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創作地域題材應降溫

李紅艷

地域文化是一定區域范圍內長期形成的歷史遺存、文化形態、集體性格、地域精神、民俗習慣、生產生活方式等的綜合呈現形態，是一定區域源遠流長、獨具特色、代代傳承卻又歷久彌新的文化傳統，是維系一個地區人們身份認同、情感認同、價值認同的精神紐帶，蘊含著獨特而又豐富的歷史價值、認識價值、精神價值、審美價值。地域題材，歷來是各地藝術創作的重要題材來源。它們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既各自呈現著本地域文化的獨特個性，也共同塑造著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近幾年，各地對文化的重視和投入與日俱增，尤其是對地方歷史人文資源的重視和挖掘，已成為當前藝術創作中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在作為各地文化建設重要“抓手”的戲劇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地域題材戲劇作品投入之大，創作之熱，數量之多，前所未有。

通過藝術創作弘揚地域文化傳統，樹立地方文化形象，擴大地方文化的影響力，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當這種追求成為一種帶有強烈功利性的“刻意”行為，當藝術創作夾雜了太多“非藝術因素”，當這類題材幾乎成為地方戲劇創作題材來源的“唯一”，當大家普遍意識到這類作品“有數量缺質量”，當種種問題已然成為一種“現象”……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深思、反省、修正。

一、當下戲劇創作中地域題材緣何不斷升溫

地域題材在當下的戲劇創作中可謂炙手可熱。這首先與近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隨著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作為“軟實力”的價值得到廣泛認同，建設“文化強省”“文化強市”“文化強縣”成為地方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和規模之后必然的目標和謀求。各地紛紛謀篇布局，勾畫文化發展的宏偉藍圖。而作為地方文化建設重要內容、地方百姓最喜聞樂見的戲劇藝術，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各地實施文化工程，樹立文化形象，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實力的重要抓手。

其次，地域文化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是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頭活水。各地進行藝術創作時優先選取本地題材，無疑是近水樓臺，有著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近些年，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的優秀戲劇作品，如川劇《死水微瀾》《變臉》《塵埃落定》，評劇《我那呼蘭河》，黃梅戲《徽州女人》，甬劇《典妻》，話劇《立秋》、《紅旗渠》、《徽商傳奇》，晉劇《傅山進京》，秦腔《西京故事》，豫劇《香魂女》……均是地域題材戲劇的成功之作，不僅成為當代戲劇作品的經典之作，也為當地帶來了全國性的榮譽，成為宣傳地方文化的靚麗名片。地方文化建設，重在彰顯特色和個性，尤其需要提煉出易于“識別”的身份“標簽”，而這種身份“標簽”，只有地域文化的獨特基因才能賦予它。故而各地在題材的選擇上，往往傾向于本土題材，借此打造具有地方“標識”意義的文化形象，擴大地方文化的影響力。

再次，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深入人心，各地都在挖掘、盤點本地文化遺產，包括神話傳說、歷史故事、文化名人等在內的各種新發現、新說法、新解釋、新爭論、新認識隨之而來，不但豐富了各地的文化資源，也大大增強了各地對自身文化資源的價值認識。通過藝術創作開掘利用既有的文化資源，既是對自身文化資源的一種珍視，也是一種文化的自信，還是一種文化的展示。比如，上海市京劇院數年前根據清代廉吏于成龍的故事，創排了京劇《廉吏于成龍》，轟動一時，并成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的代表作。2015年，當山西省的有關領導獲悉于成龍是山西永寧州（今呂梁市方山縣）人時，決定再次將這個題材作為本省的題材予以重點扶持，由晉劇表演藝術家謝濤以晉劇形式再度演繹，實現了同一題材新的開掘，不僅獲得了業界和觀眾的高度評價，也讓人們通過這個戲了解了于成龍與山西的地脈淵源。再如，文化先哲、“道家”創始人老子系河南周口鹿邑縣人，為弘揚老子的哲學思想，提升地域文化的認知度，地處周口的河南省越調劇團創排了越調《老子》，第一次在戲曲舞臺上塑造了人性、神性兼具的“老子”形象，不但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治大國如烹小鮮”等深邃的哲學思想藝術化、人格化，也讓人們認識了越調這個古老的劇種，同時更加深了老子和周口地緣之親的認知，成為近幾年地域文化名人題材的成功之作。

