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邁的秦漢史研究
——以《容齋隨筆》為中心的考察

張 楠

洪邁是南宋著名學者，他博覽群書，精于學術，《宋史》稱其“幼讀書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他用半生時間完成了《容齋隨筆》一至五筆的寫作，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學術筆記。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關洪邁及其著作《容齋隨筆》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現，但學界對洪邁在斷代史上的學術成就的研究則相對薄弱?！度蔟S隨筆》中存在大量關于秦漢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富有特色，歷代學者雖多有引用，但鮮有專門討論[注]學者們主要關注洪邁的史學思想，如施丁的《從〈容齋隨筆〉看洪邁的史學》(《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劉德美的《洪邁的史學》(《臺灣師大歷史學報》1982年第10期)，孫欽善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中的洪邁章節，呂鳳棠的《洪邁學術思想簡論》(《浙江學刊》1995年第5期)，瞿林東的《兩宋史學批評的成就》(《河北學刊)，1999年第2期)，李哲、韓建萍的《從〈容齋隨筆〉看洪邁的歷史編纂思想》(《燕山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等等。另有人物研究，如凌郁之的《洪邁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等。近年來高校中的碩、博士學位論文也有相關內容出現，如顧娟的《洪邁史學綜論——以〈容齋隨筆〉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2008年)、單曉娜的《洪邁〈容齋隨筆〉的史料價值》(鄭州大學2009年)、馬艷的《〈容齋隨筆〉史學成就研究》(安徽大學2013年)等等。但對其秦漢史的學術成就則鮮有研究，僅有可永雪的《洪邁在〈史記〉研究上的貢獻》(《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徐興無的《〈容齋隨筆〉中的西漢史研究》(收入莫礪鋒主編的《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李哲的《洪邁論漢唐之際的政治得失》(《蘭臺世界》2013年第30期)等少量成果。。故筆者撰此文以表彰其秦漢史研究的特色與貢獻，并求教于方家。

一、《容齋隨筆》中秦漢部分的相關統計及初步分析

秦漢史研究是《容齋隨筆》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本文將其中有關秦漢史研究的內容加以分類收集和整理，具體情況如表一、表二[注]表一、表二的統計數字來源于《容齋隨筆》一至五筆，收錄與秦漢史有關的內容。但此統計并非關鍵詞索引，書中部分內容雖帶有“秦漢”字樣或有該時期相關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字樣，但由于其本身并非是對秦漢史的研究，如若收錄則過于牽強，因此不予收錄。如《容齋五筆》卷七第10條“東坡不隨人后”，該條目中雖出現“司馬相如”、“楊子云”、“班孟堅”等秦漢歷史人物字樣，但其討論的中心問題是蘇軾的文學創作，與秦漢史研究并無太大關聯，故不予收錄。所示：

表一

表二

其研究可分為兩個大類，一是“事件與人物的論述”，二是“文字、實物資料的考證、整理與評述”。前者主要指洪邁對秦漢時期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與分析，后者則主要指洪邁對秦漢時期的歷史材料以及歷代學者的相關成果進行考證，包含對器物和歷史遺跡的考證，亦有對史料的整理和評述。此種分類可更好地展現評論與考據在洪邁研究中的區別。

在此基礎上，“事件與人物的論述”又分為兩個小類，第一類是“分朝代單獨論述”，指的是從先秦到三國六個時間段內單獨論述的人物或事件。這種論述常以一個朝代中的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為研究對象，尋找參照物對其進行對比研究，但局限在一個朝代內，如西漢人物之間的比較。第二類是“跨朝代綜合論述”，指將超越一個朝代的人物或事件進行比較。這種論述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跨時間段內”，其比較范圍在先秦到三國的六個時間段內，如東漢人物和西漢人物的比較，西漢人物和秦代人物的比較；一類是“跨時間段外”，其比較范圍超出了先秦到三國的六個時段，如西漢人物與唐代人物的比較。此種分類反映出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非常突出的比較史學思想。

