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耶路撒冷

文 圖 /陳 博

最早的耶路撒冷

文 圖 /陳 博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世界若有十分哀愁,九分在耶路撒冷?！蔽挥诘刂泻|岸、猶大山地之間的耶路撒冷是中東地區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歷史上最為璀璨的一顆明珠。它擁有數千年綿延不斷的厚重文化積淀，更被猶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不同教派）與伊斯蘭教共同視為圣城。

今天的東耶路撒冷地區保存有始建于16世紀奧斯曼帝國時期的老城，總面積約1平方公里。城內分為猶太區、穆斯林區、基督徒區和亞美尼亞區四部分。1981年，耶路撒冷老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徜徉在老城之內，如同步入遠離凡塵的神秘世界。高聳的“哭墻”腳下，衣著肅穆的猶太教徒撫摸墻壁喃喃禱告；圣殿山頂的清真寺中，穆斯林每日五次虔誠禮拜；而在城中的苦路沿線與圣墓教堂內，又時?？梢娚碇魃ㄅ鄣慕淌恳I眾多信徒緬懷耶穌基督的圣跡。當每年數以百萬計的訪客來到耶路撒冷朝圣、游覽，穿行于那些令人震撼的神圣殿堂之間時，心中或許都不免升起疑問，這座圣城究竟誕生于何時？這也是近兩百年來考古學家們孜孜探索的謎題。

圣殿山與哭墻

圣墓教堂外景

圣墓教堂內景

圣殿山與哭墻 許多人相信，位于老城東部海拔約740米的圣殿山（Temple Mount）就是《舊約》中所記載的先知亞伯拉罕向上帝獻祭之處——摩利亞山（Mount Moriah）。猶太人曾先后兩次在此為上帝修建圣殿，又兩次被毀。今天圣殿山的西壁，是著名的“哭墻“。它是第二圣殿被羅馬人焚毀之后留下的殘垣斷壁。公元前7世紀，阿拉伯人占領耶路撒冷，在圣殿山頂修建了金頂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鏈圓頂堂等一組宗教建筑，幾經翻修保存至今。穆斯林相信先知默罕穆德“夜行登霄”時正是踏著圣殿山上的圣石登上天堂面見真主，使得耶路撒冷的地位可以與麥加、麥地那并稱。

苦路與圣墓教堂 苦路（Via Dolorosa）東起老城獅門附近，西到圣墓教堂（Church of Holy Sepulchre），全長約600米?；酵较嘈乓d受審判時，曾經背負十字架，沿著這段坎坷的小路蹣跚而行，到達終點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尸體被埋入石窟，三日后又于此地復活?；浇谈鹘膛稍诳嗦费鼐€修建了包括圣墓教堂在內的許多教堂加以紀念，現存于老城之中的至少還有五十余座。

前城市時期

考古學家們很早就將探索耶路撒冷早期歷史的目光投向了老城以南，汲淪山谷與中心山谷之間的一段南北走向的狹長矮山。這不僅是因為相比老城內的熙攘繁華，城南的這片山地一直少人居住，便于開展工作，更是因為矮山東坡有耶路撒冷唯一的泉水——基訓泉（Gihon Spring），直到近代仍是當地最重要的水源。1838年美國圣經學者Edward Robinson對基訓泉旁邊開鑿于巖石之中的幾條水道進行調查，標志著此地現代考古工作的開始。1867年，英國人Charles Warren爵士同樣選擇對基訓泉邊一條近垂直走向的水道進行發掘。這是耶路撒冷地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發掘。該條水道后來被命名為Warren豎井。他還首先提出這片山地就是猶太教經典《塔納赫》與基督教《舊約圣經》（二者內容基本相同，下文簡稱《舊約》）中記載的大衛城的所在地。此后，數十位考古學家先后在此進行發掘，使大衛城成為耶路撒冷考古工作開展最充分的區域，也是了解耶路撒冷早期歷史的最重要地點。

20世紀80年代，Yigal Shiloh發現基訓泉上方的山體基巖上開鑿有數個茶杯大小的小坑。根據坑內出土的陶片，其年代可能早至公元前四千紀后半的銅石并用時代。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它們是耶路撒冷地區已知年代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跡。但究竟是誰，又因為什么目的開鑿這些小坑卻一直是一個謎。

