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錢莊歷史作用之考察*
——以埠際貿易為中心

張徐樂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上海200433）

晚清上海錢莊歷史作用之考察*
——以埠際貿易為中心

張徐樂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上海200433）

本文主要對上海錢莊在晚清埠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考察，分析了錢莊莊票和匯票在埠際貿易中的成功運用，以及外商銀行、票號、新興的華資銀行都被錢莊成功地納為拆借資金對象的過程。認為上海錢莊在上海開埠之后，抓住中外貿易發展帶來的商機，積極因應和創新，拓展業務領域，在促進埠際貿易繁榮的同時，也彰顯了進取和善于經營的精神。上海錢莊在晚清經濟史和金融史上的積極作用應予以充分肯定。

晚清，上海錢莊，埠際貿易，經濟史，金融史

關于晚清時期的上海錢莊，無論是經濟史還是金融史的研究成果中，都有相應的敘事與評價，比如有研究者稱：鴉片戰爭后的錢莊，“已成為帝國主義通過貿易對中國人民進行榨取和剝削的工具”，“不僅剝削小商品生產者，而且不利于民族工業的成長和發展”。①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頁。也有研究者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的錢莊更加買辦化，“通過自己的信貸職能，有力地為外國商品向內地擴散，在實質上也就是協助外國勢力，控制內地市場”，②張國輝：《晚清錢莊與票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9頁。無疑是充當了外國侵略勢力的幫兇。還有研究者指出，隨著中外貿易量的進一步擴大，“資力薄弱的錢莊不得不以拆款的方式向外國銀行拆借大量資金，應付市面需要。于是錢莊的命運便完全落入外國銀行之手”。由此，“外國銀行于控制外匯市場之余，又控制了通商口岸的本地資金周轉市場”。③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53～1054頁。將晚清錢莊與洋商、外商銀行的密切聯系視為“助紂為虐”，便利了洋貨在中國市場的推銷和掠奪中國的土貨，實為充當外國侵略勢力的“工具”，這樣的評價是學術界長期以來的普遍觀點。不過，筆者認為這些評價顯然不能全面概括錢莊在晚清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近年已有學者開始從特定的角度對錢莊進行考察，如在研究上海輪船招商局時，分析了錢莊在工礦航運業的融通資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④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82～2183頁。在研究口岸貿易時，也肯定了上海錢莊的互動作用。⑤戴鞍鋼：《口岸貿易與晚清上海金融業的互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筆者認為上海錢莊能夠在民國時期與外資銀行、華商銀行鼎足而立，形成三分天下的金融格局，便不能忽略其在晚清時期所奠定的基礎。因而有必要對晚清時期錢莊的歷史作用進行新的討論。本文擬通過對錢莊在埠際貿易中充當的角色與職能的分析，考察其在晚清時期的歷史作用，以期能夠對上海錢莊有更加全面而客觀的認識。

一

上海自1843年開埠之后，迅速成為全國航運和貿易中心，上海與各重要商業城市之間的埠際貿易有明顯增長，而導致這些變化的因素，既有經濟地理方面的原因，也與金融機構提供的信用服務密不可分。

1843～1844 年，廣州、廈門、上海、寧波和福州五口相繼開埠通商，上海地處長江出?？?，自然環境優越，交通便利。中國當時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絲，而上海接近茶葉產區，不僅浙江、安徽、江西所產茶葉能夠利用水運運抵上海，甚至福建武夷山的紅茶運到上海所需行程也比廣州更短，收購成本也更低；中國出口的生絲大部分產于江浙太湖周圍，距離上海路程短，水運也便利。再以進口商品而言，洋貨進入上海后，依托長三角便利的水運條件和長江干支流，可以銷往江、浙、皖、贛、川和兩湖等多個省份。時人指出，在各開埠口岸中，上?！捌涞匚恢匾獰o異心房，其他各埠則與血管相等”，①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4頁。這并非虛夸之詞。至19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上海已經躍為全國第一大貿易港口，在對外貿易中居重要地位，下圖為上海開埠后最初階段的貿易情況。

圖1：1844～1860年上海進出口貿易趨勢圖資料來源：根據丁日初主編：《上海近代經濟史（1843～1894）》（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頁。（缺失1850年的數據）

如圖，上海開埠后十幾年期間，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開埠后第一年即1844年，進出口總額為4754149元，1851年便上升到14702000元，增長2倍余；而1860年的進出口額已達80544710元，幾乎為1844年的20倍。②丁日初主編：《上海近代經濟史（1843～1894）》（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51頁。

