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中的文變問題到政變問題

李智星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趙岐章句以為“王者，謂圣王也”，《詩》與圣王的命運休戚相關，“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班固《兩都賦序》）。王者跡熄意味著王政消亡，王政政體跟《詩》血脈相聯，王政政體的衰變伴隨整個禮樂制度與文治文明的衰變，也就必然伴隨《詩》的衰變。更早時正風正雅衰變為變風變雅，亦源于圣王政制的衰變：“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保ā睹娦颉罚┕蕠ヂ涠型鱿笳?，先起“桑間濮上之聲”，《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季札觀樂而曉各國政象，杜預注曰“季札賢明才博，……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春秋左傳集解》），聲詩之變也必是國政興衰之變的反映。

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顯然遵循以上儒家傳統的政變文變平行論。六朝文風遂訛濫而去古之風雅，中間經歷的文變事件引人矚目，在劉勰的理解里，仍然能回溯于政治之變在文學上的反映。對此有必要先著手對文變的歷史本身做一大致的梳理。

一、訛濫時文

白居易總結詩文自周及盛唐歷有四變：周衰時，“于時六義始刓”；騷賦起，“于時六義始缺”；至六朝，“于時六義盡去”；及李杜，“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白居易《與元九書》）。六義的損失有個過程，六朝之前六義雖已殘缺不全，但仍有所存依，六朝時則六義盡去，這跟劉勰對文變趨勢的判斷有一致處。劉勰認為屈騷為文之一變，起自“風雅寢聲”之后，但畢竟又“去圣之未遠”，古義猶存（《辨騷篇》）；《通變篇》敘述九代文章自古至今，其文變即循“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之勢，去古愈邈，離本愈甚，蓋“競今疏古，風昧氣衰”，變至宋時則“訛而新”，荒廢尤甚，劉勰亦慨嘆一句“文理替矣”（《時序篇》）。

劉勰所處時代是個文章相當盛行的時代，“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蕭繹《金樓子·立言》）；但劉勰所處之時代亦是文章流于淫訛的時代。時文以麗辭奇采等雕琢為美，從梁元帝蕭繹《金樓子·論文》里對文的描述可見一斑：“至如文者，唯須綺縠紛披，宮征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弊非笪牟擅衣膶m體也在梁代興盛，《梁書·徐摛傳》云“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闭衙魈铀帯段倪x》即以“綜緝辭采”、“錯比文華”選文（《文選序》）。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歸納當時之文章：

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讬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藙t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此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赌淆R書·文學列傳》末作贊亦以“文成筆下，芬藻麗春”總結齊時文章?！端螘窡o文苑傳，《晉書·文苑傳》末贊語也說“子安、太沖，遒文綺爛。袁、庾、充、愷，縟藻霞煥”，可見主流文風也呈類似趣尚。

巧綺、繁縟，是六朝文風的主要特征，而衍至宋齊則確然至于訛濫淫靡，其中尤以俳賦為盛。賦于漢初已興隆，至建安時期始又變體，俳賦這種賦體便于其時初萌，及至劉宋，精熟自成，逮梁時尤靡麗，去古義已遠。雖漢代大賦已尚辭采雕飾和用典對偶，劉勰評價為“侈而艷”（《通變篇》），但也未及六朝俳賦刻意求之，而麗辭排偶，固俳賦之所尚，其俳對、聲貌、藻飾，自呈鋪衍，已與前漢異，而漢賦之始侈而終正的行文特征，至六朝俳賦更也殆不復見。①參盛源、袁濟喜《六朝清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3-319、321-338頁。作者總結六朝俳賦的主要特點為“對偶精工、用典繁巧、聲調諧暢、麗辭藻繪”。

二、漢賦侈艷

《南齊書·卷五十二列傳》

《文選·序》

文章發展到漢代固然以辭賦為宗，六朝訛濫的風氣也是從漢賦的“侈而艷”轉出、發展過來，晉代摯虞《文章流別論》謂漢賦“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違；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違；麗靡過美，則與情相誖”，劉勰亦稱“夸張聲貌，則漢初已極”（《通變篇》），又稱“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比興篇》），即謂漢初賦已極具奇偉侈麗的特點，要理解六朝的文風就必須首先追溯漢代辭賦文風的興盛。

