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與傳播倫理的互洽性探討

江作蘇 劉文鑫

(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內容提要：文化自信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肯定，與傳播倫理具有互洽性。媒介搭建起文化傳播的平臺，促進文化融合，塑造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但造成受眾難以抉擇的困境。文化意義上的知溝亦是倫理之溝，文化自信亦是對倫理的信仰。倫理自信是對傳播內在約束要素的肯定，規范新聞行業的有序發展。以媒介文化素養的提升，促進文化自信的養成。

亨廷頓在20世紀預言，各國家和民族之間沖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21世紀在世界范圍產生對此預言的反彈性刺激，世界各國紛紛出臺多樣的文化政策以尋求自身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影響世界秩序的重建過程。但在錯綜復雜的文化背景下，在對待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中人們常常陷入誤區，出現極端的文化排外主義、文化虛無主義和文化保護主義。在這樣的輿論場域中，中國提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四個自信”主張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底氣，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依據，標志著國家意志層面的理性。在學術界，“文化自信”成為研究熱點，在中國知網期刊搜索“文化自信”，論文有幾千篇。研究文化自信的文獻綜述可見，學術界圍繞文化自信的內涵、特點、意義等概念進行分項界定，就文化自信的實現的路徑、方向等進行了深度剖析。但是，研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多數停留于宏大理念，忽視學理性分析。因此，本文基于文化“互洽性”的思路，試圖從文化自信與傳播倫理的關系角度，略盡獻芹之意。

一、文化傳播中的倫理困境

(一)文化選擇困境

媒介具有文化傳播的功能和作用，同時，媒介在傳播文化過程中也影響著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模式，推動著文化的傳承、發展與創新，媒介文化傳播的過程也是對文化重新符號化和塑造的過程。隨著技術的革新，媒介傳播進入Web 3.0時代，人們的溝通方式發生了顛覆性的變革。尼古拉·尼葛洛龐帝稱數字化生存本質是賦權(2010)。信息技術的發展，使新媒體門檻降低，人們皆擁有了自我表達的工具。新媒體賦權下每個人都成為信息的制造者和傳播者，微博、微信、社交網站等成為人們獲取信息和自由表達意見的平臺，新媒體傳受主體的交互性的常態化，顛覆了大眾媒介的直線傳播模式和意識形態限制，促進了包括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精英文化與草根文化、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的多元文化接觸與融合，給受眾帶來更多的文化選擇空間。

不可避免，多元文化也給受眾造成“難以選項”的文化選擇困境，這是因為以往傳統媒體過于注重文化宣傳而忽略受眾的文化個性需求，新媒體的開放性能夠滿足受眾豐富多樣的文化需求，信息量海量增長，伴隨而來的是注意力成本增加，加劇了文化選擇競爭性。未來學家托夫勒認為，選擇空間的擴大并不意味著人能擺脫束縛(2010)。信息冗余會讓人變得更苦惱，陷入不知如何選擇的尷尬境地，這種困境將導致更昂貴代價的付出。一句話，當下的網絡已呈現出選擇是超選擇的選擇，自由成為太自由的不自由狀態。此外，信息量增多并不意味著信息質量的提升，根據2016年微信數據報告統計，微信對于用戶黏性度較高，微信日均用戶達7.68億人，使用微信時間超過90分鐘的活躍人數在50%左右，超過6成的微信用戶使用手機充值、購買票務、生活繳費、吃喝玩樂等微信生活服務[1]?？梢?，大量碎片化、快餐式的娛樂消遣信息擠占人們的時間，導致人們漸失學習文化的空間，反而加劇人們的空虛。心理學家D.麥克蓋爾認為，信息超負荷是人們找到超過所需信息的更多信息時所陷入的手足無措的狀態[2]。超負荷的信息會使上網者產生孤獨、慌亂、壓抑、神經衰弱等感覺，這就是所謂的技術壓力，是社會心理缺失的表現形式。本文作者從107名大學生調查問卷中獲知，感覺信息量過大者為87%，信息過載無所適從者為75%，認為文化價值選擇困難者占78%。從文化學角度測量，這種態勢明顯處于自信缺失值走向擴大化的通道中。

