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慈善義演管窺：以京津滬地區為視點*

岳鵬星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慈善義演管窺：以京津滬地區為視點*

岳鵬星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全面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內的慈善義演活動頻繁，并呈現出新的變化。不少以濟貧、賑災、難民救助、助學為目的慈善義演活動，賡續戰前慈善公益的意涵。同時，還有較多的慈善義演在日本侵略勢力的影響下，呈現出別樣的景象。日本侵略勢力出于社會控制的考慮，通過舉辦一些慈善義演活動，實現了自身的威權統治和意識形態的滲透，也折射出權力意志對于慈善義演的作用力。該時期的慈善義演構成了近代慈善義演嬗變中的關鍵一環，具有重要的意義。

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慈善義演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標志著中國全面抗戰的到來。此后，短短16個月的時間里，日本狂轟濫炸，攻占了我國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在內的大批城市，并圍繞這些城市進行了長達8年的統治，形成了所謂的“淪陷區”。值得注意的是，慈善義演活動在淪陷區內依然存在，其自身的功能一方面伴隨著普通民眾的生活而延續慈善公益的日常意義，另一方面又因日本侵略勢力的影響而有所不同。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內的慈善義演呈現出哪些面相，如何認識日本侵略勢力的角色地位？對于這些問題的探究，目前學界還未有專論出現。筆者爬梳檔案材料，以京津滬地區為視點，探究淪陷區內慈善義演的具體變化情況，進而明晰其在近代慈善義演嬗變過程中的地位。

一、慈善為懷：淪陷區內慈善義演的尋常延續

淪陷區內并不是日本侵略勢力所宣揚的“皇道樂土”，而是貧瘠與災難充斥其中，天災人禍如往常一樣困擾著廣大民眾。不少社會團體及演藝界人士，痌瘝在抱，組織慈善義演，為在惶恐中勉強維生的廣大民眾籌款。其社會效用主要體現為濟貧、賑災、難民救濟和助學等。