再從上海在全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來看，1846年上海出口商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7，1851年迅速上升為1/2。其中，生絲出口在1850年已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4，1851年后茶葉出口再沒有低于全國總量的半數。③李飛等主編，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鴉片戰爭時期至清末時期（1840～1911年）》，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115頁。

當然如此巨量的進口商品，上海本地不可能消耗掉。事實上，大部分洋貨是通過上海轉銷到周邊和內地城市；同樣，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的土貨出口，也大都選擇先集中到上海，再外運出口?？梢哉f，上海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帶動了上海與周邊和更遠城市之間埠際貿易的發展。五口通商時期，長江流域開放的通商口岸僅為上海和寧波兩口，因為寧波地理位置太靠近上海，其開埠不久進出口貿易就被吸引到了上海，成為上海在浙東南的一個轉運港。當地進口洋貨都是從上海轉輸而來；而浙江生產的絲品集中至寧波后，直接運到上海銷售，即使從山區運到寧波來的茶葉也不在當地出售，而是轉運上海。

當時不僅寧滬之間的埠際往來因中外貿易的開展而明顯增長，上海與以往有傳統商業關系的城市如鎮江、蘇州、漢口、天津、牛莊等之間的埠際貿易也漸形擴大，豆餅、棉布、木材、糖、絲綢、染坊、米等的交易依舊，而洋貨也成為連接上海與以上商埠貿易的重要商品。外商對土貨的需求更加強了商埠之間聯系，特別是在19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運輸不暢，外商甚至等不及貨物運上市場，而是直接派掮客、買辦攜款赴絲、茶產區，收購貨物，販運到上海。

應當指出的是，埠際貿易尤其大規模的持續的貿易往來，勢必需要金融機構在資金融通、辦理結算等方面對商品迅速流轉提供服務。明清以來，孕育于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主要為票號與錢莊。票號大約出現于19世紀20年代初，專營異地匯兌業務。據統計，1853年全國性的票號已發展到19家，分號遍及27個以上的主要城市，僅日升昌票號一家在1850年之前已有18個分號。④洪葭管、張繼鳳：《近代上海金融市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2頁。但票號當時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河流域和華北一帶，長江下游則以蘇州為據點。票號可以解決埠際貿易的現金流動和資金清算問題，但是遲至19世紀60年代才開始在上海設立機構。

錢莊是上海本土的金融機構，清初已脫離單純的貨幣兌換業務，業務拓展至存放款等，乾隆年間已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獨立行業。嘉慶道光年間重開海運漕糧，上海錢莊為沙船運輸業的南北貿易提供資金服務，促進了當地商業的繁榮。

上海開埠時，錢莊已具相當規模，此后十多年發展更是迅速。據記載，1858年分布在上海城區和租界中的錢莊大約有120家，按其資本規?？煞譃槿悾盒″X莊大約50家，每家資本僅為500～1000兩銀子；大錢莊8～10家，賬面資本約為3萬～5萬兩銀子，大錢莊對沙船主發放抵押貸款，并從事黃金、白銀與銀元的投機，獲利豐厚；介于兩者之間的錢莊，資本一般在5000～10000兩。這類錢莊還可再分兩類，一類專門從事對制成品、棉紡品等批發商放款，另一類對鴉片掮客放款，通常簽發10天或20天到期的期票，進行信用放款。①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頁。上海錢莊為地方性的金融組織，通常不在外埠設分支機構，服務對象大多限于本地商人。但是，多數錢莊在上海附近城市里有相熟悉的客戶，大錢莊甚至與相鄰城市建立了往來的聯號，這為埠際貿易的開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條件。

這一階段，上海錢莊為埠際貿易提供金融服務，主要是通過莊票和匯票來實現的。莊票是由錢莊簽發與兌付的票據，相當于本票。莊票包括即期與遠期兩種，即期莊票為見票即付，遠期莊票則到期兌付。由于莊票被市場普遍接受，使用莊票可以大為減少商人持有的現金數量，錢莊對商品流通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匯票是上海與外埠有同業聯系的錢莊之間用以匯兌銀錢的票據。若有商人需要從上海匯現銀到外埠，可先將現款交給上海某一往來錢莊，該錢莊則發出一式兩聯的匯票，一聯寄往外埠同業，另一聯則由持票人攜帶，到外埠同業取現。如果商人缺乏周轉現金，也可以借貸方式從錢莊取得形如遠期莊票的匯票。在進出口貿易的付款過程中，無論針對進口洋貨還是出口土產，使用錢莊匯票的安全性與便捷性，都明顯勝過使用現金，尤其在埠際之間的大宗貿易貨款的收付場合。