表1 2016年微信數據報告(來源：騰訊年報)

表2 關于大學生文化選擇的問卷數據(來源：本文自測)

(二) 信息需求過度依賴媒介技術

心理學家馬斯洛在1943年發表的《人類激勵理論》論文中提出需求層次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他將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y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愛與歸屬感(love and belong)、尊重(esteem)、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五個層次。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有一個從低到高發展的過程，這符合人類發展的一般規律。受到馬斯洛的理論啟發，當代新聞傳播學者認為，可以將人類生活五層次需求整體構筑于一個新的基礎需求層次之上，即信息需求，形成六層次論。原因在于，在信息時代越來越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建立在信息交流的基礎上。一旦失去對信息的掌握，就處在一種與社會脫節的狀態，隨時面臨被拋棄的危險。換句話說，對信息的一無所知使人在社會寸步難行，甚至連與人基本的交往都無法正常進行。

媒介是獲取信息的主要手段，但人們在獲取信息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易于走向對媒介技術過于依賴的極端，常常忽視信息背后的人的價值。在網絡交流過程中個性的喪失，造成智力、情感及個性發展的滯后，帶來人際關系的生疏，出現沙發土豆、容器人、低頭族等現象，癥結在于對人的價值本質的忽視。這種對文化意義上的遺失，或者異化優秀傳統文化，削弱人們對文化認知和傳承使命感，最終導致倫理的社會性缺失，更嚴重的將走向極端，發展為民粹。因此，擺脫文化傳播困境，媒介有責任去培養人們的文化自信，增強人們對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認知，保持人們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態度，培育人們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借鑒能力。

二、文化與倫理的關系思考

(一) 文化“知溝”亦是倫理之溝

知溝理論(Knowledge Gap Theory)由美國傳播學者P.蒂奇諾提出(1970)，核心要點是社會中經濟地位較高者獲得信息比社會經濟較低者更快，大眾傳播的信息量越大，傳播的速度越快，這兩者之間知識的鴻溝差距也就越大。嚴重的是，高學歷和富裕階層與普通大眾之間、城鄉之間的“知溝”會加劇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拉大貧富差距，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公平。例如，在國家政策的制定時往往會優先考慮專家智囊團的意見，以保證政策的科學性，而知識或者相關信息的匱乏者很難參與其中。毋庸置疑，國家的決策會考慮到普通民眾的利益，但由于普通民眾難以加入決策的過程，兩個群體在有關政策上存在價值標準的沖突，易于造成政策不被民眾理解而難以執行。

同時，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知溝”加劇國際矛盾，表現為意識形態的對抗，也就是“政治正確”之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強國，通過信息優勢向弱小國家輸出意識形態，并通過人權問題、宗教問題等歪曲和丑化對方形象。2017年4月，敘利亞發生的毒氣事件造成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數百人死傷，面對捍衛生存權的倫理，世界各國一致譴責非人道主義行為，但在誰負責任的認定上卻產生了重大分歧，引發“政治正確”之爭。西方國家認定殺害敘利亞反對派平民的是敘利亞政府軍，推斷的理由是反對派不可能加害自身陣營，這種觀點與西方輿論相吻合，似乎十分合乎邏輯性；而在東方倫理影響下的中國，認為尊崇事實是處世之本，以證據為原則的價值觀念不能放棄。當年美國借口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事后證明無據，可謂殷鑒不遠。東西方思考方式與處事態度不同造成的觀念沖突，可以歸因于倫理價值觀上的差異。因此，無論是國家內部階層文化上的知溝，還是國家之間的“政治正確”認識之溝，實質上都由認知倫理之溝造成。如果對這種倫理之溝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減小負面影響，將存在十分危險的隱患，長此以往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因傳播方面的劣勢形成自卑，對本國的政治自信不足，拋棄本國優秀傳統文化去迎合西方文化?？梢灶A見世界未來的競爭，會是圍繞文化之間升級版的競爭，文化自信反映的是倫理的深度自我彰顯。

