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術道路

馬勇

“批林批孔”是我的學術起點

我的老家在安徽的濉溪，被當地稍有知識的人稱為安徽的西伯利亞。小時候，濉溪屬于宿縣地區，就是現在的宿州市；后來屬于淮北市，也是淮北唯一一個市屬縣。

與同齡許多學者相比，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在渾渾噩噩中度過。實在說來，沒有讀過什么書，不像同時代的城里人，有機會接觸那么多古今中外名著。我們那時上學，毫無目標，對于家長來說，就是讓孩子識點字，平安度過兒童時代；對于學生來說，沒有升學壓力。一個村莊想也不敢想會出個大學生。特別是“文革”期間，中止高考，成績好壞，一律平等。即便后來創意出了“工農兵大學生”，我們村也有幾個同齡的入學，但基本上與學習成績無關。所以回想青少年時代，我沒有后來從校門到校門一代學子的辛苦，我們一直處于“快樂上學”階段，沒有任何人為壓力。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子會打洞。底層社會出身，沒有見過榮華富貴，并不知道艱辛是艱辛。

中學畢業，那時并不允許人口自由流動，嚴格的戶籍管制，不僅不存在外出打工，甚至遇到荒年，要外出討飯也很難被允許，必須開具生產大隊的介紹信。當然，我們那兒沒有外出討飯的習慣，我小時候倒是經常見到不遠處的鳳陽等縣職業乞討者，只要秋收過后，他們就像候鳥一樣回來了。多年后，看到研究皖北乞討者的書籍，我特別有一種親切感。

我們那兒，農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去當兵。高中畢業后第一年，我因為一個小小的毛病，體檢不合格。我的很多同學那一年參軍去了錦州，幾年后參加唐山大地震救災。我沒有去成錦州，第二年，我參軍去了杭州警備區。這個經歷，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在杭州城區待了三年多，我只是看見了杭州的繁華，并沒有進入市民生活。但這個花花綠綠的杭州，對一個來自農村的小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一場靈魂的震撼，開了眼界，知道除了家鄉，還有城市，還有世界，還有那么多好地方。

軍營生活真正改變我人生軌跡的，還有那個時代特有的政治運動。部隊現在的情況我不太清楚，但我們那時，每天的工作除了完成站崗執勤任務，主要就兩件事，一是連隊的副食品生產，養豬、種田，支農“雙搶”；另一件事就是學習，我們簡直就是文化兵，幾年時間，確實有很多軍事訓練，但很少真刀真槍，印象中，實彈射擊并沒有幾次，大量時間就是理論學習。這是我們部隊的優勢，但讓沒有多少文化的士兵痛苦不堪。

畢竟我那時算是高中畢業之后入伍的，雖然我們在學校并沒有學到什么東西，但相對而言，高中畢業在那時的軍營就是不小的知識分子了，因為更多士兵小學都沒有讀完?；仡欁约簩W術生涯我愿意從軍營開始說，主要就是因為沒有那幾年軍營生活，沒有批林批孔運動，沒有學理論，我的人生不會如此，更不會去讀歷史，研究歷史。

批林批孔的理由現在看來并不是很充分，至少林彪并沒有在思想深處將自己與孔子聯系起來，并沒有孫中山、蔣介石那樣的思想自覺，自視為孔子道統傳承者。林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然也不精通，像那個時代許多好讀書的軍事將領一樣，馬克思主義可能是其觀察問題的一個思想資源，但對馬克思、恩格斯那些并不太容易閱讀的著作，不可能理解很多。但是，毛澤東出于自己對中國傳統的好惡，他到了晚年確實對儒家，對孔子，對傳統，表現相當決絕。

據北京大學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記述，1971年9月13日，林彪、葉群、林立果等殞命溫都爾汗后，有關部門在北京林彪居所毛家灣想必早就查抄過不止一次了。兩年過去了，突然有人想起林彪的書籍字畫。于是，1973年末，有關部門派“梁效”一干人馬又去翻檢一番。上萬冊圖書，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筆勾了道道、畫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來。十幾個人，連查了三次，湊到一塊，沒有幾條?！皠㈨椩瓉聿蛔x書，嗟爾眾人，胡為乎來哉！此一時節，只憑匠心巧運，編排出一份《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這個材料指說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孫?！敝劣谇逅懔直?，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頭上？此時的玄妙，郝斌先生表示很難理解，但知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澤東《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傳達：“勸君莫（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贝送?，此時還有一首毛澤東的五言絕句：“郭老從韓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焙卤笙壬J為，這兩首詩才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源頭。至于“梁效”奉命編排出來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經毛澤東批準，作為當年一號中央文件發向全國，“這無疑是一道金牌，一場‘批林批孔正劇由此開鑼登場”。

