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運作中的公使酒

李濱（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天水一朝，國家為最大限度壟斷酒課征收，長期實行酒類專賣制度。國家的手伸入到酒的生產、分配或銷售的各個環節之中。公使酒的生產雖并非具有營利性質，仍然被官府所緊緊把持、監控，圍繞公使酒的使用諸問題，在兩宋時期牽引出多次事件。本文擬就宋代公使酒的生產與使用略作窺探，不妥之處，祈請方家斧正。

一、公使酒的用途

今人對于公使酒的認識，最熟悉的材料莫過于宋人王栐《燕翼貽謀錄》所言：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髙下，妻孥之多寡，此損有余補不足周急不繼冨之意也。[1]

《中國酒事大典》采用了王栻的說法，認為這是宋代各州郡專用以饋贈官員士大夫的酒。然而王栻的認識卻不免失于一面，公使酒的用途隨著兩宋時空情景的變化而不斷出現新的情況?！端螘嫺濉酚涊d了公使酒的出現情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九月，詔諸路知州府每月第給系省酒充公用，其后各有定制。[2]”在太平興國六年設公使酒后，其后制度頗有更改，并非百年一面?！峨u肋編》中所記成都的公使酒使用情況則與王栻所言大有區別：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賞?無虛辰，使宅后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于盒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兩岸民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綉，毎彩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游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又于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3]

《雞肋編》的這段記載，在使后人能夠窺見彼時成都生活情景外，同樣透露著“游人之家，計口給酒（公使酒）”這樣的信息，豐富后人對于公使酒用途的認識。而從可見的材料中，獨見蜀地可將公使酒予民供游宴之樂，這不得不引人注意。筆者以為，從兩個方面可討論這種特殊情況的可能性。一則是蜀地的民俗，蜀人“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衆，然懷土罕趨仕進”[4]，樂天的性格自古與酒相宜，這讓酒在蜀人的生活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宋初中央與蜀地關系長期較為緊張，為緩和彼此之間關系，政府在上元節時賜官員、仕子方可飲用的公使酒給蜀地游人，國家如此施恩不免讓蜀人深感圣恩浩蕩，這讓彼時中央與地方之間微妙的緊張感逐漸消解，逐漸呈現“聲敎攸暨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5]的新面貌。宋廷對于公使酒的巧妙施用，可見顯示出極為高明又富有成效的御下藝術。

在南宋時期，公使酒同樣作為犒勞軍士的賞賜出現?！端螘嫺濉酚涊d：

（淳熙三年）九月九日，詔殿前司歲時支散給犒士卒等公使酒用糯米二千石，令戶部出給公據照驗免稅。從本司都指揮使王友直請也。既而，十一年五月，本司言用糯米三千石，乞給據賫執，徑由場務照用通政。自后，每至年終從本司徑申戶部換給公據。[6]

此時正值孝宗銳意進取，積極準備北伐之際，對于軍士的倚重不難想見。表面上看來，這同樣是一次施恩的御下之術，但細究之下，此次事件的主動權卻不在孝宗手中，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敢于做出以公使酒賞賜軍士的請求，這是此前諸多功臣名將均沒有逾越出的一步，這與晚年的王友直手握重權，卻日益貪圖享樂，以致于軍政失律出現驕兵現象。不斷膨脹的貪婪欲望催使王友直提出如此僭越的請求，對于孝宗而言，不得不說是一次無奈之舉。這也為幾年后王友直遭到貶黜就此埋下禍根。

地方府州軍一級可以按規定釀制公使酒，在一般情況下，公使酒主要作為各路州軍宴請、饋贈政府官員的“公用酒”。但在實際政治運行過程中，公使酒又常被作為主上御下的手段出現。因其所具有的彰顯尊榮的特質，使其同樣成為跋扈將領與驕兵逾矩請求的對象，給君主帶去深深的無奈。

二、公使酒的生產與管理

地方府州軍一級可以按規定釀制公使酒，由地方州府所持有的公使錢作為釀造經費。據現存的宋代方志可見，政府專門設有公使酒庫對其進行貯藏與管理，如《淳祐臨安志》記載：

公使酒庫，元在府衙之西，淳祐六年，府尹資政趙公與于府治西教場東北門外建立。[7]