(二) 文化自信是倫理自信

何為文化自信？有學者定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羅國杰，2006)。也有學者認為，文化自信是對自身文化的價值和歷史傳統有充分的肯定，對當前的文化狀態有清晰的認知，對自身文化的未來發展有堅定的信心(程曼麗，2005)。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趙月枝從主體性和問題意識考慮，認為中國的傳播研究要有自己的主體意識和問題意識，不能是西方傳播學的附庸和淺薄本土化的版本(2012)。這就必須要有中國投射于世界關系的視野和鄉土中國立場。不難體會，這種主體思想正是文化自信的思想體現。

文化自信是需要文化根基的，這種基礎建立于民族的文化傳統。中華文化積淀著如仁愛、禮儀、知恥、謙虛、中庸、誠信、友善等價值觀念，豐碩的優秀文化成果塑造中華民族的特性，成為文化自信的來源。正如北大學者陳汝東認為，在2 000多年前，中國的古典時期創造了大量的倫理思想，包括儒家的仁愛思想，墨家的“兼愛”、“非攻”，道家的無為而治，法家的法制以及縱橫家的修辭說服等思想，吸取這些中國的古典倫理智慧，是建構普世倫理和全球修辭傳播秩序的重要手段和方略[3]。關于倫理精神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觀點，獲得了文化學界和倫理學界的普遍認同，王澤應認為在文化自信的系統結構和動力功能中，倫理精神自信既是基礎性的自信又是動力性的自信，還是目的性的自信，扮演著基礎的角色，對于文化的產生、創造和維護起著尤為關鍵的作用[4]。這與倫理學者羅國杰強調的倫理思想是思想文化核心的觀點(羅國杰，2009)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都著重強調倫理在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

由民族發展歷史回顧，可感知到倫理思想是思想文化的核心，在歷史發展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其中東方文化的倫理觀念更為強烈。東方文化可以概括為中華(儒學)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三大文化體系[5]，東方文化就其內核而言，是一種倫理文化，或者說是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眾所周知，中華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是民族傳統價值理念中的基因，具有包容性和普世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蘊含著早期大量的倫理思想，其主要精神可歸納為八個方面：“仁者愛人”的人本思想；“以和為貴”的和諧原則；“先社會后個人”的集體精神；重視個人在人倫關系中的責任意識；道德人格追求；踐履道德的實踐傳統；“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大同世界的倫理向往。這些倫理思想形成特有的東方倫理體系，影響著東亞和東南亞文化圈。例如，探究韓劇在中國盛行現象的原因，發現韓劇之所以受到中國人喜愛，其文化的接近性有著潛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兩國人都受到儒學的影響，在思維方式、價值觀、禮儀上都具有某些共性，追求人的主體意識，強調孝、誠、以和為貴的倫理精神。當今的韓國，仍有200多所鄉學傳授儒學的倫理綱常，祭拜孔孟賢人，甚至一些婚禮也保持傳統風俗；即便是在日本，還現存14座孔廟；而全球范圍內開辦的孔子學院更是多達500多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內出現“國學熱”，國際上的“孔子熱”，彰顯著中華文化存世的內在生長邏輯，不僅是在中國，在東亞乃至全球范圍內，都受到認可就是生長邏輯的體現，這些都為中國人文化自信的砝碼，亦為倫理自信的歷史與現實基礎。

三、文化自信突破傳播倫理困境

(一) 文化自信強調道德屬性，有利于強化新聞工作的價值

傳播倫理是指傳播過程或傳播行為所涉及的道德關系，傳播道德是人類傳播行為的道德以及與傳播行為有關的道德，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所遵循的行為準則[6]。傳播倫理是關于人的傳播活動的道德，這種道德是調整各種關系的社會規范，更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長期發展過程中傳統文化培養的價值觀和心理沉淀。從傳播學角度看，它是傳播過程中的群體意識體現(陳昌鳳，2014)。因此，文化自信所強調道德的作用，并非用條條框框去限制新聞傳播活動，也絕非限制新聞的自由傳播，而是為更好地探究新聞傳播所要遵循的倫理之路，進而推進社會的道德和倫理建設。例如，傳播倫理中跨國認同的“不傷害”(No harm)原則，與中國倫理的“仁愛”原則相通；報道事實真相(Fact,Truth)的主張，與中國傳統中“誠、信”原則對接。反之，新聞傳播實踐中道德倫理的缺失，會導致新聞工作失去道德價值，傳播一些無益于社會的無序、混亂信息，這種信息泛濫將嚴重沖擊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甚至出現完全否定批判傳統文化的極端，并制造“惡”的輿論導致社會的決裂意識(夏瓊，2014)。