西漢賦分為散體大賦及騷體賦，后者源溯屈騷，前者主以鋪排，又往往篇末言志，微露諷旨。漢大賦盛于鋪排跟漢朝泱泱大國的文物昌明與盛世氣象分不開，作為“大漢天聲”，“漢賦的雄壯宏麗，誠可謂是文風與國勢同盛，辭彩與天威共輝”，①王旭曉《大風起兮》，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頁。版本下同。特別“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時序篇》）。大漢王室本身就極賞識辭賦家的文才，漢武帝喜好司馬相如賦即是例子。但長期以來辭賦家們的地位并不高，“賈誼抑而鄒枚沉”就說明當時“辭人勿用”的狀況（《時序篇》），畢竟文學寫作不過一技藝而已，于經世治國無用，自不登大體，與倡優歌舞類同，《漢書·嚴助傳》即謂帝“倡優蓄之”，傳統儒生對他們亦頗鄙夷，《揚雄傳》記錄揚雄謔稱之為“俳優”，劉勰亦提及靈帝時“造皇羲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時序篇》），“無論從政治地位、經濟條件等方面，以枚皋為代表的一批不長于‘政事’的辭賦家自誣‘俳優’是情理之中的?！际窃趯m中娛樂君王的”②曾祥旭《士與西漢思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頁。版本下同。。那時候辭賦家自己也還未懂得重視自己的文章，司馬相如的賦縱寫得出色，但直至死后漢武帝還得命人替他蒐匯作品。③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頁。漢代官方正史《史記》、《漢書》里為西漢的經學儒者專立《儒林傳》，而文人辭人只被安排在一些散傳里，備受旁落，此類“文學家”之傳，“與經學家之傳便表現出很大的差異，與經學之士、儒學之官名正言順躋身史傳不同，‘文學家’入傳卻是別有一番滋味的?！_實與‘文學家’得到認可、文人得成《文苑》之傳尚還有很大距離”。5可見，自覺的文人作者群落西漢時并未真正產生，與文人得入《文苑傳》尚有距離，所謂“文學自覺”還是晚后的事情。

一般的說法會稱魏晉六朝時期為所謂“文學自覺”時期，魏帝《典論·論文》即在文論上發其先聲。彼時對文章創作漸形成自覺意識，純粹之文人群體也共文集文論之夥出而建立起來。但是“文人”或“辭人”自覺觀念的出現，最早可能自東漢即已開其端，《文苑》之傳就開始出現在《后漢書》。在西漢司馬相如尚屬“俳優”而已，但到了東漢，一個文人被認為有相如之風，卻有可能得以晉身高位，例如《后漢書·李尤傳》記載“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可見局面已產生變化。其時儒生們評價屬文之士的口風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譬如班固《答賓戲》里已表達出對文章技藝的肯定，對此龔鵬程認為：

班固這位學者，已從瞧不起技藝、以別人把文章寫作視同技藝為可恥的情況中，轉換到自覺地以文章寫作為一種技藝，而且是可以安身立命、表現自我的技藝。到王充，更直接地認為儒者必須為文著作。①龔鵬程《漢代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80-81頁。版本下同。

王充在《論衡·超奇篇》夸贊“繁文之人，人之杰也”，更一改董子《春秋繁露》里“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群書號鴻儒”②龔鵬程《漢代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80-81頁。版本下同。的傳統經生見解，而提出：

通書千篇以上……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接篇章者為鴻儒。

分明已把文人的才能上升到鴻儒的身份水平相論，王充還說“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論衡·超奇篇》），文人的地位已超一般的儒生、經生或通人了，而惟一超越純粹文人的鴻儒，按王充的標準也必須“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亦有文才才可以，蕭帝所謂“儒生轉通人，通人為文人，文人轉鴻儒也”（蕭繹《金樓子·立言篇》）。亦如龔鵬程所述：