這樣的高層內幕我當年作為一個小兵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央文件下發后，報紙雜志鋪天蓋地都是咒罵孔老二，以及他的孝子賢孫林彪。作為那個時代并不太合格的高中畢業生，我其實對孔子，對林彪，對孔孟之道，基本上不懂。好在那時的政治運動重在參與，并不真的要求懂。

政治運動就是一個學習運動，我們這些當兵的政治學習除了由指導員、排長、班長領讀中央文件，更多時候就是由文化程度稍高的一些士兵讀報紙，有時候也讓我們寫心得，寫大字報。我記得我們連隊那時駐防裟婆橋14號，那里也是我們的營部，大字報最多時，簡直將那個院子所有墻壁都貼滿了，有大標語，有小字報，紙張主要是舊報紙，很少有新買的紙張，部隊似乎也沒有這筆開支。

至于大小字報，以及我們學習的內容，就是報紙上的文章。稍后的說法是，“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說實在的，幾十年過去了，抄的內容早就不記得了，但能記得，就是在這個運動促使下，我開始接觸了中國歷史。印象中，我那時用津貼訂閱了剛剛復刊的《歷史研究》，以及極富盛名的《學習與批判》等，里面的文章并不全懂，但從此開始了我的職業生涯，至少應該算作職業生涯的準備期。

在批林批孔以及前后學習理論，批判資產階級法權，評《水滸》，批宋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系列運動中，我們這一代人差不多都細讀過張春橋、姚文元的長篇文章，精讀過《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通讀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至于《毛澤東選集》以及選集之外的許多著作，也是我們這代自詡為“小知識分子”的床頭書，一讀再讀，盡管許多內容并不懂。endprint

除了用津貼買書、訂購刊物，那時讓我最長見識的是弄了一個浙江省圖書館的借書證，每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這張借書證是與我一起當兵的高中同學搞來的，究竟是怎樣弄來的，現在實在記不得了。這個借書證讓我開拓了視野，彌補了中小學期間鄉村學校的孤陋寡聞。直至我從杭州退伍回家，這張借書證也沒有及時退回，我用這個借書證又借了一批書籍回家，又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留給我的另一記憶是對歷史文獻的整理。這本來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事情，但在那時卻成為一個普遍性運動。我的一位老鄉分在團政治部，他那時就參與了章太炎作品整理，好像是《秦政記》《秦獻記》。節假日老鄉聚會，這位老鄉向我們講過這些事情，當然我并沒有聽懂。不過，由于我那時也曾去余杭教導隊訓練，那兒是章太炎的家鄉，有了這位老鄉的介紹，我那時對章太炎多少有了一點直觀認識。這對后來的職業生涯自然具有正面意義。

杭州軍營生活留給我另外一個很深的記憶，是對理論的追求。1975年春節前后，毛澤東至杭州居住了一段時間。我們連負責杭州火車站外圍警衛，主要是看守毛澤東的專列。很長一段時間，我主要看守一個固定道口，那個道口差不多總有與我同時值班的一位師傅，是杭州極富盛名的造反派領袖，名字現在想不起來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記憶猶新，每次值班時，都在聽他講那些晦澀理論，我聽的暈暈乎乎，他講的津津有味。具體內容現在完全不記得，只記得那時很陶醉的情形。我后來比較愿意進行一點理論思考，仔細想想，也有這位造反派師傅的影響在。

我應該算是軍營理論學習不錯的士兵，記得那時南京軍區機關報的記者曾到我們連給我照過幾張相，至于是否在南京軍區機關報上發表過，我不記得了，但這位記者留給我的幾張照片，一直被家里妥善保存。我現在能記得的幾張確實都是“擺拍”，比如我坐在大通鋪上看書，而戰友們統統睡覺，今天想想覺得好假，但當時真的不覺得有什么，似乎本就應該如此。

軍營生活是我學術生涯的起點。假如沒有這段生活，我無論如何不會踏入歷史學的門檻。那時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我們并不懂，我只是憑著一個年輕人的直覺追求知識，追求進步。

在我大約10歲時，一位在海軍當軍官的姨夫探親時對我說過一番鼓勵的話。他說我將來長大了一定是個軍官的料。我不知他的這個說法有多大真實性，但這句話深刻影響了我幼小的心靈。那個年齡能記住的事情并不多，而這件事我卻一直惦記在心。