關于傳播倫理的歷史研究，一些學者將傳播的倫理深究至古代，認為在中國這樣尊崇道德的國家，中國的傳播倫理植根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而價值觀爭論集中在“義”與“禮”、“力”與“德”的關系上(苗菁，2014)。從世界傳媒發展史的角度，將大眾傳媒分為前自由傳媒時期和自由傳媒時期，并進行傳播倫理的道德問題的探究(張殿元，2015)?；谏鐣Υ蟊妭髅缴鐣巧诖慕嵌?，提出大眾傳媒應是人文的關懷者、社會前瞻者和文化生產與建構者(黃耀紅，2013)。多數學者認為大眾傳媒的根本職責在于傳播真、善、美[7]?？梢?，在傳播過程中，禮、德、真、善、美等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對于傳播倫理具有理論支撐的作用，例如孔子的“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即指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誠信原則，說話算話，信守承諾的責任擔當表現。而傳播的行為是基于人的行為，因當今社會物質、技術形態的特點，線上或線下、同向或逆向的傳播不同于以往的單向傳播概念，形成了具有自洽性，即融合與互補性的作用。

對于傳播邊際不清晰，容易形成混沌的信息場域，則需要“倫理”這一新聞傳播的內在約束性要素去規范整個傳播行為(顧理平，2016)。倫理作為一種文化意識形態，基于傳播的行為具有支配的作用，可以通俗化地被解釋為基于四心：良心、責任心、敬畏心、同情心。當然，倫理的基礎作用不是傳播行為特有的，而是存在于人際交往中那些潛在的價值觀、是非觀和責任觀，這些倫理觀念絕非信手拈來，必須從中華文化中去吸取和提煉。2017年3月，《南方周末》報道的“刺死辱母者”事件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反響，輿論呈現一邊倒的趨勢，人們皆對當事人出于保護受辱母親殺人的行為表示支持，一時間民意與司法產生巨大的鴻溝。該事件中，媒體報道的當事人護母“孝子”形象深入人心，這符合人們對 “孝道”道德價值觀念的尊崇和信仰。因此，當事人的行為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行為，更是倫理行為。對于判決是否合理，需要法律與倫理的共同檢視，才能給人們一個滿意合理的答案，但這不意味著輿論可以左右司法審判，相反，媒介客觀的事實報道反映規則背后的價值訴求，回應人心所向和塑造倫理人情，是對法律的有益補充。從這個層面上講，法律與媒介倫理有著內在的自洽因素，因為，無論法律還是傳播，都有著公益、公平、公義的共同道德責任[8]。

圖1

(二) 文化自信自洽于倫理認同，利基于新聞工作

利基是一個經濟學詞匯，指某種基礎的利益作用。隨著21世紀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加速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文化在與其他社會發展要素的共存與博弈中，起著明顯的利基作用。但是，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存在西方化的陷阱，許多文化傳統深厚的國家由于工業化進程落后，在尋求發展過程中喪失了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自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資本主義的擴張不僅使農村從屬于城市，同時也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這其中就包括對文化的認同。薩義德更是從東方主義角度闡明，西方的東方學者固執己見地將東西方文化對立，異質化東方文化，宣揚西優東劣，達到文化上的霸權主義。在國內，我國社會正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變的轉型時期，社會結構的轉型引發了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新問題、新矛盾，從而導致社會突發事件增多，如拆遷安置、社會分配、農民工等問題容易引發社會沖突。此外，我國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還有潛在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存在，如就業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等[8]。國家社會矛盾沖突加劇，既得利益與傳統制度受到挑戰，人們對于倫理文化的依賴性和迫切性相應增加。

