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島爺爺”的海峽考古情

陳仲玉 黃運明

黃運明：陳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第一個問題是，您是怎么走上考古這條路的呢？

陳仲玉：怎么會走上考古這條路這個問題，對我來說還很復雜的，說來話長，這里只能長話短說了。我1953年高中畢業，那時候的臺灣，考大學非常困難。整個臺灣只有一所大學，就是臺灣大學，其他全部都是學院。學院也沒很多，如臺南工學院，臺中農學院，臺北師范學院等，其他還有一個工業?？埔苍谂_北。那時候也沒有聯考，你每一個學校你要上的話你都要去考?？傊褪卿浫÷屎艿?，很難。我第一年大學沒考上，第二年又沒考上。我父親只好叫我去工作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臺灣南部的屏東，小職員的工作。那時候我就在想，假如一直這樣的話，我一生恐怕就完了。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他當時在臺灣大學讀書。他說臺灣大學有很多臺北本地的學生，雖然學校都配有宿舍，但一般都空著。我可以住在臺大的宿舍里，一邊工作，一邊補習再考。當時我父親是小公務員，在臺灣煙酒公賣局的屏東酒廠。他在日本投降之后就從福州去了臺灣，跟他的長官一起去接收屏東酒廠。我如果要去臺北半工半讀，至少要先找到一個工作。當時就在報紙上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要招考一個畫圖技術員的消息。我在高中的時候就對畫圖很感興趣，所以就去報考，結果考上了，成為史語所的一名技術人員。我進了史語所以后，就不太可能再去讀書了。而且又去服兵役，當了兩年空軍士官。服役回來，就一直在史語所待到了1964年。

正好那時候臺灣要走經濟路線，發展貿易，要把紡織品手工藝品等產品推出去。那一年的春天，在紐約有個“世界博覽會”，我們史語所、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歷史博物館”這四個單位聯合在博覽會辦了個文物展覽。所里派我去監護古物的展出，我就從1964年春天開始，去美國整整呆了21個月。這個機會是我一生的轉折點。

美國那時候正是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我到美國以后，感覺自己像井底之蛙，那時候我就立志，回到臺灣以后一定要好好振作一下，還是做個研究人員比較好，反正我已經干了考古這一行了嘛。所里的老師也很支持我這個想法，所以1965年的冬天回到臺灣以后，我覺得我還是要去上學。

但其時我已結婚生子了，只好去上夜校。我就進了臺灣師范大學夜間部歷史系。那時候只有臺灣大學有考古人類學系，但臺大又沒有夜間部，在臺灣師范大學我只好選擇相近的歷史系了。

其實我在紐約的時候就在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上了一年的人類學課程。本想回到臺灣來轉學，結果沒成功，因為那個時候非常嚴格，很多人考都很難考進去。臺灣師范大學夜間部需要念五年。畢業以后，我考上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1965年我回到臺灣以后，史語所的所長是李濟博士，中國考古學之父。把我調去做他的研究助理，所以我變成了李濟所長的入門弟子。李濟先生他們老一輩的訓練都是非常嚴格的。他最后一次在臺灣大學開課，我正好是研究生，也上了他的課，不但是他的入門弟子也是他的學生。上臺灣大學碩士班時，其他好多授課老師也都是我在史語所的前輩。這些老師們比如高去尋先生、石璋如先生都非常支持我。所長屈萬里先生特別把我的情況上報給“中央研究院”的錢思亮院長，錢院長批準讓我引用研究人員的進修條例，帶職進修；我有課就上課，沒課就回來史語所上班。所以一方面我在臺灣大學念了三年，拿到碩士學位，一方面做李濟的研究助理.畢業后順利地轉到研究人員系統，成為助理研究員。史語所職稱晉升是非常困難的，十來年才升一級，慢慢才升到研究員。這就是我開始走上了考古這條路的經歷。