該時期，淪陷區內不少慈善義演活動用于濟貧扶困的情況和戰前并無不同。冬賑濟貧是最為明顯的例子。如，1937年11月，北京市梨園公會集合停留在北京的藝人舉辦冬賑義務戲。梨園公會代表趙硯奎與楊小樓、尚小云、王又宸、郝壽臣、荀慧生等藝人商洽在“第一舞臺演唱冬賑大義務一次，所得票數，除少數開支外，悉數捐助慈聯會辦理冬賑”。①《北平市警察局外五分局關于義務戲票及價款函、檢查電影戲劇唱片規則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2671。1939年1月8日，北京輔仁大學為冬賑籌款在該校大禮堂舉行慈善演出，以所得之款充作冬賑會經費。②《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北京輔仁大學報冬賑籌款舉辦游藝會北京市第一社會教育區新民教育館設新民電影院及講演等材料》，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7369。1945年1月6日，北京市鼓樓西基督教會為舉辦冬賑粥廠及籌募慈善工作費用，舉行慈善募捐酬謝游藝會，演出內有鋼琴、提琴、宗教音樂等。③《北平市警察局關于中華基督教會舉行游藝會等各社團集會監視等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8694。鑒于較好的演出效果，該會還于1月20日再次舉辦了慈善義演。④《北平市警察局內五分局關于華北安清道義總會舉行結成式典禮、中華基督教團鼓樓西教會舉行慈善募捐酬謝音樂會派員照料等的呈報》，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8688。1945年1月19日，華北民眾團體冬賑聯合會在華樂戲院演義務夜戲兩場。①《北平市警察局關于準華北民眾團體、冬賑聯合會籌辦冬賑定期華樂戲院演戲及北京慈善劇團救貧義唱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216。 《北京特別市社會局關于冬賑粥廠購米困難改為放賑款及關于加收戲院茶資以籌急賑捐款等的指令訓令以及市商會關于冬賑捐款、捐物等事項給董事會長、各業公會、警察局的呈、函等》，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號：J071-001-00157。除了冬賑之外，還有不少慈善義演活動用于濟貧。例如，1939年4月23日，上海春秋劇藝社靜安寺路仙樂大戲院演話劇一場，用于救濟貧弱。1940年，上?？柕菓蛟涸杭胺ㄗ饨缲暸_大戲院聯合發起慈善義演，所募資金完全用于濟貧。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8。1944年，北京出現了嚴重的糧食不足問題，“餓殍枕藉，溺滿街頭，聞者心傷，視之淚下”。③《北京特別市社會局關于冬賑粥廠購米困難改為放賑款及關于加收戲院茶資以籌急賑捐款等的指令訓令以及市商會關于冬賑捐款、捐物等事項給董事會長、各業公會、警察局的呈、函等》，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號：J071-001-00157。北京市商會主辦饑民急賑會通過辦理粥廠來達到賑濟饑民之目的，期間，輔仁大學學生群體發起輔大同學臨時急賑游藝會，所售票款全部移交北京商會代為發放。④《北京特別市社會局關于冬賑粥廠購米困難改為放賑款及關于加收戲院茶資以籌急賑捐款等的指令訓令以及市商會關于冬賑捐款、捐物等事項給董事會長、各業公會、警察局的呈、函等》，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號：J071-001-00157。1944年5月15日，海會寺貧兒院為了籌款，決定舉辦兒童音樂演奏會，所得之款悉數充作該院經費。海會寺曾向不少機構派銷入場券，如中央戲院音樂會、北京市商會等。此次義演籌款“經各界慈善家及該院董事、各業公會，競相贊助”。⑤《海會寺貧兒院音樂演奏會純屬善舉》，《新北京報》1943年5月14日，綜合版。1944年11月，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通過義映《博愛》影片，得余款17080元。最終救災會決定將此款分送給上海市的慈善團體，上海濟民醫院、上海難童教養院、上海救濟難民兒童教養院、上海殘疾院、上海地方慈善會等機構都得到了捐款。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8。1944年5月20日，中國記者會為襄助慈善事業，在華樂戲院舉辦慈善義演。票價為“樓下前排每位35元、樓下后排每位20元、包廂每位40元、樓上散座每位15元”，總共售得33875元，去除開支費用8300元，盈余11835元。⑦《北平市警察局關于東亞學術研究會總分會同時結束、假華樂戲院舉辦、游藝大會、務理發館不準男女互為理發及組織鮮劇團評劇社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1017。濟貧扶困的慈善義演活動因淪陷區內的貧困問題而顯得尋常。

賑災義演是慈善義演重要的類型之一。該時期的賑災義演伴隨著天災人禍的出現而較多舉行。例如，1940年2月，為了籌賑河北省的饑民，河北省救濟會在先農壇舉辦義演。參與民眾不少，21日男女觀眾約3000人，22日約9000人，23日約6000人。⑧《北京特別市警察局外五分局關于河北救濟會舉行游藝會派警及日本青年學生游覽天壇等報告》，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20766?？梢姶壬屏x演活動的影響力。1939年，上?；浇膛嗄陼?、南風劇社為救濟上海難胞，于2月21日假寧波同鄉會會館舉行慈善義演。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8。1942～1943年，北方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實時蓋藏俱無”，骨肉離散、死亡枕藉多有發生。袁履登、徐乾麟、徐朗西、林康侯等上海名流組織崇德善會，發起籌募救濟河北、河南兩省旱災捐款。1943年4月9、10日，該會在皇后大戲院舉辦義演，將票價收入充作救濟災民之需。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舉辦慈善義演要求免交娛樂捐事與申請人來往函》，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408。1945年2月24、25日，山西旅京同鄉會為籌備省賑災舉辦慈善義演，通過戲票進行推銷。①《北平市警察局關于準華北民眾團體、冬賑聯合會籌辦冬賑定期華樂戲院演戲及北京慈善劇團救貧義唱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216。 《北京特別市社會局關于冬賑粥廠購米困難改為放賑款及關于加收戲院茶資以籌急賑捐款等的指令訓令以及市商會關于冬賑捐款、捐物等事項給董事會長、各業公會、警察局的呈、函等》，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號：J071-001-00157。這些賑災慈善義演本質上與全面抗戰前的賑災義演并沒有明顯的不同。

