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實行“會考+”模式的可行性研究

鄧石華，鄧武蓉

(1.長沙學院影視藝術與文化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22；2.湘南學院文學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郴州 423043)

《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2014版，以下簡稱《意見》)被公認為是恢復高考以來范圍最廣、力度最大的教育改革.《意見》出臺目的是探索如何更好地落實和推進素質教育，分散考試壓力，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全面推進我國教育與考試改革.上述目的能否順利實現、效果如何還有待實踐檢驗.不過，從目前學界的研究看，各種擔憂和疑慮都存在.一方面，理工類大學對《意見》實施后理科類拔尖學生的區分度下降普遍表示了擔憂.新高考方案中，取消文理分科，數學試卷難度要兼顧不同的群體，無法體現出文理科的差異，客觀上會帶來數學成績區分度的弱化；同時，三門選考科目通過等級賦分的形式計入總分，學科間不等值，必然使得高考總分的區分度進一步下降，理工類高校(專業)的人才選拔難度勢必增大[1]；另一方面，關注學生身心健康的專家對《意見》實施后能否減輕應試壓力、能否更好地推進素質教育也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改革后，“一考變多考”，不亞于高考的“高等級考試”分散到不同的年級；改革的主觀意圖是降低集中考試對學生的精神壓力，可是，學生在三年間持續疲于應考(加上文理兼修帶來的學習內容增多、不同課程組合的糾結)，其潛在的精神壓力更大，對高中生身心健康的傷害也更大[2].前段時間，“因為青少年身體合格的人越來越少，航空部門招收飛行員不得不將視力要求的標準降低以擴大選擇面[3]” 引起了網民的普遍關注，華東師大2017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2014年和2016年，體能指標的比較中，日本青少年在心肺耐力、柔韌性和靈敏協調性方面均顯著高于中國[4].”相關報道均指向青少年的健康隱憂，民眾對《意見》寄予厚望！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是建設教育強國的基石，重視教育必須將學生“全面發展”放在首位.《意見》能否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社會各界給予了高度關注.本文從客觀的角度出發，以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聚焦于本輪高考改革中潛在的問題，基于理論推演、過程探索，借助調研和系統思維，針對高考癥結之所在，創新性地提出了“會考+”新模式，可為《意見》的不斷完善提供幫助.

1 科學思維，創新人才遴選模式，巧妙化解高考中諸多難題

坊間流傳著兩段順口溜[5]：“小學生跑(父母帶著到處去上特長班)，中學生早(天沒亮就得起床)，大學生睡懶覺(徹底解放，沒有壓力)”；“只有考不上大學的高中生，沒有畢不了業的大學生(只要不是懶得出奇和違反校紀校規，一般都可以順利地拿到畢業證書)”.這兩段順口溜部分地反映了我國教育的基本概貌.造成“小學生跑，中學生早”的直接原因是高等教育入學考試競爭壓力的滲透(家長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大學生睡懶覺”則是大學學習過程中對學生的評價太寬松造成的.換一句話說，目前，我國教育的各種病癥都直接或間接地與高等教育相關聯.理順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關系才能抓住中國教育的“牛鼻子”.基于這一思考，筆者借助系統思維理念提出一種新的高考改革思路——“高三畢業會考+大二選拔考試”(簡稱“會考+”模式)，具體設想是：(1)高校實行分類管理(將高校劃分為普通大學與一流大學，一流大學不直接招收高中生，而是轉向從普通大學二年級遴選優秀學生本碩連讀).(2)在普通高校組織全國統一的“大學二年級升級(遴選)考試”(Sophomore advancement exam以下簡稱“SAE”)，為一流大學遴選拔尖人才提供平臺(替代傳統高考的選拔職能).(3)在堅持新高考方案提出的高中不分文理科的基礎上，按正常教學進度組織畢業會考，普通大學(含高職院校)根據高中生畢業會考成績和綜合素質評價等級梯次錄取(具體考試招生錄取方法后面有詳細闡述).這一設想的核心要點是將“畢業考試”與“選拔考試”在時空上分離，將高競爭性高區分度的選拔考試后移到初步接觸專業知識以后的大學二年級(方便專業適配性考察，可以更科學地完成不同專業拔尖人才的遴選任務)；同時，一流大學不直接從高中招生，切斷優質高校與高中的直接聯系(從制度設計上直接剔除惡性競爭誘因，將高中生從多重壓力中解救出來，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掃除障礙).若能如此運作，高考“公平與效率”“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等諸多兩難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在我國高等教育正向普及化發展”的前提下，“會考+”模式能否實現“公平選才與科學選才”？在化解“應試教育”并大力推進素質教育的開展方面是否具有可行性？本文擬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1.1 高考實行“會考+”模式的必要性

