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語習得背景下維吾爾族大學生語言態度變化及影響因素的動態分析

【摘要】語言態度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與漢族大學生相比，少數民族大學生經歷了三語習得的過程，即本族語、漢語和英語，其語言態度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研究既關系到民族語言教育的實施，也關系到民族語言政策的制訂，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維吾爾族 三語習得 語言態度 變化

【中圖分類號】G7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7）36-0225-03

一、研究緣起

“三語是指除了學習者的母語和已經掌握的第二語言之外，目前正在學習的一種或多種語言。三語習得就是對三語的學習?！本捅疚亩?，三語習得是指維吾爾族大學生對維語、漢語和英語的學習過程。語言態度“指人們對語言或文字的社會價值形成的認識或做出的評價”。語言自誕生之日起，就成為一種“身份”，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界的最主要標志之一?！白匀祟惿鐣霈F民族以后，語言也成為了維系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紐帶，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少數民族大學生是本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傳承者與開拓者，他們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也面臨著父輩們所不曾經歷的復雜的語言習得過程——三語習得，即學習本族語、漢語和英語。

少數民族語言既承擔著與主流語言一樣的交際作用，也是作為本民族成員傳承文化、維系民族認同的工具。我國的主流語言——漢語的學習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在全球化不斷加快的今天，其重要性也日益凸顯。與其他語言學習者相比，少數民族大學生的三語習得過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他們的語言態度也不同于漢族大學生。三語習得背景下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是我國少數民族教育工作者們和語言政策規劃者們不可回避的問題?，F有的語言態度研究多屬于靜態的共時研究，本文主要聚焦在語言態度的動態發展研究，以西北民族大學的30名維吾爾族大學生為例，開展了為期兩年的歷時研究，調查同一群語言人的語言態度在三語習得過程中的變化，從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探究發生變化的影響因素，以期為我國語言政策和語言教育政策提供借鑒。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學的維吾爾族大學生為例，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1.三語習得背景下，他們對維語、漢語、英語的語言態度是否發生變化？

2.造成這些變化的影響因素是什么？

二、研究概況及方法

1.研究概況

語言態度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者Gardner和Lambert的配對變語試驗方法揭開了語言態度研究的序幕，隨后這一方法被廣泛使用，如Pretson對黑人語言的研究、Anisfeld 和Lambert對兒童的語言反應的測試、Trudgill和Tzararas對Arranitika語言態度的研究、El-Dash和Tucker對阿拉伯古典語、口語和帶阿拉伯口音英語的研究。這些學者們發現語言態度的類型和程度與說話者、聽話人的特征如年齡、性別、社會經濟地位等密切相關。這一發現對后來的研究者們影響深遠，如日本的井上史雄、佐藤和之、德川宗賢和南不二男等學者分別對日本方言和共同語、敬語、不同場景的語言行為模式和禁忌語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我國語言態度的研究范圍涵蓋了海外華人、少數民族、外國留學生等，其研究內容則包括語言態度的定義、語言態度的具體情況、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的關系及語言態度的影響因素等。目前國內普遍使用的語言態度量表是由鄔美麗編制的，將語言態度分為四個維度：好聽度、親切度、有用度和社會影響力。此外高一虹、陳新仁等學者從外語學習的角度研究語言學習者的身份認同變化，其中也涉及到語言態度的研究。關于少數民族的語言態度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應是王遠新教授的《論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態度的幾個問題》。他將心智主義和行為主義的語言態度概念糅合，提出了語言態度的概念、分析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態度的共性和不同民族間的差異以及同一民族間的差異。其他學者也分別從不同的民族出發進行語言態度的調查和研究?？偟膩碚f，國內的對于少數民族的語言態度研究多集中于少數民族對于漢語和民族語的態度研究，從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研究較少。此外現有的研究多是共時研究，關注于語言態度的靜態評測，未對語言態度的動態變化進行全面分析，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