而由于戰爭造成的影響，難民救濟在該時期比較突出,舉辦慈善義演用于難民救濟顯得較為頻繁。例如，1939年12月26日上海綠野劇團在綠寶劇場舉辦慈善義演，所得之款充作救濟難民之用。1939年5月25、26日，上海市民聯合會救濟難民委員會鑒于滬市難民紛集，尤以被難婦孺群體最為痛苦，決定在大舞臺演唱舉辦義演。1939年，上海救濟難民兒童教養院因難童要求入院日益增加，但是院舍不敷應用，為維持教養重任起見，決定于2月1、2日借四馬路天蟾舞臺舉行義演，以券資所得充作建筑費用。1939年2月19日，上?；洊|中學廣肇公學學生會借大新公司游藝場演劇籌款，救濟兩廣難民。1940年3月16日起至22日，由社會名流虞洽卿、袁履登、許曉初等組織的上海難民救濟協會同鄉組勸募委員會，為籌募難民救濟經費，在新世界樂園舉行游藝救難大會，券款悉繳協會，充作難民給養經費。1940年，辦理掩埋善舉的上海普善山莊，自戰爭發生以來，所有租界工部局、各收容所、各難民醫院以及其他善團，遇有乞丐、難民、疾病亡故者，悉托該山莊為之殮埋。是年冬季，貧民凍餒而斃者不少，該山莊頗感經濟支絀，于是茂新、福新、申新面粉公司所屬之三新俱樂部平劇組，于1月25日借更新舞臺舉辦慈善義演，售票所得之款，撥充該山莊善舉。1940年元旦之際，上海箴社鑒于難民饑寒交迫，特發起救難義演之舉，賣票所得，除去開支外，悉數賑濟難民。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8。1943年10月20日晚，蘇浙滬旅港同鄉會借更新舞臺義演，以所得票資，充作該會遣返難民回籍之用。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舉辦慈善義演要求免交娛樂捐事與申請人來往函》，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408。以上史實，也可以窺見戰爭對于義演的形塑。

助學也是慈善義演的基本功用。該時期一些用于助學的慈善義演與抗戰前相比并沒有本質的差異。例如，1939年2月24、25日，滬江大學滬東公社話劇團為籌募學校經費，借卡爾登影戲院舉行話劇公演。1939年7月，上海中華婦女互助會為籌募義務夜?；鹋e辦慈善義演。③《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8。1945年5月12日，北平市非新小學校為籌款修筑校舍，在華樂戲院邀約言慧珠、李少春、奚蘭伯等，演唱義務夜戲一晚，所得款項充作修筑校舍工料之用。④《北平市警察局關于準非新小學校在華樂戲院演戲籌款、對于小中大學生參加話劇者予駁斥、經收開發公司部分事業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235。華樂戲院是北京市著名的戲曲演出場所，具有強大的娛樂匯聚功能，慈善義演也多在此舉辦。例如，1944年9月5日，北京市私立立華小學校鑒于自身經費拮據、教職員生活津貼亟待補助，在華樂戲院特意舉辦慈善義演，演出內容為《霸王別姬》，由著名藝人李世芳表演。⑤《北平市警察局關為華樂戲院容留閑人違章、假華樂戲院演戲籌款、規定女招待登記征繳納照、費及訓令傳知表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991。

可見，全面抗戰時期不少慈善義演活動所發揮出來的效用與戰前的活動相比，并沒有因為政局的不同而有本質上的變化。濟貧、賑災、助學構成了該時期慈善義演的基本功用，同時，在戰爭的影響下，產生了數量龐大的難民群體，針對戰爭難民救護的慈善義演，頻次較多。部分慈善為懷的民眾和社會團體繼續以往慈善義演的正面影響，發揮其積極效應。