1.1.1 高中需要“會考+”來解開應試教育的死結

“高考改革難，不改革更難”！ 我國自1977年恢復高考后，40年來高考改革一直未斷，大大小小30余次之多，可是，高考依然不盡如人意，“應試教育”等老大難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完全化解.高考改革為何一直會在“詬病”中兜圈圈？通過長期研究，我們發現既往的改革嚴重忽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驗收職能與選拔職能的沖突”.高三畢業關口學生面臨兩場考試：畢業考試(會考)和選拔考試(高考)， “畢業考試”重點在驗收上(學什么就考什么，關注基礎知識)，“選拔考試”重點在甄別(關注的是區分度)，新高考改革方案將兩者高度融合，其實就是用“選拔考試”替代了“畢業考試”；“選拔考試”是競爭性考試，競爭性考試重點在優勝劣汰上(為了有一定的區分度考試題目有一定難度是必然的)，對于應考者來說，無論是出于哪方面考量，他們都需要過度應試，你考什么就學什么，以應考為中心；中學老師也希望本校多一些上一流大學的學生(所以會引導并縱容過度應試)，為了拿高分，很多高中都會想方設法做重復強化訓練.只要“選拔職能”與“驗收職能”糾纏在一起，“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矛盾就不會自動消失.

第二個問題是“高考壓力的疊加效應”.高考，除了考生本人重視以外，考生的父母、中學老師、中學校長、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都高度重視，他們因為各自的利益訴求而動用各種手段通過多種途徑向學生施加影響，在考高分的心理訴求上同頻共振形成疊加效應，促使學生超負荷應試，對于一些心理素質較差的學生來說，累積疊加的壓力已經接近他們可以承受的臨界點，任何一次考試的失誤、同學之間的一次爭吵、老師的一句批評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某中學尖子學生殺害老師”等近年來發生在高中生中的極端案例，看似偶發事件，其實是高中生壓力接近臨界點的一種警示)，十四五歲的高中生正是長身體開智慧形成良好世界觀的黃金時段(其心理處于半幼稚、半成熟的狀態，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各方面對高分的畸形追求影響了未成年人德智體美平衡發展，扭曲了他們的價值觀，對其身心健康有致命傷害.“高考壓力疊加效應”的問題不解決，高考改革就很難見到實質性效果.

第三個問題是高考的“能力考察單一性”.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高中畢業關口無法全面評估學生的核心能力，為了便于操作，高考偏重于知識識記能力的考察，這種“識記能力”考察給簡單重復提供了契機(低水平強化訓練和復讀成了制勝法寶)，同時也給各種不同稟賦的中學生帶來了困擾：“上上智”的學生為確保在選拔性競爭考試中拔得頭籌，會將原本可以用于拓展知識面、發展個人興趣愛好的寶貴業余時間浪費在低認知水平的重復訓練上；“中等智能”的學生處于邊緣地帶，顧了重復訓練就無暇顧及鍛煉和發展個人興趣愛好；部分“不同稟賦”的學生被“識記能力”“知識積累”等低認知水平的重復強化訓練蹂躪得身心疲憊自信心全無.

新高考由一考變多考，其本意是化解集中考試帶來的低認知水平的應試訓練對學生的時間消耗和身心摧殘，可是，由于“選拔考試”畢竟是“競爭性考試”，它不會因為“一考變多考”而改變其本質屬性，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求度整體提升將競爭強度越推越高，這樣一來，學生由原來高三時的一次高考沖刺(強化訓練)，變成了整個高中階段(多場次、高級別)的沖刺(學校不搞強化訓練，家長就請家教)，學業負擔(心理壓力)更重了.高中生是一個特殊群體，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非良性”競爭在中國青少年身上已經產生了破壞性效應.主編過《青少年體能鍛煉》的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都體育學院黨委書記李鴻江2013年時曾指出：“中國青少年體質連續25年下降，其中力量、速度、爆發力、耐力等身體素質全面下滑，肥胖、豆芽菜型孩子和近視孩子的數量急劇增長.2012年北京市高中生體質檢查中，只有一成學生合格.”[4]