黃運明：能談談后來怎么選擇專門做臺灣地區考古，以及福建沿海的島嶼考古呢？

陳仲玉：史語所對研究人員非常開放，進去后你有什么興趣就去做你自己的研究就是了，也沒有人管你，也不要簽到、打卡。但是每年一定要提出一篇論文，在學術研討會上報告。這篇論文就很嚴格，一定要寫出來，讓人家看你的紙本。

最初高去尋先生、石璋如先生都想讓我去做安陽研究。我因為資料都在他們手里，研究起來不是很方便，后來他們也叫我做漢代考古。漢代考古那時候非要大陸的資料不可，這些資料很難得到，雖然當時史語所里也會從香港買來《考古》、《考古學報》、《文物》等這些雜志及書籍。

其實我這一段機遇也是很有意思的，為什么我后來會轉入臺灣地區的考古呢？正好這個時候臺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得很好，社會大眾就感覺一定要設立一個管理“遺址公園”的機構.目的就是控制土地亂開發，試圖把一些地方的土地劃成“遺址公園”，以便于保護。每一處“遺址公園”的成立之前，一定要做各項資源的調查，人文史跡的調查也是其中之一，就等于是一個大陸叫“項目”，臺灣叫“計劃”。由于我受邀做了許多人文史跡的調查研究，因而慢慢就轉到做臺灣地區的考古學，也就沒再做漢代考古了。

同時，那時候正好是史語所考古組研究人員青黃不接的時候，臧振華先生在他一進史語所時，就得了哈佛一燕京學社的獎學金，去了哈佛大學，所里那時候等于沒有人做臺灣考古這一塊了。

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張光直先生曾經主持“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劃”。他這個計劃大概只執行了三、四年，做了濁水溪中下游就斷了，而上游部分還沒有做，我后來就接著去做濁水溪上游。在上游地區發現了19處的遺址，其中包括[曲冰遺址]，成果還是比較好的。所以后來我就轉變到做臺灣考古，就沒有做漢代考古了。也不做安陽考古，安陽考古其實那時候分開的，侯家莊這些資料是高去尋先生在接手做，主要是整理梁思永先生的遺稿。小屯的資料是石璋如先生在做，所以我也不可能做安陽。

這也是后來我為什么會變成做臺灣考古的過程。那幾年經常是接院外的臺灣考古項目在做，基建工程相當多，我疲于奔命。后來臧振華回到臺灣了，再后來劉益昌也進到所里來了。我一看他們都是考古科班出身的，而且做得相當不錯，我就想轉到做海洋考古，所以我去金門島、蘭嶼島、馬祖列島，甚至東沙群島、南沙太平島等島嶼考古了。

黃運明：作為地地道道的福州人，能不能談談您在福州記憶比較深刻的事？還有就是，我注意到，您的好幾次學術報告中都提到Kuoh-da（福州晝民）這樣的福州因素，所以，您認為您作為福州人，在您從事海峽兩岸史前考古的工作有沒有什么特殊性或優勢？

陳仲玉：我離開福州的時候是14歲，所以我對老家的印象還很深刻，后來去的臺灣上初中。我小的時候愛玩，愛玩的話就會懂很多，知道很多福州的鄉土人情。比如說我們這次去的將樂，將樂附近不是三明市嗎，我小的時候就去過三明市，因為我生長在福州，那個時候日本人兩次進攻福州，省政府馬上撤退，我父親就跟著撤退到三明永安，所以我去過三元區，沙縣也住過，永安也住過，這三個地方都住過。我是在沙縣上的小學一年級，后來回福州上四年級。那時候跟本地的小孩子玩.就學它們講的話，我的感覺是你從三元，跑到沙縣，語言馬上不一樣了，語言復雜，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全現在人類學的話來說，語言就是人群，語言就是文化的重要要素。如果一個語言斷了，它的文化就斷了。福州現在已經很少人講福州話了，慢慢的福州民俗文化也就容易斷掉了。所以從小到大，我對福州、三明的印象都非常深刻的。

