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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執政這四年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 —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總書記談印度語境下的民粹民族主義

2018-02-25 13:39王恩明
新時代職業教育 2018年4期
關鍵詞:印度教民族主義印度

王恩明

(云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一、民族主義的誕生

關于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多重解釋與科學內涵,社會各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莫迪政府執政這四年,隨著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簡稱BJP)贏得聯邦大選上臺執政,在其母體國民志愿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簡稱RSS)的幕后操控下,印度國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與印度教教派主義思潮迅猛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早已超出了印度國界的限制。在資本主義國度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早已成為捍衛資產階級利益的“獨門暗器”。隨著資產階級以統治階級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民族主義搖身一變實現了向愛國主義的“華麗變身”。作為意識形態的構建與政治策略的選擇,民粹主義內在的包含對政治目標的追求[2]。通過培育一種類似于“虛無意識”的民族主義觀念,巧妙誘導并靈活利用民眾的心理需求和社情民意,從而操控草根階層的社會實踐以及一定范圍內的輿論導向。這里我們要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粹民族主義肩負著雙重使命,在促進資產階級利益的同時還要照顧到基于民粹主義訴求而尋求社會轉型群體的需求。

民族國家的出現是人類文明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漫長過渡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與其身處同一時期的歐洲,則爆發了爭取國家政權與宗教神權相分離的百年血淚斗爭。正如卡爾·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3]”資本主義最終戰勝封建主義,這一偉大歷史事件也標志著政治權威從宗教神圣制裁的神話中分離出來,從封建王朝鼎盛時期君王和皇帝制定的統治法旨中分離出來。1648年底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確立起的民族國家主權原則以及由此產生的現代國際法,并且被廣泛認為建立起以國家主權原則、國家間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原則、一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為基石的近代國際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作為當時歐洲各主要大國歷時數年(1644年至1648年間)談判的最終成果,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了現代國際法基本準則,不管過去幾百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時至今日,這個《和約》中的許多內容依舊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并在現代國際關系領域繼續發揮作用。

在人類歷史演變進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以鐵的事實宣告了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及其仆從國的徹底失敗,舊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崩潰以及老牌英法殖民帝國的元氣大傷,同樣極大地沖擊了遍及亞非拉世界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此外也為二戰后轟轟烈烈的非殖民化運動創造了機遇。在非殖民化進程中,在與殖民主義的艱苦斗爭中獲得解放的人們也為獨立后的國家,無論是國家性質還是政治體制,提出了很多國家建構方案。毋庸置疑,這些國家建構植根于所在國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社會結構以及長期以來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當然上世紀40年代末獲得獨立地位的印度與它們同屬一個陣營。

二、“印度理念”的演變

“印度理念”的概念,最初誕生于印度人民爭取擺脫英印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之中。盡管意識到其多重維度的復雜結構,但是簡而言之,這個概念代表印度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亦或國家實體,超越民族、種族、宗教、語言、階級、文化的多樣性和異質性而傾向于人民的包容統一的整體觀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出現的發展軌跡(美蘇冷戰下的歐洲,徹底分裂為水火難容的兩個敵對陣營)的徹底摒棄。印度獨立以來,印度教教派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及其傀儡印度人民黨一直主張以“印度教國家”概念取代“主權的、世俗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印度民主共和國[4]?!币谎砸员沃?,這種“歷史倒車式”的舉動,是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一種倒退,即將穆斯林視為主要的內部敵人,通過印度教教徒“征服”其他宗教少數群體來培育“印度教民族主義”而不是印度民族主義。事實上,這將意味著在印度人民爭取自由解放斗爭中形成的、支配印度知識精英頭腦和掌握話語權的民族主義觀念將迎來一次巨大倒退。姑妄言之,在西塔拉姆·亞秋里這位理論家眼里,他們這種狂熱不容的法西斯主義版本的“印度教國家”,徹底顛覆了印度共和國多元主義的國家基石,也是完全否定了圍繞這個國家核心而產生的包含“印度理念”在內的印度民族意識。