入伍之后，我那時的想法就是要成為職業軍人，一輩子在部隊。所以那時不論政治學習，還是軍事訓練，或者日常生活，我都嚴格要求自己。在當兵的第二或第三個年頭，我曾被推薦上大學，也去參加了考試，并被告知考得不錯。但后來并沒有去上學，很久以后，一位了解內情的老鄉告訴我是被一位首長的孩子，或首長身邊的人給頂替了。這件事并沒有讓我感到沮喪，畢竟人生的路還很遠，機會還有。但這件事讓我后來思考毛澤東時代許多問題時有了一個參照，“工農兵大學生”的推薦，其實充滿著很多人情因素，并不是一個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正因為這個原因，1976年毛澤東去世不久，特別是鄧小平重出后，推薦上大學成為歷史，恢復高考的呼聲漸起。這是我不得不放棄職業軍人想法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復出后，軍隊不再從士兵中提升軍官。這個決定對于我們從農村來的士兵而言，是致命打擊，當兵已沒有進步臺階，我和許多準備一試高考機遇的同學、戰友，差不多都在這個時候復員回家。

順流而下：從古史往下讀

1977年，我離開了杭州，返回家鄉。大隊支部書記是我小學時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比我早幾年入伍，早幾年復員。他在部隊時，以及后來我在部隊時，我們一直有書信往來，相處不錯。他先是讓我當了大隊民兵營長。稍后，遇到“文革”后，大約也是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招收農民工，我就近水樓臺，成為新時期第一批農民工。

那時的農村生活，并不讓人覺得非常痛苦，只是收入太少，或者說基本上沒有什么收入。因而第一批招工，還是引起了激烈反響。印象中，和我一起去的這一批工人，多少都有點關系，與之前幾年推薦工農兵大學生一樣，純粹的農民子弟，似乎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這一批農民工直接被送到了宿州以東12公里處的朱仙莊煤礦。我們到達時，所謂煤礦只是一望無際的平原，我們的任務，就是在這平地上下挖800米，打出幾個豎井，以及井下的巷道。我們單位的準確名稱叫做“煤炭部第二十九工程處”，領導這個工程處的，是淮北煤炭建設指揮部。

印象中，我所在的臨渙公社此次招到朱仙莊煤礦的工人有100多人。與煤礦有關系的，被分派至勞動強度稍低的運輸隊。更有關系的，只在地面從事一些輔助工作。我沒有任何關系，年輕力壯，也沒有想去找關系，因而被分配至勞動強度最大，也最危險的掘進隊。掘進隊的工作也非常簡單，那時的概況現在還記得，就是“打眼、放炮、出矸子、釘道”四個工序。

我在井下整整干了一年，從不惜力，也不偷懶，幾位老師傅，以及連隊的連長、指導員，似乎也很器重我。我那時的想法，就是這樣上班下班，喝酒吃肉，睡覺，日子過得很散淡，下井的時候也并不覺得恐懼，更沒有末日的感覺。朱仙莊煤礦是著名的超級瓦斯礦，安全檢查是一點都不敢大意，下井時絕對不允許喝酒，不允許帶任何火具，或易燃物。朱仙莊煤礦也是國家大型重點企業，管理嚴格，正規，所以我在朱仙莊一年，并沒有遇到什么大的事故。

能夠記得的，是一位高中同學，他父親是我們公社很有聲望的大隊書記，這位同學早我一年參軍，之后我們一起來到朱仙莊。印象中，他的姑姑也是我們的同學。這位同學性格很好，不多話，很幽默。然而無論如何讓我們都想不到的是，有一天這位同學去上夜班，就再也沒有回來。一條鮮活的生命就這樣沒有了。這是我在煤礦工作期間最深刻的一個記憶，從來不敢忘記。

在這位同學出事前，我已經到煤炭部在宿縣城里新設的淮北煤炭技術學校讀書去了?；幢泵禾考夹g學校是中等?？萍夹g學校，在我進煤礦不到一年時候開始在煤炭系統內部招生，組織考試。我那時并沒有想著離開煤礦，因而與一些工友一起參加了考試，有幸被錄取，旋即入學讀書。期限大約為兩或三年，主要為工程類課程，畢業后回煤礦當技術員。對于許多工友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很不錯的機會。我個人那時也這樣認為。endprint