通過以上的數據統計，我們可以對洪邁的秦漢史研究有一個宏觀的認識。結合《容齋隨筆》的內容，從總體來看，表一和表二反映出了以下幾點特征：

首先，洪邁的秦漢史研究在其著作《容齋隨筆》中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從統計來看，有關秦漢史的條目為328條，占總條目數1220條的26.89%，超過《容齋隨筆》所涉獵內容的四分之一。從字數上說，《容齋隨筆》中的秦漢史研究超過了十萬字，如此大規模關注一個歷史時期的研究在同類作品中是少見的?？梢?，秦漢史是洪邁研究的一個重點，《容齋隨筆》中的大量材料應當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其次，從時間段上講，洪邁的研究范圍完全覆蓋了整個相關的歷史時期。從先秦到三國時代[注]學界一般認為秦漢史的時間范圍是從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到220年曹魏代漢，先秦秦國歷史一般歸入先秦史研究。但考慮到歷史研究的完整性和時代的延續性，因此在研究秦漢史時常將其時代上限推至先秦，而先秦秦國和秦王朝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因此本文也將先秦秦國的條目納入研究之中；三國承漢末之亂，兩者在人物上有很多重合之處，因此本文也將三國部分的條目納入研究之中。，每個歷史時期都能在《容齋隨筆》中找到相關內容的研究。新莽時期的0條目需要單獨說明。在《容齋隨筆》中，共有23條提到“王莽”字樣[注]見張繼海為洪邁著、孔凡禮點校的《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所編的《容齋隨筆人名索引》，第13頁“王莽”條目。。但是在這23條中，一部分是將王莽與其他歷史人物進行比較，這類歸入了“跨朝代綜合論述”中；另一部分僅僅是將王莽作為一個時間段的標志，沒有進行關于其本人或是其時代相關問題的實質性研究，因此也按其實際情況歸入他類?？梢?，雖然王莽和其時代沒有得到單獨的研究，但是洪邁始終沒有忘記涉獵其時代的相關內容，因此洪邁的秦漢史研究是全時段覆蓋的。

復次，洪邁的秦漢史研究注重對事件與人物的評述，同時兼顧資料考據。在統計中，“事件與人物論述”一項占到了近三分之二，足以說明洪邁對評述的重視。同時，作為宋代的考據學大家，洪邁也在秦漢史研究中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將大量精力投入秦漢文獻和實物資料的考據中。若結合《容齋隨筆》(一至五筆)的具體內容而言，前兩筆以評述歷史人物和事件居多，后三筆則以考證史料居多。

以上是對《容齋隨筆》所見洪邁秦漢史研究的相關數據和內容的淺析。但這僅僅是個大略，從統計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還有許多值得注意和挖掘的地方。這些內容將會涉及洪邁秦漢史研究的特點，下面對這個問題進行具體說明。

二、洪邁秦漢史研究的主要特點

洪邁的秦漢史研究頗有特色，值得關注，對我們認識洪邁的治學方法和其在秦漢史研究上的成就與不足有很大的意義，其研究特點初步總結如下：

(一)突出西漢史研究

從統計中可以發現，“分朝代單獨論述”大類中的西漢部分占到了整個大類的65.88%，也占到了整個秦漢史研究條目的17.07%。這兩個數據在各自的統計系統中都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同時，在“跨朝代綜合論述”大類中還有部分關于西漢史的內容，不過本文未將其相加。如果綜合計算，西漢史研究占整個秦漢史研究的比例將會更大?？梢娢鳚h史的研究在洪邁的秦漢史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具體而言，與其他時段的研究相比，西漢史的研究有以下突出的優勢：

首先，全時段覆蓋，研究相對完整。從漢初的人事品評到文景時期的政治評論，從武帝時期的功過討論到昭宣時期的朝政分析，最后到元成哀平時期對漢代衰亡及王莽代漢的研究，從時間上看，洪邁的研究覆蓋了西漢的全部時間段。在其間，除去論述國家大事，洪邁也重視對西漢社會生活的考察，因此洪邁的西漢史研究相對完整。其他部分與之相比則存在很大的問題：從“分朝代單獨論述”的條目統計中可知它們的數量較少，沒有辦法達到時間段上的全面覆蓋，進而也沒能對社會生活進行過多的考察，僅突出了一些有限的重點。因此這些時段的研究顯得零散而不完整，自然不能與西漢史研究相比較。

其次，關注點較多，論述較為翔實。洪邁在論述西漢史時主要關注了漢初、武帝和宣元三個大的時間段，這三個部分支撐起了洪邁西漢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在這個框架內，洪邁對西漢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和重要歷史事件進行了梳理，對于舊的問題提出了新的觀點與看法，由于著墨較多，因此論述也更加翔實。相對于西漢史，其他時間段的關注點則較少，如東漢時期，其主要關注劉秀和漢末的戰亂，對于中間時段的關注明顯不足；秦代的論述更加稀少，重點只局限于討論秦的暴政問題和秦末戰亂，對于秦代的相關社會生活和其他方面并沒有進行研究。

