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兩河流域的驢

文 圖/晁雪婷

古代兩河流域的驢

文 圖/晁雪婷

兩河流域，驢在新石器時代就被人類飼養，在日常生活生產、軍事戰爭和喪葬文化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諸多考古發現和文學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探究竟的重要線索。

古代西亞兩河流域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相對肥沃的土地不僅孕育了輝煌燦爛的人類早期文明，也是當地動植物的天然樂園，包括羚羊、野牛、野驢等在此棲息。其中，驢在古代兩河流域先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農業耕作、生產運輸，乃至早期戰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2～1934年，由大英博物館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聯合資助，英國考古學家烏雷主持的烏爾城考古發掘取得豐碩成果?？脊艑W家共清理了100多座王室墓葬，大部分屬于早王朝后期，王陵主人多已無從考證。其中一座王陵出土的一塊鑲嵌板（即“烏爾軍旗”）吸引了亞述學家的注意。它可能是一種樂器音響的裝飾，長約47厘米，高約20厘米，分為A、B兩面，在A面描繪的戰爭場景和B面刻畫的生活場景中，都出現了作為馱運工具的驢。另外，在可確定身份的王后普阿比（Puabi）的陵墓中，發現了陪葬的拉車野驢。除了烏爾王陵的發掘，伊拉克博物館現藏有一件公元前2600年的青銅雙輪戰車雕塑，出土于今阿格拉卜（Agrab），用失蠟法澆鑄，高約7.2厘米，由四頭野驢拉動，驢的眼睛由貝殼鑲嵌，現已遺失。所有這些考古發掘及泥板文獻中的記載，使得我們能夠一窺當時驢子在社會生活中的用途。

烏爾軍旗B面，驢在日常生活中有著重要用途

為什么是驢？

古代兩河流域先民馴養動物的歷史非常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進入農耕定居生活并開始飼養動物。他們馴養的家畜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主要用于農業耕作和生產運輸，以牛和驢為代表；另一類主要提供肉、蛋、奶、毛等衣食用度，以綿羊和山羊為主，輔以鴨、鵝等家禽。豬肉在當地并不是主要的肉食品，雞也是直到公元前一千紀才普及起來的。此外，當時的很多家庭也會養狗，用于放牧牛羊和看家護院。

在公元前五千紀，犁的發明催生了飼養大型牲畜的需要，牛首先被用來犁地，并成為早期唯一的拖曳牲畜。公元前四千紀晚期，出現了用驢拉車的例子。與牛相比，驢的飼養成本更低，圈養空間也不大，因此盡管應用于農業的時間晚于牛，卻逐漸成為田間播種犁地、家庭拉磨馱運的主力。古代兩河流域的驢屬于亞洲野驢，體型介于家驢與家馬之間，毛色淺，楔形文字寫作（讀作AN?E）。當時的人們利用野驢與驢雜交，將前者耐力強、體能好的優勢與后者溫順聽話的特點結合，培育出適宜拖犁、拉車及馱運貨物的驢，并將之大規模用于生產生活，甚至戰爭當中。

至公元前兩千紀，馬被引入兩河流域，其在楔形文字中的一種寫法為（讀作AN?E?KUR），意為“（來自）山中的驢”，可見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馬與驢的淵源頗深。而后，當地居民將馬與驢雜交，培育出了騾子。鑒于騾子不能繁育下一代，培育成本高且奔跑速度較慢，因此數量少，用途很局限，主要用于交通運輸業。雖然馬的速度快、耐力好，但是由于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制約，飼養難度大且成本高，因此馬只是取代了驢在戰場上的功能，日常生活中的耕種與運輸仍以驢為主。驢不僅可以用于短途貨運，公元前兩千紀初在亞述地區（今伊拉克北部地區）與安納托利亞地區（今土耳其）的長途商業貿易中，騎驢的商隊是當時商路上一道獨特的風景。之后公元前一千紀亞述的皇家交通通信系統中，信使們騎乘的主要也是驢，在顛簸的山地或多石地段，騎驢比騎馬更具安全性。