以上問題看似不起眼的“小問題”，其實它們是困擾高考改革的真實癥結之所在，在“驗收職能與選拔職能的沖突” “高考壓力的疊加效應”“ 高考能力考察單一”客觀存在的情況下，只有將高考拆分為“素質教育的驗收考試”(會考)+“優秀拔尖人才的選拔考試”，并在時空上予以分離，實行“高三畢業會考+大二選拔考試”模式，才能讓高中步入正?！八刭|教育”軌道.高中需要“會考+”來解開“應試教育”的死結.

1.1.2 大力推進素質教育需要“會考+”模式

當今社會，職業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而學歷(畢業學校的名氣)與職業選擇有著緊密聯系也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為了謀求一份好職業，在一考定終身的情況下，學生就必須在高等教育入學考試中拿高分；《意見》發布前，普通中學的領導(老師)在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學生家長的雙重壓力下，兩眼緊盯著考試分數，教師和學生一同淪為分數的奴隸，你考什么，老師就教什么，“考試說明”上增加一個字或刪減一個字，在師生眼中都成了考試范圍變化的信號(調研中，一線老師對“學科無考試大綱”的設想意見更大，沒有考試大綱就是范圍更廣的“大綱”，執行下來不但無法將中學生從應試教育桎梏中解脫出來，還憑空增加了學生、家長和中學老師的心理負擔)；新高考“一考變多考”，也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基礎教育的唯分數論；《意見》發布后，上海、浙江兩個試點地區出現新的應試傾向，有的高中根據自己的師資狀況限定學生選擇有限幾種組合，有的考生為了拿高分按“田忌賽馬”原則選擇學科組合，甚至出現“棄考物理”的問題，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升學率，中學在課程安排上也絞盡腦汁，設法照顧各類“文理混搭”的選課者.如此一來，不僅使作為高考新政最大亮點的文理不分科變味，而且徒增中學教學紛擾[6].此外，《實施意見》規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是學完即考(一門一清)，最終進入高考的只有語文、數學、外語三科.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升學率，中學在安排課程時會選擇集中(密集)開設該時段內學業水平考試和高考要考的課程，而該時段內學業水平考試和高考不考的課程將會被淡化，甚至被暫時邊緣化，已考過的課程則會被徹底放下.如此一來，則不僅會使中學教學安排混亂不堪，還會使學生學習缺乏連續性(知識建構缺乏完備性)，嚴重影響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

客觀地說，無論是過去的多門課程集中考試模式，還是新高考“一考變多考”模式，學生為了拿高分，在考前的沖刺階段，都存在過分注重應試技能訓練現象(“一看就會一做就對”成了考前努力達到的目標，個別中學為了激勵學生多做模擬試卷，教室里掛出的勵志標語是“只要做不死就往死里做”)，學生將過多時間和精力耗在低認知水平上是一種最大的智力浪費.從大力推進素質教育的角度來看，將高競爭性高厲害性的選拔考試后移到大學二年級實行“會考+”模式確實很有必要.

1.1.3 “會考+”模式是化解多方焦慮、減輕基礎教育社會壓力的需要

筆者研究過程中發現，在我國現有的全國性的統一考試(自考、成招、高考、研究生入學考試)中，獨獨只有高考成了大家詬病的焦點.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自考、成招、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考生都是自主參與的，只有高考不一樣，除了高中生是未成年人家長有焦慮感以外，考生所在的中學(從校長到老師)以及媒體等各種社會力量都給予了過度關注，眾多力量(焦慮)裹挾著高中老師和考生，這是最具中國特色的高考困局的癥結之一.

中國幾千年的科舉文化將“一考定終身”的情結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位中國人的血液里，這種情結支撐中國家長辭職陪讀、花巨資送孩子進一些頗負盛名的“高考工廠”，諸如 “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成了眾多家長趨之若鶩的圣地.“要不要向衡水、毛坦廠中學學習”成了眾多中學校長的心??！基礎教育因此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

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社會公平”要顧及、“尖子學生要遴選”、“應試教育要破除”、“基礎教育要減壓”、“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方針要落實”……，以上選項，在無法抹去幾千年的“科舉情結”、無法改變中國家長特有的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求和社會各方面對高考的“過度期望”的情況下，在高中畢業關口實行“會考+”模式，用“SAE”來取代高考遴選拔尖人才的使命，既化解了“高考壓力疊加”又解決了高?？茖W選拔人才的問題，如此設計，高中(乃至中小學)的社會壓力都將得以緩解，日常教學可以恢復素質教育常態，黨的教育方針的全面落實也就指日可待了.