復次，涉獵廣泛，細致豐富。洪邁在西漢史的研究中，視野宏大，兼容并包，有關于人物的比較與評價，如隨筆卷二《張良無后》、隨筆卷五《上官桀》、隨筆卷九《劉歆不孝》、續筆卷六《周亞夫》、續筆卷九《兒寬張安世》、三筆卷十一《漢文帝不用兵》、四筆卷一《匡衡守正》、五筆卷一《張釋之柳惲》等等；有關于國家政策和歷史事件的思考，如隨筆卷二《漢輕族人》、隨筆卷二《漢采眾議》、隨筆卷九《漢法惡誕謾》、續筆卷二《巫蠱之禍》、三筆卷二《漢宣帝不用儒》、四筆卷十三《漢人坐言語獲罪》、五筆卷七《敘西漢郊外祀天地》等等；有關于生活習慣和社會風俗的考察，如續筆卷七《俗語算數》、續筆卷十三《雨水清明》、續筆卷十五《男子運起寅》、三筆卷二《漢人希姓》、四筆卷二《漢人姓名》、五筆卷九《一二三與壹貳叁同》等等；還有大量關于思想文化、典章制度、法律制度、文獻用字、古跡考證等多領域的研究，在此不一一列舉。其他時間段的論述完全無法與之相比。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漢史無疑是洪邁關注的重點[注]關于《容齋隨筆》中的西漢史研究，徐興無在《〈容齋隨筆〉中的西漢史研究》(收入莫礪鋒主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71-890頁)一文中有深入分析，本文的思考路徑與之不同，可互作補充。。但是，“突出西漢史研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得西漢史研究相對完整翔實，體現出西漢史在洪邁研究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凸顯出對其他時間段關注不足的缺陷。在這個問題中，尤為突出的就是對東漢研究的欠缺，這值得現在的秦漢史學界注意。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東漢史長期處于被忽視的狀態，似乎成了一種慣性，現代學者在總結20世紀秦漢史研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時也認為“東漢史研究始終薄弱這個環節，也終20世紀不得解決”[注]周天游、孫福喜：《二十世紀的中國秦漢史研究》，《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特別是迄今為止，仍在論證東漢斷代史研究的可能性，未能給社會送上一部東漢通史”[注]趙國華：《東漢史研究需要補偏救弊》，《史學月刊》2011年第5期。。因此現在的秦漢史學界也應從洪邁的不足中得到啟示，關注東漢研究，更好地完善整個研究系統。

(二)多維視角的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是歷史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方法，梁啟超先生認為比較方法“是把歷史性質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關系的人物聚在一起，加以說明，比較單獨敘述一人，更能表示歷史的真相”[注]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0頁。。這說明比較就是在多方位中觀察同一個人物或事件，這樣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事物的本質。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運用了大量的比較，比較也是洪邁研究的特色。以往的學者在研究中對洪邁的比較方法已有所關注[注]關于洪邁的比較研究，可參李哲、韓建萍：《從〈容齋隨筆〉看洪邁評價歷史人物的幾個特點》(《保定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李菁：《試論〈容齋隨筆〉的辯證思維》(《理論月刊》2010年第8期)。，總體而言，洪邁善于從綜合的角度對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比較研究?，F將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的比較方法分為以下幾類進行說明：

第一，“一對多”的比較研究。洪邁常把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當做主角，然后將該主角與多個類型或性質相近的參照物進行比較。這些參照物間各有差異，而洪邁正是通過這些差異來展現主角的不同側面與品質，由此獲得對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更為全面深入的了解。如在研究光武帝劉秀時，洪邁先在隨筆卷十一《漢二帝治盜》中將光武帝與漢武帝相比較，得出“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40頁。的認識，突出了劉秀在政治上的“柔術”；在《燕昭漢光武之明》中將光武帝和燕昭王相比較，突出了劉秀的用人才能；在隨筆卷十四《光武仁君》中將光武帝和唐高祖相比，認為光武帝“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為本”[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89頁。，展現了劉秀的明君形象；在三筆卷七《光武苻堅》中將光武帝和苻堅相比，從側面批評了劉秀尊奉讖緯的做法。通過與不同人物的對比，展現出了劉秀的不同側面和品質，這使劉秀的形象更加真實豐滿。再如評論曹操，洪邁在隨筆卷十五《曹操唐莊宗》中將曹操和唐莊宗作比較，展現了曹操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明主形象；在續筆卷十《賊臣遷都》中又將曹操和董卓、高歡、朱溫等歷史上的“賊臣”相比較，展現了曹操梟雄的一面；在三筆卷二《無名殺臣下》中將曹操與漢武帝、隋煬帝相比較，突出了曹操多疑殘忍的性格。通過這三次比較，曹操的形象躍然紙上，既有正面也有負面，使得曹操的形象更接近真實的歷史。再如論述任安，洪邁在隨筆卷三《灌夫任安》中將任安與灌夫進行比較，認為任安“賢而知義”[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0頁。，展現了任安忠義的形象，之后又在續筆卷十五《任安田仁》中將任安與田仁作類比，復原了任安在歷史上被埋沒的能臣形象，展現了他的才能。

