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墓室壁畫看馬車禮制與車馬出行圖意義

邵菁菁

中國古代的車輿制度起源于先秦時期，確立于秦代，發展和完善在兩漢時期。春秋時，乘什么樣的車，用幾匹馬，有嚴格的等級規定，車馬的使用是和禮儀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抖Y記·檀弓下》記載：“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1據《周禮》記載，天子乘坐四匹馬挽拉的馬車，即駟駕車；諸侯乘坐三匹馬挽拉的馬車，稱驂駕車；大夫只能乘兩匹馬挽拉的馬車，叫駢駕車。戰國時，諸侯出行，前后的副車、屬車，最多者可有九乘，但這一“禮制”，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天下禮崩樂壞而不保，一些諸侯和士大夫逐漸開始有越禮現象。

秦始皇統一全國后，為宣揚帝威，曾將自己主車前后的“導車”“屬車”擴充了九倍，形成“大駕八十一乘”的局面。前車蒙虎皮開道，后車懸豹尾辟邪，護衛著自己的主車——用金裝飾而成的“金根車”。秦始皇的車主要是金根車，其形制異常華麗，“輪皆朱班重牙，貳毅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扼”2，與之相配的還有“五時車”，因其車各如方色，固稱“五時副車”，俗謂為“五帝車”。秦始皇陵銅車馬的出土，給我們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銅車馬恰巧是一安車和一立車搭配成組，而且在造型和彩繪的風格方面也有顯著的統一性。同時兩車均以白色作底，再配以八匹白馬，這一主色調剛好符合五方色中西白的搭配。銅車馬發掘報告認定兩輛銅車馬是五時副車中的一組車輛。鹵薄乘輿制度得以確立，車輿成為表示身份等級的一個重要標識。

秦代車輿制度的確立和初步發展，為此后漢代車制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漢承秦制。西漢初，由于常年的戰亂，呈現的局面是“自天子不能具鈞馴，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3，沒有比較細致的輿服禮制。然而，經過不斷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與積累，到東漢車輿制度已經相當完備?！逗鬂h書·輿服志》中記載的漢代車騎的等級制度，是我們能見到的較早的對車馬等級的規定文獻，詳細規定了上自天子，至太皇太后、皇太后、長公主、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皇太子、皇子、皇孫，下到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以下各階層的用車規格與類型，對車的紋飾和馬的裝飾也作了具體的規定?！逗鬂h書·輿服志》記：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h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后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后兵車。亭長，設右騑，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4

從中可以看出，漢代不僅繼承了秦代的鹵薄乘輿制度，而且還對地方各級官吏的用車作出了更加明確的規定，車出行已經是身份的重要象征，并逐漸成為一種政治符號。漢代車馬制度規定“賈人不得乘馬車”，只有官員才能乘坐馬車，官吏等級與車馬制度的聯系非常緊密，官吏制度的完善帶動了車馬制度的完善，完善的車馬制度也映照了完善的官吏等級制度。

漢代墓中的車馬出行圖像的流行是與秦漢乘輿制度的確立完善密切相關的，那么車馬出行圖像與墓主身份的尊貴是否密切相關呢？

當我們考古發現了一座墓葬之后，首先希望明確的就是墓主的身份，希望知道墓主是個具有什么社會屬性的人，是屬于哪個社會階層。因此，我們常常需要通過墓葬形制、特征、隨葬品及墓中圖像、榜題等來確定墓主身份，車馬出行圖像也就成為了判定墓主身份的重要依據之一。