二、籠絡民心：日本侵略勢力影響下的慈善義演

全面抗戰時期，尋常的慈善義演雖然持續舉辦，但是淪陷區內日本侵略勢力的角色卻不能忽視。日本侵略勢力對于慈善義演也產生著不小的作用力，既有利用慈善義演實現淪陷區社會秩序穩定的柔性統治策略考慮，也有樹立自身威權統治過程中權力表達的自然流露。

日本侵略勢力在淪陷區除了直接管控之外，主要通過扶持一些依附于自身勢力的社會團體，搭建與普通民眾之間的橋梁，籠絡民心，助推自身對社會底層的控制。影響廣泛的新民會，⑥新民會是日本侵略勢力在華北淪陷區建立的一個反動政治組織。1937年北平淪陷后，在日本軍部的同意下，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新民會”，并對外宣稱是“民意機關”。該會還于1938年3月，設置中央指導部。其主要任務是：防共反共、搜集情報，宣揚“中日親善”“大東亞共存共榮”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強化運動，鎮壓淪陷區人民的反抗；同時，它控制淪陷區各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和各社會團體，舉辦各種訓練班、講演會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騙宣傳，直接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組織。為了迎合日本侵略勢力的統治需要，曾多次出面組織冬賑義演活動。例如，1940年冬，北京新民會便主辦多場冬賑義務戲，并通過派銷戲券的方式進行籌款。偽北京特別市公署警察局便收到冬賑義務戲入場券。⑦《北平市警察局內四分局關于義務戲入場券、派第四科長兼代第一科長派員帶恤案名冊等通知函》，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18456。1940年初，新民會首都指導部于日本特務機關暨各方力量支持之下，舉辦“寒苦貧民救濟周”，期間定于1月22～24日借新新戲院演唱義務戲，所收巨款、廣濟貧民，并向警察局附送戲券2225張。北京特別市公署警察局訓令內四區警察分局，針對新民會舉辦寒苦貧民救濟演唱義務戲附送戲券，要求各局“分發勸銷”。⑧《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嚴禁收賣發貧農戶的賑衣的訓令及舉辦寒苦貧民救濟演唱義務戲的通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1643。其中，內四分局的派銷戲券和票價情況，如下頁表1所示。

不僅新民會通過慈善義演的舉辦，企圖籠絡民心，中華同義會也有此舉。如，1940年1月5～7日，中華同義會舉辦冬賑，在新新戲院演唱義務戲。①《北平市警察局關于第二科送舉辦冬賑義務戲、滿洲帝國協和會新青年北京支局更換局長及局發新新戲院電影票等材料》，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5314。義演過程中，傳統戲曲演出的會串表演形式較多，演出的戲目與往常相比也沒有太大的變化，留在淪陷區的戲曲名家基本都參與了慈善義演，而且娛樂表演性質凸顯。在戲券派銷過程中，偽北京市警察局也進行了戲券派銷工作，其所統轄的分區警局也積極配合。

表1：北京市警察局內四分局派銷慈善義演票券情況表

新民會和中華同義會作為兩個在淪陷區緊緊依附日本侵略勢力的社會團體，往往通過舉辦慈善義演來麻痹普通民眾。例如，1943年12月4日，中華同義會北京總會為慶?！爸腥諠M宣言三周年紀念”，在華樂戲院演唱義務戲。北京特別市政府警察局“核準并豁免彈壓費”，“派官警妥為照料”。是日該院自晚上7點開演，售出包廂票20間、各級散票1069張，參與人數達1154人。不過，此次義務戲演出已經失去了慈善的意義，淪落為“演唱義務戲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的紀念功能。②《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假華樂戲院演戲酬主顧、演唱義務戲、慶祝中日同盟演戲一晚查復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819。1944年1月14日，中華同義會北京總會在華樂戲院演唱義務戲為日本人籌募戰爭物資。同年，該會還定于3月5日下午7時借華樂戲院由國劇協會會員演唱獻機義務戲，因劇目過多，延長演戲時間兩個小時，并請警察照料以維秩序。1944年6月份，北京市民眾獻機委員會假華樂戲院演唱獻機義務戲。③《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假華樂戲院演戲酬主顧、演唱義務戲、慶祝中日同盟演戲一晚查復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1019?？梢?，通過慈善義演，吸收淪陷區普通民眾的資金，用于加強軍事力量的需要，也成為該時期日本侵略勢力常見的手法。