第二，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比較研究。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非常注重人物或事件橫向與縱向的比較。在縱向比較上，洪邁善于選取不同時空內相似的人物或事件，通過比較揭示出人、事的優劣，由此積累了長時段的研究經驗，突出了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偉大價值。如在隨筆卷一《曹參趙括》中，洪邁將曹參與趙括的上任進行對比，曹參在上任之前得到了漢高祖、漢惠帝、蕭何以及他自己的認可，因而獲得成功；而趙括在上任之前得到了父親趙奢、母親和藺相如的否定，只有趙王一人認可，果然趙軍在長平之戰中大敗。通過這兩者的對比，洪邁得出了“將相安危所系，可不監哉”[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4頁。的結論，展現出國家用人須慎重的歷史經驗。如在隨筆卷三《漢昭順二帝》中，洪邁將西漢的霍光、霍禹父子與東漢的梁商、梁冀父子相比較，展現出了外戚政治對于王朝安危的二重性作用。再如在隨筆卷十一《何進高?！分?，洪邁將東漢何進誅殺宦官未果一事與北齊高睿被殺一事相比較，得出了“背脅瘭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阱，養之則自貽害”[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47頁。的結論，展現出對隱患要及時清除、不可拖延的歷史教訓。

在橫向比較上，洪邁善于將同一時期的人物或事件歸類，力圖尋找到當時人、物的異同，進而利用橫向比較有意識地重建了當時的社會環境，以達到以小見大、以點帶面的效果。例如在隨筆卷六《魏相蕭望之》中，洪邁將魏相陷害趙廣漢一事與蕭望之陷害韓延壽一事相比較，魏、趙、蕭、韓四人皆為漢宣帝時的賢良公卿，賢人相害不免令人生疑，故洪邁認為這些事件與宣帝時代的士人政策有關。再如隨筆卷十《楊彪陳群》，洪邁將曹魏代漢時楊彪、華歆和陳群的態度作對比，得出了“士風不競”[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27頁。的結論，通過橫向對比，勾勒出了漢末士大夫的群像。又如隨筆卷十三《孫吳四英將》，洪邁將周瑜、魯肅、呂蒙和陸遜歸為一類，從用人角度分析了東吳政權興盛的原因。

第三，整體與細節結合的比較研究。洪邁善于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對秦漢史問題進行研究，既把握了整體上的相似性，又突出了細節的差異，使得歷史研究更加完整。這種方法在洪邁的秦漢史研究中很常見，但相對于前兩種而言，該方法更多地用于事件的比較，尤其是在王朝興衰的整體比較上。如隨筆卷五《晉之亡與秦隋異》，洪邁將秦、晉、隋三個短命王朝進行了對比：從整體上看，這三個王朝都結束了歷史的分裂，建立了統一的王朝，都曾經興盛一時，但最終卻都短命而亡，因此三個王朝從總體上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就各自滅亡的具體原因而言，洪邁又從細節入手，找到了它們之間的差異，他認為“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于惠帝昏蒙，非得罪于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60頁。。這種說法雖然失之偏頗，但絕對不失為一家之言。再如隨筆卷五《秦隋之惡》，洪邁在此將漢人的“過秦”言論和唐人的“惡隋”言論加以整理集結。從總體上，這兩部分內容皆是關于暴政的議論言辭；但在細節上，由于論者角度不同，思路不同，故而所論言辭也有差異。將秦隋兩部分內容在一起對比，既從整體上反映了兩個王朝的暴虐，也從細節上展現出了二者的不同。再如隨筆卷十《漢丞相》，洪邁將西漢和東漢兩朝丞相的命運做了對比，從整體上看，兩朝復職的丞相一般都可以得到職位，但從細節來看，西漢丞相的復職職位要遠高于東漢，洪邁認為東漢“體貌大臣之禮亦衰”[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38頁。，通過這個比較，可以窺見兩漢君臣關系的變化。

綜合上述三點討論，我們可以認定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非常注重比較研究。比較研究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這種方法在現代史學研究中也受到了重視?！霸诋敶S多歷史學家看來，作為對世界上各個社會的各個層次上的特殊問題和所有方面的具體研究的比較史學是做出這種解釋的關鍵?！盵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81頁?？梢娖浞犀F代史學的發展趨勢。誠然，這種方法也有其不足之處，但作為一種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如果能夠與時俱進，在實踐中不斷得到改造和發展，一定會為秦漢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三)精于探研的史料整理、考證與評述

洪邁在學術上素以考據見長，其“辯證考據，頗為精確”[注]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020頁。，在歷史上得到了普遍認可。因此，洪邁的考據學也得到了以往學者的重點關注[注]關于洪邁的考據學研究，可參看孫欽善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593-614頁)，李中鋒的《〈容齋隨筆〉的考據學成就》(《張家口師專學報》2002年第2期)等作品。。陳尚君先生在《洪邁年譜》的序言中認為洪邁的考據學“在某種意義上或可成為清代考據之學的先導”[注]凌郁之：《洪邁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頁。。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同樣非常注重文獻、事物的考證，并將其中的內容加以整理和評述，這成為洪邁秦漢史研究的又一個重要特征。其在秦漢文獻與實物的研究上大致有以下特點：