應當指出，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莊票不僅被華商視為最便捷可靠的購銷結算工具，而且被外國洋行、銀行接受，并比較普遍地作為結算工具。寧波和鎮江是當時上海進口洋貨向南、向北轉銷的兩個重要樞紐。這兩個地方洋貨的擴散和土貨的匯聚，都是依賴錢莊提供的信貸才得以完成。錢莊簽發的莊票和匯票在埠際貿易中，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

綜上，上海錢莊雖不設分支機構，但是錢莊簽發的莊票，主要是匯票、期票廣泛使用，使得進口洋貨能夠迅速從上海進入內地市場、大量土貨從內地輸往上海成為可能，加速了商品流轉，推動埠際貿易的發展。如果沒有莊票的支持，埠際貿易是不可想象的。不過，這一時期的埠際貿易尚處于初級階段，進入19世紀60年代之后，則完全呈現出另一種景象。

二

自19世紀60年代始，上海的對外貿易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據統計，1865年上海進出口貿易總值為1.09億關兩，到1895年增加到3.15億關兩；其中，進口值從0.55億關兩增加到1.7億關兩，出口值從0.54億關兩增加到1.4億關兩。②本書編寫組編：《中國金融史》，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35頁。三十年間上海的進出口貿易額增長了近2倍。又據統計，1870～1890年上海的對外貿易總值仍占全國的一半以上，③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69頁。說明上海已不僅在某些商品，而且在整個中外貿易的綜合統計中，成為全國最重要的貿易口岸。這就使得上海成為與周邊地區以及內陸腹地之間的商貿往來鏈條中無可替代的中樞。

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被迫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已由過去的五口擴大為二十余口。④根據《天津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的條款，增開11個城市為通商口岸，即：天津、牛莊、登州、臺南、淡水、潮州、瓊州、南京、鎮江、漢口、九江；《中英煙臺條約》（1876年）又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處為通商口岸，等等。上海周邊幾個新增口岸的開埠時間為：九江于1861年3月25日開埠，鎮江于1861年5月10日開埠，蕪湖與溫州均于1877年4月1日開埠。但是，以上幾個口岸在開埠之后，直接的對外貿易并不興旺，甚至很多年份沒有貿易額，與上海的情況形成極大反差。具體可見下頁表1。

究其原因，主要是這幾個口岸位置靠近上海。1867～1894年，上海從國外進口商品平均每年約有71%轉運到其他口岸，⑤戴鞍鋼：《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聯系的歷史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7頁。這幾個口岸進口的洋貨也是由上海分銷而來。在土貨出口方面，也是如此。

而與上海同一時期開埠的寧波，進口的洋貨仍然來自上海，自1866～1895年直接進口的洋貨很少超過20%；土貨出口也始終依賴上海轉運，寧波直接出口幾乎從未超過1%。⑥唐巧天：《上海與寧波的外貿埠際轉運變遷（1866～1930）》，《史林》2008年第4期。

除上海周邊口岸與上海建立起密切的商業關系外，新開埠的其他口岸也多與上海保持往來，漢口就成為上海在內地轉口分銷洋貨的又一重要據點。自上海運抵的洋貨通常在漢口集散，運往南北內陸和西南腹地；土貨的輸出也如此。雖然缺乏詳細的埠際往來數據資料，但據有關方面的記載，19世紀60年代前中期，來自長江沿岸各新開放通商口岸的領事貿易報告稱：這些口岸把它們的大部分出口商品運到上海，以便出口。①英國外交部編：《駐滬領事商務報告》（1884年），轉引自〔美〕羅茲·墨菲：《上?！F代中國的鑰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117、131、141 頁。自1862年始，華中地區的貨物也改變以前由陸路運輸的路線，開始通過上海經由沿海輪船運到廣州。這一階段生絲、茶葉仍是出口大宗，大都經由上海港口輸出。據統計，1864年上海出口的茶葉和生絲總額均占全國同類商品出口總額的64%。直到1890年，中國各口岸經上海出口的茶葉和生絲均占上海出口貨比重的60%以上。②英國外交部編：《駐滬領事商務報告》（1884年），轉引自〔美〕羅茲·墨菲：《上?！F代中國的鑰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117、131、141 頁?？梢哉f，上海仍然是洋貨向內地轉運和土貨匯聚的重要樞紐，而且與內地的貿易活動更加繁盛。