在此背景下，“內憂外患”的現狀往往難以理性客觀地評價傳統文化，出現自卑或者自大的錯誤心態，此時重視文化與倫理的作用，以一種成熟自信的心態來看待本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诖?，通過文化自信的方式，培養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利用文化與倫理對人的能動作用，以道德去規范新聞工作者行為，監督新聞工作者恪守職業精神，用新聞事實的報道肩負起社會責任。例如，關于新聞記者的角色與社會職責，羅以澄認為新時期新聞媒介從業人員在社會中分別是喉舌、市場競爭主體、公共信息傳播者的三種角色，當這三種角色沖突時，表現出來的往往是社會良知和人文關懷的缺失，解決這種矛盾與沖突的辦法是增強文化自信，以古今中外的倫理道德為理論依據，以及新聞記者角色的正本清源，新聞行業的自律。關于有償新聞的倫理批判，鄧明瑛尖銳地指出，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新聞工作者喪失良知與職業道德，從事有償新聞的活動，從倫理觀的視角，有償新聞踐踏社會的公平正義，違背新聞真實，嚴重敗壞社會風氣，要通過加強新聞單位和從業人員的道德自律，道德和法律雙管齊下的措施去杜絕有償新聞。郭鎮之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民眾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身訴求，進入公民記者的時代，缺乏專業技能的培訓導致專業素養普遍低下。在公民新聞和非專業記者時代下，存在諸多不合法律法規的行為，例如人肉搜索、暗訪偷拍、輿論綁架造成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上充斥著虛假、暴力、侵犯隱私等信息?；诖?，他著重強調用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去解決存在倫理的缺失和失范現象。因此，堅持法律法規對新聞傳播外在約束作用的同時，通過文化自信的方式，堅定文化與倫理作為新聞傳播的內在約束機制的重要作用，去規范新聞傳播活動。

四、媒介倫理之塔——以媒介文化素養為基礎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大眾傳播進入全民記者的時代，人人都是自媒體，通過互聯網、手機等媒介進行傳播，這種社會化媒體創造了新的傳播機制，并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格局，對于媒介素養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媒介素養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統一概念，20世紀北歐諸國即開始實施媒介素養，培育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我國傳播學者陳力丹認為，媒介素養分兩個層次：一個是公眾對于媒介的認識和關于媒介的知識，另一個是傳媒工作者對自己職業的認識和一種職業精神[9]。彭蘭則以基于公眾、傳媒業者、政府機構及政府官員的三大主體，提出構成社會化媒體時代的三種媒介素養，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對政府機構和官員的媒介素養的新要求已經不是簡單的“應對媒體”的能力，而應該表現為對媒體角色、功能的認知及相應權利的保障，對社會化媒體價值的認知及對公眾相應權利的保障，信息公開渠道的建設與保障，與媒體及公眾的交流意識和能力[10]。

當下媒介公信力不強，在互聯網輿論的生態環境中存在一種“后真相”(post-truth)現象的情況下，對于政府和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有更高的要求。根據《牛津詞典》2016年年度詞匯對“后真相”的解釋，其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狀況”，就是網民在接觸到某些敏感信息時，往往情緒高漲、亢奮，爭相表達和宣泄，對于真相到底如何無耐心去等待，這個過程中情緒的浪潮會形成謠言、虛假信息等負面輿論，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即使是事實澄清或者輿論反轉，但社會損失已經形成。例如2014年4月1日發生在四川瀘州的中學生死亡事件，當網絡曝光此事件時，網民不管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僅憑網絡一些人猜測和自己的情感，斷定中學生的死必定是有黑幕，甚至有“五名當地官員之子的校霸團伙”欺凌而死等各種謠言，許多不知真相的網民也融入無端謾罵、譴責聲中，對社會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直到4月7日，瀘州市公安局對于該事件的警方通報是自殺事實，才將之前所有的謠言擊破，輿論方才平息，公平正義才得到伸張。但此次瀘州政府對該事件的應急處理所呈現的“媒介素養”水平之低令人咋舌，政府第一時間不是澄清事實真相，而是阻撓、尾隨記者的采訪報道，挨家挨戶走訪去統一人們對外的說辭，可謂令人唏噓?？磥怼昂笳嫦鄷r代”下，許多政府和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亟待提高。

