出現了什么問題？引導企業家精神涉足非生產性領域的制度交互機理怎么形成的？顯然，對此問題的研究不足無疑是企業家精神領域的一大缺失，亦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經驗研究的匱乏，未來透過良好的制度創新激發并引導企業家精神“永駐”生產性領域適逢所需。

參考文獻：

[1]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何畏，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76

[1]威廉·鮑莫爾企業家精神[M]孫智君，等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128，268

[2]胡永剛，石崇扭曲、企業家精神與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6，（7）：87-101

[3]Andreas，K，Berger， ESC，Andrew，MThe More the Merrier？ Economic Freedom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69（4）：1288-1293

[4]Herrera-Echeverria，H，Haarb，J ， Estévez-Bretónc，JB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stitutional Quality， Economic Freedom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Market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4，67（9）： 1921-1932

[5]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中國企業家成長20年：能力、責任與精神——2013中國企業家隊伍成長20年調查綜合報告[J]管理世界，2014，（6）：19-38

[6]解維敏市場化進程對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影響研究——基于我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財經問題研究，2016，（12）：114-119

[7]韓磊，王西，張新宜制度環境驅動了企業家精神嗎？——基于法與金融的實證研究[J]現代財經，2017，（2）：39-54

[8]毛其淋，許家云市場化轉型、就業動態與中國地區生產率增長[J]管理世界，2015，（10）：7-23

[9]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新常態下的企業創新現狀、問題與對策——2015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J]管理世界，2015，（6）：22-33

[10]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杭行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150

[11]威廉·鮑莫爾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跡[M]彭敬，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6

[12]Batjargal，B，Hitt，MA，Tsui，AS，Jean-Luc，A，Webb，JW，Miller，TLInstitutional Polycentreism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Growt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3，56（4）： 1024-1049

[13]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企業經營者對宏觀形勢及企業經營狀況的判斷、問題和建議——2014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J]管理世界，2014，（12）：21-37

[14]Audretsch，D，Fritsch，MLinking Entrepreneurship to Growth：The Case of West Germany[J]Industry and Innovation，2003，10（1）： 65-73

[15]Beugelsdijk，S，Noorderhaven，NEntrepreneurial Attitude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Section of 54 Regions[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4，38（2）： 199-218

[16]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265，294

[17]陳雨露金融發展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J]經濟研究，2014，（1）：16-19

[18]洪銀興 論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后的政府作用[J]經濟研究，2014，（1）：14-16

[19]Meon，PG，Weill，LIs Corruption an Efficient Grease？ [J]World Development，2010，38（3）：244-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