第一，注重總結歸納性研究。洪邁非常善于將散布于史籍中的小問題進行歸納總結，對一些長時段的問題進行梳理，將它們整合成為利人利己的參考資料。這種方法對于細化秦漢研究、梳理秦漢時期的歷史脈絡有重要意義。如續筆卷八《地名異音》，洪邁在此處將《漢書·地理志》中的異音地名進行了總結；續筆卷六《說文與經傳不同》，洪邁將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于宋代通行經書用字的差異進行了匯總，這對于研究東漢經學和文字學有很大幫助；三筆卷二《漢人希姓》，洪邁在此將“兩漢書”中記載的漢代偏僻姓氏進行了總結，“以助氏族書之遺脫”[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46-447頁。，方便后人研究；再如四筆卷二《諸家經學興廢》，洪邁將兩漢的經學傳承做了分類的梳理，這對于研究學術史有一定意義；四筆卷八《歷代史本末》，洪邁在此將有史以來的主要史書及其作者進行了歸納，其中涉及不少秦漢的內容，后人可以將此作為讀書的指南；五筆卷九《兩漢用人人元元字》，洪邁將《漢書》中常見的“人人”、“元元”的用詞現象加以匯總，從中可以窺視到西漢時期的語言特點。

第二，注重文獻與實物的結合研究。王國維先生將考古資料引入歷史學研究當中，他認為地下材料“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注]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頁。，由此創立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其實將文獻與實物結合的研究古已有之，早在金石考據學盛行的兩宋時期，學者們常常是文獻與實物兩手抓，宋朝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認為“《詩》、《書》以后，君臣行事之跡，悉載于史，雖是非褒貶出于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諸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者十常三四，蓋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注]趙明誠：《宋本金石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頁。，強調文獻與實物的結合。作為當時的一流學者，洪邁自然受到這種風氣影響，他的秦漢史研究反映了這一點。例如隨筆卷五《元二之災》，洪邁將《后漢書》、《論衡》等文獻材料與漢碑材料相結合，否定李賢等對“元二”的解釋，提出“元二”應為皇帝即位或更改年號元年、二年的新說；隨筆卷十四《博古圖》，洪邁在此依據《漢書》等文獻材料和本人收藏的漢匜，考證出了北宋書籍《博古圖》中的五處錯誤，并認為該書“荒陋而可笑”[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82頁。；再如四筆卷五《土木偶人》，洪邁利用趙明誠《金石錄》中關于西漢末年墳壇石刻的描述，結合《戰國策》的相關材料，考證了兩漢土木偶人的問題。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實物和文獻在洪邁的研究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這在傳統的中國歷史研究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采用文獻與實物結合的方法，利用實物與文獻間的相互印證，可以考證典籍的錯誤，使得歷史研究更加有據可循。

第三，關注“冷問題”研究。除去對歷史上討論較多的問題進行探究，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同樣非常善于發掘在歷史上被人忽視的“冷問題”，利用考證方法將它們整理出來，使之成為新的學問。其發現的問題雖小，但背后卻可能隱藏很大的歷史問題，需要后人不斷地發掘。在秦漢史研究出現瓶頸現象的今天，“冷問題”尤其應該引起學者的注意，這使得其研究有了更大的價值。例如隨筆卷二《單于朝漢》，洪邁梳理出西漢歷史上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漢宣帝、漢元帝、漢哀帝都在匈奴單于朝見的當年去世，由是感慨“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0頁。，而這個問題在洪邁之前似乎沒有人涉獵；隨筆卷七《北道主人》，東道主一詞在歷史上廣為流傳，但“北道主人”卻無人問津，洪邁通過整理，在東漢找到了三條有關“北道主人”的記載，這三條都與光武帝劉秀在河北征戰有關，突出了河北地區在劉秀整個戰略布局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后人罕引用之”[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91頁。，因而幾乎被遺忘；再如三筆卷十五《詘一人之下》，洪邁考證出蕭何“夫能詘于一人之下”的言論出自《六韜》，“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612頁。，這或對《六韜》在漢代的傳播史研究有意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文獻和實物的整理、考據與評述的工作中，洪邁利用考據學方法，將有關秦漢歷史的文獻與實物資料進行了綜合研究，整理歸納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問題并加以解決，這在方便后世秦漢史研究的同時，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思路。

(四)說古喻今的現實關懷

學者求學問道，自然當以知識為重，但如果學者的研究脫離了學者所處的時代生活，這樣的學問恐怕也是空中樓閣。大凡著名學者，常懷現實關懷之心。清儒章學誠精于史料考據，但其絕非泥古不化之人，他反而認為“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注]章學誠著，葉長青注：《文史通義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頁。，強調學者應當關心現實。這也成為很多古代著名學者的為學縮影。