國民志愿服務團和印度人民黨的理論家們僅僅將“印度理念”視作一種純粹的想法,也就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他們不厭其煩的辯稱“印度教民族主義”是特定現實的產物,以此否定印度人民追求自由的史詩般的斗爭。然而,正是在印度獨立斗爭中誕生了高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民族主義”概念的“印度民族主義”的概念。今天的國民志愿服務團和印度人民黨推動了“印度教民族主義”最反動的倒退,以此對抗源于人們爭取民族解放史詩般的斗爭中的印度民族意識(即“印度理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艾可·比爾格來米(Akeel Bilgrami)對此斷言:“如果沒有這種替代性和包容性的理念來激勵人民,那么印度在最后三個關鍵幾十年的自由斗爭中所見證的龐大而持續的群眾動員是不可想象的[5]?!庇《泉毩⒑笫切Х虑白谥鲊⑹浪字髁x的民主共和國,或是建立宗教性質的“印度教國家”或“伊斯蘭教國家”?的確,如果沒有一個各政治勢力、各社會階級、各民族族群、各宗教派別皆可接受的方案,沒有一個統一思想、奮斗目標、價值引領和奮斗目標,不能以“最大公約數”整合一盤散沙的印度斯坦來對抗英印殖民主義,那么擺脫“英國女王王冠上一顆明亮的寶石”的殖民地地位無疑癡人說夢,而又談何實現呢?

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看來,印度在語言、宗教、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多樣性都是難以企及的。根據不完全統計,印度現存至少1618種語言和方言、6400多個種姓以及六個人類學上已經定義的族群[6]。世界十大宗教中,印度教、佛教、錫克教、耆那教皆以南亞次大陸作為宗教發源地,也使印度無愧于“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美譽[7]。而作為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標志,印度國內共有二十九個主要的宗教文化節日,使其成為世界上所有國家中宗教節日最多的國度。因地理環境而相對隔絕的廣袤國土,因殖民政策而難以釋懷的民族排斥,因宗教信仰而沖突不斷的教派仇殺,因社會轉型而矛盾交織的政治架構,“歷史上的長期分裂與近代的相對統一”[8],加上當時印度“貧富間的天壤之別與地域間的懸殊差異”[9],而現在要將所有這一切“同置一室”,并作為一個國家進行統一的政治管理。

曾有一種觀點認為:正是英國人的殖民統治才使這塊土地上原本分離的、松散的、龐大的多樣性聯合起來。誠然,英印殖民統治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印度的大一統,但也正是英國人的“印巴分治”政策造成了南亞次大陸的分裂,形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以及后來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三個國家并存的局面,超過一百萬人因為三次印巴戰爭而不幸罹難,并且使得南亞次大陸出現了民族敵視和國家對抗之惡性循環。英國殖民主義留下的歷史遺留問題,正在持續的侵蝕、破壞他們曾經分割殖民統治的國家,如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以及除印度次大陸以外的非洲等國家。泛印度人民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斗爭將這種多樣性聯合起來,并將660多土邦整合為現代印度,并形成現代泛印度意識。

三、服務于國際金融資本的民族主義

在商業資本主義時期,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關于民族的界定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相伴而生,它的理論前景就是重商主義。通過野蠻掠奪、無恥竊取和使用奴隸勞動來開采黃金、鉆石以及其他礦產資源,來擴大國家財富的原始積累,積聚的國家財富以及隨之而來的龐大的帝國主義對外擴張,這與以民族主義之名來改善這些國家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毫無關聯。這種“民族主義”被視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又藉此將人民動員起來參與一個帝國主義集團與另一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非正義戰爭,交戰國的工人則被要求在戰壕里相互廝殺。(一戰中英法德等國政府就曾以保衛祖國名義廣泛動員工人群眾參與帝國主義戰爭。列寧、盧森堡等人就以“工人沒有祖國”[10]來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因此,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過去和現在一直是、并且始終是“擴大化”的,將民族的形而上學概念置于人民之上。

在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統治和猖狂進攻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以犧牲廣大民眾利益、使其承受更大的痛苦為代價,極大地促進了國際金融資本的利益。在民主制度框架內的新自由主義政權的政治支持下,假托民族主義之名繼續威脅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目前,在印度,一個企業共同體聯盟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并開始大力宣傳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民族名義要求犧牲包括民主權利在內的各項權利,把民族和它的利益置于人民之上。印度現任政府領導人經常宣稱“言論自由不能以犧牲國家為代價![11]”這種民族主義概念也有助于進一步推進由國民志愿服務團領導的印度社群勢力的法西斯主義議程。這一議程旨在將印度世俗民主共和政體蛻變為一個野蠻的偏狹的法西斯主義的“印度教國家”。國民志愿服務團民族主義架構是其建立“印度教國家”的意識形態理論依據。正如該組織已故的前領導人戈爾瓦卡的說法,“在任何外國人入侵印度土地之前,印度教教徒已經無可爭議地、不受干擾地占有這塊土地八千甚至一萬年”[12]。因此,這塊土地“被稱為印度教國家,是印度教的土地[13]?!?/p>