表1：1868～1894年四口岸直接對外貿易進出口貨值統計 單位：海關兩

上海進出口貿易的繁榮，必然帶動埠際貿易的發展。逐年增長的貿易，伴隨的是對資金的更大需求以及大量資金的流動。如何解決資金融通與結算問題，確實是這一時期上海錢莊面臨的問題。

應該說，從整體上看錢莊的力量在壯大。從數量來看，雖然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19世紀80年代由于金融風潮的爆發，錢莊數量銳減，但風潮過后便很快恢復，基本維持在100家以上。從資本額來看，大錢莊即匯劃錢莊的資本額已達8萬～10萬兩的規模。③李飛等主編，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鴉片戰爭時期至清末時期（1840～1911年）》，第150頁。遺憾的是，這種資力與日見擴大的貿易形勢仍不相稱。資金薄弱，規模小，是錢莊普遍面臨的困境，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那么，面對巨大的商機，上海錢莊將如何應對？

首先，用莊票向外商銀行拆借資金。19世紀60年代以后，外國商人使用莊票的行為更加普遍。1862年3月，上海公平洋行在代理英國利物浦保險公司業務時，在其招攬生意的廣告中宣稱該洋行愿意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錢莊莊票或其他合格票據作為償付保險費的手段”。①《捷報》1862年3月1日，第34頁。而19世紀50年代只有大錢莊的莊票才有合格的支付能力。

19世紀60年代后期，外資銀行在經營國際匯兌之余，也開始開展存放款業務，掌握了為數可觀的流動資金。如匯豐銀行在19世紀60年代的存款額經常在500～600萬元之間，19世紀70年代上升到2200萬元以上。②張國輝：《十九世紀后半期中國錢莊的買辦化》，《歷史研究》1963年第6期。以極低利率吸收的閑散資金，需要一個宣泄的渠道。而錢莊則急尋周轉資金的門徑，以擴充信貸規模。出于共同利益的考慮，外資銀行愿意向錢莊提供拆借資金。1869年匯豐銀行首先接受錢莊莊票做抵押，對錢莊進行短期貸款，即“拆款”?！安鹂睢笔谷舾芍袊X莊“每天依照它們的需要”，“向外國銀行拆借其所必要的資金”，以便于“做龐大的生意”，而外國銀行也“樂意用最好的方式”來利用它們多余的頭寸。③本書編寫組編：《中國金融史》，第116頁。拆款通常是兩天結算一次，利息比市面利息低，這種利息上的差額成為錢莊向外國銀行尋求資金的主要原因。拆款成為錢莊流動資金的一項主要來源。

其次，錢莊與票號合作，優勢互補。太平天國運動時期，集中于蘇州的票號，為了躲避戰事，迅速撤退至上海，票號開始在上海設置據點。票號雖有遍及全國的匯兌網，也掌握大量的資金，但在上海人地兩生，難以開展業務。錢莊便與其優勢互補，進行合作。19世紀60年代開始，票號匯兌大量的公私款項，也需要有一個利用閑置資金的渠道，因此，具有信譽的錢莊開始從票號取得信用貸款。據記載，1875年上海已有票號24家，“其放銀于錢莊，多至二三百萬兩”。④李飛等主編，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鴉片戰爭時期至清末時期（1840～1911年）》，第136頁。

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與國內各地交易繁盛，每年有千萬兩巨額款項的進出，都有賴于票號的周轉。上海的領事報告稱，“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對通商口岸的交易所簽發的匯票，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很多山西票號在上海都設有分號。它們的信用很高，據說他們有力量買賣中國任何地方的匯票”，⑤《英國領事報告》（1875年），轉引自李必樟編譯：《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384頁。認為是票號承擔著主要埠際匯兌業務。事實上，這一時期的埠際貿易過程，是錢莊與票號聯手完成的。如下文所述：

開封商人當得悉他所購買的貨物須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馬上向他往來的錢莊開一張地方性的期票，交與當地山西票號的分號（因為錢莊沒有異地分莊），向該分號買一張匯票寄與他的上海代理人。代理人把匯票送與山西票號在上海的分號，換取該分號的限于當地流通的期票，交與他的掮客。就開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這一交易到此就結束了。代理人收到了貨物用通常的辦法運往開封。至于向外國商人接洽并負責交貨的掮客，當貨物尚在洋行手中時，是不能從開封商人處得到貨款的。他就要求和他往來的錢莊開出一張期票，用以支付洋行；洋行接到期票后就交出貨物。然后他得到開封商人的期票，把它償還給他的往來錢莊。此時交易對有關方面才算完全清結。⑥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69～1570頁。

