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中的政治
——以1959年國慶節為例

陳可新（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048）

1949年12月2日，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宣告：自一九五零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的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1]此十月一日之新國慶節是代替民國時期雙十節之舊國慶。自傳統社會，我國就十分注重國家慶典，古時國家喜慶的大事，莫大過于帝王登基、壽辰，因而我國古代把皇帝即位、誕辰稱為“國慶”?，F代社會多數國家則將本民族國家建立的日子作為國慶日。1949年至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走過了十年歲月，從統一大陸、土地改革、國民經濟恢復、合作化運動，再到一五計劃、三大改造、反右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等等，這十年建設注定將載入史冊，而1959年的國慶節也比往年得到更多重視，被賦予更多的政治意味。因而，在儀式空間之外，群眾的文娛活動也同樣被政治的塑造所滲透。

一、文娛重塑

國慶節作為重要的社會宣教場域，往往試圖將各種政治價值觀與國家建設的話語融入和編織于一般的文體活動中，力求發揮其寓教于樂的功能，歌曲與舞劇的表演也被賦予了歌頌黨、歡慶解放、鼓舞人民建設熱情和創造新生活的內容，使人們在有意識地參加文娛活動的同時，又無意識地被納入到培養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教育體系之中。

據中共北京市委文化部擴大部務會議紀要指出，為了迎接國慶十周年，要求文化工作全面躍進，包括群眾文化工作的躍進，文藝創作、文藝理論的躍進，隊伍的躍進[2]。為了保證正確躍進，文化部還提出一系列指導方針，要求政治掛帥為先，全面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并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在這些文件與指示面前，各文藝工作部門紛紛投入到為國慶十周年創作獻禮的風潮中。另外，此時雖然仍存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右”等風暴，但畢竟沒有發展到文革那種階級統治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程度，許多民間傳統的文藝節目仍然存在，如《白蛇傳》、《墻頭馬上》、《追魚》等。傳統娛樂形式如經典戲劇、相聲、變戲法、大鼓、雜技等，與官方娛樂形式如反映時代主題的歌舞、戲曲等相比，仍占據著不小的比重。國家主導下的革命娛樂與民間流行的傳統娛樂始終存在著博弈與張力。從此時官方的角度出發，文藝活動要為政治服務，并接受黨的領導，因此中央政府極力地引導和推動其意識形態化，試圖將其改造為革命娛樂，但民間顯然更遵循傳統的慣性。然而，即便有民間傳統的博弈，這種國家主導下的文化娛樂活動還是會深入日常社會生活，通過編排許多反映革命、政治、生產，建設等主題的新戲曲、新歌舞、新評書等，用寓教于樂、潛移默化的方式將其政治話語和價值觀灌輸到市民的意識中。本身作為政治節日的國慶就更加成為了這種宣教的重要場域。

據《人民日報》當時的報道，文藝界為慶祝建國十周年舉行的規模巨大的獻禮演出9月21日開始，并且持續二十天?！皝碜宰鎳鞯氐乃囆g家們將在這個期間準備獻演一百多個古今中外、不同風格的戲曲、話劇、音樂、歌舞和雜技”，“今晚，首都十二個劇場將分別上演梅蘭芳主演的’貴妃醉酒’，以及歌劇‘青年近衛軍’、漢劇‘二度梅’、話劇‘槐樹莊’，還有其他精彩節目”，“今天以后，首都每晚將有十八個劇場同時上演獻禮節目。參加這次獻禮演出的二十多個省、市的文藝大軍連日已先后云集北京”。[3]如此大規模、高頻次的演出，必然會更加激起人們的節日熱情，使更多的人參與其中，產生一種廣泛的既愉悅身心又深受教化的作用。許多的節目雖然是傳統故事，卻突出了時代價值觀，如傳統越劇劇目《紅樓夢》邊演邊改，突出寶玉和黛玉同封建禮教的斗爭。還有許多新的節目，如彝族舞蹈“披氈獻給毛主席”，表達了奴隸解放的歡快心情。除了在城區的大規模演出外，政府也照顧其他地方，要求：第一、在全市統一安排，首先確保招待外賓演出任務的完成和不影響獻禮演出的前提下，動員各劇團適當增加場次，盡可能下去巡回演出；第二、安排重點是盡先滿足郊區的重點廠礦、院校和機關，城區各單位一般不再安排；第三、部隊的需要由部隊藝術團體自行安排解決，不足的部分，由本市作適當的支援。[4]這樣使演出覆蓋到盡可能多的區域，文娛活動成為了政治教化的儀式，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對自己“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越感到認同，對各種演出活動越滿足，對解放者“共產黨”的感恩也會越強烈，節目中的苦難和現實中的歡快形成對比，一種教化下產生的集體記憶被整合凝聚，對官方的信仰也灌輸到了人的內心里。

