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秉琦看考古學的中國化之路

曹兵武

題記：考古學的中國路就是科學之路、發現之路以及中華民族與文明的認知之路。也是一條文化的傳承之路和民族的復興之路。中華民族從遠古一路走來。還要向著遠方繼往開來不斷探索走下去。

關于是否存在以蘇秉琦為代表的中國學派考古學，是一個一直有爭議的議題。但是了解中國特色的考古學，以及考古學的中國化過程中，蘇秉琦先生則可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清末民初，中國的傳統史學認知體系在疑古派和馬列主義等西學體系沖擊下已經變得支離破碎，亟需以考古等實證科學予以重建。中國考古學是舶來品，早期以傳教士為主的西方學者、中國的留洋學者等在中國考古學的形成與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引介作用②，第一代中國考古學者、包括第二代的夏鼐都是留洋派，蘇先生學術路徑也受到西學的決定性影響，但是蘇秉琦先生是考古學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蘇先生一生從未出國，但他不僅可以算作第二代國人考古學家的重要代表，也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培養及探索考古學中國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考古學的中國化首先表現在地層學和類型學等學科基本理論與方法的中國化，這一方面先輩在了解西方書面理論基礎上結合中國實踐做了很多探索，20世紀30年代才初入殿堂，在殷墟、城子崖、斗雞臺等發掘與研究的中國考古實際中經過逐步摸索得以成熟運用：也表現在研究對象和內涵的中國化（從早期的殷墟和斗雞臺的發掘選址的問題意識開始），并在研究目的上繞開國史研究中的疑古與信古之爭，以實證性探索回到中國歷史的追索和中國文化、文明源頭的探求，以求能夠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文明從考古材料出發，揭示過程、提煉規律、發現特征——某種程度上，這一點更有意義也更為艱難。而蘇先生經歷了中國考古從初創到開拓、成熟的全過程@.不僅是重要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并且以區系類型學說集其大成，因此，探討蘇先生的學術脈絡尤其是思想歷程，對于認識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與中國化歷程，當下中國考古現狀與未來趨勢，中國考古與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以及中國與世界關系等問題，都具有密切聯系。

蘇愷之的《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以下簡稱《父親》）全景式的記錄了蘇秉琦先生的一生。本人曾經認真系統地研讀過蘇秉琦先生的各種公開出版著作，但是對于蘇先生的思想和思路，還是一直感到有很多不明就里的地方，而蘇先生兒子蘇愷之的這本書則是一個很好的補充。盡管作者并非考古專家，這本書基本上反映的就是兒子眼中的父親.但是正如書中所引趙賓福先生對作者所說：“你就是要從生活、從家庭的視角來寫，從他作為兒子、兄弟、丈夫、父親、師長、朋友、公民的視角來寫。這種如實的、寫真的、以素材為主的‘原生態式的寫法，不僅是可取的、而且是有意義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著作將為更多的人日后研究蘇秉琦、認識蘇秉琦、評價蘇秉琦，提供一份難得的屬于學術之外的珍貴材料，而恰恰是這部分材料才最有可能幫助大家找到‘蘇秉琦之所以能夠成為蘇秉琦的真正答案……”因此，本書反而讓我們這些從前主要關心蘇先生考古學的人能夠從中部分地找到中國考古學從舶來到探索、到成熟并逐步中國化、形成中國特色的歷史進程，非常有助于我們了解蘇式考古、中國考古何以如此，成為今天這樣的面貌。

一

《父親》一書透露的生活與治學中的蘇先生是個好人：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同事、好老師……但更是一個充滿家國情懷的好學者。從性格特點與學術追求上，蘇先生是一個頑強、堅守、愛琢磨的人，一個重視方法論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視野和心胸開闊的人，因為盡管考古學者擺弄的常常只是小陶片，但蘇先生從一開始琢磨和思考的都是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有關的大問題。

蘇先生生于1911年，三十年代初涉學術與考古，其早年經歷其實和他的學術成就關系密切。他成長于西潮沖擊之下，起步于北京師范大學的現代歷史學教育，而最初工作的那個圈子則是領中國學術一時之風氣的北平研究院，他不僅在那里做了他自己最初的考古工作，積累起最初的資料，而和研究院里包括植物、物理等其他學科同仁的交流，也深深影響到他的思維方式與治學方法，尤其是后來的區系類型學說。當然，解放后考古所與北京大學工作與教學也是很重要的經歷，還有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考古學會和時代的舞臺。

蘇先生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屬于大器晚成型的考古學家，他一輩子所做之事可以概括為學歷史、做考古、讀地書、寫國史、育學生。雖然書中未提但可以推測，三十年代先生肯定沒有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重建國史的宏愿，但一定受到了古史辨等對中國傳統古史體系質疑的影響，他跟著徐旭生先生到陜西尋找早期周人遺存也與時代思潮有關。