我對“蛋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小的時候在福州，我們這些小孩子不懂事，唱很多兒歌是諷刺“蛋民”的，比如《無情無義的曲蹄仔》，這是一種帶歧視的兒歌。所以我就注意到了“蛋民”和我們漢人是兩種不同族群和文化。而且我們漢人對“蛋民”是非常歧視的，“蛋民”一般是不能上岸的，只有正月初一到初三才可以上岸，一般是女人帶著小孩，手提籃子，唱著他們的吉祥話的歌曲，給我們漢人賀年，我們就會給他一些瓜果。所以說“蛋民”是和我們漢人不一樣的族群。

我們那時候去沙縣、永安，根本沒有公路，只有小路，汽車不通。只能坐船，船都是那些“蛋民”的船，是尖底的船。船可以坐四五個人，前面一部分載客，他們自己一家人也都住在里面，窩在那里睡。船隊是從福州洪山橋出發，一路撐篙，到達南平后走沙溪。

船隊因為動力靠撐篙與搖櫓，走得很慢，要三四天才到沙縣和永安。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路途中要拉纖，因為船隊要經過淺灘和激流，單靠撐篙是絕對不行的，這時候就要靠拉纖。所以它一出發就是一個團隊，一個團隊至少是三艘到五艘船只。到一個要拉纖的地方，船隊就先?？吭诎哆?，所有人都下船。女人們會下船走，男人們，包括大一點的男孩，都要幫忙拉纖，就這樣一路拉過那個險灘，然后所有人再上船出發。

路途中我印象中有這樣兩件事情讓我印象很深刻。一件是，我母親和我妹妹坐在前面一艘船，我和我父親坐后面一艘船。我母親前面那艘船破了，水馬上就灌進去了，整船人都泡在水里浮著。這艘船很快就被靠上岸了，然后整個船隊幫助他們把船翻過來去修補，修補后繼續出發。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因為日本人進攻福州，兩次逃難都逃到了三明的三元，最后一次是逃到永安。那次回家路上，那個時候還記得是8月15日晚上，坐著“蛋民”的船，晚上停歇在一處沙灘，根本沒有人煙。第二天一早我們就想到了南平，是個大城鎮，可以去好好吃一頓；結果路邊的店鋪都不開，街上行人也很少，遍地的鞭炮屑。問了路人才知道，昨天晚上日本投降了，全城狂歡。那時我們正在荒郊野外，就得不到這條天大的好消息。

我作為福州人.那后來怎么會轉到福州附近的連江馬祖島的研究呢，一方面是我個人的一個意愿。當時馬祖和金門一樣，早年是軍事管制區的時代，很難做考古工作。1980年代初期撤銷了這個軍事管制，所以我先去做金門列島。

馬祖這個地方呢，我也一直很想做，因為那里講的是福州話。我想我這個福州人到了馬祖不就等于回老家差不多了嗎？

有一次，臺灣辦了一個考古人才培訓班，希望各個地方的考古人才多一點。我是那一屆培訓班的授課講員，我發現其中有一位學員叫王花悌，是來自馬祖的中學老師。與他聊天，相互認識了。后來我就帶我的兩個助理去馬祖做訪問.想了解一下馬祖的情況，這次行程也是由王花悌安排的。過了兩三年以后，正好委托我和劉益昌分別作為主持人和協同主持人，去做馬祖、金門兩個地方的考古遺址調查。所以我就有機會去馬祖做文物普查。在馬祖做考古，因為我是福州人，都一樣講福州話，馬祖當地人都把我當鄉親看。2001年馬祖調查的時候，我已經從史語所退休了，退休以后改為兼任研究員。王花悌介紹我認識了馬祖民俗文物館館長潘建國先生。2003年秋，潘館長找到我，說民俗文物館2004年元旦要開幕，請我在開幕當天下午做一場演講，我也答應了，因為我做了馬祖地區的考古遺址普查。在我來馬祖做文物普查之前，這個地方的歷史，當地人怎么推最早也只能到元代。馬祖有一個廟，廟里有塊石碑，碑文：“林酉才喜舍中統鈔二十貫”，“中統鈔”是元代的錢鈔。經過我的普查，我發現了熾坪隴遺址，這處遺址的年代能早到距今6000多年，把馬祖有人類活動的歷史提早到了6000年前。因此我就在民俗文物館開幕當天做了個題目叫《從考古遺址談馬祖列島的歷史》的演講。