在日占淪陷區，日本侵略者將自身的意志植入娛樂事業，進而麻痹普通民眾。例如，1944年，偽天津市政府宣傳處為“強調中日同盟之偉大意義起見，特舉辦強調中日同盟講演游藝大會”。④《強調中日同盟講演游藝會》，天津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0001-2-000994。此次游藝會除了為天津市政府積極助推之外，“新民會津市總會”也積極參與。又如，1942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勢力扶持下的中華民族反英美協會“為大東亞圣戰一周年紀念”，“使全滬民眾了解圣戰意義及加強反英美意識起見”，定于8、9兩日借上海大光明影戲院進行慈善義演，以廣宣傳而資慶祝。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向工部局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9。此次演出售出座券暨特刊等收入共計“180219.3元，除付出舞臺租費布景及各項雜費計152236.3元收支相抵，尚結余儲幣2393元正。全部收支賬目經話劇宣傳籌備委員會李主任委員國華繕具清冊并附粘各項單據報送到會審核無誤，余款27983元。除提出1萬元充作本會辦理助學金外，其余17983元由本會湊成18000元整數，于本月2、3兩日分別捐送《申報》及《新聞報》辦理小學教師、醫藥學助學金”。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向工部局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9。1943年5月28、29日，上海同仁善會收容難童經費支絀，借所處虞洽卿路的寧波同鄉會邀請中央平劇研究社舉辦義演，以籌募經費。上海同仁善會還希望工部局總辦要以慈善為懷，“無依難童以教以養，得以成人，事關善舉，亦大東亞共榮之使命伏起”，企圖準予串演，并懇一面飭知租界工部局準發許可證。⑦《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關于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等為救濟難民向工部局申請舉辦賑災義演事來往函》，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U1-4-2169。

除了明顯的意識形態植入之外，日本侵略勢力也通過配合一些社會團體舉辦慈善義演來維護自身的統治。例如，1940年5月1～2日，金頂妙峰山京津慈善總會會長楊錫慶，慈善為懷，“提倡在津市東馬路國民戲院演義務戲”，捐助北京育嬰堂?！笆震B無主嬰兒歷十余年”的北京育嬰堂，“向承各方捐助共襄善舉”，對于此次慈善義演活動還專門派員酬謝，并發函天津特別市公署“飭屬派警維護”。①《為系津慈善總會于五月一二兩日在津市東馬路國民戲院演義務戲捐助本堂經費函請查照并祈飭屬派警維護由》，天津市檔案館藏，檔號：401206800-J0001-3-004471-001。楊錫慶亦向偽天津特別市公署表達此意。偽天津特別市公署認為此“事關善舉”，并令警察局“屆時派警妥為保護”。此次慈善義演主要是通過“推銷”戲券的方式運行，河北省銀行及其天津分行均有參與，②《金頂妙峰山京津慈善總會呈為義務演戲捐助善舉請予備案并保護由》，天津市檔案館藏，檔號：401206800-J0001-3-004471-005。取得了不小的籌款效果。1945年2月1～3日，北京特別市冬賑委員會為籌集賑款，邀請名伶在華樂戲院演唱義務戲三場。此次慈善義演亦由北京市警察分局酌派官警100名彈壓照料，以維秩序。③《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優待軍人屬觀戲辦法、冬賑委員會、中華同義會北京總會籌賑款、演戲假華樂戲院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219。1945年2月4日，北京慈善劇團為救濟貧民，同樣在華樂戲院演唱義務戲，并得到了豁免捐稅、延長演戲時間、免收警察局應征之彈壓費的待遇。④《北平市警察局關于準華北民眾團體、冬賑聯合會籌辦冬賑定期華樂戲院演戲及北京慈善劇團救貧義唱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216。1942年2月7日，北京市先天道總會在長安戲院舉行慈善義演，不少戲票還是通過警察局來派銷。其中，北京市警察局外一區署便銷售戲票洋573.7元。⑤《北平市警察局外一分局關于先天道總會函送義務戲票請勸銷、取締各戲院售賣飛機票及華北電影檢閱官吏臨檢證式樣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689。1945年8月13日下午7時至夜2時，鼓曲長春職業公會為了助益北京市救濟事業，借華樂戲院舉辦慈善義演，以所售票款全數送交社會局補助救濟之用。⑥《北平市警察局關于華北影院凡不合時局禁演、偽華北樂戲院舉辦義務演唱、雜耍鼓曲長春職業公會舉辦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231。