蘇愷之說其父的學術生涯大致可分為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而其70歲前后則是后三十年中一個大的爆發期和緊接著的沖刺期。這一爆發既是考古學學科特點和蘇先生本人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當然也與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到來、從學校到學會新講壇的出現等等有關系。1975年，蘇先生開始公開講授其區系類型學的觀點（1981年成文發表），用考古發現的具體材料，將早期中國劃分為六個不同的文化區系，并以考古學文化演變為據認為它們各自走過了從農業村落到古國方國的演化進程，成為秦統一之前幾大國的地方文化傳統基礎.最終完成了對司馬遷以來三皇五帝夏商周的萬世一系的古史體系的顛覆與重建，獲得了很大的社會影響。1979年，中國考古學會在西安成立，先生擔任副理事長。為了這次會議，他專門準備了三篇各有針對性的文章，但都是講如何發展考古學科的?！陡赣H》一書明確地說，這其實正是先生發起自身生命的沖刺、吹響考古學新時代的號角。

蘇先生70歲之前的學術積累可謂深厚，既有三十年代斗雞臺開創性的發掘與研究.也有解放后隨中科院考古所同仁參加的若干調查和發掘.更有北大講壇的長期講授教學相長的歸納升華。特別是他結合考古地層學與類型學，結合中國考古出土實物，琢磨從陶器等典型遺存中閱讀歷史信息的方式與方法，從無言的考古遺存中讀出豐富的古代信息。但這漫長的時間里，除了1965《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斗雞臺的成果盡管寫出了，但是在戰亂年代寄給出版社時不幸丟失），他基本上沒有其他重要的文章發表。70歲之后的爆發，則以區系類型的成熟與公開為主要代表，此后他關于中國早期文化和文明的各種觀點和文章發表洶涌而出，有些觀點甚至來不及系統化，僅僅是提綱或者講話，但同樣對當時的考古工作與學術研究發揮了很大的影響。

其中80歲左右的1990年代初對于先生又是個豐收與關鍵之年。1991年，他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早期文明起源的重頭文章：他的第一本文集《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經過近十年的社會檢閱獲得了國家圖書大獎，同時他的第二本個人文集《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在學生的推動下得以出版，由先生和其學生策劃主編的支撐區系類型學說的四集《考古學文化論集》也先后出版，更重要的是，1994年他著手對自己一生進行總結，撰寫了《六十年圓一夢》一文，并加緊準備他定位為此生最后一本書、試圖以通俗的方式將一生所知告訴大眾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對于此書，他的孩子、學生和他自己實際上都把此視為是他的最后一次沖刺和飛躍，最后一個交代，生命之花最后的閃躍。

二

蘇先生是典型的讀文物、讀地書、讀天書的新一代學人。關于他摸陶片、對陶片的熟稔程度，學界有很多近乎神話的傳說。他喜歡看地圖，如書中所稱，先后翻爛了若干本地圖集。我曾經和信立祥先生到先生在考古所的辦公室匯報班村發掘情況，那辦公室他和殷瑋璋先生合用，基本上可以說是室徒四壁，連書和書架都幾乎沒有，但一面墻上一張巨大的地圖，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回來后也專門買了一張當時北京書店里能夠找到的最大最詳盡的遙感衛星地圖——是好多照片拼在一起、印刷時邊緣都呈鋸齒狀的那種，掛在自己辦公室最大的一面墻上，以方便在上邊查看最新考古發現的具體地理位置。當然，蘇先生并不是不讀書。他不僅讀書，而且關注當時學界乃至世界最新的進展與前沿。上世紀30年代，滕固翻譯了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學方法論》，蘇先生即一讀再讀，我曾聽考古所一位朋友說，他在該書的借記卡上發現蘇先生曾經多次反復借閱該書。

蘇先生從物和圖、從考古面對的地書天書中的確讀出了獨特的內涵。他非常善于抓典型——典型器物、典型單位、典型遺址，然后形神俱似地概括出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典型特征，并將它們當做特定的符碼歸于一個文化譜系性的時空框架中去認知其各方面的意義。正是這樣，他從考古遺物遺跡的類型學研究中總結出區系類型理論，并早在1965年的文章中就對史前中國分布最為廣泛、內涵極為龐雜的仰韶文化做出了獨到概括。