同年夏天，他們又請我做個項目，專門去發掘熾坪隴史前遺址。后來又做了菜園里遺址的發掘。菜園里遺址是歷史時代的遺址，它的年代是唐末到元。所以對于馬祖的調查也好、發掘也好，我有一個優勢，就是我是福州人，會講福州話，在馬祖做工作就非常有用，關系也處得很好。馬祖地區還有一個缺點，就是交通很不方便，機場很小，跑道很短，只能飛小型的飛機，經常因氣候不佳，飛機就停飛。所以別人不敢接馬祖的工作。他們在臺北還要教書什么的，史語所如劉益昌他們平時都非常忙，如果因交通原因耽誤三五天，就不好做工作了。而我正好退休了，有時間去做，在馬祖民俗文物館也有一間工作室，我在那里就可以住下來。所以對于我來說，讓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在馬祖的工作中。

黃運明：我們知道，臺灣很多人都尊稱您為“亮島爺爺”.足以說明大家對與您發現和發掘亮島遺址所做出的貢獻一個認可.能談談關于“亮島人”發現和發掘的經過嗎？

陳仲玉：馬祖列島中的亮島，自古即是一座少有人居住的小島。由于地處偏僻，海流湍急，風浪大，船只?？坎灰?；加上早年常有匪盜出沒，故雖然周圍海域魚貨量豐盛，卻少有人煙。雖然偶爾有漁民短時間來此捕魚作業，但無長久居民。清代的文獻出現的“橫山”一地，指的就是該島。從馬祖漁民的口述中亦可以得知，“橫山”自古在他們的生活范圍中。主要為季節性捕撈魚、貝類，尤其盛產黃魚。人群活動的時間，多在農歷四月半到七月半之間，且不做長久定居。亮島地理位置正好在北竿島與東引島的中間，與兩者各距約27公里。該島在1950年代被稱為“浪島”，1966年改名為“亮島”。2011年7月，當時連江縣楊綏生縣長有一次上島時，注意到在“百勝港”上方，道路旁的邊坡斷面上有貝冢遺留現象。遂通知我，組成“馬祖亮島考古隊”，于是年9月8日，登亮島調查該貝冢之重要性。經過地表文物遺留與文化層現象觀察，初步判定“百勝港”確是古代貝冢遺留；其年代則在明清年間，屬于歷史時期的遺址。更重要的是另外在該島北部“島尾”的一段路邊，又發現貝冢遺留。這處嗣后被命名為“島尾遺址”的地點，除了發現相當古老的陶片之外，尚有人類頭蓋骨三片；經過初步的判斷，應是一處很早的史前新石器時代遺址。嗣后又發現另有三處遺址地點，合為“亮島島尾遺址群”。島尾I遺址所采得的貝殼標本，經過碳十四的定年，距今約在7，900-7，500年間。這是“亮島島尾遺址群”與“亮島人”發現之始。而“亮島人”1號人的定年，約在距今8，300-8，060年，“亮島人”2號人的定年，約在距今7，500年。

