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翻譯的中國

李敏杰

【摘要】：《中國與他者：翻譯中的知識轉移，1829-2010》一書，薈萃了來自英國、臺灣和香港的眾多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中外文化、文學翻譯的視角，檢視自19世紀至21世紀中國與歐洲之間翻譯活動中的權力關系，即翻譯中的知識轉移與權力博弈。

【關鍵詞】：翻譯；知識轉移；權力博弈

2011年，位于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世界著名學術出版社Rodopi Publishing 出版了《中國與他者：翻譯中的知識轉移，1829-1910》（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Translation， 1829-2010）[1]一書。該書是一部論文集，由曼徹斯特大學語言、語言學和文化學院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Dr. James St. Andre與臺灣學者彭小妍（Hsiaoyen Peng）合編。Dr. James St. Andre先后在臺灣、新加坡等地學習，對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抱有濃厚的興趣，先后主編、參編Excursions in Sinology（2002）、Droplets（2002） 、Chinese in Singapore （2005）、Thinking Through Translation with Metaphors（2010）等書籍。彭小妍教授任職于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要從屬文學理論與文化（尤其是跨文化）研究，譯有?？思{《出殯現形記》（1979）、《英雄的崇拜——卡萊爾》（1983）等書籍，著有《跨越海島的疆界：臺灣作家的漂泊與鄉土》（2006）、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aneur， and the Translator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and Paris（2010）等學術著作。

編者在前言中指出：翻譯以其他語言再造（re-creates）一種文本，在此過程中，譯者也將一種文化藝術品再現（re-presents）給新的觀眾。由此便產生一些問題，如：翻譯中再現的對象是什么？由誰完成？為了什么目的？翻譯中怎樣塑造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在翻譯再現和形象塑造過程中，知識被轉移、變形。一些學者如Tymoczko[2]、Tymoczko & Gentzler[3]等揭示了翻譯過程中的權力不平衡關系，包括：由誰決定傳播或接收哪種知識？被傳播的知識怎樣強化殖民者的權力，塑造文明、帝國的形象？被接受的知識怎樣通過翻譯滿足國內需求，或解決國內危機？因此，編者編寫此書的目的，是力圖通過中外文化、文學翻譯的視角，進一步回答這些問題。文集薈萃了來自英國、臺灣和香港的眾多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檢視自19世紀至21世紀中國與歐洲之間翻譯活動中的權力關系。

一. 內容框架

文集共收有10篇論文，按時間順序分為三部分：19世紀至1911清王朝的覆滅；中華民國建立至1979年；當代文學翻譯的思考。

第一部分包括三篇論文。第一篇論文”Exploring the Role of Pseudo-trans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arryats Pacha of Many Tales”（《翻譯史中偽譯的作用——以馬里亞特<帕恰故事集>為例》）由James St. Andre本人撰寫，以18至19世紀西方對東方語言文字的譯介為例，證明偽譯（pseudo-translation）是翻譯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時間和地區起著重要的作用。作為知識傳遞的一部分，這些偽譯對當時歐洲人構建他們的東方想象起著重要作用。作者以馬致遠《漢宮秋》的英譯為例進行探討。1829年，英國皇家學會德庇時（Sir John Francis Davis）翻譯了這部經典劇作，名為《漢宮秋——一部中國悲劇》（Han 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a Chinese Tragedy）；之后，馬里亞特（Frederick Marryat）的Pacha of Many Tales有對這部戲劇的偽譯。Pacha of Many Tales模仿《天方夜譚》，由一系列故事組成，其中有一篇中國故事是對戴維斯譯本的改編。值得注意的是，戴維斯的譯本總體上較忠實原文，而馬里亞特譯本則完全是編譯加改寫。如書中對中國人的描寫，顯得十分夸張、滑稽：他們長相難看，黃皮膚，蒼老，個頭矮小，長滿皺紋，沒有鼻子，長著大嘴，牙齒發黑。更重要的是，作者使用“可憐”、“爬行”、“狗”、“奴性”、“低下”、“卑劣”等詞，表現中國人猥瑣。[1]37甚至當時的中國皇帝也被描寫成一個“愚蠢的”、“害相思病”、狂妄自大的形象。在作者看來，這是一種“翻譯中的隱喻”， [1]36體現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持續的偏見”（consistent bias）。[1]34作者認為，直至20世紀，歷史上的偽翻譯都有夸張的特征，尤其在東方故事敘述中更是如此。