但是，當高中同學出事后，我從學校趕回朱仙莊，幫著他的家人料理后事。這件事給我的震撼太大了，我大約就在那一剎那做了一個影響我之后人生的決定，利用在宿縣讀書的機會，一定要參加正式高考，一定要離開朱仙莊，離開煤礦。我再也不愿回來了，所以當同學后事料理完畢，我將我的窯衣、礦燈、礦靴，一切與煤礦有關的物品全部送給了工友。

我決定參加高考，還有一個激勵因素。1978年，我大弟弟以全縣第一名成績考上了大學。他本來可以進更好的學校，但由于沒有人懂得怎樣填報志愿，第一志愿填得太高沒能錄取，第二志愿就很不理想。我弟弟考上大學對我形成了一個很大的促進作用。我那時只有一個想法，弟弟能夠考上，我為什么不能？于是，我返回淮北煤炭技術學校，就開始了高考復習。

煤炭技術學校本身的課程并不少，特別是課后作業，多為繪圖，沒有足夠時間，根本無法完成。好在，同學們都很幫忙，幾位交情不錯的同學在做作業時順便幫我描出來一幅。這使我贏得了許多時間。

我們這一代“文革”期間的高中生，即便用心讀書的學生，也主要在文科上稍有基礎，對于數理化，對于英語，幾乎一竅不通。我那一年復習，幾乎將全部精力用在數學上，畢竟數學是100分的卷子，至關重要。我們有幾個同學都有同樣的需求，我們就在城里一所中學夜校里報了名，每周有幾個晚上到那里聽老師輔導課。

不到一年多的緊張復習很快結束了，我每天即便去煤炭技術學校上課，也多是躲在后面看書，我的作業主要靠同學幫忙。只要有空閑時間，我就去附近河邊看書背書，個人生活都無暇顧及，很久沒有剪發，也沒有洗頭。我大妹妹那時在宿縣師范學校教書，半年后我去她那兒吃飯時，她和她的同事都以驚詫眼光看著我，說我的頭發已像一個瘋子。

復習是痛苦的，收獲卻是愉快的。記得我那時還去宿縣一中請教過一位優秀的語文老師。那時高考已進行過兩次，這位老師也及時總結了一些經驗。他的哥哥是我的鄰居，是1950年代從一個縣團委書記位置上打下來的右派。這位右派對我們兄弟幾個都很好，大約因為我們幾個喜歡讀書，因而他得知我在復習時，就介紹我去找他弟弟俞老師。俞老師給我的輔導細節不記得了，但我后來一直感激他。

我并不是在煤炭技術學校這邊報名的，因為按照當時的規定，煤炭技術學校也屬于國家統一招生計劃，讀了中專，就不能再報考大學。我利用那時農民工的特殊身份，檔案兩不沾，就讓家里在原籍報了名。

原籍臨渙公社的文教干事周叔叔與我父親是好友，沒有怎樣費力氣，他就幫我報上名。我相信周叔叔這樣爽快幫忙應該基于這樣一個假設性前提，即我不一定能考上，畢竟沒有經過中學階段系統學習，又已有了那么多應屆生共同競爭。然而，后來考試情形出乎許多人預料，我的高考成績總體上說還不錯。據稍后的消息，我奮斗差不多一年的數學只有可憐的13分，題目中有一個絕對會的定理推導，竟然被我一激動做錯了。那一年英語還不計入總分，我按照別人經驗在四個選擇中一律選C，這樣多少有了幾分。我畢竟是從部隊回來的，政治課即便不拿滿分也應拿八九十分，可惜的是，我盡管答題文字寫得很多，但并沒有答到要點上，我最自負的政治課僅僅得了可憐巴巴的59分。我的分數主要集中在語文、歷史、地理三門。據稍后獲得的消息，這三門各自的分數，可能是淮北市，或濉溪縣單科第一，或前幾名。

文教干事周叔叔沒有預料到我會考得這樣好。知道這個結果，他一方面替我高興，另一方面感到為難，畢竟我正在淮北煤炭技術學校讀書，按照政策，我確實不能再去讀大學。周叔叔的意思很明白，我在煤炭技術學校的事情，他幫不了忙，必須我自己去解決。假如煤炭技術學校不讓我上，他也毫無辦法。

我和家里商量后也別無辦法，最后還是要我自己去找學校。我找了校長等領導，但個個都無權做主放我走。一位校領導建議我去淮北煤炭建設指揮部政治部去找找，如果他們同意，學?？隙ú蛔钄r。