黃運明：亮島人的發現，無論是從考古學還是體質人類學等方面，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陳先生在發現、發掘和研究“亮島人”過程中也做了相當多的工作，特別是陳先生運用體質人類學角度，成功地萃取“亮島人”1號人骨線粒體和Y染色體DNA以及2號人骨線粒體DNA，您在過去的研究中，也將這些發現與福建沿海的海洋族群聯系在一起.能具體談一下嗎？

陳仲玉：我這次到將樂參加的“中國東南及環太平洋地區史前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就發表了一篇論文的題目一《從亮島人來看全新世早期海峽兩岸的族群》。我提這樣的看法是：第一個，基本上是因為他們兩個單倍群不一樣，顯然他自古那么早就已經是兩個族群了。而且，我用語言學家的研究看法，福建閩江流域的水上人家族群.自稱“曲蹄”：閩南九龍江（包括晉江）流域的水上人家的一支族群，自稱“白水”（或“泊水”）族?！扒恪币辉~在福州話中拼音為kuoh-da，這一詞與侗臺語族中的仡佬（Klau）音近。惟美國語言學家本尼迪克特（Paul K.Benedict）將侗臺語族改以泰、卡岱（Tai-Kadai）語族的理論，Kadai一詞似乎更像“曲蹄”的發音。美國另一位語言學家布拉斯特（Robert Blust）認為有一族群是從西南貴州那一帶從長江上游下來以后，一直沿著長江流域出?？?，到浙江以南一帶。因為北方氣候不適合，只有華南這一帶的氣候比較適合。我的看法是，原來在中國東南一帶的人群是M9。因為人群會變異，然后E單倍群是從M9分化出來。他基本就分布在東南沿海包括閩江口這一帶，尤其是他自稱“kuoh-da”，所以我認為亮島I號人大概就是這一族的祖先。那么“亮島人”2號R9呢，他是自中國西南貴州一帶走南邊，從廣西沿著西江這條河流走，一直走到廣東，在廣東出?？谥?，就在附近，甚至到海南島到越南，往東就到東南沿海。所以，R9可能是屬于后面這一群，“亮島人”2號可能是他們的祖先。

我曾經去訪問馬祖的最后一個曲蹄，我問了他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你們平時打漁都怎么走的？”他說，他們打魚都在出?？谶吀浇?，也可以往北邊走，一直可以到舟山群島的沈家門，但他們不能過福州烏龍江以南的地方去。所以我用這幾個條件，推測“亮島人”1號可能是曲蹄，“亮島人”2號可能是白水。

發現亮島人以后，我向福州大學閩商學院院長蘇文菁教授建議.說研究福州“蛋民”的DNA這個課題可以做?，F在它們的語言也消失了，人也都上岸了，再過沒多久，這些人嫁娶就會使得人種變得復雜。你現在還可以去問他們的祖宗三代。如你找一些年紀大的“蛋民”，抽血去驗DNA，看看他們的粒線體單倍群或者Y染色體，據說他們與復旦大學生命學院遺傳學系李輝教授合作，成果很好。我們也將拭目以待。

黃運明：您最初從事考古，一直到現在，都跟島嶼聯系在一起.前些年您在廈門大學也專門開設了關于“島嶼考古學”的課程，應該說您提出的“島嶼考古學”這一概念是非常有影響的。它同時也是您多年來在島嶼做考古研究工作的實踐總結。能具體談談島嶼考古學嗎？

陳仲玉：我提出的島嶼考古學，是屬于人文地理研究范疇下的。海洋島嶼上的考古學研究，必然是有海洋和島嶼的特質.它的方法論基礎也是有它的特性的。我依據亮島人的發現，提出亮島文化這一詞，本身還是有點勉強，它還是有缺陷的，應該說這個詞也是跟大陸學者談的“考古學文化”這個概念有所區別的。所以我總結了一下島嶼的特性，第一：島嶼，它是封閉的。它自然生態環境是封閉的，所以一個島嶼，你如果把它里頭的生態平衡的東西破壞了，這個島嶼的系統就都壞掉了，這就是它封閉之處的一個缺點；但第二，島嶼，又是開放，這指的是它對人類來說是開放的，你只要能夠在這里生存，資源夠用，你就待在那里了。因此，它里面的物質文化是多元的。人群也說不定是多元的，比如，來了一批強者，把你趕走了，或者把你同化了。除了這些特性，島嶼的氣候變化、島嶼居民對特殊環境的適應等問題，這些相對內陸而言，都是值得重視和關注的。所以，我認為，島嶼的考古學研究，跟內陸的考古學研究是完全兩碼事，是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