儒者不能只述不作……不論是王充的期許，還是班固的說詞，都顯示“文人”已正式出現了。述而不作的形態，徹底打破，儒者必須擅長文章寫作這種技藝，才能成為文人、成為鴻儒?！墩摵狻へ钠氛f得好：“文人宜遵五經六義為文、造論者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文之德大矣哉！……從此之后，《儒林傳》與《文苑傳》開始分立，劉劭《人物志》中也正式把“文章”視為“人流之業”十二種之一，說：“文章家，能屬文著述，司馬遷、班固是也?！雹坌鞆┦鑷L引此語，并謂今本《繁露》已脫，見劉盼遂《論衡集解·超奇篇》，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80頁。

可見文人作家心性的建構完成于六朝（文集“實盛于齊梁之際”）④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李春伶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頁。版本下同。，卻開始出現在東漢文人群體之中，就此而言，較早時西漢辭賦家陸賈、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人，便相當于中國古代文人的前身，文人是通過感染漢賦侈艷的寫作特色而開端的。

三、戰國詭俗

但是，漢代辭賦家群體的出現也有自身更遠的歷史淵源，“楚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個重要歷史源頭，……漢皇室對賦的喜好，與興起于戰國末期楚王宮中的賞賦之風，實有著一脈相傳的繼承關系”⑤王旭曉《大風起兮》，第235、237頁。，以此，“作為楚文化流緒，漢初文人多習辭賦”⑥王旭曉《大風起兮》，第235、237頁。。漢高祖九年，因從西域歸朝的婁敬獻言，朝廷下令將齊楚兩地的豪族名門十多萬人遷徙至關中，齊楚兩地的文化風尚也由此充斥于關中一帶，首都的街市、漢室的宮廷，都流行起“楚國男性愛好的辭賦文學或婦女間流行的五言歌謠”⑦岡村繁《岡村繁全集三：漢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學》，陸曉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0-581頁。，影響所及，致使漢代的文學審美趣味都為楚地的辭賦文學所支配。劉勰在《詮賦篇》說“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明謂盛于漢家的辭賦文體，其產生可追溯到戰國楚時。劉永濟也認為：

漢承秦火之后，周文久墜，楚艷方零。立國之初，王伯并用。大氐政承秦制，文尚楚風。故辭賦之士，蔚然云起。彥和所謂循流而作，勢固宜矣。⑧參劉永濟《文學通史綱要》，載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附錄一，第613-621頁。版本下同。

劉勰評價漢家辭賦亦往往楚漢相提，如《通變篇》“楚漢侈而艷”，《宗經篇》“楚艷漢侈”。楚時賦已采富辭腴，夸飾侈麗，而且當時的辭賦家也只比俳優，比如宋玉為楚王作賦，亦不過娛君王之興而已。對于漢辭賦家與楚辭屈賦的關系，劉勰在《時序篇》也有精當概述：“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余影，于是乎在”。屈原被看做漢辭賦家的始祖：“枚賈追風而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辨騷篇》），可知漢人辭賦一開初，其侈麗尚奇、“窮瑰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艷詞洞魂識”（《雜文篇》）的特征便沿自屈賦“艷溢錙毫”、“夸誕”、“譎怪”之作風（《辨騷篇》）而來—《詮賦篇》追溯至“靈均唱騷，始廣聲貌”—或者更準確說，乃是延伸了整個戰國楚地流行的文章風氣：“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夸飾篇》）。所以說，要追究漢家辭賦侈艷文風的源頭，就要溯回至戰國楚時的文風。