最后，地域戲劇題材創作之所以“熱”，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即“文化功利心”。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投資地域題材，期待的是它的宣傳效果；對于創作者而言，渴望的是立戲的機會；對于劇團來說，看中的則是政府投入的慷慨。各方既“各懷心態”，又彼此“成全”。于是，題材的可行性、創作者駕馭題材的能力、劇團的藝術實力、未來的市場回報，都可以成為退而求其次的因素，首當其中的則是無所不敢的熱情和勇氣。因此，我們會看到這樣的現象：一個縣級劇團，就敢問津軒轅、莊子、女媧這樣的重大題材；一個連吃飯都困難的地市級劇團，就敢斥資百萬、數百萬去打造一出前景并不看好的地域題材戲……

地域文化的獨特性、豐富性及其精神價值的歷史傳承性，使其當之無愧成為藝術創作的富礦，并因了全社會不斷增強的文化意識和各地建設文化“強省”“強市”“強縣”的“功利”和“急切”，變得不斷升溫。

二、地域題材“熱”問題直面

藝術的生產像世間所有的生態系統一樣，有系統內的平衡法則，如果打破了這種平衡，其所隱含的問題也會日漸顯現。

1、題材指向的單一性，導致戲劇創作題材的來源范圍日漸狹窄

學者戴錦華說過：“戲劇，是某種意義上的國家藝術”[[[]戴錦華：《歷史的坍塌與想象未來—從電影看社會》，《東方藝術》，2014年12期。]]，是各級文化主管部門主抓的重要藝術形式。對于藝術品種相對單一的地方來說，戲劇，幾乎是當地政府繁榮文藝創作的“唯一”抓手。所以，從題材選擇到藝術生產的各個流程，各級文化主管部門都管得非常具體。尤其是在題材的選擇上，具有非常明確的地域指向性，“排他性”極強，是否“地域題材”已經成為不少地區規劃題材時遵循的“首要法則”，非地域題材不予考慮，不予立項，不予支持。這就把藝術創作的題材范圍限定在一個非常狹窄的范圍內。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曾有某一地市劇團，連續幾屆參加本省戲劇大賽，都是同一神話題材！似乎除了這一神話，當地再無其他題材可以拿來做戲！

對于地方文化主管部門而言，想借由戲劇創作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弘揚地方文化，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地域文化資源都適合做成戲劇作品，不是所有題材都是其所屬地區的創作力量所能駕馭的。就筆者所知，女媧傳說、愚公移山、嫘祖、軒轅、大禹治水……這些題材，均被故事起源地的文化主管部門以戲劇形式演繹過，且有的不止一次演繹過，但幾乎都沒有產生什么社會影響，更遑論文化品牌效應。還有些題材，盡管和某一地區有地緣之親，也適合以戲劇形式表達，但并不一定適合當地劇種表現。如“梁祝傳說”，據考證故事的發生地在河南省駐馬店汝南縣，該地申報的民間故事“梁祝傳說”已被納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應該說，這是當地的題材資源。當地曾嘗試將其做成豫劇，但是，劇種風格與題材特質的錯位，注定其行之不遠，且有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經典在前，超越談何容易！

對地域題材的“刻意”追求，無異于畫地為牢，故步自封，對戲劇創作題材類型的多樣化構成了極大破壞，題材的選擇范圍越來越小，創作的路子越走越窄，題材的雷同化、單一化傾向日漸嚴重。歷史名人題材扎堆，英模題材扎堆，神話題材扎堆……且時常出現兩地、三地、數地爭搶同一題材的現象。有的為了“搶題材”匆忙上馬，不講藝術質量；有的將題材據為己有而不允許他人染指……這些，都是地方主義、狹隘觀念、功利思想在作祟?！拔乃噭撟魃a存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粗制濫造”等問題，某種程度上就是藝術創作功利化、工具化的一種表現。