還有很重要一點，內陸族群跟沿海岸邊和島嶼的海洋族群，在很多地方有根本上的不一樣，為什么呢？內陸的老百姓把土地看得非常重要，因為土地都是劃分好的，這塊地，丟了就完了，而海洋族群則不是，對土地并不重視，哪個地方好，他們就在哪里定居。最早在全新世時期，渤海灣下來這一路都有海上的漂泊族群，這就是所謂的sea nomads（或sea Gypsy），他們就是到處亂漂的海洋族群。這個就是我對亮島人的基本看法。當然，我的理論也是有它的缺點。我是結合語言學、古DNA學上的一些證據，把二位“亮島人”與曲蹄族和白水族的一種推測，一種思路。

黃運明：從金門富國墩、金龜山到熾坪壟，以及剛才提到的馬祖亮島.可以說您工作重心大多數都放在海峽兩岸的島嶼上，并一直在關注島嶼考古和史前的海洋族群。從您過去幾十年的工作和研究經歷，現在回過頭想或總結一下，有沒有達到當初選擇這條考古和學術道路的這種預期？您對從事海峽兩岸考古工作的后輩們有沒有什么期許？

陳仲玉：對于我們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是學無止境的。所有的方法、所有的理論、甚至我們用的儀器都日新月異。我的很多觀點和研究，從現在來看，都已經落伍了，很多都不合時宜了?，F在有很多新的方法和理論都在進步。比如說，我們研究物質文化，古器物學，最早的時候，李濟先生以青銅器的標準來研究古器物學，他從器物名稱、器形、鑄造方法、銘文、功能、還有紋飾等六個方面都作了深入研究。應該來說，從大的方面，李濟先生古器物學基礎還是很強的，到現在也很難突破他的這六個方面的理論。但是里面細節的研究，現在是進步太多了。比如說鑄造方法，現在對安陽青銅器器型鑄范的安排、焊接等諸多的問題，都比以前進步很多，都超越了李濟先生那個時代的水平。

我們每一個人，什么都是有限的，但是學問本身，是永無止境的。所以，你說我有沒有達到預期，以我個人來講，達到預期了，因為我的能力就此而已，我盡我的能力來做了，就只能到這種程度了。但是對于整個島嶼考古也好，海峽兩岸考古也好，它的研究是無止境的，它可做的工作也還多得不得了，這些都得要我們共同來努力，大家來思考，思考方法論、基礎理論、與內陸文化的差異以及文化來源的多元性等等。這是我的看法。

作為我個人，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做研究做到了82歲，現在我真的要退休了。至于對海峽兩岸的史前考古研究，我想說，我們之間不一定是前輩晚輩的關系，我是覺得這是必須后繼的研究工作，當然我希望能夠更好。所以，我對你們當然是有期許的，就是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無論是發掘還是研究，我們應仔細一點，多思考一點。

黃運明：謝謝陳先生.感謝與我們分享了您的考古心路歷程。

附記：2017年11月9日。在陳仲玉先生前往福建省將樂縣、平潭綜合實驗區參加“中國東南及環太平洋地區史前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南島語族考古研究基地掛牌儀式”等活動之后，黃運明對陳仲玉先生進行了專訪。本文即是根據此次訪談錄音整理而成。在訪談及整理過程中。得到了王曉陽、林葉輝、張六英的幫助，在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