戰國楚地多辯士，好飾其辯說，以投君好，楚時賦風大致從出自此。①王旭曉《大風起兮》，第235頁。恰恰“辭賦家在西漢往往被看作浮辯之士，枚乘、鄒陽、陸賈、司馬相如等前期辭賦家莫不如此，所以有辭賦起于縱橫家之說”。②曾祥旭《士與西漢思想》，第156頁。枚乘以《七發》賦名聞，為賦家文宗之一，據說其上書君主，便“縱橫奔放，有戰國說士之風”。③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卷上）》，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67頁。戰國時的縱橫家就屬這一類辯士說士。劉師培就把詞章之家的“侈陳事物，嫻于文詞”也“溯源于縱橫家”④轉見錢基博：《古籍舉要 版本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9頁。版本下同。，魯迅稱縱橫家“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系波流衍，漸入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質樸之體式所能載矣”⑤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23頁。，這是說文苑里“繁辭華句”的作風是從縱橫家的“競為美辭”流衍而來。錢基博論之益詳實：“吾則見為辭賦家者流，蓋原出詩人風雅之遺，而旁溢為戰國縱橫之說?？v橫家者流，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扺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鋪張而揚厲，變其本而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x者，古詩之流，而為縱橫之繼別。比興諷諭，本于《詩》教。鋪張揚厲，又出縱橫。故曰‘賦者，鋪也’。鋪張揚厲，體物寫志也。體物寫志，故曰古詩之流。鋪張揚厲，乃見縱橫之意?！雹掊X基博《古籍舉要 版本通義》，第85-86頁。錢說實襲章學誠《文史通義剳詩教上》，第16頁。劉勰素以屈原為“詞賦之宗”。錢基博引《史記屈·原列傳》所敘屈原之“嫻于辭令”“從容辭令”，以說明屈賦之出于縱橫家、行人出使之官，又引《詮賦篇》“賦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以示賦家之出儒家、為“儒家之支與流裔”，⑦錢基博《古籍舉要 版本通義》，第85-86頁。但錢同時稱劉勰雖能窮其源于儒家，卻未悉其流變于縱橫家，此說則實在誤解了劉勰。劉勰評論屈賦“風雜于戰國”（《辨騷篇》），又以為其“出乎縱橫之詭俗”（《時序篇》），劉永濟對劉勰此說評價甚高：

“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二句，深得屈宋文體流變之故，與實齋章氏論戰國文體出于行人辭命之說，可謂曠世同調。屈子主連齊抗秦，與子蘭上官之主秦者異趣，故遭貶斥，是屈子亦近縱橫家也。漢初人士多習縱橫長短之說，而賦家如賈誼、司馬相如、枚乘、嚴忌、鄒陽之徒，皆有戰代馳說之習，但高祖已厭縱橫，文景務崇清凈，故賈誼抑而鄒枚沉，于是縱橫之士，無所用之，乃折入辭賦；及武帝之世，此風已成，而賦人亦漸為帝王所重，其間因緣，固甚明白；舍人二語，已足窺見本源。實齋演之，遂成名論。⑧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154頁。劉永濟直將漢代辭賦家之習溯至戰代的縱橫文辭，無異于將漢代辭賦看作是漢代的縱橫文辭。事實上縱觀《后漢書·文苑列傳》的記載，可以觀察到其時文士們仍然遺傳了上述辯士式的辯才，例如《劉毅傳》“毅少有文辯稱”、《劉珍傳》“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邊韶傳》“韶口辯”、《劉梁傳》“著《辯和同之論》”、《邊讓傳》“少辯博，能屬文”、《酈炎傳》“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候瑾傳》“有才辯”、《禰衡傳》“飛辯騁辭”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在漢代以后歷代史書的文苑傳里，還能找到有關于文士辯才的記載。

周振甫評《時序篇》，亦以為劉勰觀點獨到，指出了“楚國辭賦受縱橫家學派的影響”，“屈原宋玉的創作受到縱橫家游說夸張的影響，像《招魂》寫東南西北各方的怪異，同縱橫游說夸張東南西北各方的形勢相似，就是《離騷》的上天下地到處流轉，也受到縱橫游說夸張諷喻的影響”。⑨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94-395頁。但劉勰所說屈賦“出乎縱橫詭俗”不必僅指縱橫家之詭俗，而主要是指整個戰國時各家異說飚盛、言辭繁盛的詭俗與世情，“戰國者，縱橫之世也”。⑩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16頁。對比摯虞《文章流別論》描述緯書的奇辭華采，亦稱之“縱橫有義、反覆成章”。所以《時序篇》此處不但言及屈宋，也與鄒衍騶奭并提，謂其分別出于齊楚之風，齊楚之風正涵蓋了戰國時期主要的“文學”之勢，如此自與“風雜戰國”構成呼應。