可見，日本侵略勢力通過自身控制的社會團體積極參與慈善義演，并將殖民意識形態通過慈善義演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民眾。慈善義演原本屬于社會救濟的范疇。日本侵略勢力影響下的慈善義演活動則主要出于籠絡民心的目的。與強制性的統治方式相比，日本侵略勢力間接通過社會團體舉辦慈善義演來穩固社會秩序，更多表現為柔性特征。

三、社會控制：日本侵略勢力在慈善義演中的權力滲透

與通過依附于自身的社會團體舉辦慈善義演實現柔性統治稍有不同，日本侵略勢力在淪陷區內主導的義演活動基本上都需要通過警察部門的審批和嚴格控制。警察部門甚至直接參與到慈善義演票券的派銷中來，一方面是日本侵略勢力掌控淪陷區內娛樂行業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日本侵略勢力的權力滲透。

在淪陷區的娛樂控制方面，日本侵略勢力涉入早、力度大。1937年，日本迅速占領了北京全境之后，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開始對娛樂業進行監管和掌控。侵略者要求北京市“各電影院、戲院等無論開演均應先期呈報本營區署，由區轉達日本憲兵隊，勿得延誤為要”。其中，戲院有吉祥、榮華、三順軒等，電影院有真光、平安、飛仙、民眾等，書館有舫興、德昌、廣慶軒等。這些電影院、戲院、書館“應由內一、五兩區分別特傳，無論每日開演或停演均應先期開具劇目及停演理由呈報各該區署，由區署轉達東城煤渣胡同日本憲兵隊”。長安、新新、哈爾飛戲院，中央、國泰電影院，義和軒、三陽書館則“由區署轉達西城大院胡同日本憲兵隊”。⑦《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影戲院開行應先報營區轉日憲隊勿得延誤、李文漢報油鹽行演戲派警監視照料、張滿大報西華軒茶館添演口簧請查復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7508。日本侵略勢力通過調查相關娛樂場所的情況，摸清基本狀況，厘定相關制度和規則用于掌控娛樂。偽北京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在訓令中，還認為“戲劇為社會教育之一種，關系風俗人心，至深且巨……于民更始之際……自應重申禁令、以資整飭”。凡有不遵從警察部門意見的藝人，“一經查出即行予以逮捕、嚴懲不貸”，①《北平市警察局內五區署關于中外電影院各劇場調查表、彈壓劇場影院及飯難雜質場規則、禁演劇目單、禁演評戲舊戲劇目、禁止各戲院用手巾把等事項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9438。同時還規定了一些演劇目錄。其中，對于在戲院、影院舉辦的慈善義演則納入到政府規定的相關準則中來。1940年7月，北京市對于管轄區內各戲院演唱夜戲不得超過規定時間進行了重新整治。原本規定“夏季夜戲時間系由下午8時起至夜1時為限”，但是“各戲院演唱夜戲多有逾規定時間，尚未停演者”，警察局認為此舉“殊屬不合”，表示“嗣后除義務夜戲應隨時另行呈請核定外，其余夜戲均不得逾時，違者照章處罰”，“隨時認真取締”。②《北京特別市警察局第二科關于無線電登記各戲院唱夜戲不得過規定時間、彈壓警隨時取締及檢送的〈反正前后〉五種書籍清審核等情形的函》，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23600。日本侵略勢力通過加強對娛樂行業的控制，樹立了自身的威權形象。警察部門作為權力具體執行機構的身影則無處不在。同時，警察部門也曾完全通過行政力量來操辦慈善義演。例如，1941年8月下旬，偽北京特別市市長要求：“警聲社主辦治強烈士賻金募集義務戲票650張，飭分交內外城十一區盡力分擔銷售?！