2016年7月，以色列文物局在耶路撒冷老城以北約4公里的Shuafat地區發現了一處距今7000年前、相當于銅石并用時代早期的聚落遺址。該遺址發掘面積為50平方米，揭露出兩座保存較好的房址。屋內地面上散落有陶片、石缽以及大量燧石工具、飾品等遺物。這一新發現將耶路撒冷地區人類定居的歷史大大提前，也使我們有更多機會了解最早的耶路撒冷居民的生活。不過，相比東北方向20多公里外約旦河畔的重鎮杰里科（Jericho，亦稱耶利哥），此時的耶路撒冷可能還只有一個或幾個不起眼的小村落。

青銅時代早期（約公元前3050～前2300年），地中海東岸掀起了第一波城市建設的高潮，在但（Dan）、哈澤爾（Hazor）、米吉多（Megiddo）等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建有防御設施（以城墻為主）的城市。但耶路撒冷卻并不在此列。Shiloh在大衛城東側山坡的基巖上發現了一座約為公元前31世紀的石砌房址。他認為此房屋的選址靠近汲淪山谷中的耕地，可能仍是一處村落。

寫有“耶路撒冷王”字樣的詛咒文書

Shuafat遺址及出土遺物

城市萌芽

雖然耶路撒冷城市發展的起步稍顯落后，但有證據表明不久之后它就已經具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出土于埃及的“詛咒文書”是古埃及一種神秘巫術留下的遺物。祭司們將法老敵人的名單寫在陶人像、陶器或石器上，再將它們打碎并埋入地下，以此求得神靈相助削弱或消滅敵人。在一件第十二王朝，即公元前19～前18世紀的陶人像上，研究者釋讀出“耶路撒冷王”的字樣，是已知關于耶路撒冷最早的文字記載。另一份重要的文字材料同樣出土于埃及。公元前14世紀的阿馬爾奈文書中有六封埃及法老與耶路撒冷國王阿布迪?哈巴（Abdi-Heba）之間的來往信件，不僅表明當時耶路撒冷已經是一個城邦國家，而且證明其國王是由法老任命或認可的。

耶路撒冷的考古發現可以與出土文獻相互印證。20世紀60年代，著名的女考古學家Kathleen Kenyon來到耶路撒冷，通過在基訓泉附近的山坡上開挖由山頂至山腳的多條平行探溝，發現了大衛城最早的城市防御設施。它們并不位于坡頂，也不是山腳下，而是山坡中部。在這里，她發現了間距約3～5米的兩道城墻，分別命名為NA與NB。其中NB的位置更靠近山腳，寬2～2.5米，由大石塊壘砌而成。根據在墻基兩側發現的陶片判斷，NB的年代較NA更早，可至青銅時代中期（約公元前1800年)。

基訓泉供水系統示意

NA與NB城墻

臺階狀石質建筑遠景

從Kenyon發現的城墻向上攀登，在靠近山頂邊緣的位置，可見大衛城內最重要的早期建筑遺址——臺階狀石質建筑（Stepped Stone Structure）。它依附陡峭的山坡修建，殘高約18米，可能是一面護坡的石墻。20世紀20年代由Robert Macalister與John Duncan首先發現，Kenyon與Shiloh先后進行過解剖發掘，發現該建筑實際包括上下疊壓、年代不同的兩層。其中表層用較大石塊壘砌，呈臺階狀，基層則是用較小石塊壘砌成框，再填充泥土與碎石。根據出土陶片判斷，基層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4～前13世紀，即青銅時代晚期。

基訓泉邊的供水系統也是耶路撒冷城發展的重要證據。1995～2004年，Ronny Reich與Eli Shukron主持對基訓泉附近的供水系統進行了全面的再發掘，明確了其中長約70米的Warren豎井附屬水道與總長約50多米的水道二、水道三的開鑿時間均為青銅時代中期偏晚階段。同時期遺跡還包括殘存面積超過200平方米的石坑水池（Rock-cut Pool）以及圍繞在基訓泉邊的多處防御塔樓基址。

發達的防御設施與供水系統說明青銅時代中晚期的耶路撒冷城已經頗具規模。但也有學者認為此時期的居住遺址尚不多見，或許暗示此城并非一般意義的城市，而更像一座防守嚴密的軍事堡壘。