在這樣一個不科學的歷史虛無的分析指引下,印度教至上主義者們堅持認為,“印度教”理應獨立為一個國度,他們將繼續維護“印度教國家”不寬容神權的內容。根據他們得出的神圣結論:在印度斯坦存在并且必須存在古代印度教民族,除了印度教民族之外,所有不屬于印度教民族,即印度教的種族、宗教、文化和語言,自然都脫離了真正的“民族”。因此,“只有這些運動才是真正的、旨在重建、振興和解放目前處于昏迷狀態的印度民族的‘國家’。這些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懷揣復興印度教民族和民族精神的愿望,積極行動起來,并努力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堅信所有其他人都不是叛國者,是國家事業的敵人,或者是慈善或白癡的觀點[13]?!苯裉煺谕茝V的是專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它定義了印度語境下的民粹民族主義。對于這樣一個即將在印度取得成功的倒退計劃,其中心內容就是國民志愿服務團和印度人民黨努力用印度神學和印度教神話來取代歷史。印度人民黨政府正在系統性地為印度學生和青年重新編排教學大綱,并指定印度教的理論家們擔任各種高等教育職位。

然而,從哲學層面上看,這種努力旨在復興非理性主義使之為這種民粹民族主義在印度的成功保駕護航。印度語境下的今天,我們需要“回到盧卡奇中去”,從他的《理性的毀滅》,這部以哲學非理性主義的批判形式著稱的經典之作中尋找答案。盧卡奇追溯了德國在哲學領域由非理性主義走向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他的中心思想就是“非理性主義是帝國主義世界的一種國際現象[14]”。非理性主義,就其定義而言,是一種敵視理性的社會思潮。從歐洲啟蒙運動時代到今天的帝國主義全球化時代,其主要目標都是挑戰理性在人類事務中的力量和提供有關現實知識的能力。知識在任何時候都無法解釋整個現實世界。然而,非理性主義割裂了現實與知識之間的辯證關系。正如盧卡奇所指出的那樣,“客觀現實比我們對它的認識更加豐富和復雜[15]?!狈抢硇灾髁x不是試圖在合理性基礎上彌合這種差距,而是認為人們無法獲得對整個現實的理性認識。整個現實只能被“信仰”或“直覺”所感知,被認為是更高層次的知識。民粹民族主義以這種“信仰”為人們提供精神食糧,并因此促成其推行新自由主義議程和將印度轉變為排外主義神權國家的雙重目標。今天,這種哲學上的非理性主義已經滲透到國民志愿服務團和印度人民黨政府統治下印度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

四、共同的應對措施

西塔拉姆·亞秋里指出:“莫迪執政這四年,印度人民黨政府正在與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展開親密無間的合作,印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國際資本正試圖通過征服印度國民經濟和民族工業來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就是今天印度共產黨人倡導包容性的經濟議程來尋求實現‘印度理念’的原因所在。[16]”除了壓制印度國內聲討帝國主義的民族覺醒意識、并將印度納為壟斷資本的傀儡附庸之外,莫迪的經濟改革路線無可避免的擴大了印度社會的裂痕,制造了“兩個印度”——即貧窮的印度和富裕的印度。這種排外主義的議程恰恰走到了主張包容性的“印度理念”的對立面上去了。印度人民黨總理莫迪治下的印度社會,排斥、強奸、屠戮和侵犯包括達利特人、部落、宗教少數群體和婦女等國內邊緣化群體的現象屢見不鮮。這樣無限制推廣、縱容和偏袒排斥現象使得印度飽受國際輿論的譴責和攻訐,而且對此避而不談卻去宣傳印度社會經濟現實的所取得的成就,未免有“掩耳盜鈴”之嫌。

根據印度共和國憲法第15條的規定:“國家不得僅以宗教、種族、種姓、性別、出生地或者其中之一為由,而對公民有所歧視[17]?!边@種否定平等權利的行徑是新自由主義政策軌跡和印度教民族主義猖狂進攻的必然結果。今時今日,不去培育社會包容性轉而積極推動社群兩極分化的舉動,顯得毫無理性可言。赤裸裸攻擊印度憲法保障下宗教弱勢群體的正當權益,剝奪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平等機會并使他們成為極易遭受社群攻擊的標靶。這就要求今天我們必須積極推動宗教(當前主要是指印度教)與國家政權相分離。除了限制在印度普及高等教育外,通過否定理性主義和科學態度來荼毒印度全國教育系統的做法也是不合時宜的。同樣,試圖尋求用印度教神話替代印度豐富的融合文化也是完全不可取的。因此,今天必須要大力弘揚和積極培育“印度理念”。這是發生在印度的“民粹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度民族主義三方之間的生死博弈,只有全面重啟世俗民主議程才意味著在這場斗爭中理性主義贏得了最終勝利,這也就是“印度理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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