2、對“地域題材”的淺識或誤解，導致地域化多成為一個外在“標簽”

“地域題材”從字面上理解，就是所寫故事、事件、人物曾發生或生活在某個地區，與當地有一定的地域關聯；從內在關聯和藝術表現上理解，它要具有地域文化的特點、特征、特色，要成為獨具特色的“這一個”。但是，當前，對地域題材的認識和理解，多停留在表層，認為這個戲寫了發生在當地的故事，或寫了當地的人，就是地域題材。因而，我們看到大量所謂“地域題材”作品的問世，看到各地對這類題材趨之若鶩的熱衷和不惜成本的投入。但看完作品后，你會發現，“地域”只是故事附著于其上的一個背景，更多的是創作者對題材駕馭、表達的力不從心。

比如，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在某地任職三年，該地就認為這是本地的“地域題材”，并據此創作了戲劇《范仲淹》。該劇僅僅截取范仲淹在當地任職期間的幾件小事來寫，內容的單薄根本支撐不起“范仲淹”這一關乎宏旨、內涵豐厚的重大題材。再如民族英雄楊靖宇，五次三番地被其家鄉人民和其戰斗過的東北地區作為“地域題材”進行重點創作。但截至目前，幾個版本都沒有達到這個題材應有的高度。在舞臺上搞出林海雪原、東北風情，搞出點“地域特色”，在舞臺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都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對楊靖宇精神人格的開掘不夠到位。作為一名民族英雄，他能夠承受生存環境極限的挑戰，給敵人以震懾，甚至讓敵人對其產生敬畏，必有其超人的意志、膽略、智慧、心理，目前幾個版本對人物這些方面的描寫開掘都還欠缺。有些版本甚至用大量筆墨寫人物感情，將硬題材做軟處理，都不是這個題材和人物應有的風致。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有其各自獨特的密碼和基因。如果沒有對一方文化長時間的浸淫，沒有對其內涵、特質、神韻的了解，認識，感知，把握，只把表面的、身份的、行為的、名義上的某種關聯作為取舍的標準，那么，所謂的“地域”，充其量只是一種外在的“標簽”，只是地域標簽的簡單敷貼！幾年前，筆者和劇作家羅懷臻一起全程參加了某省的戲劇大賽，賽后在對羅懷臻先生的采訪中，他說了這樣一番話：“我們看到各地市劇團普遍認識到了從自己地域的人文傳統中尋找素材，然后用當地的劇團、當地的劇種、當地的演員去表現它，從而打造當地的文化名片。但在實施的過程中，地方化、地域化往往只是一個標簽，并沒有注重對它內涵、個性的發掘，而是把地域的東西作為符號融入了一個共通的東西，地域背景、地域特征、地域傳統在時尚的共同化中被消解、淡化掉了。這恰恰是對地域化的一個誤讀?！盵[[]李紅艷：《重新崛起中的中原戲劇——著名劇作家羅懷臻訪談》，《羅懷臻戲劇文集（5）》，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這番話對當下“地域題材”戲劇創作的問題可謂一針見血。大量的作品，還是把地域題材作為創作的一個由頭，立足于“小我”的狹隘和功利，對題材很難有高屋建瓴的把握和認識，從而表達出來的東西流于一般，流于常規，甚至流于庸俗。這也是目前為什么地域題材戲創作熱、數量多而成功作品少，多為曇花一現的主要原因。