戰國縱橫家的產生本身便與當時整個詭俗時勢分不開。比如說縱橫家亦屬“名家之支與流裔”，闡之于學則為名家，施之于用則為縱橫家，“惠施、公孫龍，莊生稱之為辯者。而范雎、蔡澤，亦世所謂一切辯士。大抵名家之出而用世也，出之以謹嚴，則為申韓之刑名；流入于詭誕，則為蘇張之縱橫?！?錢基博《古籍舉要 版本通義》，96頁。此處在戰國百家辯說蜂起的這整個詭俗世情的背景下，把縱橫家與名家、法家視為同宗同源、難解難分的時世之“一切辯士”、“辯者”。值得一提的是，名家“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恰好就跟辭賦家的文章面目雷同。

《太平御覽》

錢基博以賦變出自縱橫家，又言其“出入戰國諸子”，也把縱橫家與諸子百家同歸鋪衍辯說之士一類：“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教，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掷晞?，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雹馘X基博《古籍舉要·版本通義》，第97-101頁?？v橫家辭風與戰國諸子整體上的言辯風格歸乎一轍，整個諸子辯說甚而早已集中具備了后世辭人之訛濫風氣，辭賦家者流既由“出入戰國諸子”，難免亦染習上鋪排夸飾、事豐奇詭等文學特征，這跟劉勰“風雜戰國”“出乎縱橫之詭俗”的判斷完全一致，從而認為，劉勰所批判的辭人之訛濫文病正始戰國詭俗而來。

錢以辭賦文章家上溯到戰國諸子，實祖章學誠之說，錢引《文史通義·詩教上》語，

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于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笫缹ｉT子術之書絕而文集繁。②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第18-19、19、15頁。

《太平御覽》

蕭繹《金樓子·立言篇》也把諸子興與文集盛相連接起來：“諸子興于戰國，文集盛于二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章說以為后世文章家承續諸子而來；而“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③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第18-19、19、15頁。，正是通過諸子文章之變出，周代王制下的聲詩之文得以轉移出后世文章家之文，“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故論文于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④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第18-19、19、15頁。戰國諸子之詭俗，流行橫議馳說、奇辭華句，后來集部之作即接續子部之書而出（“子術之書絕而文集繁”），這也決定了文辭家之初起即接上諸子文士的詭俗風貌，難免“染乎縱橫之詭俗”。

章說實際繼承了劉勰的觀點，剛剛劉永濟的引文里也明言“實齋演之，遂成名論”，清代譚獻也以為“章氏云：‘戰國文體最備?！搜砸嚅_于彥和”（《復堂日記》）。劉勰《諸子篇》的確也在戰國諸子文學和后世文人文學之間建立“血緣上的聯系”：

《文心雕龍》）列諸子為辭章的一體，其間不僅述流別，評優劣，而于諸子辯雕萬物，智周日月的麗辭秀句，更覽華食實，為后來操染翰者辟一習作的知識寶庫，使百氏的情采與文學體式發生了血緣上的關系……⑤王更生《文心雕龍研究》（重修增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267頁。

劉勰以為近世文人訛濫之病每每過乎“綺麗”“藻飾”，而實又以同等語形容過諸子雜說：《情采篇》謂：“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艷乎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于斯極矣”，又云“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劉勰認為莊韓的文辭固“過乎淫侈”，其時戰國文辭之“綺麗”、“藻飾”，本身已足為文辭之極變（“于斯極矣”），這跟章學誠“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的說法相當。至于觀其《諸子篇》列述百家的辭氣華采，如“氣偉而采奇”、“辭壯”、“博喻之富”、“泛采而文麗”云云，可與“綺麗艷說”、“藻飾辯雕”相比。劉勰以為后世文辭之變以“變乎騷”為代表，實則也變自戰國“艷說”、“辯雕”的詭俗?！缎蛑酒穱L以“訛濫”一詞概述文人流弊，以為時下文人的文病主要在此，然而何為“訛濫”？其據劉勰意，訛與奇詭奇巧近、濫與華采淫侈同，而奇詭與淫采不待“近代辭人”，于諸子文章已早有體現，所謂“諸子雜詭術”、“百氏之華采”（《諸子篇》），畢竟“亂代之征，……文章匿而采”（《荀子·樂論》）①梁啟雄《荀子簡釋》訓“匿，讀為慝，邪也。言文章邪慝而多采飾”，參見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85頁。，—諸子雜說之奇異邪詭、飾采淫靡，就是政道亂離的必然征象。如此一來，劉勰面對當時“近代”訛濫之文弊，其實亦是面對戰國諸子以來便已開始的訛濫奇艷之風。