現實中，媒介素養缺失現象嚴重。大眾文化的消費者在媒介營造的拜金、獵奇潮流之下，容易淡忘自我意識和自我判斷，追求浪漫、奇異和刺激，忽略內容的價值和意義，感性能力增強而理性能力萎縮。這種忽視道德追求、只求當下快樂是一種道德虛無主義的行為。社會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盛行，使得人們容易放棄理想信念，淪為消費動物。為迎合消費主義盛行，媒介報道充斥著大量的“生活方式報道”。

為加強媒介素養的教育，傳播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媒介素養理論框架。將媒介素養之塔從低到高劃分為媒介安全素養、媒介交互素養、媒介學習素養和媒介文化素養四個層次(盧峰，2013)。有人認為媒介文化素養為媒介素養之塔的最高層，為媒介素養教育的終極目標。媒介文化素養是指使用媒介時應該具有的文明、民主、文化自覺、國家主權等知識、技術、能力和態度[11]?？梢?，媒介文化素養培養是一種媒介倫理素養的培養，亦是對文化自信的態度和能力的必要對洽。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中達成共識，認同媒介素養教育具有“賦權”與“解放”的目標，具有與支撐民主體制的目標。其中，賦權(empowerment)是指每個人都擁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去分辨是非、選擇和評估任何事物的行為，并且還能通過理性的思考與對話，去影響和督促社會改善，乃至為公民提供創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訊息，共同建構行為規范，從而提高社會的文化質量。解放(liberating)是一個人在心智上能夠穿透媒體所建構的迷障，也就是不被“擬態環境”的媒體左右的能力；是主動加入社會參與，運用各種媒體的手段去表達對國家、民族、社會大事的關心，促進公民民主的素養?；诖?，結合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媒介文化素養的教育應該增加莊重(grave)這一目標。莊重，以倫理道德為基礎，指人的行為要合乎常情與常理，并做到己所不欲而勿施于人，這是為國際社會認同的、具有充分多元互洽性的價值。

結 語

當下傳播環境中，存在著文化選擇和過度依賴媒介技術的倫理困境。思考文化與倫理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文化“知溝”實質亦為倫理知溝，對文化自信亦是對倫理的自信。因此，文化自信與傳播倫理存在著互洽性的對接需求。突破文化傳播的倫理困境，應當堅持文化自信之路，引導新聞工作者以理性的態度在傳播行為中嵌合倫理價值。同時，提高公眾、傳媒業者和政府機構及其官員的媒介素養，可以從總體層面推動文化與倫理的互洽性構建。

*本文系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人文社科類)重大培育項目[項目編號：CCNU16Z02003]的資助成果。

注釋：

[1]搜狐網：《5分鐘帶你看完2017微信公開課和微信數據報告》。(2016年12月28日)http：//mt.sohu.com/20161228/n477201973.shtml.

[2]麥克蓋爾：《認知相符理論》。(2016年12月20日)http：//baike.sogou.com/v68547303.htm?fromTitle.

[3]陳汝東：《論中國古典智慧的全球傳播倫理意義》，《華中傳播研究(第三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8～25頁。

[4]王澤應：《倫理精神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道德與文明》2011年第5期，第16頁。

[5]羅國杰：《倫理學探索之路》，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12頁。

[6]李鵬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媒介倫理的研究及其反思》，《倫理學研究》2007年第5期，第82～88頁。

[7]李鵬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媒介倫理的研究及其反思》，《倫理學研究》2007年第5期，第82～87頁。

[8]江作蘇，姜詩斌：《社會要素嬗變對媒介與司法關系的影響》，《新聞大學》2015年第1期，第8～12頁。

[9]林三芳：《網絡謠言興盛的原因及應對策略探析》，《新聞界》2014年第17期，第43～44頁。

[10]陳力丹：《關于媒介素養與新聞教育的網上對話》，《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7期，第12頁。

[11]彭蘭：《社會化媒體時代的三種媒介素養及其關系》，《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52頁。

[12]盧峰：《媒介素養之塔：新媒體技術影響下的媒介素養構成》，《國際新聞界》2015年第4期，第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