可見，錢莊在埠際貿易中的作用無可替代。

19世紀70年代開始，上海錢莊還廣泛使用申票，⑦申票包括錢莊的莊票、莊號的匯票和莊客的客票，其中構成申票（申匯）主體的是錢莊的莊票。這是一種以上海通用銀兩即規元為計算單位的匯票，由出票錢莊承諾兌付，上海商人赴內地采購土產時只需憑借所帶的申票，即可完成內地土特產的收購支付。更重要的是，內地土特產商號可以十分便捷地把所收申票直接售給當地錢莊，當地錢莊又可以在加上一定手續費之后，再賣給需要赴上海購貨的商人；或者直接寄至在上海的有關錢莊，抵付彼此往來中的欠款?？傊?，申匯為從事埠際往來的商號提供信用支持，解決了現金暫時短缺的問題，也減少了現金搬運問題，節約了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成為上海與各口岸間商品流通中不可或缺的媒介。

申匯流通廣泛，在國內一些重要商業城市中，同一城市，同一天里，有人要出售申匯，也有人要買申匯，在相互買賣中便形成了交易市場。天津、漢口、重慶、蘇州、鎮江、杭州、寧波都有申匯市場，這些商埠與上海之間的匯兌款項往來頻繁，而且各商埠之間的匯兌市價也以上海的匯兌行市為圭臬，均需通過上海才能確定。申匯在市場上可以隨時出售變現，異地行莊無論購入或售出申匯，完全可以視資金的實際多寡情況而定，從而把買賣申匯作為調劑資金盈虛的手段。因而申匯的使用和申匯市場的形成，極大地方便了商號運營，增大了商埠之間的資金運用?？梢哉f，申匯集匯兌、結算和信貸于一體的資金調撥方式，極大地便利了埠際貿易。

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階段里，錢莊的經營業務更多地被納入進出口及埠際貿易資金融通的渠道。為服務日漸擴大的貿易，上海的一些大錢莊開始在外埠設立錢莊，如鎮海方性齋家除了在上海開設同裕、爾康、安康、延康、五康、允康、壽康、安裕等錢莊外，還在漢口添設同康錢莊，杭州開慎裕錢莊，寧波開敦裕、益康、瑞康、義生等錢莊。①②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1、61頁。以上錢莊雖然沒有從屬關系，但因同系一個家族，有聯號性質，在資金融通周轉方面，可以互相支持。與此同時，不同籍貫的錢莊逐漸形成不同的幫派，如浙幫、徽幫、川幫等，在不同的口岸抱團經營，互相扶持，特別是在業務往來方面形成的資金結算關系，也極利于埠際貿易的開展。

三

進入19世紀90年代中期，清政府被迫開放通商的口岸已達數十個，這使外國商品能夠長驅直入地深入中國廣大腹地，上海與各口岸埠際往來的范圍進一步擴展，這一時期的對外貿易數額證明了這種新現象。19世紀80年代，進出口貿易尚屬平緩增長，但進入19世紀90年代后，幾乎是跳躍式地持續增長。如圖2所示：1890年進口凈值為14379701海關兩，出口凈值為32742142海關兩；到1910年進口凈值已達53123940海關兩，出口凈值則達175672378海關兩，20年間分別增長了2.7倍和4.3倍。

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必然促進上海與各口岸之間的埠際貿易往來。此外，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后，清政府正式允許外國資本在華設立工廠。與此同時，也不得不放棄華商自由設廠的限制，這使得上海不僅是中國對外進出口貿易中心，繼之成為國內的工業中心。上海與其他口岸的商業往來，也開始輸出自產的國貨，豐富了商品種類，進一步推動了上海與各口岸的埠際貿易。

圖2：1882～1900年上海進出口貿易統計

應該說，這一階段國內外貿易的發展，為錢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機，但是錢莊面臨資金短缺的狀況卻更加嚴重。為了能夠做大的生意，錢莊經常向外商銀行拆款，拆票最多時總數達千數百萬兩，每莊拆進之款最多者在七八十萬兩左右。②除向外商銀行、票號拆借資金外，錢莊又將目光投向新出現的華商銀行。