洪邁作為兩宋之交的著名學者，親身經歷了家國變故，深知世事艱難，因此在研究中經常說古道今。施丁先生認為“洪氏在說古道今中,對于官冗政濫、上奢民困、統治危機、國難家恨等等,發表了激烈的議論,說明他憂國憂民,有一定的歷史責任心”[注]施?。骸稄摹慈蔟S隨筆〉看洪邁的史學》，《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48頁。。他在秦漢史研究中常將秦漢史實與兩宋現狀相聯系，從秦漢史研究中汲取對現實有幫助的歷史經驗，或以秦漢為源，考證當代史事，抑或以秦漢為訓，抨擊時政中的黑暗之處，表達對國家命運的擔憂。

例如隨筆卷十《楊彪陳群》，洪邁將漢末黨錮之后士風不振的情況與北宋末年元祐黨爭后權臣當道的情況進行了類比，認為“章惇、蔡京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歆、群者幾希矣”[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27頁。，指出士風不振而導致的政治衰敗是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隨筆卷十三《拔亡為存》，洪邁將曹操兗州失而復得的經歷與靖康之難相比較，發出“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72頁。的感慨，從側面對宋廷用人進行了批評；續筆卷一《漢獄名》，洪邁列舉了漢代和宋代官方設立的監獄名稱，同時談及北宋的同文館獄事件，指出同文館獄并非舊例所設；續筆卷五《盜賊怨官吏》，洪邁將陳勝吳廣起義與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進行比較，認為造成起義的原因是“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80頁。，對宋廷的腐敗及其給國家帶來的災難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三筆卷二《絳侯萊公》，洪邁將西漢袁盎進言漢文帝而使周勃下獄之事與北宋王欽若進言宋真宗而陷害寇準之事相提并論，認為“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于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42頁。，對袁、王二人提出了批評；四筆卷十六《漢重蘇子卿》，使匈蘇武歸漢后受到了朝廷內外的尊重，最終榮列麒麟閣功臣名錄，邁父洪皓與蘇武有類似的經歷，但歸國后卻“厄于權臣，歸國僅升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于躥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頌漢史，可謂痛哭者已”[注]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819頁。，洪邁在此以二者的對比來抨擊迫害洪皓的秦檜，為父親的遭遇鳴冤，等等。

以上所列的條目基本都是直接的抨擊或探討，而洪邁借助秦漢歷史對現實進行的暗諷暗喻也有不少，施丁先生在《從〈容齋隨筆〉看洪邁的史學》一文中曾有所介紹，故在此不再贅述。從以上分析可知，洪邁善于將秦漢史研究與他生活的時代緊密結合，從歷史研究中得出歷史的經驗教訓，針砭時弊，展現了其作為傳統士大夫心懷天下的家國情懷。洪邁的研究還說明一個道理，那就是對于古代知識的研究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博學程度，但關懷現實的研究更能體現其作為知識分子的良心，這點值得當代學者反思借鑒。在當今知識經濟化的大背景下，知識分子更應當關心現實的社會生活。

三、評價與總結

關于洪邁歷史研究的總體評論并不缺乏[注]《宋史》記載洪邁“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與洪邁同時代的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為不當取覿所紀云”。朱熹在此完全否定洪邁史學的論斷值得商榷，不論《欽宗紀》如何，僅就《容齋隨筆》的史學成就而言，朱熹將其斥為“佞臣”，失之偏頗。相對而言，清代永瑢等人的評價就相對中肯，永瑢等人指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的錯誤，認為其“晚年撰《夷堅志》，與此書不甚關意，草創促速，未免少有抵牾”，但同時又承認“然其大致，自為精博，南宋說部終當以此為首焉”，這種說法基本符合實際情況。近代陳寅恪先生也采用辯證的方法看待洪邁的研究，在其著作《元白詩箋證稿》中曾對洪邁的研究提出了批評，但在總體上認為“惟南宋之洪邁，博學通識之君子也”，對其作了很高的評價。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時代的變化，史學思想發生也變化，洪邁和《容齋隨筆》受到新的關注。雖然學界對洪邁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批評和糾正，但從總體上看，這三十年的研究基本上對洪邁的史學持肯定態度。，但由于對其秦漢史研究的成果關注不足，因此專門對于其秦漢史研究的評價非常欠缺。愚以為在對比中更能顯現洪邁的學術成就，因此可利用縱橫相結合的對比方法對其成就進行考察。故此處擬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在橫向上對其在兩宋秦漢史研究中的地位進行考察，在縱向上對其產生的后世影響和其與后代學人的比較進行考察，綜合分析并結合前文所述，加以評價和總結。