臺灣學者黃克武（Max K. W. Huang）先生的論文“The War of Neologism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ewly Translated Terms Invented by Yan Fu an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Late Qing”（《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制漢語的競賽》>），以晚晴至民國時期的新詞翻譯為研究對象，分析嚴復所譯術語和自日本輸入術語之間的“競爭””，認為兩者體現了前秦荀子的“正名”思想。同時，嚴復的術語翻譯（主要是音譯和意譯），體現了他提出的“信、達、雅”三原則。

臺灣學者劉紀蕙（Joyce C. H. Liu）的論文“The Translation of Ethics： The Problem of Wang Guowei”（《倫理翻譯——王國維問題》），以晚晴學者王國維為例，討論其對西方倫理學和教育思想的譯介。王國維所引進的新思想，主導了中國20世紀的倫理學，有助于中國現代思想體系的建構。他批判了盛行一時的功利主義和生生主義，提出了“無生主義”的美學、倫理學觀。

第二部分包括四篇論文，主要研究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至1979年期間的中外翻譯活動。臺灣學者彭小妍的論文“A Traveling Disease： The‘Malady of the Heart，Scientific Jargon， and Neo-Sensation”（《一個旅行的現代病——“心的疾病”、科學術語與新感覺派》），分析穆時英小說中 “神經衰弱”等借自日文對西方醫學和心理學詞匯的翻譯，追溯心理學如何進入日本和中國，說明了我們如何通過翻譯來為五官感受和心理疾病命名。正是這些創造性的借用，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詞匯的蛻變，也改變了國人的日常語言。同時，論文論證了知識/權力與譯者的能動性、創造性之間的關系。

Pei-Yin Lin的論文Translating the Other： On the Re-circulations of the Tale Sayon‘s Bell，（《移譯他者——論電影<沙鴦之鐘>的再循環》），以二戰時期的電影《沙鴦之鐘》為例，探討了翻譯中的權力話語?！渡厨勚姟肥侨毡驹诙鹌陂g拍攝的“大東亞共榮圈”樣板電影，講述泰雅族少女沙鴦，為奉召從軍的日本老師送行，不料在途中失足墜河的故事。在沙鴦去世后，日本駐臺灣總督在沙鴦失足的河邊，立了一口鐘，鐘上刻有“愛國之女沙鴦”的文字，將這位不幸喪生的少女作為共榮圈人民效忠日本的樣板?！渡厨勚姟肥侨毡局趁癞斁峙臄z的集體洗腦工具，表現了臺灣人民心甘情愿接受日本統治的假象，目的在于消除臺灣人民的反抗、鞏固其統治地位。作者認為，該電影的導演相當于一位文化翻譯者（cultural translator），他以特殊的拍攝方式（如拍攝風景、突出兒童、演員安排等），同時歸化、異化著臺灣人民，體現了殖民化話語。作者認為，這種翻譯體現出非對稱的權力關系。

Elaine Yin-ling Ng的論文“The Translators Style in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6）”（《 <老人與海>中的譯者風格》），研究了海觀翻譯的《老人與?！?。在1946至1966年的中國，外國文學翻譯服務于政治需要，服務于意識形態需要，對選材、譯法要求十分嚴格。論文分析了海譯本在措辭、語言情態表達、話語模式、歐式句子結構（尤其是長的修飾語）等方面的特征，探討語言表現與當時社會文化語境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內在關聯。

Sasha Hsiang-yin Chen的論文“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Transmitting and Translating Kollontai in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May Fourth China”（《初探“家庭、公有制與共產政府的起源”：以柯倫泰<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生成與傳播為例》），以茅盾先生對蘇維埃女作家柯倫泰所著《家庭與共產政府》的翻譯為研究對象。論文討論了此文何以在五四時期進入中國，如果被翻譯、認識并推廣，探討了翻譯中的幾個因素及其相互影響，包括原文、蘇維埃與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選擇、譯文、兩國政治環境、作者的目的、譯者的目的等。通過追溯其翻譯與傳播過程，我們可以認識政治如何宣傳、操作“女性問題”及其翻譯。