1.1.4 推行“會考+”模式，高校分類和選拔考試后移也是加強高校質量管理的需要

照理說，以犧牲下一代身心健康為代價來喂養的高等教育，應該是制度設計非常完備的，可是現實答案卻是非常的尷尬.

最近看了一個帖子，戲說如今的高校，猶如江湖上不同門派，國家只是限制其招收徒兒的數量，對其培養了多少“武林高手”并沒有認真驗收…….調侃歸調侃，實事求是地說，教育行政部門對大學的教學質量還是非常重視的，前不久教育部發布了本科人才培養質量國家標準，對強化本科教學質量管理提供了政策支持.不過，從客觀角度看，對大學畢業生實施統一評價(驗收)是有一定難度的.高?，F在實行的是學分制，學生的學分來自一門門課程的累積，每門課程的開設和考核方式雖然有具體的教學計劃控制，可是全國各高校同專業的教學計劃五花八門，加上閱卷松緊度掌握在教師個人手里，所以，學生的每個學分中間有多少水分大家都心知肚明，學生在熟悉大學學習環境(了解考試套路后)學習壓力幾近于零.對沒有升碩讀博(出國)動力的大學生而言，大學時光是最逍遙的“神仙日子”.國家教育投入最多的領域，產出效率最低，這是令人痛心的.這種狀況與西方發達國家恰恰相反，在美國，中小學是兒童的天堂，大學是青年人的戰場；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中小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學習具有主動性、積極性、探索性，大學生學習緊張，自主性、競爭性強.很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到這種反差背后隱藏的危機，而部分專家卻因為個別學習特別自覺刻苦的“上上智”學生在海外受到好評而沾沾自喜，絲毫沒有察覺危機潛伏在我們的考試制度中間.中國是一個十分重視教育的國家，普通老百姓將收入的絕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中，這么多投入(擠占了其他領域的投資)并未發揮其應有的效能，其潛在的危害是可以推演出來的.

既然在大學畢業關口組織統一的驗收考試不現實，那么，從加強過程管理的角度看，在大學推行“SAE”，在二年級設置一個升級(選拔)考試，就顯得尤為必要了.從這個角度看，推行“會考+”模式，不但是化解“應試教育死結”的需要，也是加強高校質量管理的需要.

1.1.5 實行“會考+”模式是國家全方位強盛的需要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少年強則國強”，國家的繁榮強盛與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有必然聯系. 可是，少年強不應該單獨指向“考試能力”強，而應該包括身體強壯、心理健康、熱愛生活、陽光向上……，青少年以“德智體美”平衡發展為“強”，德智體美任何一方面欠缺都是瘸腿的.“瘸腿青少年”太多的國家是不可能在國際競爭的諸領域都能長期保持領先地位的.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博士早在二十世紀末就指出人類的智能是多元的[7]，主要可以劃分為：語言文字、數學邏輯、視覺空間、身體運動、音樂旋律、人際關系和自我認知等七項智能.可是，傳統的紙筆考試反映的是部分智能，人類的大多數智能的評價要借助于情景.“除非把評價置于現實生活和社會環境聯系中，否則，我們懷疑它能否恰當地代表人類的智慧表現”(加德納).傳統的選拔考試很難考察到全部的智能，有些“不同稟賦”的學生因此被扣上“學渣”的帽子其實對社會和諧發展不利對當事人也是不公平的.既然紙筆考試并不完美，從保護大多數“不同稟賦”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開發他們的多種智能的角度看，也急需找到一個更合理更科學的人才選拔方法來化解愈演愈烈的高中階段的“選拔競爭”給“不同稟賦”學生帶來的壓力，確保所有的青少年在身體發育的黃金時段得到更健康更全面的平衡發展.從理性和現實的角度上看，“會考+”模式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會考”與“選考”分離，將高難度高競爭性的選拔性考試后移到大學二年級，如此一來，既可以避免“上上智”學生將寶貴時間浪費在低認知水平的應試技能訓練上，又可以讓“不同稟賦”青少年保有自己的特長從容學習.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需要“上上智”的學者也需要“不同稟賦”的建設者(保衛者)，筆者以為，“會考+”模式既照顧了“不同稟賦”的學生也為遴選優秀人才預留了管道(SAE)，是確保國家全方位強盛的最合適選項.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西蒙認為，絕大多數的人類決策，不管是個人的還是組織機構的決策，都是屬于尋找和選擇合乎要求的合適措施的過程，這是因為尋找最優化措施的過程比尋找合適措施的過程要復雜得多.最優化選擇首要的條件是存在完全的理性，而現實中的人或組織都只是具有有限度的理性.基于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在“我國高等教育正向普及化發展”的情況下實行“會考+”模式是國家全方位強盛的明智選擇.