通過先前的如林巳奈夫、夏超雄、羅偉先、張道一等學者的研究5，我們已經知道了漢代畫像石墓這種墓葬形式盛行于東漢，墓主大都是沒有顯赫官職的社會中下層，但畫像石墓的車馬出行卻多為浩浩蕩蕩，墓主身份和車馬出行圖像并不具有對等性。如安徽宿縣褚蘭胡元壬墓前室四壁基石車馬出行圖6。在墓碑人中無任何胡元壬生前為官的記載，但畫像石中浩浩蕩蕩的車馬出行隊列卻很氣派，有車十四輛，主車為駟馬軒車，轅上龍首高昂，車前有伍伯、騎吏和三車為前導，后有從車九輛及兵車一輛還有置盾棒之兵車和兩名弩手護行，其中的“龍輔華儀”等氣派的車馬出行圖極顯祠主生前榮耀?？脊艌蟾娣Q“此種車乘隊伍符合四百石縣令及與之相當的官吏的出行規格，而該圖像中龍首軒車，恐怕也不是一般官吏可以乘坐的”7，很顯然，這種浩蕩的車隊是胡元壬這種一介平民不可能擁有的，與他的身份是不匹配的。

那么車馬出行圖在漢代壁畫墓又是一番怎樣的情形呢？是否和漢代畫石墓有所不同？研究者普遍認為，漢代壁畫墓的墓主等級比畫像石墓的墓主等級高。8根據考古報告我們可知，河南永城芒碭山柿園墓9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漢代壁畫墓，也是墓主身份最高的墓，是西漢梁國王墓，在他的墓中未出現車馬出行圖像。其它幾座通過墓內榜題等其它方式明確了墓主身份的壁畫墓，如河南密縣打虎亭2 號墓10，墓主為“秩二千石以上官吏”，中室東壁繪有車馬出行圖。河南滎陽王村鄉萇村墓11，墓主為“秩二千石以上官吏”，曾任“郎中”“巴郡太守”“齊相”，前室側壁繪車馬出行圖。山西夏縣王村壁畫墓12，墓主為“安定太守裴將軍”，甬道北壁繪車馬出行圖。河北望都所藥村1 號墓和2 號墓13，墓主都為劉姓王侯貴族，墓室壁畫沒有出現車馬出行圖。河北安平逯家莊墓14，墓主疑為趙忠家族重要成員，墓室壁畫繪有盛大的車馬出現隊伍。陜西咸陽龔家灣1 號新莽壁畫墓15，墓主為侯或略低于侯的三公九卿級官吏，墓室壁畫沒有出現車馬出行圖。遼陽北園1 號墓16，墓主為郡守級官吏，左廊北壁繪有車馬出行圖。遼陽三道壕窯廠第二現場令支令張君墓17，墓主為支令縣縣令（秩三百石）張君，墓室壁畫中沒有繪車馬出行圖。遼陽南環街墓18，墓主為秩三百石地方官吏，墓室壁畫中沒有繪車馬出行圖。內蒙古托克托墓19，墓主為無官職的平民“閔氏”，中室右耳室繪人物車馬圖。還有就是著名的和林格爾漢墓20，墓主為“使持節護烏桓校尉”，壁畫以車馬出行附榜題的形式記述了墓主顯達的仕途經歷：從“舉孝廉”為官后，擔任“郎”“西河長史”“行上郡屬國都尉時”“繁陽令”，到官至“使持節護烏桓校尉”。山東梁山縣后銀山墓21，墓主為“曲成侯”，前室西壁繪有車馬出行圖。安徽亳縣董園村1 號墓22，墓主為“曹侯”，墓室壁畫中沒有繪車馬出行圖。

雖然這些墓僅占漢代出土壁畫墓的小部分，而且車馬出行圖的規模也有繁有簡、數量不一，但也可以窺見車馬出行圖是和墓主的身份地位有一定關聯性的，墓主大多是具有一定官職的官吏或地主富商。在《后漢書·輿服志》中所記載的“尊卑上下，各有等級”，“賈人不得乘馬車”等車馬制度在漢畫像石車馬出行圖中都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從他們的車馬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等級區分，車馬出行圖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等級制度與貧富差別。漢墓壁畫上的車馬出行圖正是當時吏制的一個再現，是人們從生前擁有到死后追求，是他們的等級觀念與價值觀的體現。車馬出行場面的大小，反映了官職高低、身份等級的差別，車馬出行圖像成了身份的象征，是王侯權貴希望死后到了地下能像現世世界那樣風光。