3、藝術表達的“去藝術化”，導致呈現在舞臺上的作品立意淺、風格實、個性弱、特色丟。

（1）主題矮平化

主題的矮平化首先與作者對題材的認識高度有關?！暗赜虻夭摹彪m關聯某一地域，但題材蘊涵的價值意義卻具有普遍性。應該以一種超越地域、超越一般、超越個別的高度來觀照題材，提煉主題，否則，就會流于淺表、狹隘。以河南的“紅旗渠”題材為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紅旗渠”題材就不斷被包括話劇、戲曲、電視劇等在內的各種藝術形式涉獵過。幾乎所有的創作，無一例外地都把著力點放在寫“開渠”的過程上，寫開渠的艱難，寫開渠的犧牲，寫開渠的悲壯，都沒有提煉出超越“開渠”具體行為和過程的更深的東西。2008年，劇作家楊林、導演李利宏站在時代的高度，以現代觀念重新審視這個題材，以獨特的視角，將修建紅旗渠的決策者——以楊貴為代表的縣委一班人推向了前臺。寫他們決策的艱難，彼此的矛盾，面對壓力的態度、抉擇、擔當；同時，以全景式的手法，寫了林縣最基層的老百姓面對修渠的態度、作為、奉獻、大義……這樣，“紅旗渠”的修建，就成為一個時代、一群人的時代信仰；“紅旗渠”精神就升華為一種對信仰的執著，就成為一種精神的符號。主題的提升，使這個題材境界頓開，加之與題材氣質相得益彰的二度創作，《紅旗渠》遂成為近幾年中國話劇舞臺上的扛鼎之作。

地域題材主題的矮平化，除了作者駕馭題材的能力，還因為這類題材帶著各種先天的“條件”和“制約”，“負載”太多，無法實現創作的自由。優秀的藝術作品一定是創作者的“靈感”之作、自由之作。然當下的戲劇創作，十之八九為“命題作文”，地域題材更是如此。這些項目，出資方基本上是一方地方政府，他們對藝術創作都抱有很強的“企圖心”。一臺戲，既要完成藝術的表達，還要承載顯性的政治宣傳，同時還夾雜著一些人的“政績私心”。說白了，就是有一種文化功利主義在內……藝術創作是超功利的，過多的“附加條件”，使藝術創作變得非常被動，非常不純粹。題材先行論，已經剝奪了創作者題材選擇的自由；在創作過程中，還要接受來自方方面面的“意見”或“建議”?？膳碌氖?，有的地方領導不但喜歡“出題材”，還要“出思路”“出情節”，甚至親自動手“寫唱詞”。創作者的思想被綁架，思路被框囿，靈感被抑制，特長被埋沒，藝術創作變成了帶著鐐銬跳舞的被動游戲。各方意見的滿足、接受、適應、妥協，最終導致題材的開掘和表達淪為平庸。有的淺顯直白，有的直奔主題，有的胡編亂造，完全違背了藝術的規律，違背了情節發展的內在邏輯和人物的思想邏輯、行為邏輯。

藝術的審美和社會功能是潛移默化的，想要通過一個戲的創作，就達到立竿見影的收效，最終可能是適得其反。

（2）表達紀實化

“地域題材”戲劇之所以超乎尋常地“熱”，與藝術生產部門即劇團的“價值取向”不無關系。創作生產反映當地人文題材的戲劇，既是職責所負，又比較容易“取悅”領導，從而順利獲得項目資金，戲排出來后，還能享受當地政府“紅頭文件”下達的場次安排和效益收獲，可謂一石數鳥。當下很多創作者和劇團對地域題材的熱衷，“原始動力”多來于此，并練就了“風吹草動”上題材的敏感，如果當地出了個模范人物，不出一個月，就可能有相關的戲劇作品問世；如果有領導在某種場合，提到了當地的傳統人文資源，很快也能在戲劇舞臺上看到相關作品；甚至考古界有了重大發現，當地的戲劇舞臺上也能有最迅捷的反映……反應之敏捷，創作之迅疾，令人驚嘆！