因此本次研究主要聚焦在語言態度的動態發展研究，從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以西北民族大學為例，開展為期兩年的調查研究，探討維吾爾族大學生在三語習得背景下語言態度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谝陨涎芯磕康?，筆者隨機選取了30名2013年入學的西北民族大學維吾爾族大學生為調查對象，于2013年9月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進行第一次問卷調查，在他們完成兩年大學英語的課程之后，又于2015年9月大學三年級第一學期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前后兩次的研究調查對象和問卷內容一致，并在此期間對這30名受試者進行訪談。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問卷法和訪談法。筆者分別對西北民族大學30名2013級維吾爾族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即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和大學三年級第一學期）。筆者對收集的有效問卷進行量化處理，所有調查數據均由Excel 2007和SPSS 16.0軟件進行處理，對前測和后測數據進行比較、分析，結合訪談結果，分析統計結果。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30份，回收有效問卷30份，有效回收率為100%。調查對象來自于內蒙古、新疆、甘肅三個地區。男生8人，占26.8%，女生22人，占73.2%，調查年齡分布在18～22歲，平均年齡20.3歲。本次調查問卷以鄔美麗（1997）的語言態度量表為基礎，分別從語言好聽度（3題）、親切度（3題）、有用度（5題）及社會影響力（3題）四個維度來調查受試者對維語、漢語和英語的態度，共15題，其中客觀題13道，主觀題2道，合計為70分。采用五級計分制，即五個級別（A非常同意；B比較同意；C一般；D不太同意；E完全不同意），對應記分為1、2、3、4、5分。該問卷的Cronbach alph為92，具有較好信度。

3.研究結果

由附表1中可以看出：

（1）受試者對維語的總體態度未發生顯著性變化（前測=50.6±6.47，后測=52.4±3.75，P=0.09>0.05），其中對維語有用度的態度發生顯著性變化（前測=13.84±2.33，后測=11.4±3.56，P=0.021<0.05），其他維度并未發生顯著性變化（其他P值均大于0.05）；

（2）受試者對漢語的總體態度未發生顯著性變化（前測=46.7±3.15，后測=47.8±3.36，P=0.15>0.05），所有維度均未發生顯著性變化（P值均大于0.05）；

（3）受試者對英語的總體態度發生顯著性變化（前測=45.2±3.31，后測=50.4±4.28，P=0.000<0.05），其中英語的好聽度（前測=11.5±2.93，后測=14.7±3.15，P=0.016<0.05）、有用度（前測=8.26±2.47，后測=14.4±3.52，P=0.00<0.05）和社會影響力（前測=7.43±2.76，后測=13.3±2.86，P=0.001<0.05）均發生顯著性變化。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維吾爾族大學生在三語習得背景下對維語和漢語態度并未發生顯著性變化，但對維語的有用度評價降低；他們對英語態度發生顯著性變化，除親切度未發生顯著性變化以外，他們對英語的好聽度、有用度和社會影響力的評價均有所上升，對英語的態度較之前積極。

三、語言態度影響因素分析

王遠新教授曾提出：語言態度是歷史上逐漸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特點；同時語言態度是一定社會環境和語言環境下的產物，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語言文字功能的變化，語言態度又具有可變性。無論是長期歷史形成的相對穩定性的語言態度還是隨著社會發展和語言功能的變化而具有可變性的語言態度，其變化應該是緩慢且漸進的。但是本次調查發現，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受試者對于英語的語言態度發生顯著性變化，而且其中的三個維度：好聽度、有用度和社會影響力均發生顯著性變化。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受試者的客觀條件（即性別、年齡、專業、生源地等）相對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變化是因何產生的？受何種因素影響？筆者對此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以下因素影響了他們的語言態度變化：