法國學者哈布瓦赫在研究集體記憶時指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盵5]歷史記憶都是由無數的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組合而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都成為組成歷史記憶的一部分，集體記憶中以政府、政黨為主導的政治記憶起著關鍵的作用，因為他們掌握著話語權，控制著輿論工具，可以借助于諸多手段和方式，強化某一方面的記憶，弱化另一方面的記憶，使他們的話語和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性的歷史記憶，最終影響個體記憶與社會整體的歷史認知。國慶紀念是集體記憶的重要形式，而文化娛樂活動又是培養、強化集體記憶的重要方式，在宣傳教化之下，黨和政府成為了它所希望的樣子，人們傳承的革命記憶就是一個再建構的過程。在政府主導下建構的集體記憶中，革命歷史不僅被高度濃縮，而且高度簡化為共產黨的誕生史、奮斗史。在紀念雙十節時孫科曾說“紀念國慶，其義不僅在紀念滿清之推翻與民國肇造而已，尤當追念吾黨先烈創造艱難之豐功偉績；且吾人不僅在追念先烈之豐功偉績而已，尤在能繼承吾黨先烈之志行，準備為黨國犧牲，以完成先烈未竟功業，否則徒為形式上慶祝，又何貴乎而有此虛儀哉?！盵6]國慶紀念的各種儀式成為了凝結強化集體記憶的手段，這使得政黨和政府更加注重利用這個公共教化場域，來傳達政治理念、價值觀念和統治思想，動員民眾。

二、民眾的反應

國慶節還為人們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傾向或其他某種意愿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和場所。國慶活動除了政府主持的慶典儀式外，其余的活動基本都是由群眾參與組織的，這在民國時期表現非常明顯，而共和國建立之后，政治逐漸統治了一切，即便是群眾活動，也籠罩著官方的色彩，人們看似已無法真切地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但事實是，這種情況下，人們更需要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官方此時也希望不同思想的人跳出來，無產階級專政成為了思想武器。

1959年國慶節中這種政治表達的渠道并不單一，如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評論、紀念文章，各機關單位的慶?；顒?、學習會議，各文藝部門的獻禮展覽和演出，地方對中央、下級對上級、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擁護歌頌活動等。通過符合政府倡導的價值觀和表現形式，用飽含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表達自己的衷心擁護和政治服從。如新聞媒體方面，報抵、廣播、電影、畫報和各種期刊，要求對于國慶十周年的宣傳都要行動起來，在形式、風格上應該是生動活潑、百花齊放、形象解明、形式多樣，在宣傳報道上,既要充滿熱情，又要實事求是。以新疆地區為例，當時要求“不管是報紙和廣播，也不管是新舊日報、青年報和自治區各專業報抵，都要圍繞國慶十周年來大作文章”，對于“國慶十周年的宣傳，總的來說可以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宣傳十年來的偉大成就；一方面是宣傳當前迎接國慶的實際行動。要把國慶十周年的宣傳和當前任務的宣傳結合起來進行”。[7]而北京文化局的要求也很明確：在國慶期間，要充分利用各種文化宣傳工具和形式結合當地實例，通俗、準確地向廣大群眾宣傳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偉大勝利，歌頌大躍進、宣傳人民公社好、宣傳十年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和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及本市各方面工作的成績，對廣大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8]這些對成就的講述以及對黨和政府的歌頌就是一種鮮明的政治表達，歌頌越熱烈就是對社會主義越熱愛，擁護黨和政府就是與人民站在一起，就是為社會主義做貢獻。因此，在“講成就的時候還要很好地宣傳這些成就是經過艱苦奮斗得來的，特別是黨提出總路線以后，大家鼓足了干勁，解放了思想，使我們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股的大躍進。在宣傳上要充分地體現和反映這種精神，說明今后仍然要發揚這種精神，克服困難，加速進行社會主義建投”。[9]

此外，大眾更多的是通過一些活動傳達出自己的政治愿景。在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就曾有鮮明的體現，民國建立之后，政局紛亂、社會動蕩、共和艱難，而人們對政治民主化和思想自由化的追求則愈加熱切。國民對軍閥混戰深惡痛絕，值直奉戰畢、1922年雙十國慶節之際，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范圍的裁兵運動。如浙江各界民眾組成的國民裁兵運動會10月10日舉行大游行[10]；上海各界民眾10月10日舉行“裁兵運動游行大會”； [11]北京在10月10日這天在天安門前舉行了規模宏大的裁兵運動大會；[12]“武漢學生聯合會所屬中等以上四十余校、湖北全省工商聯合會所屬二十余工團及各界人士”約25000 余人在漢口舉行“國慶紀念露天國民大會”[13]等。張國燾就認為，“這次群眾運動是由厭惡內亂、反對軍閥的心理激成的”。[14]經過民主共和十年的洗禮，此時人們已更為覺醒，這些活動表達了民眾對軍閥統治的強烈不滿，表現了各界民眾對國家命運前途的關注和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而歷史車輪走向1959年的國慶十周年時刻，境況早已天翻地覆，全國范圍的反對之聲不會再現，代之而起的則是各地熱烈的獻禮活動。