但是，藝術創作有它自身的規律。常言說，“十年磨一戲”，好的藝術作品都是“磨”出來的，是需要時間“發酵”和提純的。速度和效益，本不屬于藝術創作應有的考量標準，眼下卻被當成核心指標予以過度追求，致使藝術創作充滿了“浮躁”之氣。于創作者而言，沒有了對題材充分認識的耐心和從容，沒有了題材發酵、提煉、升華的必經過程，只能在趕任務的倉促中做浮泛的解讀；投資者、生產者，更是一副“不待饃熟就掀籠”的急切。所以最終蒸出來的“饃”，注定發酵不充分，不是宣騰騰、筋道道、耐嚼耐品，而是硬實難嚼，口感極差。當下的戲劇創作中，諸多冠以“報告劇”“紀實劇”“傳記劇”之名的戲劇作品，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題材缺乏提煉、生吞活剝、“去藝術化”的一種掩飾。缺乏藝術的想象，不能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沒有美的發現和創造，沒有藝術的表達，直奔主題，堆積素材，不但難以把米釀成酒，而且做出的飯也是“夾生飯”。正像一位戲劇評論家所言“戲劇審美原本是一個靈魂被洗禮、被凈化的過程，然而在今天，每當看完‘中國原創’走出劇場，感受到的更多是被無趣的人、無趣的事以及干巴巴的高尚主題撞了個滿懷，腦中留下的只有空泛、虛假、膚淺的感嘆，而醍醐灌頂的愉悅幾乎成了奢望?！盵[[]張之薇：《我們的主流戲劇為什么不好看》，《北京青年報》,201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中講到：“要從傳統文化中提煉符合當今時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規范、價值追求，賦予新意，創新形式，進行藝術轉化和提升，創作更多具有中華文化底色、鮮明中國精神的文藝作品?！薄疤釤挕薄稗D化”“提升”，是從生活到藝術，從素材到情節，從認識到審美，從“米”到“酒”的必經環節，缺了時間，缺了技術，缺了火候，缺了情懷，米還是米，素材也還是素材，終究成不了打動人心的藝術作品。

（3）地域特色和劇種個性的丟失

當下地域題材戲劇的創作，還有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二度創作地域特色缺失，劇種個性弱化。除了內容上與地域的某些外在“牽連”，從藝術呈現上，感受不到地域文化的特色和當地劇種演繹這個題材的優勢和獨特。這是當前藝術創作“趨同化”現象一個非常鮮明的體現，也是非常需要警醒的嚴重問題。

藝術創作的“趨同化”，一個主要的原因來自于創作人才匱乏造成的人才危機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才資源的高度共享。當前，戲劇領域的“編劇荒”“導演荒”“作曲荒”現象十分嚴重。地方的創作多依靠外來的力量。這些外來力量多是各個行當炙手可熱的行業精英，在全國各地的舞臺上創造了諸多精彩，有著無可置疑的藝術經驗、專業水準。但作為某一地域文化的外來者，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定局限，對即將進入的地域和劇種，難以達到和本地域、本劇種同樣的熟稔，如果再沒有一定時間的自覺補課和深入了解，創作的時候就難免“隔”著一層，難以捕捉到地域文化的精髓，難以做到像面對本劇種時那樣的胸有成竹和游刃有余，或者索性將“特色菜”做成“大眾菜”，端上來，品相也不差，口感也可以，但難免流于一般、雷同，缺乏了獨特的味道。比如，河南某地慕名約請外省一位特別擅長歷史劇的劇作家創作河南地域題材的歷史劇，數易其稿，均不滿意。且不說劇本的視角、立意、情節、構架，僅是唱詞，就與中原的言說方式、語言習慣、韻轍講究大異其趣，讓人感覺是嫁接、移栽在中原大地之上的東西，而不是中原文化土壤上生長出來的東西。留意當今一些跨劇種編劇、導演的作品，也會發現，他們給本地區、本劇種編導的戲，大多比給外地編導的戲有特點，有個性，成功的幾率也更高一些。如果對一個地域、一個劇種缺乏應有的敬畏，不深入，不了解，不尊重，只是把自己的技術、理念和題材強行捆綁，那么，很難搞出有地域特色的作品，最終導致全國各地作品風格、樣貌的雷同化。