公元前2600年的四驢拉戰車雕塑

對古代兩河流域的個體家庭來說，驢是他們重要的私有財產，是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標志之一。在蘇美爾語文學作品《吉爾伽美什、恩基都與地下世界》中，恩基都與吉爾伽美什討論多子多福的問題時，提到“擁有四個兒子的人，像擁有四頭套上軛的驢子一樣開心”。對古代兩河流域的國家和神廟等大型機構而言，驢是他們所經營的牧群中重要的一項。在烏爾第三王朝（約公元前2112～前2004年）烏爾城的一份牲畜賬簿中，記載了王室貢物中心在5年多的時間里調撥了“360頭野驢，727頭驢與野驢的雜交驢，2204頭驢”，其數量之多僅次于牛羊。因此驢是地方進獻給中央的主要貢物之一，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甚至經常作為戰利品出現在勝利者的戰利品清單中。

除了古代兩河流域，作為古代近東較早馴化的動物之一，驢子在整個古代西亞和北非地區的生產、運輸乃至戰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古代埃及保留下來的壁畫就有描繪驢子馱運武器等場景。

驢背上的戰爭

戰爭是古代兩河流域人民的生活常態，開闊的平原及發達的內河和海上交通為戰爭的展開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古代蘇美爾人最早發明了輪子，公元前三千紀戰車的發明與發展極大地改變了戰爭的形態。在戰車發明之初，由于沒有馬匹，聰明的蘇美爾人使用當地的野驢作為牽引動力。驢子拉動戰車，在戰場上馳騁，配合步兵沖鋒陷陣，一度成為戰場上耀眼的明星。驢拉戰車主要用于蘇美爾人統治時期，公元前兩千紀時，被從中亞引進的優良馬匹取代。之后的歷史時期，驢子退居幕后，繼續為戰爭服務。

驢子拉著戰車馳騁于戰場

對古代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人來說，戰車無疑是最精良、最高端的武器。蘇美爾人使用的戰車主要有兩輪的通信車和四輪的作戰車，前者用于在戰車上指揮命令和傳遞軍事情報，后者是用于實際作戰的重型戰車。作戰車由四匹野驢拉動，能承載持長矛的士兵和駕車手各一名，在戰車前部有一個類似箭箱的裝置，可用于裝載武器。蘇美爾人發明的這種四輪作戰車堅固穩重，但由于車輪安裝在軸心上，且前輪在轉彎時不能旋轉，所以移動不夠靈活，加之驢子牽引的動力有限，導致戰車行進速度緩慢。盡管如此，驢駕的戰車在冷兵器主導的戰場上還是黃金標配，發揮著重要作用，可以配合步兵沖擊敵方隊形，也可用來直接攻擊敵軍統帥。

另外，由于古代兩河流域缺乏石料及木料，戰車的制作和裝備非常昂貴，非尋常百姓所能負擔，因此蘇美爾人的戰車部隊通常由貴族提供。戰車和車手在時人看來，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國王和達官顯貴的陵墓中，戰車通常是最耀眼的陪葬品?！稙鯛柲悄轮馈分刑岬?，烏爾第三王朝的開國君主烏爾那穆（Ur-nammu）將驢與戰車作為自己的陪葬品，以期自己死后仍然能夠繼續驍勇善戰，英勇無敵。古代兩河流域很多描繪地下世界的文學作品中，也提及人死后，駕乘由驢拉的車子進入亡靈世界。對車手來說，能夠駕乘驢子拉動的戰車出現在戰場上，也是值得夸耀的事情。驢拉戰車的實際作戰效果如何我們已無從知曉，戰場上驢子不聽使喚、畏懼不前或不進反退的情況時有發生。但根據文獻及歷史遺存的刻畫，拉引戰車的驢子無不昂首挺胸，英氣十足，有的將敵軍的尸體踏于腳下，盡顯勝者摧枯拉朽的氣勢。驢拉著戰車雄赳赳氣昂昂地出現在戰場上，本身就是對敵方軍隊的震懾和對己方士氣的鼓舞。