1.2 高考實行“會考+”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1.2.1 “會考+”模式是高考制度的自然進化

從考試制度的使命和演變歷史來看，高考制度的模式并不是永恒不變的，隨著社會的進步，其使命和形式會不斷演變，這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在我國，統一考試制度啟蒙于隋朝的科舉，科舉考試作為吏治革新的舉措，為舉賢任能(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立下了汗馬功勞，作為一種選任考試風光了幾千年，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四書”“五經”為基礎的“學而優則仕”的選任理念與時代脫節，最后壽終正寢于清朝的光緒年間.工業化時期，各行各業需要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才，在高等級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高中畢業后的統一選拔考試就應運而生；在我國，現代高等教育實行嚴格意義的全國統一入學考試是在1952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全國統一高考停止達11年之久，十一年的波折，政治原因多于技術原因.從1977年到今天，高考恢復并走上了正軌.風風雨雨幾十年，在高等教育的入口處興起了無數的波浪，堆砌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恢復高考幾十年后的今天，對高考的議論非但絲毫沒有減少，反倒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些議論的興起并不是對恢復高考做法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揚棄，他們與當年恢復高考的初衷是一致的，是希望通過高考制度改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應該看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決策是十分正確的，為國家選拔人才，高考功不可沒，恢復高考制度 40年，通過高考選拔進入高等學校的學生已經超過 1.3 億人[8].在高校教育資源相對貧乏、國家百廢待興的時刻，為快速高效地挑選出可造之才，重開高考是一種正確的選擇.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在高校資源不斷豐富，“我國高等教育正向普及化發展”的時刻，還繼續沿襲過去的選拔模式(在高中畢業的節點上實施選拔考試)，并非明智之舉，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社會需要的是創新型專業人才，可是，高中階段開設的是基礎理論學科，在高中畢業關口很難直接選出適合不同專業的潛在的創新型人才，只有在學生進入大學并初步接觸專業之后，通過專業考試結合面試環節，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實現專業適配性最優化選拔.“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從這個角度來看，傳統高考改變為“高中會考+大二選考”是一個既可以提高選才效率又可以化解高考死結的最佳選項.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高考制度和形式應該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完善，在新時期推行“會考+模式”，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1.2.2 高校資源不斷豐富，為高校實行分類管理和推行“會考+”模式提供了物資基礎

高校實行分類管理和推行“會考+”的前置條件是高校資源足夠豐富.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國家對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高等學校的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社會辦學力量也呈現蓬勃生機，大學錄取率不斷提高，據權威部門預測，2020 年前，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 50%[8]，加上高職院校、遠程教育、自學考試……高中后的繼續教育覆蓋了全體中學生，“我國高等教育正向普及化發展”，當下，將高校劃分為一流大學與普通大學的時機已經成熟.

目前，教育行政部門公布了“雙一流大學(專業)”名單，依托“雙一流”的存在順

勢將高校劃分為一流大學(專業)和普通大學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高校分類后，一流大學不再直接招收高中畢業生，其生源從普通高校大二學生中遴選(本碩連讀)，普通大學一二年級按專業大類制定統一的教學計劃(為人才遴選做好制度準備)，具體遴選方法可以參考研究生招考辦法，從專業角度看，這樣可以為一流大學選到真正優秀的專業后備人才.