當今戲劇創作地域特色和劇種個性的弱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文化、劇種強烈的不自信。表現在地方劇種上，就是小劇種向大劇種靠攏，弱勢劇種向強勢劇種“攀附”，學習借鑒其他劇種以喪失劇種個性為代價，劇種的趨同化現象非常嚴重。藝術貴在個性，貴在特色，中國300余個地方戲劇種之所以有存在的價值，即是因為它們各具特色、彼此不可替代的藝術個性。對劇種特色的堅守建立在對藝術個性的文化自信上。如，福建的梨園戲，是一個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古老劇種，被稱為南戲的“活化石”。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他們對自己的劇種特色有著近乎虔誠的保護和堅守，所創的一系列新劇目，既有時代的意蘊，又完美地保存了梨園戲表演的精華和神韻，使這個劇種以現代神采、古典氣質綻放在戲劇舞臺上，風姿綽約，贏得全國觀眾的青睞。

地域文化的價值正在于各具特色的地域個性，模糊了這種個性，彌合了這種差異，對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是一種傷害，于劇種的發展更是一種災難。

三、如何做好“地域題材”？

相對于當下“地域題材”戲劇創作的熱度和數量，成功的作品可謂少之又少。有的題材非常不錯，創作出來卻不盡人意，沒有達到該題材應有的高度和影響；有的二度創作藝術水平很高，但缺乏特色和個性；有的干脆就是附庸風雅、乏善可陳的庸俗之作……做好地域題材何其難也！

劇作家羅懷臻先生在談及地域化戲劇創作時曾說過：“藝術作品地域化、地方化的實施，是要通過現代人、現代意識、現代背景去重新發現一個地域、一個劇種、甚至是同一劇種不同地域特有的風情，并在一個共通的平臺上將其更加強烈地展示出來?！盵李紅艷：《重新崛起中的中原戲劇——著名劇作家羅懷臻訪談》，《羅懷臻戲劇文集（5）》，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這番話基本涵蓋了地域化戲劇創作的幾個主要層面。

首先，地域題材的創作雖多因“地緣”而起，因“地屬之緣”而自然衍生出藝術之份，如傅山之于山西，老子之于河南，白鹿原之于陜西，呼蘭河之于東北，徽州之于安徽……但其題材的價值意義卻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打造好地域題材，最重要的是用現代視角、現代意識、現代觀念，重新發掘提煉出題材所蘊含的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內涵意義。比如，前述提到的話劇《紅旗渠》，就將以往“修渠”艱難悲壯的主題升華為一個時代、一群人對信仰的堅韌和執著；再如晉劇《傅山進京》，雖依據傅青主拒不接受康熙授官的史實，卻跳出了容易束縛創作思想的“反清復明”的庸常思維，灌注了“明亡于奴，非亡于滿”，“君子和而不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理念，刻畫了傅山不事強權、傲然獨立的文人氣節和人格精神，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取材于蕭紅《生死場》《呼蘭河傳》的評劇《我那呼蘭河》，表現了生命的倔強和堅韌……這些地域題材作品能夠獲得超越具體事件和地域的價值認同，就是劇作家以現代意識賦予它們以現代的價值意義。這是做好此類題材的前提。所以，對地域題材的發掘僅僅有地域的情感、熱情是不夠的，僅僅靠資金的投入也是不行的，最主要的還時創作者對題材的駕馭能力?！爸挥邪阉峒兊揭欢ǔ潭?，它才能成為那個地區不可替代的東西，才能和超地域的人群來共同交流、共同使用?！盵李紅艷：《重新崛起中的中原戲劇——著名劇作家羅懷臻訪談》，《羅懷臻戲劇文集（5）》，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其次，成功的地域題材戲劇作品，除了思想意義上的現代性、共通性，在藝術呈現上，必須具有地域的人文特點和風格，具有地域文化的審美特質，必須達到題材特質與劇種內在氣質的吻合，讓人感覺這個作品確確實實是從這塊獨特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正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朝陽溝》之于豫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之于越劇，《天仙配》之于黃梅戲……還如近幾年的《金子》之于川劇，《典妻》之于甬劇，《傅山進京》之于晉劇，《徽州女人》之于黃梅戲，《我那呼蘭河》之于評劇……這些作品洋溢出的氣質、神采，讓人產生一種非這一地域、非這一劇種莫屬的無可替代感，它們自然而然地就成為這個地域、這個劇種的經典代表作品。