他的研究受到北平研究院生物學家等同事很深的影響并富有強烈的生命體意味，這不僅體現在重視仰韶文化尤其是廟底溝類型彩陶上的花紋圖案，將其認定為玫瑰和菊花這樣的種屬，而且由廟底溝彩陶上的花紋聯系到其使用者就是華山周邊的華族，即傳說中的華胥氏，同時把植物與動物學上的區系及其構成引入考古學文化分析。蘇愷之回憶說，抗戰寓居昆明期間，蘇先生曾帶他到其至交校友、著名植物學家俞德浚的工作室內，靜靜地看他整理標本，有意地從他那里仔細了解植物學里的分類方法。五六十年代俞德浚先生在他家里做客時介紹過，玫瑰和菊花都是發源自中國，直到近代（兩百年前）才傳播到國外，而其原產地就在華山、華縣一帶。直到1983年為了全國性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問題，蘇先生還專門向俞先生請教植物學中關于植物區系分類的含義。因此可以說，蘇先生的類型學是將考古學文化當做生命體的類型學，考古學的區系類型因此和動植物學的分類系統如出一轍。地層學、類型學、考古學作為近代進化論思想的具體表現.在蘇秉琦先生這里得到了最深切的體現。

在昆明期間，蘇先生還想籌集一點費用，去云南偏遠地區搞些少數民族原始生活環境的調查和那里近于原始的陶器制作工藝流程、土法煉鐵的過程調查等。蘇愷之回憶說，此前當他聽了俞德浚伯伯講述的有些彝族地區還處于原始社會形態時非常著迷。這些動機實際上和后來興起的民族考古學、實驗考古學思想與方法已經很接近了。

蘇先生還敏銳地認識到文化其實都是環境的產物。我知道有些人對區系類型學說為核心的所謂中國學派.對滿天星斗和中原中心說的矛盾是憂慮和警惕的。但是，在先生看來，學術研究就應實事求是，對早期中國各地文化所體現的強烈的地方性不必避諱，他做了系統的歸納和表述。1992年5月2日他在為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今國家博物館）八十年活動撰寫題詞時，明示了他對中國歷史基本框架的最新構思，即“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在后面的注中他還解釋道：“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p>

蘇先生在這里揭示的是一個基于考古出土文物的客觀的早期中國的歷史過程和文明建構的可能方式——作為人，你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發展，你有你的地方性，但是相互之間并非孤立隔絕而是交流互動的，最終都匯聚到同一條文明的大河中。在嚴文明先生看來，這些不同的區系在中華文明大家庭中其實仍然保留為一個大花朵周邊的不同花瓣@——這就是中國——中國并非一開始就有的，其實歷史上也從未有一個王朝叫中國，但它就是這樣的多元一體、早早就形成了仰韶文化這一核心，并經歷了一個滾雪球一般的膨大過程和機制而逐步形成的@。

蘇先生不僅關注這個具體的考古學所揭示的物質性過程，也關注文化背后的人與文化的動力學，關注古代文化與現代族群的血肉與情感聯系，其實他是在以最簡潔的、中國化的方式，自覺和不自覺地在走過西方考古從經典的文化史重建、新考古學（過程主義考古學）、后新考古學（后過程主義考古學）的全過程，尤其在其晚年，他的很多學術命題都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因此，先生非常重視古文化形成的環境，重視環境考古。第一屆全國環境考古學術研討會召開前夕，我和會議籌劃者周昆叔先生到先生家里去拜訪，先生年事已高不能與會，但欣然命筆為會議題寫了自己對環境考古學的希望：“環境考古之所以被提出，是社會與考古學科發展的需要，在自然與人的關系方面給以科學的闡述，從歷史角度提高認識，更自覺地盡力建立人與自然協調的關系”。

三

蘇秉琦先生的這種研究思路與方法和他從求學伊始對中國古史的困惑有關，更和他的北平研究院的班子及多學科關系密切相關。這是真正中國問題的考古學，科學的考古，開放的考古，圍繞中華文明中心的考古——中國化的考古學。因此，蘇秉琦先生的學術道路堪稱中國考古學的縮影，而中國考古學又堪稱近代中國由閉關鎖國到開放探索、融入世界并科學發展的一個縮影。

蘇秉琦先生是較早深刻地掌握了考古類型學與進化論精髓的一代學者。區系類型學作為先生和數代考古學人幾十年探索的結果，不僅是從考古發現的遺物遺跡以類型學方法系統地歸納出一個中國大地上諸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而且某種程度上也發現并厘清了史前文化相互關系的演變譜系與密碼，具有某種文化譜系學與動力學的特點。盡管這是世界考古學在文化史重建階段的普遍做法，但卻是中國學者在與世界學術主流相對隔絕狀態下的自我探索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之后再一個一個地區地梳理從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國再到融入夏商周和秦漢帝國的全過程，然后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進程也幾乎是這一理論順理成章的自然延伸，因為早在上世紀30年代，他即受古史辨和現代西學的影響，包括后來馬克思主義和郭沫若等的影響，立志要從考古角度修國史、寫續編、探起源。