根據朋友提示，我找到了政治部主任。主任很威嚴，毫不通融，眼見上大學就要泡湯，我那時心急火燎，什么樣的心思都有。我也不記得通過什么關系找到了這位主任的家，主任還沒有下班，他太太接待了我，聽了我的訴說，既高興又同情。過一會兒，主任回家。他太太當我面為我求情，這位主任答應向煤炭部請示。如果煤炭部不反對，我就可以去。

過幾天我去聽消息，據主任說，當年煤炭系統參加高考的人并不少，但真正考上的并不多，而在淮北煤炭建設指揮部似乎只有我一人，因而煤炭部、淮北煤炭建設指揮部將我的事情做了特別處理，同意我離開煤炭技術學校，回原籍參加高考錄取。我的命運就此改變，今日追述，不能不感謝所遇到的每一個幫忙的人。

在報志愿的環節，有我大弟弟的教訓，我從一開始就往低處報，而且那一年教育部壓縮招生，更使我不敢奢望報省外高校，我就在省內幾所學校中挑選，也就是安徽大學等幾所學校，能報的專業，也就是文史哲最傳統學科，諸如經濟、法律等當年最熱門的專業，我都擔心自己無法被錄取。我的保守做法應該說很有效，我以316分的成績被安徽大學歷史系錄取，是那一屆同學中最后一名，據說也是全校最后幾名。

安徽大學現在往前追溯自己的歷史已經很遠了，但在我入學時，安徽大學的歷史只能追溯至1958年。這不僅因為校址，也是因為圖書、設備。我們那時并沒有因為學校歷史短自慚形穢，我們依然為之高興、自豪。

我所進入的歷史系，更是當年新組建的。歷史系的老師從淵源上說，有不少都屬于原來合肥師范學院歷史系，這個系的歷史也可以追至1958年。

歷史系的歷史雖然短，歷史系的老師也比較缺乏大學教書經驗，而且那時合肥交通實在不太方便，幾乎是一個無援的孤島，蚌埠至合肥的那段鐵路是唯一出路，但沒有辦法將這條鐵路與其他線路聯通，所以那時的安徽大學與京津滬等地高校比，其閉塞顯而易見。四年大學，印象中，只有唐德剛、李華興、魏宏運、彭明、茅家琦等很少外地學者來講學。我們的眼界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endprint

閉塞也有閉塞的好處，就是有足夠時間讀書，不分心。記得入學后我借的第一套書就是侯外廬之《中國思想通史》。后來有機會我自己買了一套，這部書深刻影響了我后來的路。幾年前我為一家媒體推薦書目時曾專門講過這個故事。

很顯然，我的興趣是接續幾年前評法批儒、批林批孔。畢竟那時在部隊讀書少，頭腦中形成了一些問題，但對這些問題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之所以執著報考歷史系，其實就有尋找答案的潛意識?，F在終于有機會去弄清先前的困惑了，所以大學幾年，總體而言，我的學習相當主動，有規劃，有意識，我從一年級開始，下力氣從頭學外語，盡管一直到后來仍是不會說，聽不懂，但畢竟三年半功夫過了研究生入學考試關。外語之外，我的全部精力就是讀中國古代史料，經史子集，四部并重，一本一本往下看。對于比較難理解的作品，比如《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說文解字》以及從《史記》至《清史稿》中的思想家傳記、《經籍志》《釋老志》《藝文志》等，我都曾手抄過一份，主要是借此加深理解，加深記憶。

大學四年，我的興趣就在中國思想史，為此我系統聽過哲學系中西哲學史課程，周繼旨、錢耕森、孫以楷、樂壽明幾位教授的中國哲學史我從頭聽到尾，從他們那里獲益良多。中國思想史上許多問題，都因他們的講述而獲得清晰認識，比自己在那兒苦讀，冥思苦想收獲更多更快。

歷史系老師值得記憶更多，那時的系主任吳壽祺先生是合肥師范學院時的老領導，從政教系出來籌建歷史系。歷史系就像他的孩子一樣，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到教室檢查我們這一屆學生的晚自習。有時還會與同學聊一會兒。古代史的老師吳孝銑、趙華富、傅玉璋，近現代史老師沈寂、高洪志、陳善學等，都為我們講過課，多少也有一些私人接觸，受益匪淺。

對我后來人生道路構成轉折意義的是湯奇學老師。湯老師是復旦大學歷史系蔡尚思先生的門生，那時蔡先生年事已高，湯老師和他的幾位師兄弟主要接受朱維錚老師、姜義華老師、李華興老師的指導。湯老師在我快畢業時分到安徽大學歷史系任教，他很快請來了李華興老師來做了一個為時不算短的系列講學。李老師講的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畢竟來自復旦名校，他在那時贏得了我們幾屆同學的擁戴。記得當年報考研究生時，我們班只有30人，報名的不過十來人，而報考李老師的就有好幾位。