1897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家華商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盡管盛宣懷躊躇滿志，無奈此時的上海金融市場幾乎被外資銀行、錢莊和票號瓜分完畢，在這種情況下，新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業務經營并不順利。錢莊也趁機將銀行作為尋求拆款的對象。在一段時期內，中國通商銀行持續向錢莊提供拆款（見下頁表2），一方面是借助錢莊開展業務，另一方面也滿足了錢莊對資金的需求。

如果說資金問題是錢莊一向難以解決的老問題，那么這一階段錢莊又必須應對新情況。自19世紀90年代開始，外商銀行在華設立數量增多，主要的西方國家都分別設行，開始擠入中國的內匯貿易。票號的業務網絡在19世紀后半期伴隨著國內外貿易的發展，業務據點擴充至沿海和沿江口岸，以及西南、東北、西北邊陲，20世紀初，國內分號地點有100處左右，形成一個據點遍及全國的匯兌網。更值得注意的是，華資銀行開始出現，自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共設立官辦和商辦銀行17家。①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編：《全國銀行年鑒》，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1935年。雖然各家銀行資力各不相同，但都將開展匯兌作為主要業務之一。由于多個業務競爭對手的出現，錢莊將面對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

表2：1905年2～7月、1906年2～8月中國通商銀行對錢莊拆票表 單位：銀兩

還需要指出的是，清末幾次金融風潮，錢莊實力受損嚴重，表現在數量波動較大，特別是1910年橡皮風潮過后，僅余51家。錢莊在歷次金融風潮中的境遇，暴露其自身的弱點。這說明錢莊的實力與迅猛增長的貿易狀況相比，存在的差距還是很大的。而新興銀行采行西方先進的組織制度和經營管理方法，特別是分行制度的建立，在埠際貿易中有著錢莊無法比擬的優勢，盡管錢莊在埠際貿易中的地位暫時無法撼動，但在此后一段時期里，錢莊與銀行的實力較量成為必然。

毋庸贅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錢莊的買辦化趨勢不可否認；其在組織形式、經營理念與方式方面，也都帶有來自傳統和本土的局限性，因此隨著中外貿易、國內埠際貿易的新發展，以及本國新式銀行業的崛起，錢莊最終被邊緣化已屬必然。然而，不能因此忽視晚清上海錢莊在經濟史和金融史上的歷史作用。

經濟發展是推動金融創新的原動力。上海開埠后，進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意味著以上海為中樞的埠際貿易往來增加了新的內涵，呼喚金融業相應提供日益增多和帶有創新含義的信用服務。為應對巨大的商機，上海錢莊業審時度勢，開展多元化的業務，通過莊票和匯票的廣泛運用，特別是申匯市場的形成，加速了商品流轉速度，極大地促進了埠際貿易的繁榮，相應地也加快了清末華商企業成長。因此，上海錢莊在晚清經濟發展中的歷史作用應予以充分肯定。

上海錢莊屬于地方性金融機構，資金缺乏是其一直無法克服的問題，但錢莊積極把握商機，將外商銀行、票號和新興的華資銀行都作為拆借資金對象，互利雙贏，其以小成本做大生意，彰顯了善于經營與進取的精神?？梢?，從金融史的角度而言，在中外貿易環境發生前所未有的劇變時期，上海錢莊能夠勉力經營，折沖于本土和外省，傳統與近代金融機構之間并求得發展，更是其他金融行業難以企及的。特別是上海錢莊對于莊票、匯票等具有創新意義的信用工具的成功運用，在整個金融市場上的作用甚至跨越了辛亥鼎革，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的廢兩改元。上海錢莊在晚清金融史上的歷史地位，更是絕無僅有。

The Research on the Trade between Ports and Shanghai Qianzhuangs in Late-Qing Dynasty

After Shanghai became a trading port,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e between ports,Shanghai Qianzhuangs expanded its business,speeding up the flow of goods by a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einnovativecredit instrumentssuch as Zhuangpiao and bill,and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tradebetween ports.Confronted with theweaknessof lackingfunds,Shanghai Qianzhuangscalled money fromforeign banks,Piaohaosand even the new Chinese-funded banks,the action showing a spirit of enterprise and management.In moder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history,the status of Shanghai Qianzhuangsin Late-Qing dynasty should behighly appreciated.

Late-Qing Dynasty，Shanghai Qianzhuangs，the Trade between Ports，Economic History，Financial History

K25

A

0457-6241（2017）24－0034－08

2017－11－20

張徐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史。

楊蓮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