驢拉戰車石雕

驢還在戰略后方做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工作，保證了軍隊戰略戰術的正常實施、戰情戰報的迅速傳達，在馬引入后，更是完全轉入幕后。通信兵在古代兩河流域出現得很早，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可以幫助沒有親臨戰場的君主了解戰爭動態，也能夠保證軍事將領在指揮作戰時，及時下達戰斗命令。往來于戰場及后方的通信兵騎乘的主要是驢子，在馬被引入后，驢子仍未停止使用。通信兵使用的驢子應該是經過專門訓練的，雖不能日行千里，也能夠大大節省時間。除了通信兵，還有偵察兵和間諜，他們需要深入敵后，其情報工作的開展也需要依靠驢子的幫助。亞述時期還有專門的工程部隊來修建道路、營房、戰壕及各種防御工事，為保證建筑施工的正常進行，需要牲畜來運輸沉重的石頭和木頭等建筑材料，驢子便是不二之選。在行軍過程中，大量糧草、武器的運輸往往也需借助牛、驢等牲畜拉車。驢子還可能是一些軍事統領的坐騎，在戰爭結束后，清理戰場、馱運戰利品的主要也是驢子?？梢哉f，驢子與通信兵、偵察兵、間諜和工程兵一樣，忙碌在戰略后方，默默地為戰爭的前期準備及最后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時人論驢

相較于牛、羊等其他牲畜，驢的個性更為突出，既有吃苦耐勞的一面，又有桀驁倔強的一面，因此驢經常出現在古代兩河流域的各類文學作品中。不同文學題材刻畫的驢子形象不盡相同，反映出時人對驢子的復雜感情。

古代兩河流域的文學包括寓言、諺語、訓誡等，其中有很多關于動物的寓言，涉及狗、牛、驢、狐貍等三十余種動物，每種動物都擁有各自鮮明的性格特征。驢在這些文學作品中一般以反面形象出現，其叫聲大且難聽、懶惰、不聽話等特點經常成為抱怨的對象。在《舒如帕克的教誨》中，父親向兒子傳授人生經驗時說：“不要買一頭亂叫的驢，那會撕裂你的腹部”“不要在收獲的季節買驢，那會使你一刻不得閑”“不要買一頭野驢，它只能活一天”“品行不端的驢子會掛著它的脖子（不干活）”。諺語中出現的驢包括“驢是要聽命令的”“我的驢子不是注定跑得快，而是注定會叫”“驢主人刺穿亂叫的驢的鼻孔，讓它站起來快跑”等。

諺語中還經常以驢喻人，比如以“驢的速度離開了它”比喻一個人精力的衰退；以“舌頭像逃跑的驢，不會再回來了”比喻說出的話不可收回；以“年輕的活力離開我的腰，像逃跑的驢”比喻青春不再；以“一個人不能像驢一樣娶一個三歲的妻子”告誡世人。一些諺語還會將驢擬人化，比如“驢在卸下貨物后說‘現在我可以忘記之前的負擔了’”。有些諺語還有別的動物角色，但意思難以理解，像“當驢在河里游泳時，狗在收集食物說：‘他什么時候上來吃東西？’”“一頭驢在河上漂浮，一只狗在岸上看著他說：‘我親愛的父親，你要到哪去？當你靠近時，我會為你流淚’”。

在神話傳說、贊美詩和史詩中，英雄人物經常被比作驢。在最早的蘇美爾語文學作品《恩美卡與阿臘塔之王》中，形容往返于兩國之間的使者時，說他像“一頭年輕的驢一樣出發了，發出驢掙脫韁繩似的呼喊”“健步如飛，似疾馳在曠野中的野驢”。在《山洞中的盧旮勒班達》中，創作者將烏魯克國王盧旮勒班達（Lugal-banda）比作“沙坎神的野驢”“強壯有力的驢”“渴望奔跑的驢”。在《舒勒吉贊美詩》中，詩人們在贊頌烏爾第三王朝第二任王舒勒吉（?ulgi）時，稱他“是大道上最快的健騾”“像野驢一樣飛馳”。在史詩《吉爾伽美什與阿旮》中，吉爾伽美什（Gilgame?）用“驢腿將軍”來稱呼自己麾下的戰將。

正是因為流傳下來的各種關于驢的文學記載及考古發現，使得我們對古代兩河流域的驢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日常生活中的驢與現代社會人們對驢的認識相差無幾，有趣的是其所代表的正面形象。由于古代兩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馬出現得較晚，給了驢在戰爭舞臺上充分表現的機會。其他地區馬匹享有的殊榮，古代兩河流域的驢子也全部享有，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們是早期戰場上拉著戰車所向披靡的戰神，是后期往返于前線后方傳遞消息的使者，戰爭開始及結束整理戰場的幕后英雄，更是全軍戰士心目中速度與耐力的完美化身。

(作者為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