也許，部分專家對一流大學從其它普通大學遴選三年級新生有質量方面的擔憂.其實，這種擔憂大可不必，因為普通大學各專業一二年級的教學計劃可以由一流大學參與制定，大學二年級的遴選考試也可以由一流大學根據自己的質量標準編制《考綱》，而且，最關鍵的是真正的人才具有良好的自我適配性，優秀學生會根據一流大學的人才需求標準自我完善；此外，選拔考試的競爭性也可以促使學生更自覺更努力地達到(甚至超出)一流大學的質量要求，過往的研究生培養實踐證明高校之間的生源交叉流動對學生的成長是非常有好處的.在國際化合作日臻完善的今天，美國波音公司都可以從其他國家的中小企業采購重要的零部件，一流大學為什么不可以從其他高校遴選大三學生？筆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美國每年大約有250萬大三學生變換大學，有些大學某些專業的大三學生人數比大一學生多出20%[9]，我國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大學之間在讀學生的選擇性流動受限，為了讓大學這潭水活起來，必須依靠我們的制度優勢，通過制度設計政策支持全面激活大學之間的良性競爭.另外，從現實效益角度看，一流大學在校學生總人數不變的情況下，停招一二年級學生后可以成倍增加三四年級在校人數，一流大學的優質教育資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讓更多優秀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國家亦可因此得到更多高質量的高端人才，這樣一舉多得的制度安排，是一種多贏選擇，為什么不試試呢！

1.2.3 推行“會考+”模式可以真正實現個性化發展

《意見》實施的目標之一是促進學生個性化發展，可是，當“畢業考試”與“選拔性考試”耦合在一起，在“博弈”的壓力下，學生會將過多時間和精力放在獲取高分的考試技巧上，所以很難保持自己的興趣和愛好，更沒有時間去培養和發展自己的特長.新高考改革設計者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讓學生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愛好去選擇自己喜歡(擅長)的三門科目組合學習，可是，考生選擇的組合科目要與將來要報考的高?；驅I招生要求相匹配，而且要在高一就提前確定，撇開中學師資不說，此時學生剛升入高中，十四五歲，興趣愛好尚未定型，高一就要確定選考的三門科目，實際上具有很大盲目性，其操作結果，將由過去的“一考定終身”演變為現在的“一選定終身”，學生與家長都感到茫然；從上海、浙江兩個試點地區的實際情況看，很多學生都是從便于錄取的角度去選擇組合，與制度設計的初衷大相徑庭，造成了人才資源的浪費.

推行“會考+”模式，“畢業考試”與“選拔考試”分離，將遴選拔尖人才的選拔考試后移到大學二年級以后，基礎教育回歸素質教育，學生個性化發展得到制度保障.因為大二還有一次選擇機會，高中畢業的時候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會考成績和專業愛好選擇填報普通高校中自己真正喜歡的專業；同時，“一流大學(專業)”不從高中直接招收學生，對家長來說失去了“優質資源博弈”的原始動力，不會再“過度焦慮”；對學生而言，選擇正確的專業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過去那種不顧個人特長和專業特征，只沖名校去做無序競爭的局面將得到緩解.如此一來，困擾國人幾十年的高考困局將順利解開.中學按照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組織教學，素質教育落到實處，高中畢業生的綜合素質可以實現質的飛躍，普通本科院校和“一流大學”包括國防及“農、工、商”各方面都可以從中受益.

選拔考試后移，實施“會考+”模式符合人才成長規律，若果如此，中國教育從此將進入良性循環，國家也將藉此實現“彎道超車”.

1.2.4 實行“會考+”模式可以促進高校學風的改善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幾千年的狀元情結，在老百姓心中已經根深蒂固，這種“情結”衍生的結果，就是很多家長都將孩子“高考”看成家里的頭等大事，家庭生活、自己的事業都要為孩子高考做出讓步，大多數高中生也直接或間接地將“高考”看成自己的人生終極目標，高考結束，很多學生潛意識里留存的“終點意識”“船到碼頭車到站”思想集中爆發，大一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斷崖式下滑.實行“會考+”模式后將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因為大二面臨選拔考試，大學時光不再如神仙般悠閑，新的模式既可以確保大學生高昂的學習激情，又能讓一流大學遴選到真正優秀的專業后備人才.