看著那么多同學報考李老師，我當然沒有勇氣參與競爭。湯老師這時給我們班提供了更多信息，所以我和幾位同學就避開了自相競爭。這是我報考復旦大學歷史系朱維錚老師的直接原因。朱老師的名氣那時還不是很大，他與姜老師、李老師正在合作，他們合作的論文不時見諸學術刊物，但對我們邊緣化的內地大學，我那時并不清楚這幾位老師的分量。

湯老師的建議使我獲益無窮。初試合格后需要去復旦面試，那時我們都很膽小，在進入面試教室前，我根本沒有想過去看看朱老師。面試的內容早已忘記了，記憶中，因為我的面試，一位來自復旦歷史系的考生被淘汰了。

朱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三年時間，我們追隨朱老師讀經典，讀理論，我也曾給朱老師當過兩個學期的助教，隨堂聽課，協助處理一些事務。

朱老師的討論班最有內容，也獲益最大。他規定我們每周讀一本經典，從《論語》往下讀，從古典開始，順流而下。由于我在本科讀書時在古典方面略下一點功夫，因而在朱老師討論課上，我多少還敢講點看法，盡管很幼稚，有時也受到朱老師的批評，甚至嘲弄，但確實通過這門課獲益巨大，對后來的專業研究非常有意義。

復旦三年，我并沒有想著往下讀。朱老師那時不時向我們灌輸著傳統老先生的看法，三代之下無真學問，學問只在古典，在古史，所以我那時根本沒有想過近代，印象中，除了跟湯剛老師讀過《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宋以后的歷史并沒有下過功夫。朱老師那時讓我們注意地下發掘，一再提醒我們注意讀考古報告，讀文物，注意一切來自地下的新史料，所以我在后來選擇畢業論文題目時，沒有一個在秦漢以后。

三年的研究生學習很快結束了，復旦的校園生活讓我開了眼界。我們那時的價值觀，就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沒有誰想著進官場，去從政，盡管那時也有讀書人在官場如魚得水的先例。朱老師那時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也不主張學生從政，他替我做出的選擇，就是進社科院從事研究。記得當時朱老師因會議或其他事來北京，他與歷史所的朋友為我安排了出路，我畢業時的派遣證就是到社科院歷史所報到，具體工作單位為侯外廬先生創建的思想史研究室，黃宣民、盧鐘峰、步近智等先生，都與朱老師有交情。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然而就在我將要報到的時候，朱老師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學劉志琴老師，正好在上海，一個偶然機會，她勸我不要去歷史所報到，改派近代史所。劉老師的理由很簡單，也最具說服力，因為近代史所剛剛交付使用新辦公樓，很快還會有一幢宿舍樓，近代史所分房子肯定比歷史所快。在1986年，沒有人想到房產私有化、市場化，我們那時唯一的機會就是等待單位分房子。所以對劉老師的建議，朱老師也很認同，而且朱老師與近代史所丁守和、楊天石、王學莊等老師，也是多年好友，且同為那時文化熱的弄潮者。于是，1986年8月，我就拿著去歷史所的派遣證到近代史所報到了。

這一改變不僅讓我較其他同學稍早一點得到了一間平房棲身，更重要的是，這個改變深刻影響了我的學術道路。我在安大四年、復旦三年，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將來從事近代史研究，我那時的理想，就是像胡適、馮友蘭說過的那樣，在古史上下功夫，爭取發現一個古字、一件古史的新意義?，F在來到了近代史所，我必須從頭開始，閱讀近代史資料。

近代史所也有一個通史研究室，而且創所所長范文瀾先生的興趣就是古史。近代史所有著良好的學術風氣，只要是真誠做學問，不論哪一段，只要有心得，有見解，并沒有什么范圍限制。我所在的文化史研究室，那時的主任為丁守和先生，副主任是劉志琴老師。丁先生是自學成才的大家，古今中外，均有涉獵，年輕時做過馬恩列斯著作研究、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后來將精力集中于傳統文化，特別是歷代奏折研究。劉老師是明史大家，我在讀書時就對她的晚明城市研究非常佩服。劉老師也沒有刻意做近代史。所以我那時如果不去閱讀近代史料，也沒有什么問題，但是我總覺得歷史機遇讓我來到了近代史所，我不應該辜負這個機遇，不能對研究所主流學術一問三不知。這是我畢業后沒有在原來題目上接著做的一個因素。endprint