在1979年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上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上，蘇秉琦先生都曾反復提請大家注意：“考古學的根本任務在于要對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做出正確回答?！薄安⒁源藶楹诵?、框架，來系統復原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與發展脈絡?！薄盀榇?，必須建立史論結合的、系統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边@或許就是他對中國考古學工作總任務的理解，和對考古學工作總目標、總方向的界定和把握吧！

為此，蘇先生自己概括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繞出兩個怪圈——司馬遷以來傳統歷史觀念的大一統和馬列主義歷史發展原始一奴隸一封建一資本一社會主義的五階段分析法，直面恩格斯借鑒人類學家摩爾根提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這一文明社會的歷史原點問題。而蘇先生緊緊抓住仰韶文化這個主體，從一種典型器物尖底瓶（也稱酉瓶，蘇先生認為是當時普遍使用的酒器），一種花紋（玫瑰花，彩陶上的主要紋飾），到文化譜系，進行庖丁解牛式研究。這種“文化譜系論”，亦可稱“文化論”；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國”三階段，“古國、方國、帝國”三部曲，“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三模式為核心內容的“中國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道路理論”，則可簡稱為“文明論”。盡管還缺乏文字等內證，一些概念與理論也嫌粗糙.但這個文化和文明的體系與要素對于民族（華族）文化（飲酒、禮儀）則確是非常具有解釋力的一個考古理論假說。這樣，蘇秉琦先生得以從書本到實踐，從大一統的文明史傳說到具體并各有特色的考古發現，重新回到中華文明的整體性與連續性，最終在否定之否定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上回歸探起源、修國史的原點與初心。

因此，談到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學，還不得不談其考古為人民服務的公共考古學，在近代與當下的中國語境下，這絕對是值得濃墨重彩予以描繪的一筆。在他看來，考古學不僅要揭示傳統，而且要傳承傳統，建設現代，創造未來。解放前夕，他婉拒史語所同仁的邀約而選擇留在大陸；早在1950年，針對考古事業需要加以改造以適應新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的議題，他就曾經發表過《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1964年他又提出了大遺址及其保護的重要性。在蘇先生眼中.大遺址不僅是認識早期文化與文明發展水平的標志，是解開考古與歷史之謎的鑰匙，而且也是民族國家的命脈所在，考古不是簡單地將東西挖出來滿足專家學者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學術需求，“文物局的工作絕不是把幾件物品保護好了那么簡單”。

1988年，先生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的核心思想被作為當年高考的語文試題，數百萬學子同時面對一個考古問題冥思著文.這讓先生感到異常興奮，并促使了他以八十高齡仍奮力拼搏，力圖通過自己的最后一本書《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將自己所知以自己的方式告訴大眾。他把這看做是20世紀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看做是以自己所學，對這塊土地，這個民族的一個交代?！皩χ袊幕?、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做出正確回答?！逼鋵嵰舱侵袊脊艑W誕生以來一以貫之的邏輯追求，是典型的中國考古之路。

蘇先生一輩子沒有走出國門，但不代表他不關心國際，不代表他是獨自摸索閉門造車，更不代表保守。他曾經認真、反復研讀滕固翻譯的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學方法論》，汲取植物學、民族學、環境學的營養，晚年也積極創造條件參與對外交流，為了驗證區系類型，還專門向昔日的植物學同行虛心求教。蘇秉琦先生的考古之路，是考古中國化之路，考古科學化之路，考古多學科化之路，也是考古大眾化之路，考古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利用之路。蘇先生的考古學是開放的考古學，是與時俱進的考古學。蘇先生在試圖將考古學融入時代.融入民族國家的歷史現在與未來。他的考古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同時他也是個世界主義者，他在世界考古中看中國，也希望能透過中國看世界，將中國當做世界的一元。在中國考古學會1989年的長沙年會和1993年的濟南年會閉幕式講話中，他都明確地表示過這個觀點，只是他還沒有來得及明確地指出世界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元一體是什么。我們今天檢討考古學的蘇秉琦之路，中國之路，就應該既更加科學地、深入地回答中國的有關問題，也要回答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過去與現在及未來的關系等等這些事關中華民族復興以及全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

無論是在1979年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上，還是在此后的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上.蘇秉琦先生都從未忘記過提請大家注意：“考古學的根本任務在于要對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做出正確回答?！薄安⒁源藶楹诵?、框架，來系統復原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與發展脈絡?！薄盀榇?，必須建立史論結合的、系統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边@或許就是他對中國考古學工作總任務的理解，和對考古學工作總目標、總方向的界定和把握吧！

斯人已逝，精神長存。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學不僅是中國考古學、也是世界考古學界的一筆寶貴的遺產，是中華民族重新認識自身、認識自身與世界的關系以及謀求偉大復興的一塊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