實施“會考+”模式后，對普通大學有一定的沖擊，普通大學為了激勵留下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可以考慮推行倒逼機制——畢業證書分類：對學業成績優秀有研究興趣和潛力的學生頒發正常的本科畢業文憑，對各科成績雖然都已經及格，但是既無研究興趣也無研究能力的學生(論文不達標)，在其畢業證書上注明(本科、技能型)；此外，以往，各高校都在每個學期(或畢業前夕)有補學分考試(清考)，為一些“掛科”較多的學生提供最后的機會，改革后，不應再存在“清考”一說，高?？梢愿鶕W生缺少學分多少進行相應的技能強化訓練后，依據其強化效果分別頒發?？莆膽{或中專文憑.如此倒逼，普通大學的學習風氣將出現喜人的景象.

2 宏觀掌控，分步推進

教育改革是一項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復雜工程，為避免“會考+”模式變成第二個高考困局，教育行政部門要在宏觀控制上下功夫，對高校分類管理提供政策支持，提前布局，分類指導，確保大學二年級升級(選拔)考試有計劃有步驟穩步推進.

具體的改革步驟(建議)：

第一步：對新高考方案進行微調.

高中學習階段不分文理科是新高考方案的亮點也是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應繼續堅持不斷完善.各科結業考試可以組織全國統考但應著眼于檢查應知應會的知識點(難度適中)；各科結業考試成績分ABCDE五個等級，普通高校根據考生各科結業考試成績(等次)分批錄取，錄取方式(建議)：(1)高中階段所有課程結業考試成績均為A等的學生在普通高校錄取的時候第一批拋檔(根據學生志愿雙向選擇)；(2)理科(文科)核心課程(核心課程目錄提前公布)全部為A,其它課程B以上的參加第二批雙向選擇；(3)理科(文科)核心課程全部為B，其它課程C以上的參加第三批錄取(余下的根據招生數量設置下限)，同樣等次的學生綜合素質等級高者優先錄取.這樣微調，既保證高校錄取工作不太繁瑣(文理科成績有一定區分度，方便不同類型高校錄取)，又可以讓高中教學井然有序.

第二步：依托 “雙一流大學”的評選機制，根據高校專業結構，確立一流大學(專業)的數量，實施分類管理，普通大學一二年級按大類執行統一的教學計劃(學生可以跨專業選課，讓學生充分了解自己的專業興趣、發現個人潛質)；普通大學通過SAE遴選考試(類似研究生招考模式：分專業、全國統一考試、提前公布考綱)向一流大學輸送可造之材(具體操作時還可以適當放寬遴選面，參加自考和進入高職院校的有特長的學生也可以參加全國大學二年級升級考試.此舉，既可以確保各種類型的優秀人才進入優質大學，又為構建銜接溝通各級各類教育的終身學習“立交橋”提供渠道，同時，也向中小學傳遞明確的信號：只要在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突出個人專長，不論選擇哪所普通大學就讀都能在大二遴選考試中得到良好的深造機會).一流大學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結合面試(參考綜合素質等級)錄取.

一流大學遴選與普通大學錄取工作的銜接：“SAE”要安排在高中生填報志愿之前結束.微調開始的第一學年，一流大學率先停招一年級新生，按原招生計劃人數轉向從普通大學遴選同等數量的三年級學生，第二學年，以此類推.

在一流大學三年級學生遴選結束以后，普通大學剩余的學生可以有激進型和保守型兩個方案跟進.激進型的做法是：根據學生SAE成績，全國所有普通高校開展第二次雙向選擇；保守型的做法是：普通高校在一流大學錄取結束后，提取各校剩余學生的前N名在普通高校之間進行第二次雙向選擇(輸出學生人數多的普通大學可以從其他學校的前N名中錄取三年級學生，此舉可以倒逼各高校重視教學工作).

第三步：進一步完善普通高校內部的文憑分類機制.

在大二推行SAE遴選考試后，為確保重新組合的學生學習積極性不出現太大落差，在保留大四后的研究生考試制度的基礎上，建議普通大學實行文憑分類制度(根據學生的成績和能力分別頒發普通本科文憑、技能型本科文憑、?？莆膽{、中專文憑)，此舉既可以促進學生認真學習，也可以規范人才培養范式.

3 結束語

“會考+模式”是結合中國國情的權變模式，筆者不敢斷言這是解決所有國家高考問題的最佳良方，但是，它確實是目前解決中國高考兩難問題的最適合的選擇.古人說“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高考改革，是一項貫穿高中教育教學改革和高校新生錄取機制改革以及高校教育教學改革的系統性工程，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慎之又慎.

《意見》提出到2020 年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時間緊迫，希望本文提出的新思路能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