有了這個想法，我從進所報到開始，就拿出全部精力補近代史課，系統閱讀中國史學會主編的那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巨著。我沒有任何既定的，或者一定想做的題目，我的興趣就是讀書，就是補課，讀了這套書，我又按圖索驥，在所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漫無邊際閱讀?，F在回想起來，從1986年至1991年幾年，是我讀書最多，也最無功利的幾年，自認為這幾年閱讀讓我后來幾十年受益無窮。

那時的學術界風氣、管理，也與現在很不一樣。不論是老師、老先生，還是研究所、研究室領導，沒有人催促你去寫文章，去寫書，老一輩敦促我們的是“好好讀書”，“不要隨便寫東西，以免將來后悔”。那幾年，也沒有后來市場化、商品化影響，沒有人想到去干點什么學術之外的事情，我每天的事情，就是借書、讀書、還書，三點一線，從家里到辦公室，到圖書館。

沒有壓力，沒有目的，沒有功利的讀書，才是真讀書，我非常感謝那幾年。那時也沒有現在頻繁的考評，沒有什么量化，研究所有老先生評職稱并不是像今天看著作量，更不會看發表刊物的級別。研究所衡量人才的尺度是學問，而衡量學問的方式，就是老先生們的感覺。有沒有學問，不是寫出來，甚至也不是說出來。有學問就是有學問，沒有學問就是沒有學問，一切都在老先生感覺中。印象中，當年流傳老所長夸某位老師最有學問，但從著作量上說，這位老師述而不作，甚至連述都懶得做。他的學術理想就是弄清問題，問題弄清了，也就沒有寫的必要了。

假如不是一個偶然機會，我也將像這位老師這樣述而不作，以讀書為人生快事，以弄清問題為學術目的，而不是以著述為學問唯一訴求。我在1991年之前幾年，其實就是這樣度過的，單位也沒有說什么，自己感覺也良好，盡管沒有什么成果，到時該給的中級職稱也沒有耽擱。

我那時確實以為寫出來太俗了，但在單位或學術會議上，我又是一個話癆，后來反省，有幾次會議，我自己都覺得說得太多了，甚至說了很不應該說的話。日子就這樣平淡無奇過著，讀書，借書，買書，有時與朋友喝喝酒。無功利，很愜意。然而就在一次喝酒時，張德信先生一句有意無意的嘲諷深刻刺激了我，使我恍然有悟。

張德信幾年前去世了，我一直稱呼他張老師。他也確實當得起老師的名分，因為他確實在人生問題上給年輕人以熱情指導。我自認是獲益最多的幾個年輕人之一。通過他，我不僅建立了一些人脈關系，而且獲得很多人生教益。我們在一起喝酒的機會比較多，但他始終沒有對我只讀不寫、夸夸而談說過任何意見，或給予什么提示。但是1991年的一天，我在與張老師，可能還有其他人一起喝酒時，不知說到了什么事，張老師突然輕輕說了一句：“你這么牛，怎么一直不見你寫的東西？”

這句話讓我渾身出汗，一下子陷入尷尬。痛定思痛，我并不覺得張老師說的有什么不妥當，我后來甚至非常感謝張老師這個及時、不留情面的提醒。如果不是這個提醒，我繼續渾渾噩噩讀書，喝酒，繼續樂呵呵，那么幾年后評職稱，我肯定會遇到挫折。這個提醒來得及時，出汗固然尷尬，但洗心革面，從頭開始，讓我及時避免了更大失誤。我后來一直感謝張老師這個提醒，我對他說過，但他卻說不記得了。

近代史的魅力

張德信老師無意中的提醒、譏諷讓我如觸電然。此后數月，我集中精力連續寫出《辛亥后帝制復辟思潮平析》等幾篇文章，每篇均在15000字左右。寫完后，專門請為我們所很多人抄稿的一位老先生謄清，復印一份留存，將抄件通過郵局寄出。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投稿，為避免不錄用的尷尬，我回避了熟人。我后來一直勸說我的學生，投稿被退并不是一件丟人的事，一是只有自己知道，二要相信編輯的眼光，只要是用心寫出來的，有新意，有材料的，就會得到刊發的機會，因為任何編輯都期待好稿子，都希望自己編發的稿子能夠引起關注或轟動。

也許是我的幸運，也許是我處于一個從業者偏少的時代。我投出去的這幾篇稿子，第一篇《辛亥后帝制復辟思潮平析》當年就被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刊用，或許因為我算是比較早重新思考辛亥后帝制復辟歷史文化背景的緣故，因而這篇論文在知識界引起一點小小的反響。