1.三語習得背景下民族認同感的變化影響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

“Giles 認為族群成員是否保持其我群（in-group）語言或習得他群（out-group）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族群認同的力量”。在對受試者的訪談中，筆者發現，三語習得背景下，受試者們的民族認同感[]上升。，他們認為“維語是我們的生命，不說維語怎么能叫維吾爾族？”，“我每次走在校園里聽到維語，就會覺得特別親切，可以很快地與我們民族的人認識”。在訪談中，有不少受試者都提到從本族人聚居的環境來到本民族成員相對較少的大學校園，這種環境的改變促使他們更多地使用維語。一方面是由于對陌生環境的不適應，思念故鄉，希望能與更多的本族成員建立社交聯系；另一方面在與其他民族成員交流時，他們進一步意識到維吾爾族與其他民族成員在外貌、穿戴、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差別，更明確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他們傾向于說本族語，借助自己的民族語言，凸顯自己的民族身份，刻意與其他民族保持距離。這一點也印證了“Giles 和 Johnson 提出的假說：當他們強烈認定自己是這個團體的成員，或是感覺有封閉的我群界限時，少數民族成員會將民族語言認定為自己的民族身份”?？梢娚贁得褡宕髮W生的民族認同感直接會影響到他們對本族語的態度，正如高梅指出“民族語言成為保持民族一體感和認同感的標志。擁有明確民族認同感的少數民族語言人會積極使用本族語?！迸c此同時，維吾爾族大學生在與漢族大學生共同接受大學英語教育時，意識到自己英語學習的困境，見證著全球化加劇了地區之間的差異，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面臨著的各種挑戰和威脅，產生了文化上的焦慮和自覺。他們一方面認為“我們民族有句俗話，大意是別人可以偷走我們的羊群，偷走我們的田地，但是偷不走我們的語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也承認維語的有用度下降，“只有去新疆才能用上”、“只能和本民族交流”。民族認同感使得他們對本族語有著強烈的感情，所以在三語習得的背景下他們對于維語的總體態度并未發生顯著性變化，與此同時，他們因為全球化和互聯網的發展，維語使用范圍日益受限，對維語的有用度評價降低。

2.三語習得改變了少數民族大學生對于語言的實際使用價值和社會文化功能的認識，影響了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

調查發現，受試者們大多數來自于經濟欠發達的民族地區。由于我國的語言政策和大力推廣普通話，受試者們對于我國通用語漢語的實際使用價值和社會文化功能了解頗多，即便是進入大學以后，三語習得也并未改變他們對漢語的認識，因此他們對漢語的態度并未發生顯著性變化。

然而無論是“民考民”還是“民考漢”的維吾爾族學生，由于我國的民族教育政策對于他們的英語成績并未提出過多的要求，“中學的英語教學就像學音樂、美術一樣，想學就學，不學也不影響高考?！薄拔覀儧]來大學之前沒有學過英語?！彼麄儧]有或者只接受較短時間的英語教育（三年或六年），對于英語的實際使用價值和社會文化功能并不了解。進入大學后，生活在大學校園多元語境中的維吾爾族大學生的交際范圍、交際對象和交際目的都使得他們在與其他民族成員交往時，不得不頻繁使用除維語外的其他語言。隨著語言使用情況的變化，他們對于英語的實際使用價值和社會文化功能有了深刻的認識。訪談中，受試者們提出“我覺得英語很有用，以后工作中應該會用到”；“漢族學生們很早就開始接觸英語，他們有很好的學習條件，我們民族在這方面條件差，應該多接觸英語，才能趕上時代”；“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多學點外語才行”；“我們以前的中學根本不重視英語，現在到了大學要考四六級，不然會影響就業，還有考研也需要英語”。從訪談的結果不難看出，維吾爾族大學生在升學、就業等壓力下，為了能夠和其他民族的同學們擁有同樣的競爭力，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大了對英語的學習投入。王遠新教授認為“少數民族語言者的語言態度會受到該語言的交際功能、使用人口和在一定社區的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本次調查印證了這一點，即少數民族大學生對英語的實際使用價值和社會文化功能越了解，需要卻迫切，對英語的態度越積極?？梢?，他們對于本族語之外的其他語言的態度以實際使用價值和社會文化功能為基礎。如果該語言的使用范圍廣、實用價值大、社會文化功能強、對該語言的需求迫切，那么他們對該語言的有用度和社會影響力的評價會發生顯著性變化，對該語言的語言態度趨向積極。