雹邸毒瘎湛脐P于治強烈士賻金募集義務戲票盡力銷售、都察處安裝電話發生匪火警或重大事故告之本處的通知等》，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18766。北京市屬各分局的票券分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見，義演似乎成為警察部門在該時期一手策劃的斂財活動。警察部門的介入，有很多時候演變成并不是警察群體自身購票，而是警察部門利用自身的權力勒索所屬轄區的商戶和民眾來購票，而戲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警察局的政績。此點即是慈善義演的畸變，同時也說明了淪陷區內普通民眾對于當權者的抗爭。值得注意的是，當權者也十分注意利用權力派銷戲券引發民眾的反彈，因此強調應以自愿原則購票。例如，1939年初，北京國劇分會舉辦冬賑義務戲，“戲票到局”，北京市長“諭應交由各分署長以個人名義按友誼向界內住鋪各戶勸售，不得交由各局勒令推銷，以免流弊”。④《北平市警察局內四分局關于成立黃金大戲院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及冬賑義務戲券等呈、指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4563。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警察局勒令推銷則成為常態。1938年6月，《新民報》主辦黃災賑款音樂舞蹈大會，采用分銷入場券的形式，曾經分送北平市警察局派銷價款。⑤《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各機關財政機關支出減一成訓令、總務科制服改染定制速辦、黃災賑款音樂會入場券銷價通知、共濟社9月收支款報告書、外五區革警扣餉銀元造冊的呈》，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12399。1940年12月，新民會舉辦冬賑義務戲，警察局同樣派銷票券，給予支持。⑥《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報趙伯欣等贈送食品、新民學院官吏一律照原額支給、夏防長警晝夜勤勞、代扣學警伙食費及冬賑義務戲入場券等材料》，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9428。此舉還親自由警察局長“核定派銷”。⑦《北平市警察局關于故宮守衛隊制服、領章圖樣、冬賑義務戲入場券分銷、填寫行政區域表、領發三監鈐記一顆、三分駐所遷移、撤去帽鐵絲者名冊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41720。1940年1月5～7

表2：1941年警聲社主辦烈士賻金募集義務戲票分銷表

資料來源：《警務科關于治強烈士賻金募集義務戲票盡力銷售、都察處安裝電話發生匪火警或重大事故告之本處的通知等》，北京市檔案館，檔案號：J183-002-18766。日，中華同義會在新新戲院舉辦慈善義演，偽北京市警察局便積極參與戲券派銷工作。其中警察局統轄的外五區分局便派銷了164張票券，金額為510元。同年，新民會首都指導部舉辦首都寒苦貧民救濟周，定于1月22～24日假新新戲院演唱義務戲。偽北京市警察局的做法如出一轍，其中偽北京市警察局外五區分局派銷票券197張、金額為514元。①《北京特別市警察局第一二科關于中華同義會、新民會舉辦冬賑義務戲送上戲券代銷、分銷等函》，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23577。