游客中心房址發掘場景

印有示利米雅與猶甲父子名字的封泥

圣殿之都

大約公元前13世紀，地中海東岸步入鐵器時代。我們也可以開始通過《舊約》對耶路撒冷有更多了解?！杜f約》不僅是一部宗教經典，更是珍貴的傳世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根據其中記載，士師時代（大約相當于鐵器時代一期）的地中海東岸分布著迦南人的許多部落，其中名為耶布斯的一支就定居于耶路撒冷，修建了當時該地區最為堅固的要塞——錫安堡壘。根據《撒母耳記》《列王記》等篇的記載，大約公元前10世紀初，猶太人的傳奇英雄大衛王以奇謀攻克錫安堡壘，并選擇耶路撒冷作為他所創建的統一王國的首都，開始興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宏偉都城——大衛城。他的兒子所羅門王繼續在耶路撒冷廣建宮殿，特別是在摩利亞山上第一次為上帝修建圣殿，耶路撒冷圣城的地位即由此開端。所羅門王死后，統一王國分裂成為北方的以色列國與南方的猶大國。耶路撒冷作為猶大國的首都，仍是整個猶太民族的中心。直到公元前586年，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焚毀了圣殿與耶路撒冷城。自大衛王建城至圣殿被毀的數百年，被后世稱為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時期（The First Temple Period）。

大衛城內此時期的遺跡非常豐富。臺階狀石質建筑表層的年代已明確可以進入鐵器時代，有學者認為它就是屬于耶布斯人的錫安堡壘。2005年，為了配合大衛城國家考古公園的建設，Eilat Mazar在規劃修建游客中心的地點進行搶救性發掘。此地點位于山頂平臺邊緣，緊鄰臺階狀石質建筑頂部，雖然曾進行過發掘，但未至底部。Mazar一直向下清理，發現此前誤以為是基巖的一些巨大石塊，其實屬于一處大型房屋的墻體，寬度達2～5米。此房屋具有明顯的分間結構，推測總長度至少可達30米。屋墻上發現了一枚印有古希伯來語字母的封泥，出現了示利米雅與猶甲父子的名字，可見于《舊約》記載。他們生活于猶大國西底家王時期，即公元前6世紀。而石墻下疊壓著公元前11世紀的文化層。此外，房址內發現有數件完好的塞浦路斯紅底黑彩陶壺，是公元前10世紀的典型器物。綜合上述線索，Mazar判斷此房址年代可以早至公元前10世紀，即統一王國時期。她還推測規模如此宏大的建筑可能原本與臺階狀石質建筑連成一體，或許就是大衛王的宮殿所在。

臺階狀石質建筑之上還疊壓有幾處房址，根據所出陶器或封泥判斷，應屬于第一圣殿時期偏晚階段。其中一座房屋平面有三縱一橫共四個房間，屋中還可見殘存的石柱與樓梯遺跡，應原有閣樓。相鄰的是一間石砌廁所，發現了用整塊石頭雕刻的馬桶。在臺階狀石質建筑腳下還揭露出一座房址的一角，不足2平方米，但發現超過50枚封泥。上面的一些人名屬于公元前6世紀的約雅敬王時期，為認識這些房屋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

第一圣殿時期大衛城的防御設施與供水系統也有重要擴展。Kenyon認為在統一王國以及猶大國早期，仍沿用了NB城墻，而NA大約為公元前8～前7世紀對NB的重建。20世紀90年代，在NA城墻東側，即更接近山腳處發現另一條主體與NA平行、兩端與NA相交的城墻，可能用來保護原有城墻之外新開辟的居住區，其年代同樣為公元前8世紀左右。在大衛城西面山坡上，Crowfoot發現了大衛城的西城門。在基訓泉周邊，青銅時代的供水系統仍在使用，而第一圣殿時期新開鑿水道的長度又數倍于從前。其中，開鑿于公元前8世紀末的希西家王水道（Hezekiah Tunnel）綿延數百米，直至大衛城西墻外的西羅亞池（Siloam Pool）。同時期泉邊防御設施的數量與面積也都有明顯增加。