又如《景定建康志》所載：

四月丙子，制置大使、留守、資政馬公復建江閫，爍以支郡掾贅制幙，公閫府政事前二三年修舉矣。獨公使酒庫未暇，及越六日，辛已，迺命爍曰：“酒百禮之行也，公家日用已。飭吏任責，汝其典司之?！盵8]

《景定建康志》繪聲繪色地呈現了重建公使酒庫的情景。一般而言，公使酒庫一般設于州府治所附近以便供給之便。材料中重建公使酒庫的制置使應為沿江馬光祖，恰逢馬光祖知建康府，便以“酒百禮之行，公家日用”為由重建公使酒庫?！端问贰繁緜髡J為馬光祖“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并行，百廢無不修舉云”，“逮今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9]，對其建康府期間的功業給予高度肯定。百廢無不修舉，這份評價的得到自然離不開其對公使酒庫的重建。另一方面，可見在南宋后期，當中央已經失去有力控制時，公使酒制度的延續很大程度依靠地方大員自主經營。

在公使酒的管理上，兩宋時期曾屢次出現監守自盜事件。原則上，公使酒禁止出售，但在實際的運作中卻時常出現大小官員營私舞弊，利用公使酒營利現象層出不窮。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五十一記載：

（慶歷四年七月）丙寅，降知石州、洛苑副使劉舜臣爲禮賔副使，坐盜用公使酒醋，法當死，上以邊臣特寬之。[10]

又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三：

（熙寧三年）六月丁丑，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祖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尙書、忠正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丁憂人屯田郎中任造追一任官，勒停經恩未得敘用國子博士致仕錢羔羊追三任官，衢州編管、殿中丞致仕王景追一任官，勒停泗州參軍張應巖追參軍、明州編管，監杭州軍資庫、司法參軍孫輔特沖替無擇。坐知杭日貸官錢及借公使酒。[11]

兩則材料均涉及盜用公使酒問題，前者由于寬容的仁宗得免，后者因神宗的積極有為而牽涉的懲罰群體巨大，從高品到低階幕職均難逃被奪官的懲處，多年所熬之資序一朝散失。材料同樣透露著另一層面的信息，在國家掌控力較強的時期，對于公使酒的控制十分嚴格，由于公使酒服務人群（政府官員）的特殊，也使得其被賦予了一層排他性，即國家將公使酒的地位升格。對公使酒的嚴格控制，讓其與普通百姓之間拉開距離，成為一種象征社會地位的標識。

三、小結

宋代，優待文官這條祖宗法在各個時期都得到一以貫之的實行，作為對官員士大夫的禮遇，公使酒成為社會地位的一種象征。無論是文官抑或是國家都努力將這種禮遇持續升格，使其因被官員士大夫獨有而顯得愈發尊貴，這種排他性也就將普通民眾以及武人排除在外。隨著時空情景的轉換，在國家的政治運作中，公使酒開始作為政治手段發揮其作用。在與中央關系緊張的蜀地，在節慶日政府以公使酒饗游人，顯示出政府在消解新歸附地人民疑慮的高明御下之術。然而在孝宗朝，武人王友直對于公使酒的無理請求同樣表明，因公使酒所具有的彰顯尊榮的特質，使其同樣成為跋扈將領與驕兵逾矩請求的對象，給君主帶去深深的無奈。

注釋：

[1]王栻《燕翼貽謀錄》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3頁。

[2]《宋會要輯稿?食貨》卷二之二，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

[3]莊綽《雞肋編》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0頁。

[4]脫脫：《宋史》卷九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4153頁。

[5]《宋史》卷九十，第4153頁。

[6]《宋會要輯稿?食貨》卷二之二。

[7]施諤《淳祐臨安志》卷七，嘉慶委宛別藏本，第39頁。

[8]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46頁。

[9]《宋史》卷四百一十七，第1135頁。

[1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百五十一慶歷四年七月丙寅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591頁。

[11]《長編》卷二百十三熙寧三年六月丁丑條，第63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