第三部分關注當代語境下的文學翻譯問題。

臺灣學者楊小濱的論文“Transference as Narcissistic or Traumatic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Mis-）Translated from Their Western Predecessors”（《移情作為自戀或創傷——自西方（誤）譯入的中國當代詩》）認為，幾乎所有的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詩人，都書寫與西方（后）現代主義大師相關的詩篇，這是將西方偉大心靈傳遞到中國語境中的一種翻譯活動。如果翻譯（translation）和轉移（transference）詞源上相同，那么在翻譯過程中，也有著精神分析意義上的轉移（移情），既將西方大師（以文本形式）和中國追隨者（讀者）聯系在一起。作者通過拉康的移情理論，探討當代中國詩人在回應這個權威他者時的不同傾向：或作為理想自我的小他者（other），以建構一個完整的、自戀但虛幻的鏡像；或作為自我理想的大他者（Other）的象征性認同，以建構一個現代的文化主體；或將大他者轉化為小他物（object petit a），以激發不斷逃逸的欲望，靠近那個的創傷內核——不可能完成的認同。

英國學者Cosima Bruno的論文“Words by the Look： Issu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Visual Poetry”（《視覺的語言——翻譯中文視覺詩的問題》），討論了中文視覺詩（visual poetry）的翻譯問題。視覺詩包括視、聽、行等因素，往往不易翻譯。作者區分了中文視覺詩的三種不同模式：利用漢字的詞源-圖像功能（etymo-pictographic function）以構建詩歌主題；利用漢字排版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構建圖像（iconic image），并與文本意義相結合；將漢字當做視覺元素（visual components），所體現的含義與其字面（literal）意義、原型（prototypical）意義、顯性（salient）意義無關。從語用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出發，作者探討了視覺詩的翻譯問題。

臺灣學者單德興（Te-hsing Shan）教授以其翻譯英國文學經典《格理弗游記》的實踐，撰寫了論文“Text， Context， and Dual Contextualization：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a Thick Translation of Gullivers Travel”（《文本、脈絡和雙重脈絡化——對<格理弗游記>厚翻譯的個人思考》），重點討論了翻譯與脈絡、雙重脈絡之間的關系。所謂脈絡（context），是相對于文本（text）而言。與一般翻譯理論僅限于文本不同，單德興教授提出了“雙重脈絡”概念，以“強調翻譯并不局限于鼓勵的文本，更要帶入文化與脈絡”。這樣一來，在“跨語文、跨文化、跨疆界的情況下”，便“可以采取更彈性、動態的方式來定位文學翻譯”。單教授的《格理弗游記》翻譯，很好地體現了其“雙重脈絡”觀念：從微觀到宏觀，從讀音（如Gilliver的名字的翻譯）、字詞、標點到參考文獻、原文版本、作者生平、文體、社會文化脈絡、文本的接受等層面，均進行深入思考與討論。作者還探討了“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學術翻譯”（academic translation）等術語的內涵。

二. 述評

作為一本論文集，《中國與他者：翻譯中的知識轉移，1829-2010》所收錄的10篇論文，跨越了近百年的中國翻譯歷史，選題新穎，論述透徹，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中國翻譯歷史的了解。這些論文著力探討翻譯中的知識與權力、文本與譯者、文本與讀者、翻譯與文化等重大問題。通讀全書，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論文所關注的一些共同話題：