每年的國慶前后都會有豐富的向黨和國家的獻禮活動，各行各業的人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熱愛感激、努力奮斗、衷心祝愿之類的感情。如，為向國慶獻禮，“標志著我國電影事業獲得空前大豐收的‘慶祝國慶十周年國產新片展覽月’，將從9月25日起到10月24日，在全國二十七個省、自治區首府和大城市舉行”[15]，“大興安嶺林業職工向國慶獻禮 提前超額完成三季度生產”[16]，“慶祝光輝的十年，首都各畫報增刊國慶畫頁”[17]，江蘇鹽城公社社員普遍反映：“事在人為，地在人種，有了躍進的思想，就有英勇的勞動，就有輝煌的成就。我們一定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用輝煌的成就來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盵18]上下都沉浸在這種報喜不報憂、紛紛獻禮的氛圍中，社會各界都把自己所進行的活動和國家的路線方針結合起來，借助于國慶活動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感情，國慶活動因之承載了遠多于本來意義的功能。國慶獻禮運動成為了各方表達政治忠誠和政府檢驗各方思想的場域。

結語

通過十周年國慶日，政府使社會聯系煥然一新，變得公開、永久和不可觸犯。政府在節日期間利用威權進行的文娛重塑、社會整頓、偶像塑造等，體現了政府對民眾節日生活的管控，也收獲了大眾的各種熱烈回應。政府剛柔并濟的引導，民眾的堅守與改變，共同造就了建國初北京節日文化的新特點。

而隨著社會的穩定與開放，節日中政治因素不斷弱化，今天的國慶節不再是“虛假”地歡慶天下太平與和衷共濟，而真正成為了民眾自發慶祝的日子。人們逐漸在休閑娛樂中度過國慶，特別是1999年起，國慶節有了“黃金周”假期，旅游休閑業興起，國慶所顯示的革命色彩越來越淡化。作為政治節日的國慶節在經濟市場化的潮流下，淡化了為政黨、為國家服務的意義，逐漸有了更多本真的資源滋養。

注釋：

[1]《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來自“中國人大網”。

[2]孫剛：《北京市文化藝術工作迎接國慶十周年史料選》[J].《北京檔案史料》，2009年第3 期。

[3]《八方歌舞會京華 首都國慶文藝演出今日開始》，《人民日報》1959.09.21 第8 版。

[4]《北京市文化機關黨組關于在國慶期間組織專業藝術團體到郊區廠礦、機關演出安排情況的報告》（1959年9月29日），選自呂和順主編：《北京檔案史料2012.2——檔案中的北京文化》，新華出版社，2012年。

[5]【法】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 頁。

[6]孫科：《雙十節意義之認識》，《中央日報》1929年10月9日“雙十節增刊”。

[7]富文：《國慶十周年的宣傳內容和宣傳方法》，《新聞戰線》，1959年17 期。

[8]《北京市文化局關于基層文化工作在國慶期間安排意見的報告》（1959年9月8日），選自呂和順主編：《北京檔案史料2012.2——檔案中的北京文化》，新華出版社，2012年。

[9]富文：《國慶十周年的宣傳內容和宣傳方法》，《新聞戰線》，1959年17 期。

[10]《浙江國慶日之裁兵運動》，1922年10月12日，《民國日報》（上海），第7 版。

[11]《國慶日之盛況》，1922年10月12日，《民國日報》（上海），第10 版。

[12]《今日之國民裁兵運動》，1922年10月10日，《晨報》（北京）第2 版。

[13]《國慶日之湖北國民大會》，1922年10月13日，《民國日報》（上海），第6 版。

[14]國濤：《國慶日裁兵運動》，《向導》1922年第5 期。

[15]《向國慶獻禮的國產片豐富多彩，二十五日開始在全國各地同時舉行展覽月》，人民日報1959.09.17 第8 版。

[16]《大興安嶺林業職工向國慶獻禮，提前超額完成三季度生產》，人民日報1959.09.15 第2 版。

[17]《慶祝光輝的十年，首都各畫報增刊國慶畫頁》，人民日報1959.09.22 第8 版。

[18]《一定實現糧棉增產指標，用輝煌的成就迎接國慶》，人民日報1959.08.31 第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