從宏觀來看，兩宋處于秦漢史研究的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階段，承唐人遺功，在秦漢史研究中出現了一些著名學者。這些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在歷史上以史學聞名的學者，如司馬光、劉攽、袁樞、徐天麟、鄭樵、馬端臨等人，二是在歷史上不以史學聞名但對歷史有獨到研究的學者，如蘇洵、蘇軾、洪邁、辛棄疾、陳亮、王應麟等人[注]歷代涉獵秦漢史的學者甚多，宋代學者也不例外，因此不可能將洪邁與所有相關學者進行一一比較。此處只列舉部分在秦漢史研究上有特色的宋代學者，作為參考，以圖展現洪邁的秦漢史研究在宋代的地位。學者研究，各有千秋，都可作為研究的參考，此處并非贊一而毀他，僅做拋磚引玉之用。。這些學者或以秦漢史研究見長，或以其他方式關注了秦漢史的研究，各有千秋，在相互比較中雖不能完全判定其中的優劣，但各有所長卻是不爭的事實。洪邁在與這些學者的對比中，以自己的方式在兩宋的秦漢史研究中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體現出了以下的獨到之處：

第一，關注點豐富，表現手法靈活。從前文的論述中可知，洪邁的秦漢史研究包羅萬象，在時間上覆蓋了秦漢的全部時期，在內容上廣泛關注各種問題，在表現手法上注重多種方法的交叉使用。其他學者在這方面稍有遜色，在關注點上，徐天麟、鄭樵、馬端臨等學者主要關注秦漢的典章制度[注]鄭樵《通志》中有大量人物記載，但多取材于前史，故史家公認“二十略”才是其著作的精華。，蘇洵、蘇軾主要關注秦漢的軍、政得失與文學，陳亮、辛棄疾主要關注秦漢的軍事政治及其借鑒意義，較為單一；在表現手法上，除去司馬光、劉攽、袁樞的史書修撰和徐、鄭、馬三人的典章制度研究，大部分學者主要采用“論”的方式進行研究，或者在“策問”中體現自己的思考，相對而言不如洪邁的手法生動靈活。

第二，歷史考證與現實關懷相結合。洪邁不僅善于將秦漢舊聞與兩宋社會相結合，更精于歷史舊聞的考證，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學者往往更側重于一個方面。徐天麟、鄭樵、馬端臨三人精于考證，著作博聞精密，尤以鄭、馬為優，但由于著作的特殊性，他們在將秦漢研究與兩宋結合的環節中略顯欠缺；司馬光、劉攽、袁樞三人專長史學，雖有以古喻今之意，但其精華之處還是史書的整理和編寫；蘇洵、辛棄疾、陳亮三人擅長將秦漢時的軍事謀略、政治得失與現實相結合，如辛棄疾稱其著作的目的是“以為近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為無患”[注]辛棄疾著，徐漢明?？保骸睹狼凼摗?，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而陳亮的目的則是讓歷史上的政治軍事經驗在現實中“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注]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酌古論》，見《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0頁。，其《漢論》大體也是此類目的，但是在考據方面略遜一籌；相對而言，蘇軾有所兼容，這也許是洪邁崇敬蘇軾的原因之一。

第三，數量較大。從前文的統計可知，洪邁的秦漢史研究在其總體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文字數量較大，這點在兩宋學者中十分罕見。前文已言，洪邁的秦漢史研究超過了十萬字，在宋代的秦漢史研究領域內，這樣龐大的篇幅與文字數量并不遜色于在歷史上以史學研究而聞名的學者，在以非史學研究而聞名的學者中更是遙遙領先。蘇洵、蘇軾、陳亮、辛棄疾等學者對秦漢史也多有論述，但其篇幅與文字數量有限，顯然無法與洪邁比肩。

第四，研究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在前文論述中已經說明了洪邁的秦漢史研究具有連續性，不僅一到五筆中都可以找到相應的內容，而且對同一個歷史人物，洪邁也進行了持續研究。在這點上，其他學者略遜一籌，蘇洵、蘇軾、辛棄疾、陳亮等學者有多篇涉及秦漢研究的文章，而且單篇篇幅較長，但他們的研究缺乏連續性，往往僅僅是單篇，很難看出其中的治學軌跡與心路歷程。

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注]王應麟關于秦漢史研究的著作還有《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等，這些作品多是對漢代典章制度和書籍的考證，與馬端臨和鄭樵的研究有交叉，故不單獨列出。在體例和寫法上與洪邁的《容齋隨筆》基本一致，因而單獨列出進行比較。王、洪二人的著作皆精于考證，內容嚴謹，就秦漢史研究而言，在關注點上，二人皆視野宏大，作品包羅萬象；在表現手法上，二者皆采用筆記方式，生動靈活；在考據方面，二者都力圖精細，顯示出強大的功底；在與現實結合上，王著多注重總結歷史經驗，洪著更擅長將古今作比較；在篇幅數量上，王著不及洪著之多；在研究連續性上，二者相類。所以總體而言，二者不分伯仲，但洪邁比王應麟早一百多年，王著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洪著的繼承，因而其在開創性上不及洪邁?？梢?，洪邁的研究在南宋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得到了繼承與發展。