臺階狀石質建筑上疊壓的房址

大量考古發現已經可以大體勾勒出第一圣殿時期大衛城的城市布局，證明《舊約》所記載的猶太都城耶路撒冷城的確存在無疑。而城墻與供水系統的新發現以及晚期房屋建筑疊壓于早期的宮殿防御設施之上，則說明大衛城一直處于不斷發展之中，晚期甚至已經略顯擁擠。此外，根據《舊約》的記載，圣殿山也是第一圣殿時期耶路撒冷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由于圣殿山復雜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情況，無法開展考古工作，是否仍然保留有第一圣殿時期遺跡還是不解之謎。目前，Gabriel Barkay教授正帶領一支團隊對近年來圣殿山修繕工程所拋棄的泥土與垃圾進行過篩，據稱已找到了屬于第一圣殿時期的陶片與封泥。

西羅亞池發掘場景

“大城”與“小城”之爭

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第一圣殿時期耶路撒冷城的面貌似乎已日漸清晰。不過，學界也長期存在一種不同的聲音。大衛城面積不足8萬平方米，即便加上圣殿山也不過14萬平方米左右，這與《舊約》中可見的第一圣殿時期耶路撒冷的繁華以及作為首都的地位似乎并不相稱。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除《舊約》記載的大衛城與圣殿山以外，第一圣殿時期耶路撒冷的城市范圍應該更大。持此觀點的“大城派”學者與堅持相信《舊約》記載的“小城派”學者之間的爭論持續了數十年，成為耶路撒冷研究史中一樁著名的公案。

1967年的“六日戰爭”為徹底解決此爭論提供了契機。戰后以色列政府取得了老城及其周邊地區的控制權，而且老城內許多建筑在戰火中遭到破壞，使得一些原本房屋密布的地方具備了進行考古發掘的條件。以色列文物局決定在老城重建之前進行一次全面的搶救性發掘，由Nahaman Avigad教授負責。

以色列塔樓發掘場景

1969年發掘工作開始不久，就在老城猶太區北部的第二圣殿時期地層下發現一處石砌高臺遺跡。最終清理出一段寬約7米、殘高2～3米、長度達65米的石砌城墻。Avigad將其命名為以色列城墻。該城墻打破一座年代為公元前8世紀前半葉的房址。其北面不遠處又發現一處位于現代地表15米以下、高度超過10米的遺跡，可能是城門的一部分，被命名為以色列塔樓。塔基墻角下可見大量灰燼堆積，還包含不少箭頭，或許與巴比倫人的進攻有關。隨后，在老城的猶太區、亞美尼亞區，以及城外的錫安山上陸續發現了不少第一圣殿時期遺存，出土的許多封泥與印章上的人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前7世紀。

通過這些發現，Avigad提出大衛城西側的低矮山丘（西山）也應屬于第一圣殿時期耶路撒冷的城市范圍之內，公元前8世紀以前已有許多居民開始在此居住生活，之后又建設了完備的城防設施。此外，還有一些相關發現也可為旁證。供水系統中最長的那條希西家王水道，其終點西羅亞池就位于西山地區。而《舊約》中有尸體不潔應置于營地之外的記載。已經發現的第一圣殿時期墓葬區可見于周圍的橄欖山、大馬士革門以北及欣嫩谷西坡等地，而在西山范圍內尚無發現。

耶路撒冷老城與第一圣殿時期城市布局示意

結語

從公元前三千紀以前山間的點點村落，到青銅時代防守森嚴的堡壘，再到第一圣殿時期不斷發展成為總面積超過60萬平方米的宏偉大都會。在考古學家近兩百年的“鏟釋”之下，最早的耶路撒冷不再只是宗教經典中的神秘圣地，更將一段鮮活的城市發展史呈現于世人面前。

Avigad曾感嘆“沒有任何一個城市進行過如此繁多的考古發掘，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考古發掘如此困難”。耶路撒冷考古研究是世界考古學史中重要的一頁，許多思路方法又與中國考古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擁有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積淀以及珍貴的傳世文獻是以色列和中國考古學家共同的幸福，而如何客觀認識那些與自身血脈相連的祖先們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則是我們同樣需要直面的問題。耶路撒冷考古工作的一些成果也曾被質疑是為了迎合政治利益或民粹主義的需要而不盡客觀。面對這些指責，我們首先應當捫心自問，是否將感情或利益摻雜進入了最嚴肅的考古工作中？如果沒有，又該如何在研究工作的細節中體現出科學與嚴謹，并向大眾進行準確的宣傳？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6CKG010）、中國博士后基金面上項目（2014M550384）、鄭州大學青年教師啟動基金項目（2015SKQD28）支持。

（作者為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