3.三語習得的語言學習經驗影響維吾爾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

無論兒時的無意識習得階段還是青少年時期的有意識學習階段，語言學習經驗對于維吾爾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有著極大的影響。與漢族學生相比，維吾爾族大學生擁有豐富的二語習得經驗，即維語和漢語的學習經驗。漢語學習經驗會影響他們語言學習的自信心以及對第三語的態度。受試者提到：“我覺得語言學習應該是一樣的，漢語學的好，英語也可以學的好?！?；“漢語程度越好，聽老師講課越容易?！?；“漢語語法學的好，英語語法也能學的好”。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的限制，維吾爾族大學生英語基礎教育水平參差不齊。受試者中既有英語學習零基礎的學習者，也有接受過六年英語基礎教育的學習者。受限于民族地區相對閉塞的地理環境和較薄弱的基礎教育，與英語接觸渠道有限，他們對于英語的態度主要來自于自己早期的語言學習經驗，漢語/英語成績越好的學生對于英語的態度越積極，反之亦然。盡管我國的少數民族教育政策對于少數民族學生有相對“優惠”的高考招生政策，但是大學教育中并未制定針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相關政策，少數民族大學生進入大學后，英語學習壓力增加，英語語言投入加大；大學英語教育除了語言本體教學，還貫穿了西方文化教育，縮短了少數民族文化與英語文化的距離；大學英語教師使用視頻、音頻、多媒體課件和線上課程，增加了英語學習的趣味性；全球化背景下互聯網的普及擴大了維吾爾族大學生接觸和了解英語的渠道——以上因素將維吾爾族大學生的語言學習從單一途徑擴展為多維度、立體的語言學習模式，大大豐富了維吾爾族大學生的英語學習經驗。受試者表示：“我現在喜歡聽英文歌曲、看英文電影”；“有一些手機App可以幫助我們天天學習英語，比如做一些電影配音，很有意思?！?；“老師不再像以前總講語法。我喜歡老師講一些西方的歷史文化的常識?！?受試者提到“英語非常好聽，跟我們維語的語調和發音有點像，比漢語好發音”。豐富的英語學習經驗改變了他們對英語的刻板態度，對于英語的好聽度的評價也有所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三語習得模式也增加了語言學習難度，有一小部分受試者出現畏難情緒，“我覺得自己和漢族學生差距特別大”；“如果老師用全英講課，我就聽不懂，覺得英語特別難學”，“老師講語法時都是拿漢語和英語的差別舉例子，我完全搞不懂”。這些受試者們沒有良好的英語學習經驗，三語習得的復雜性使得他們喪失了對英語學習的興趣。盡管他們對英語抱有積極的態度，但在行為上出現了回避甚至是排斥英語，印證了王遠新教授語言態度的矛盾性論述“認知和感情上是明確或肯定的，卻不一定愿意付諸行動，這種矛盾現象在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人的語言態度中屢見不鮮?！?/p>

四、結論

維吾爾族大學生對于本族語的態度是由其民族認同感決定的，他們將少數民族語言作為民族身份的象征，但在互聯網和全球化的趨勢下，他們對于維語的有用度評價降低。維吾爾族大學生對于除了本族語之外的語言的態度是以該語言的實際使用價值和社會文化功能為基礎。該語言的實際使用價值越大、社會文化功能越強，需求越迫切，該語言的有用度、社會影響力的評價就越高、對該語言的態度越積極。此外，三語習得的語言學習經驗對維吾爾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有影響。如果有良好豐富的語言學習經驗，他們對于該語言的好聽度評價上升，語言整體態度越趨于積極，但是也存在對該語言的態度積極，行為卻出現排斥回避的現象，體現了語言態度的矛盾性。在大學英語教育中， 英語教師必須將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語言態度納入外語教學的全過程，引導少數民族大學生多了解本民族傳統和文化，保持母語使用和對英語的積極態度，構建和諧的外語學習環境。

參考文獻：

[1] 朱效惠，趙忠德.外語專業雙外語人才培養——基于反饋調查的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0，（2）：14-18.

基金項目：本文受2014年甘肅省高?？蒲许椖俊案拭C省少數民族大學生民族認同與語言態度研究”（項目編號：2014B-013）；2015年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文化主體性在民族志學者與譯者行為中的揚抑——一帶一路背景下西北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策略研究”（項目編號：YB021）；2015年西北民族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經費項目：“基于英語繪本的少數民族大學生英語教學實踐研究”（項目編號：319201501299）的資助。

作者簡介：湯琳琳（1979. 9-），女，滿族，安徽潁上縣人，碩士，西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二語習得、 翻譯理論與實踐、 跨文化交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