然而，嚴格的車輿制度到了西漢后期、東漢時期在墓室車馬出行圖像的內容表現上中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在與世隔絕的“地下王國”中現世的禮法制度不太起作用。東漢以后，世人對功名利祿更加重視和向往，厚葬再度風行。如《后漢書·梁統傳》中在提到其子梁竦時就說：“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郁郁不得意。嘗登高遠望，嘆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3由此他們關注的事物逐漸由西漢時最為流行的天象神話、升天祥瑞等題材轉為現世奢靡的生活。在當時，無論王侯貴族、高級官吏、地方豪強或普通小吏，只要是有經濟能力者，在建造死后墓葬時，都希望可以車騎馬匹營造威風八面的出行場面，用具體的形象去展示他們心中的豐功偉績，突出生前的威儀及顯赫的地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各個墓葬中的車馬出行圖既可能是墓主人現實生活的真實展現，也有可能是這世未如愿者對于來下世的美好憧憬。因此，部分墓葬中所繪制車騎馬匹營造威風八面的出行場面，未必能夠顯示出墓主人的實際等級，禮制王法對他們已很難形成約束，僭越問題已經非常突出了。這樣的改變在我們探究墓主人身份時是不能被忽視的。

偃師杏園東漢壁畫墓中的車馬出行圖算是現今保存最完整的東漢壁畫墓。偃師杏園東漢壁畫墓是一座磚石混筑墓，在其前室南、西、北壁中部偏上處有一幅長12 米、寬0.6 米的描繪車馬出行場面的連續圖像。畫面上繪有9乘安車，70 余人，50 余匹奔馬，分為導騎、墓主和隨從三部分，浩浩蕩蕩、氣勢綿延不絕。整組車馬出行圖像規模宏大、赫赫揚揚。如果嚴格對照禮制，這組車馬出行圖應屬于兩千石以上的官員所有，但此墓的墓主人并沒有那么高的官階，是一種明顯的僭越，與其墓主的身份地位極不相襯。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車馬出行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能表明墓主的身份地位，還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呢？

根據信立祥的綜合研究，漢代畫像中的車馬出行圖像，按其圖像學意義，大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表現墓主生前仕途經歷的車馬出行圖，是為了炫耀墓主的高貴身世而繪制。第二類車馬出行圖表現墓主或墓祠的主人接受子孫和家人的祭祀，從地下世界到墓地、祠堂的途中或剛剛到達，其位置固定，一般配置在墓前室、中室的門額、橫梁或壁面上部，以及墓門門額等較高的位置上。第一種類型就是之前我們一直討論的車馬出行與身份的問題。關于第二種類型的送葬、靈魂出行的意義，還有如巫鴻、信立祥等學者從車馬圖像行進的方向和目的角度展開深入研究，如巫鴻在《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漢代藝術中的車馬圖像》一文中認為，蒼山元嘉元年墓前室出行隊列的終點是代表著墳墓的“亭”，且隊伍中又運載死者的羊車，故該隊列為送葬隊列；墓門楣上地出行隊列向著門柱上西王母方向行進，故認為該隊列是葬禮之后靈魂出行及升仙地隊列24。信立祥也通過分析車馬圖像的行進方向和配置關系，認為配置在祠堂后壁“祠主受祭圖”之下的車馬出行圖像是表現祠主為接受子孫祭祀，從地下世界趕赴祠堂或到達目的地的隊伍25。這些研究對于討論車馬出行圖像的功能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啟示。