另外幾篇稍后也被各個刊物刊用。在一年稍多的時間里我連續發表如此多的文章，應該說引起了一點小小的轟動。這一點我個人當年也有一些明顯感覺，有一種飄飄然味道。此時，還應該感謝張德信先生及時提醒。他在一次喝酒時語重心長對我說，每年保持一兩篇有分量的就足夠了，書也不要出那么多，有節制，有進步，否則得不償失，會引起許多不必要麻煩，甚至會引起爭執。張老師的及時提醒又一次讓我猛醒。此后，直至我的職稱系列全部評完，在發文章、出書方面，我都很克制，有的書稿在出版社久已完成技術編輯，但我依然很堅決地阻止出版，我不希望節外生枝，不希望惹來無妄的麻煩。直至1999年評完研究員，我才稍微放開了一點，漸漸回復到一種自然的平衡狀態，而不是人為調控。

晚清史，是前輩學者下過不少功夫的領域，但相對于我那時比較熟悉的古代史，近代史許多問題在那時還沒有人觸及，時間的原因，時代的原因，總而言之，30年前的中國近代史與古代史比起來，猶如未被開墾的處女地。

這樣說，主要是就細節而言，如果從大的框架看，盡管這段歷史剛剛走過，但學術界在那時還是形成了許多相異乃至相反的看法。這也是近代史的魅力所在。

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近代史教育，是典型的、正宗的革命史。我的印象中，近代史老師那時最習慣的口頭禪之一就是“我黨”、“我國”如何如何，不管自己是不是中共黨員，大家都有一種主人翁的自覺。至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壟斷資本，官僚資本，地主階級，階級斗爭，階級分析等，都是我們這一代人學習時經常使用的概念、詞組，深入骨髓，歷久不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讓中國歷史徹底改變。這次會議為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方向，這個方向不再是沿著階級分析方法看待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不再是不兼容的制度，社會主義發展一定要全面繼承人類文明的成果，借鑒資本主義的成功經驗，利用資本主義手段、方法發展中國，是那時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共識?！案母镩_放”將先前幾十年想象的、浪漫的社會主義拉回到現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一個比較形象的描述。由此，近代史原本的革命敘事模式面臨挑戰，許多人與事，也都面臨著重估。

我個人在那時印象最深的是對中國資產階級，以及洋務運動的重新評價。由這場討論，先前幾十年風靡全國的“革命敘事”打開了一條裂縫，漸漸地，研究者普遍相信，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除了革命，除了制度變革，也有一個建設、發展問題，因而對近代中國歷史上改良主義、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等先前討論得比較少的人和事，都有了不同思考。我在近代史學術領域的進入，就得益于這個時機，這個切口。

進入19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乃至政治保守主義成為學術界主旋律，受此影響，我那時比較集中研究了嚴復、梁漱溟等提供的保守主義方案，以及他們在近代中國的實踐。稍后，機緣巧合，承擔了近代中國通史集體項目中的甲午至辛丑時段，使我不能不從政治史視角重新思索中國人在那時的追求、實踐問題，晚清帝國為什么從“先發優勢”的洋務新政一發不可收拾，維新、變法、排外、新政、憲政，直至清帝國結束。這里面究竟有什么樣的歷史邏輯，各派政治力量、思想家、政治家究竟提供了怎樣的方案，實踐與理想，歷史與邏輯，究竟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讓一個老大帝國不是通過變革獲得新生，而是付出了一個王朝終結大代價。過去二十幾年，我的主要思索大致都圍繞著這些問題，試圖給出合乎歷史與邏輯的解答。

為了解惑，從那時起我相繼承擔并完成了近代通史“從甲午到辛丑”的寫作，“維新時代”、“義和團戰爭”的寫作，這些寫作，有的已經出版，更多的，自認為還有修正空間，因而只是結項，并沒有出版。我一直期待退休后集中時間靜下心重寫這幾個課題。

我過去曾經寫過一篇《作為藝術的歷史學》短文，大意是說歷史是一門主觀性極強的學問，接近于藝術，可以把玩，必須想象，因為無論歷史資料如何豐富，有意的無意的銷毀史料，尤其是關鍵史料往往并不歸檔，重要歷史人物往往利用“后死者的話語霸權”影響歷史書寫。由于這些因素，歷史是一個常說常新的學問，我們無法窮盡歷史真知，但歷史學家有責任講述一個有根據有思索而又不一樣的歷史故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