對地域題材的認識和解讀，需要時間的沉淀和過濾，需要創作團隊“入乎其內”的了解、把握，有了“入乎其內”的“生氣”，才能有“出乎其外”的“高致”。甬劇《典妻》藝術氣質的傳遞和呈現，經歷了主創人員長時間尋尋覓覓的艱辛?！兜淦蕖犯木幾匀崾男≌f《為奴隸的母親》，寫的是上世紀20年代浙東地區“典妻”這一陋習給一位母親造成的心靈糾結和精神煎熬。作為寧波籍的作家，柔石運用寧波的地方語言寫了這個寧波地方的風俗和故事。為了準確地傳達出原作的神韻，編劇羅懷臻、導演曹其敬率領整個劇組長時間深入浙東地區，設身處地，感受氛圍，體驗生活，終于捕捉到了題材應有的氣質品格：“浙東山區古典的古鎮，起伏的山巒，在朦朧的霧靄中時隱時現，令人產生神秘的遐想。讓這雨霧朦朧的大山，這不倦流淌的溪水，這綿延不盡的石子路和在石縫中倔強生長的青草，來共同述說這個被歲月掩蓋了的、不幸女人的苦難吧！”[[[]曹其敬：《<典妻>導演手記》，《戲文》2004年10月。]]故而，群山、溪水、石板路、弱草、青苔、斷墻殘壁、細雨、薄霧等，一起構成了藝術表達的主要舞臺元素。淅瀝的細雨，潮濕的霧氣，氤氳在這些元素構成的舞臺時空里，猶如主人公的愁苦蔓延開來，散不去，化不開，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同一題材的戲劇作品，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表達樣式，而最成功、最能打動人心的表達，一定是和這個題材內在神韻吻合的表達?！兜淦蕖返某晒词侨绱?。由于創作者對地域風情、題材特質的準確捕捉，并加以藝術的提煉、強化、表達，從而達到了地域、題材、劇種渾然一體、水乳交融的審美境界，成為近年來地域題材戲曲作品的一部力作。

第三，對地方戲劇種而言，做好地域題材還有一個尤為關鍵的問題，就是對劇種個性和特點了然于胸的熟悉。有了如指掌的把握，同時還要有“為劇種寫戲”的意識，果能如此，即使題材不是當地的，依然能夠搞出地域特色、劇種特色，依然能夠打造出無可替代的地域文化品牌。比如，福建劇作家王仁杰多年來一直頑強地秉持著“為劇種寫戲，為演員寫戲”的創作原則。他為梨園戲創作的《董生與李氏》，是根據尤鳳偉的一部短篇小說《烏鴉》改編的，寫人性的壓制和覺醒。按照一般的“地域題材”概念來界定，這個題材不屬于地域題材，但“為劇種寫戲”的追求，使他在創作過程中時刻關照劇種的特色，考慮演員的表演，對未來如何“付之場上”做了全盤考慮，無論在人物安排、行當設置，還是演員表演、特色展示等方面，都留下了充分的空間，為開掘梨園戲獨特的表演程式提供了廣闊的天地。這部戲對人性開掘的深度，讓人感受到它的現代；對梨園戲特色的彰顯，讓人感受到古典藝術的時尚品格，實現了保護和發展的雙重意義。梨園戲的經驗，非常值得那些對藝術創作急功近利，只靠表面符號的附貼去打造“地域戲劇”的創作者和投資者反思，借鑒。

優秀的作品從來都是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態，不定于一尊。實現藝術形式的多樣化，類型的多樣化，風格的多樣化，靠的是藝術家對歷史、對時代、對社會、對生活的切身感悟，敏銳發現，深刻思考，靈感創作和獨特表達。直面問題方能面向未來，聚焦地域題材創作之“熱”及背后的問題和原因，或許能對當下的戲劇創作甚至藝術創作提供啟示、經驗、借鑒、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