從縱向的考察來看，首先，就其對后世的影響而言[注]關于宋代學者對清代學者的影響，可參見張舜徽：《論宋代學者治學的廣闊規模及替后世學術界所開辟的新途徑》,見《讱庵學術講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第245-315頁。，主要體現在形式和方法上。筆記這種文體在中國由來已久，在唐宋時期出現了繁盛的景象，洪邁的《容齋隨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將筆記這種形式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到了明清時期，筆記更加繁盛，很多學者在進行相關研究的時候，其成果不僅以“論”、“策問”等方式呈現，筆記也成為他們青睞的形式。由此出現了一批優秀的作品，如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正燮的《癸巳類稿》，章學誠的《乙卯札記》《丙辰札記》《知非札記》等等[注]關于清人的筆記，可參見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這些著作中有大量關于秦漢史的研究內容，它們在形式上采用讀書筆記的方式，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洪邁等宋代學者的考據方法，這反映了洪邁對后世學者的影響。

其次，在與一些后代著名學者的比較中，洪邁的秦漢史研究雖不免被超越，但總體而言依舊有其獨到之處。從比較的角度來看，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從前四史中發掘了很多有價值的材料并加以研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與洪邁相比，趙翼的研究有所不足：首先在相關研究的篇幅和數量上，趙翼遜于洪邁；其次在取材上，趙翼多局限于前四史及其相關文獻，而洪邁則將材料的范圍擴展到了金石學。再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其書同樣多受洪邁之影響，但王氏喜漢惡宋，厭惡宋儒空談義理，故王氏“尤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當也”[注]江藩著，鐘哲整理：《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0頁。，所以王氏的秦漢史研究是較為單純的考據，與洪邁相比，缺乏結合現實的思考。再如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錢氏關于秦漢史的考據學研究可圈可點，但在結合現實的問題上，比洪邁還是略遜一籌。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從突出西漢史研究、注重比較研究、注重文獻實物資料的考證和現實關懷等四個方面對洪邁的秦漢史研究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洪邁在秦漢史研究中注重資料的嚴謹性，注重利用比較手段深層次剖析歷史問題，更注重研究與現實的結合。洪邁的研究在與兩宋學者的比較中顯示出了獨特的價值和優勢，因而筆者認為洪邁在宋代秦漢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后世而言，一方面，洪邁的研究在形式和方法上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宋到明清，雖然學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與后代學者的比較中，洪邁的價值依舊不可磨滅。他的著作雖存在錯誤[注]關于《容齋隨筆》中的秦漢史研究的錯誤，可參見力之：《〈容齋隨筆〉刊誤》，《貴州文史叢刊》1998年第5期，陳光崇：《〈容齋隨筆〉糾誤之三》，《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在思想上也因時代限制而有不足[注]關于其思想的不足，可參見施?。骸稄摹慈蔟S隨筆〉看洪邁的史學》，《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但總體可信，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關注點有助于當代的秦漢史研究更好地發展。

四、余論

在論述洪邁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筆記材料在史學上有其特殊的價值。長期以來，筆記類作品被歸入“說部”，因而相關的文學研究相對較多，史學研究相對較少。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現代史學的不斷成熟，筆記也逐漸受到關注，但因為筆記大多是歷代學者的讀書札記，因此顯得雜亂而難以整理，這導致相關研究相對零散，沒有成為完整的系統。雖然如此，筆記中的史料價值卻不容忽視，早在80年前陳垣先生就認為筆記是“絕好的社會史風俗史資料，有許多的東西在正史里尋不到，在筆記里卻可以尋到”[注]陳垣(翁獨健筆述)：《中國史料的整理》，燕京大學歷史學會：《史學年報》1929年第1期。。就秦漢史研究而言，在宋元明清以來的各種學者筆記中存在著大量有關秦漢史的研究，它們或詳或略，或深或淺，但不乏許多角度新穎、極富學術價值的真知灼見。洪邁、王應麟、趙翼、錢大昕、俞正燮、王鳴盛、李慈銘等人的作品都是這個方面的杰出代表，今天的秦漢史學界對此應給予足夠的重視。愚以為研究筆記中的秦漢史研究有三大益處：首先，可以彌補長期以來關注不足的薄弱環節，使學術史得以完善；其次，筆記史料中的很多內容與方法對現代的秦漢史研究有很強的啟發意義，有助于開啟研究的新思路；復次，秦漢史研究相對漢以后的其他斷代史研究而言，史料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歷代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無疑大大豐富了史料，這會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