（1）研究中介語言（pivot-language）的重要作用。所謂中介語言，是指翻譯活動中充當中介的語言。這一術語主要來自于轉譯，即指以非原語的譯本為依據所做的翻譯，也稱為“間接翻譯”，圖例表示為：語言A→語言B→語言C（→語言D……）。在“語言A→語言B→語言C”的語言轉換過程中，語言B充當了中介的作用，因而稱為中介語言。傳統的翻譯研究，往往忽略了轉譯，一般將翻譯看作原語與目標語之間的直接轉換，圖例表示為：語言A→語言B。事實上，中國的近現代翻譯，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轉譯。在近代中、歐翻譯活動中，日語的作用最大，其次分別為俄語、英語等語言。黃克武教授的論文追溯了日語譯詞對晚晴時期新詞的影響。嚴復在翻譯中使用的許多術語，諸如“天演”、“權利”等詞，均轉譯自日語。劉紀蕙的論文也討論了在將西方倫理學理論引入中國過程中，日語所起的重要作用。彭小妍追溯了引自日語的一些心理描繪詞語，這些詞語本身是日語對歐洲語言的翻譯。Hsiang-yin Sasha Chen的論文也提到，許多俄語詞匯通過英語或日語傳遞到漢語中，導致翻譯中原文不同，我們對同一個俄文文本有不同的解讀。雖然這些論文主要討論筆譯中的中介語言，對口頭翻譯中的中介語（如廣東話、上海話）未作深入研究，但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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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這一必將帶來豐富成果的研究方向。

（2）研究文化雜合與文化嫁接。晚晴時節，西方文化蜂擁而入，中西文化交流、雜合、嫁接的進程加速。那么，翻譯在這一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對中國有哪些影響？文集中大多數論文都談及這一問題。James St. Andre研究了中國戲劇《漢宮秋》19世紀進入英國時的“忠實”譯本和“偽譯本”。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譯者對該劇進行了不同的處理乃至創造，塑造了不同的中國形象。劉紀蕙的論文討論了中西倫理思想之間的交匯與碰撞。彭小妍的論文討論了西方心理學詞匯在漢語語境中的接受，以及中國本土語言與西方語言之間的權力競爭。Pei-Yin Lin的論文，結合殖民時期的電影論述這一問題。Hsiang-yin Sasha Chen的論文，結合俄蘇文學的譯介，探討中國讀者如何從這些國外作品中獲取自己所需，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女性形象。Cosima Bruno探討了視覺詩如何跨越文化語境，與其他語言結合，進而產生新奇的效果。這些論文分析了文化發生巨變時翻譯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翻譯在文學權力場中的重要地位，為我們從新的視角研究中國翻譯史提供了借鑒。

（3）研究漢語對國外詞語、概念的吸收方式。晚清以降的中西翻譯活動中，來自異域的新的語言表達形式、新的概念逐漸被漢語所吸納，吸收方式主要包括：原文照抄（如直接在譯文中插入日語、英語詞匯）；音譯（如將“sofa”譯為“沙發”）、套譯（如將“dog house”譯為“狗屋”）、擬新詞（如以“電腦”譯“computer”）；以上方法的結合（如將“chocolate”譯為“朱古力糖”）等。這些詞語被漢語所吸收，逐漸成為漢語的有機組成成分。

關于中西翻譯過程中體現的權力博弈，有許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如蔣驍華[4]以英美翻譯家的漢籍英譯為例，探討典籍英譯中的“東方情調化翻譯傾向”。中國譯評家對這些直譯的典籍英譯作品評論時，多稱之為“文化陷阱”、“誤讀”、“死譯”、“超額翻譯”、“虧損”、“偏離”等。蔣驍華先生則認為，這種直譯反映了譯者的“東方情調化翻譯傾向”。與這些研究相比，《中國與他者：翻譯中的知識轉移，1829-1910》一書主要關注微觀層面，具體探討翻譯與權力的關系，從小處入手，并結合大量實例進行分析，因而論述更加深入、具體、有說服力。

參考文獻：

[1] St. Andre， James & Hsiaoyen， Peng. China and Its Others[C]，New York & Amsterdam： Rodopi Publishing， 2011.

[2] 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3] 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4] 蔣驍華. 典籍英譯中的“東方情調化翻譯傾向”研究——以英美翻譯家的漢籍英譯為例[J]. 中國翻譯，2010（4）：40-45.

基金項目：湖北省高等學校省級教學改革研究項目“‘互聯網+背景下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發展模式研究”（JYS16004）；湖北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連片特困地區民、漢、英三語教育現狀、問題與對策”（2016GB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