四、王者之跡熄

據《時序篇》說法，“縱橫之詭俗”產生于“春秋以后，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之季，《才略篇》也稱“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都把諸子屈宋之詭俗文風置于“戰代”背景下；劉勰在《諸子篇》歷數諸子華采辭氣，之前也先擺明“七國力政，俊乂蠭起”的政治現實背景，也就是說詭俗文風是在春秋戰國諸侯任力使霸的政史背景下形成，其時六經泥蟠，表明王政官學破落分散，諸子得以飆起，王道分裂，典章散、聲詩變，是王政政體衰敗的表現，即又是一個“王者跡熄”了?！巴跽咧E熄而《詩》亡”，而辭賦本身就生出于《詩》之后，班固所謂“古詩之流”，劉勰所謂“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詮賦篇》），劉勰以政變現象譬喻文變現象：賦掙脫掉先王時代詩六義傳統的大一統統治，蔚然而成一獨立大國；甚至乎日后“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后，離去宛丘故都，而大啟疆宇于東海之濱也”。②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第20頁先祖故國崩壞，后生競維新政。緊接“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正是“《詩》亡然后賦作”?！对姟吠龆x作的文變事件，緊系在王政聲詩散而亂世慝采生的文變事件之中，也緊系在王政解散而亂國力政的政變事件之中。其中屈賦就是此中間轉折的代表，勘察屈賦有助于考察這一轉折。屈賦作為“詞賦之宗”即臨此《詩》亡賦作之間，也就恰屆上述文變－政變之間，謂之“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謂之“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杰”（《辨騷篇》）：“軒翥詩人之后”故有王政時代文章“典誥”一面，“奮飛辭家之前”而有戰國時代文章“夸誕”“艷侈”一面。因此謂其“去圣之未遠”、“《雅》《頌》之博徒”而又染乎縱橫詭俗、出入戰國諸子，也就是說它處乎周代王政和春秋戰國之間，一者離周代王跡不遠，二者又已蹈乎亂代之征，用劉勰自己的話說就是：

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③他本有作“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大意亦一致，考慮到《時序篇》“出乎縱橫之詭俗”的說法，故取“風雜于戰國”?；騾⒂罎段男牡颀埿ａ尅?，第10頁。

三代代表王政，儒家素以三代先王政治為王政典范；戰國則代表王政政體衰亡。從三代到戰國，提示的是政體的遷變，屈賦文體的形成也端在于三代與戰國之間，說的是文變乃在政變之間。劉勰針砭訛濫文弊，筆者追討文變之源流，從六朝上溯至漢賦，從漢賦上溯至楚賦，又以楚賦回本于百家詭俗，詭俗生于“七國力政，俊乂蠭起”的戰國政象，從而最終將文變溯本于從三代到戰國的政變。劉勰暗示追本文變于三代戰國之間，系依循儒家文變系乎政變的傳統觀念，也表明劉勰面對文變問題，其心所惦念已落在王政命運上，劉勰對王政政體的衰息與變遷、及其所帶來的文道衰息與變遷保持基本的敏感和關顧。這些其實在《時序篇》里表達得很清楚。文章的典范就是以扶助王政為義歸，假如后世文人一路沿著王政破落后的亂代風氣走，“競今疏古”，文章就會離王政關懷愈來愈遠，其精神品質也會愈來愈遠離三代時禮樂雅正昌明的崇偉而溺于戰國時禮樂分崩離析的卑敗。劉勰倡“宗經”，以為治文病首賴于宗仿王者的經書，也就是要挽救戰國以降的文人群體，以使文人們的心性回歸三代王政時期的精神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