在漢代，時人死后，送葬具有相當的規模，用車運載體至墓地，喪家和親朋好友隨車送葬，并以人多為榮，有身份地位者，國君派人助喪或親自參加葬禮。如《漢書·孔光傳》記載：“載以乘輿辒辌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挽送。車萬余輛，道路皆舉音以過喪?！?6《漢書·劇孟傳》記載“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27。從以上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看出車馬出行是和當時的喪葬禮儀密切相關的?？傮w看來，車馬出行圖的盛行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他們記述的是主人生前的顯赫經歷，也展示了當時社會真實的狀況。因此，這些墓葬壁畫的存在，不僅是研究我國繪畫藝術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民風民俗、軍事、生產生活等各方面形象而珍貴的資料。

注釋

1.（清）阮元?？獭妒涀⑹韪叫？庇洝?，《禮記·檀弓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289 頁。

2.（梁）沈約《宋書·志第八·禮五》（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94 頁。

3.（漢）司馬遷《史記·平準書》（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17 頁。

4.（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647 頁。

5.林巳奈夫《后漢時代的車馬行列》，《東方學報》京都版，1964年；夏超雄《孝堂山石祠畫像、年代及主人試探》，《文物》1984年8 期；羅偉先《漢墓石刻畫像與墓主身份等級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2 期；張道一《徐州漢畫像石》序言，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5年。

6.王步毅《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考古學報》1993年4 期；湯池《中國漢畫像石全集》第四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7.王步毅《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考古學報》1993年4 期。

8.羅偉先認為畫像石墓的使用者多為兩千石左右官吏至一般富豪商人之間的廣大中間階層；張道一通過分析徐州地區的畫像石墓，指出“原墓以中小型居多，估計墓主沒有顯赫的身份及地位”；楊愛國通過對紀年畫像石墓主的統計（漢代全國范圍內畫像石墓使用者：中央官吏有2，州刺史有1，州佐使3，幕府佐使1，郡太守5，郡佐官和屬吏8，縣令3，縣佐官和屬吏3，諸侯國官吏1，列侯1，鄉官2，無官平民35），可知其使用者多為無官職的平民階層。

9.閻道衡《永城芒山柿園發現梁國國王壁畫墓》，《中原文物》1990年1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寢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芒碭山西漢梁國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10.安金槐、王與剛《密縣打虎亭漢代畫像石墓和壁畫墓》，《文物》1972年第10 期；《密縣打虎亭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11.李昌韜、王彥民、陳萬卿《河南滎陽萇村漢代壁畫墓調查》，《文物》1996年3 期。

12.《山西夏縣清理一座大型壁畫墓》，《中國文物報》1989年12月；《夏縣東漢壁畫墓》，《中國考古年鑒》（1900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夏縣王村東漢壁畫墓》，《文物》1994年8 期。

13.《河北望都縣清理古殘墓所發現彩繪壁畫》，《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5 期，第96-98 頁；北京歷史博物館、河北省文化管理委員會：《望都漢墓壁畫》，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5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望都二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

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89（創刊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東漢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5.孫德潤、賀雅宜《龔家灣一號墓葬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7年1 期。

6.遼陽市文物管理所：《遼陽發現三座壁畫墓》，《考古》1980年1 期。

7.東北博物館：《遼陽三道壕兩座壁畫墓的清理工作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 期，第49-58 頁。

8.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遼陽南環街壁畫墓》，《北方文物》1998年3 期。

9.羅福頤《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新發現的漢墓壁畫》，《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9 期，第43+41-4 頁。

20.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博物館：《和林格爾發現一座重要的東漢壁畫墓》，《文物》1974年第1 期；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21.章毅然《談梁山漢墓壁畫的摹繪》，《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 期，第79-80 頁；關天相、冀剛《梁山漢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 期，第43-44 頁。

22.李燦《亳縣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8 期。

23.（宋）范曄撰，張道勤校注《后漢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43 頁。

24.巫鴻《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漢代藝術中的車馬圖像》，《中國書畫》2004年4 期。

25.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信立祥《漢代畫像中的車馬出行圖考》，《東南文化》1999年1 期。

26.（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匡張孔馬傳》（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364 頁。

2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游俠傳》（卷九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70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