在慈善義演的活動之中，日本侵略勢力的權力體現在警察部門具有審批、彈壓、征稅方面。例如，1945年1月，中華同義會北京總會向偽北京特別市外一區警察分局呈稱，1944年自身曾舉行兩場主辦獻機冬賑義務戲，鑒于演出的效果較好，因此，特定于是月22日仍假華樂園舉行第三場獻機冬賑義務戲，請予核準免收捐稅，并延長演戲時間。偽北京特別市外一區警察分局局長認為事情屬實，應予照準免收應征之彈壓費，并派員彈壓照料，以維秩序。②《北平市警察局關于優待軍人屬觀戲辦法、冬賑委員會、中華同義會北京總會籌賑款、演戲假華樂戲院等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4-002-00219。在淪陷區內，學校舉辦慈善義演，也必須通過日本憲兵隊批準。例如，1945年5月20日，輔仁大學在本校舉行歌詠音樂會得到了師生的普遍好評，于是愛好音樂者請求重演一次，最終定于5月27日下午8時至11時在該校禮堂舉行，“所得票款除開銷外，仍發交本校社會救濟委員會充作救濟貧民之用”。由于事關公益慈善，該校還發文警察局、社會局、防衛司令部，函請準予舉行，并請“日本憲兵隊另請許可”。③《北平市警察局內五分局關于輔仁大學舉行歌詠音樂會等問題的呈報》，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3-002-28782。至于權力部門自身直接組織和參與的慈善義演，也較為常見。例如，1941年7月，偽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為警察醫院及簡易學?！迸e辦了慈善義演，并取得了不錯的籌款效果?！俺谘輵蚱陂g所需前后場面一切開銷共支洋3489.56元外，結存洋30693.44元?！边@些款項“計撥發警察醫院2萬元，作為購置藥品等費，余洋10690.44元，悉數撥歸簡易學校以資修理藥王廟等處房屋之用”。其中，“警察醫院需款項下：購置藥品價款3000元、添置醫療器械價款8000元、修飾房屋及添置家具用款4000元、補助費5000元”，“簡易學校需款項下：第一分局費家胡同修理費9813元、費家胡同修理費3128.5元、第四分局朝陽寺修理費4177.5元、第七分局伍德閣修理費784.44元”。④《為呈報本局籌辦義務戲票收入款項分配數目繕具清單》，天津市檔案館藏，檔號:401206800-J0001-3-004837-001。此分配方案還得到了偽天津特別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可見，在淪陷區內，日本侵略勢力主導的慈善義演活動改變著以往慈善義演的日常救助特性，更多是為了穩固自身統治和社會控制的需要。此類慈善義演活動成為了日本侵略勢力維護社會秩序的柔性統治工具，同時日本侵略勢力透過警察部門和意識形態的滲透，向普通民眾宣示著威權地位，也折射出自身的權力意志。

結 語

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內的慈善義演并沒有因為戰爭境遇的不同而中止。濟貧救困、賑災、助學等尋常意義上的慈善義演依然持續。同時，慈善義演也因為日本侵略勢力的影響而有所變化。慈善義演頻繁舉辦的背后，是日本侵略勢力出于籠絡民心和社會控制的統治需要。此階段的慈善義演，與戰前相比較，主要體現為日常與非日常的交織。所謂日常，主要是指在淪陷區內的普通民眾或者社會團體在面對天災人禍之時，能夠慈善為懷、熱心公益，發揮以往慈善義演的社會效用和功能。所謂非日常，則主要針對日本侵略勢力的作用力而言，日本侵略勢力通過慈善義演的舉辦，一方面實現著其柔性統治，另一方面也使得自身的權力意志在娛樂領域內得到表達。那些依附于日本侵略勢力的部分社會團體和警察部門對于慈善義演的作用力，集中體現出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內慈善義演的變化新象。該時期的慈善義演緣于日本侵略勢力造成的時代境遇而呈現出自身的特質，并在整個近代慈善義演嬗變的過程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K25

A

0457-6241（2017）24－0041－07

2017－10－21* 本文系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研究”（項目編號：15BZS092）、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民國劇場義演研究——以京津滬為中心（1912-1937）”（項目編號：17YJC770044）、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游藝會與抗戰前上海都市文化研究”（項目編號：2016BYS2023）、2017年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7ZDA203）階段性研究成果。

岳鵬星，河南大學經濟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中國近代經濟史。

楊蓮霞 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