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師商城的儀式宴饗與權力獲得（一）

(美)卡炊卡·雷哈特 孫瀚龍 陳星燦

一、引論

公元前兩干紀青銅時代的中國北方通常被引述為世界幾大文明中心之一（比如Maisels，2013；Trig-ger，2003）。中國青銅時代的偉大成就反映在商周王朝的“青銅禮器”中，這些青銅器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里。這些青銅器同樣備受學術界關注，被解釋成權貴階層為祖先們獻祭和獲得政治權力的奢侈品（Chang，1983；Keightley，2000；Liu，1999，2000，2003）。青銅制品的復雜冶煉技術包括塊范澆筑與三種合金的配比，其生產過程（Franklin，1983，1990）、技術知識（Liu，2003）和礦產資源（Liu and Chen，2003，2012）均被認為是集中控制的。古代中國最早的文獻是在晚商都邑安陽殷墟發現的甲骨文.它是在動物骨骼上銘刻的文字，這些文字被認為是在給祖先獻祭時刻上去的。它們揭露出商代晚期的王通過占卜儀式與祖先們進行溝通.也記錄了數量眾多的人牲、動物犧牲（Keightiey，1978b，1988，2000）。和青銅禮器一樣，占卜（Flad，2008）和獻祭也被看作是商代貴族的專享權力（Allan，1984；Eno，1996；Keight_ley，1978b，1988，2000；Lewis，1990；Shelach，1996）。

按照商代貴族精英中心論的觀點.儀式活動被認為是貴族精英支配和掌控的.權力也是集中和強制性的（生殺大權、軍隊調動、封賞任命等）。然而，權力并不僅僅是統治階層單向行使的.它的運行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體系。復雜社會并不一定要圍繞一個統治階層而組建.復雜的社會政治組織也并非就一定絕對等級森嚴?？脊艑W家已經批判在解釋上對等級制度和只有少數精英貴族位于金字塔塔尖的社會組織模式的依賴。例如分層的概念（Crumley，1979，1995），就描述了沒有劃分等級或者根據特定情境采取多種方式分層的復雜社會?！白儜B分層結構”（het-erarchy）提供了用不同的視角去分析社會結構（Brumfiel，1995，p.128），并且已經運用于不同的考古學案例（e.g.DeMarrais，2013；Ehrenreich et a1.，1995；Metcalfe et al，2009；Saitta and McGuire，1998）。最近，江雨德（Campbeu 2009）批判了不分青紅皂白把“國家”概念用于分析晚商社會的做法，轉而呼吁“網狀研究（network approach）”的分析方法，該方法以“想象的共同體”（Andersson，1991）的移動的政治景觀為據來描述晚商政治體系，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祭祀、埋葬和戰爭是權力競爭的焦點，卻并不反映一種固化的、絕對的權力。

在復雜社會和社會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臣民們”并不根據重力原則簡單地被統治集團所控制?？脊艑W的”代理理論”已經將關注點轉移到非統治集團獲取權力的方式上（Johnson，1989；Barrett，2012）。對日常生活中規則和慣例的關注（Bourdieu，1977；DeCerteau，1984；Giddens，1984）已成為考古學理解日常生活中“實際政治”的更優途徑（SHUman，2001）或是研究集權缺失社會組織的更好方式（Hodder andCessford，2004）。由于食物消費是非常重復性的以及食物本身蘊含特殊的文化寓意——正如阿帕杜萊所言，食物具有“符號的魔力”（semiotic virtuosity）（Ap.padurai 1981），因此食物和飲食在日常政治活動中是特別重要的。在本文中，為了擴寬我們對偃師商城這個復雜社會的權力體系和結構的認識，筆者研究了偃師商城第二期這一最繁榮階段的飲食行為。與僅僅關注精英階層權力不同，本文將之擴大為一項比較研究，包括了上層精英和陶工社群（身份地位相對較低），分別考察他們在儀式和家庭方面的問題。

在近些年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研究中，食物日益成為非常重要的關注點。相關研究已經證明飲食行為和與食物相關的習俗是社會群體培養和達成身份認同最主要的一種方式（Bourdieu，1984；Goody，1982；Halstead and Barrett，2004；Hodder，1991，1982；Kahn，1986；Meigs，1984，1997；Mintz，1985，1994，1997；Ohnuki-Tierney，1993；Parker-Pearson，2003；Twiss，2007a；Vardaki，2004；Welbourn，1984）。飲食行為不僅涉及能量物品和象征物品的消費，而且還涵蓋不同群體之間與飲食相關的實踐活動的差異：比如食物的預處理方法、餐具及配套用品的使用和食物規則等等（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吃）。研究還證明食物和飲食行為通常直接與社會身份的認同和權貴階層的社交有關系，特別是通過宴享或宴會形式（Adams，2004；Blitz，1993；Bray，2083；Cuellar，2013；Dietler，1996，2001，2003，2006；Dietler andHayden，2001；Hamilakis，1996；Hastorf，1991，2083；Hastorf and Johannessen，1993；Hayden，1996，2001；Jennings and Chatfield，2009；Jennings et al，2005；Joyce and Henderson，2007；Junker，1999；LeCount，2001；Mills，2007，2004；Pauketat et al，2002；Porter，2011；Rosenwig，2007；Rutter，2004；Spielmann，2002；Turkon，2004）。在宴饗期間，權貴階層社交圈和身份地位上的差別可能會被鞏固、強化，也可能會面臨協商與競爭，因此宴享在財富和權力并不平等分配的社交情境中通常十分重要。權力的協商通過多種途徑實現：夸張地炫富（物質的或象征性的），美化不同社群之間的差異.通過互惠的禮物交換強化債務關系。分享一頓飯食也能強化社會關系，政治互信也可通過食物的饋贈和分享獲得。

說回到中國青銅時代的禮器.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對商代禮器中的烹飪器皿進行研究（例外也有，參見Chang，1977a；Underhill，2002）。如果說青銅鼎與國家權力有象征性的關聯（Bagley，1999；Chang，1980，1983；Childs-Johnson，2012），那么是否僅僅因為統治者掌控著經濟命脈、資源和產品（e.g.Chang，1986，p.367；Liu and Chen，2003）？又或者是與宴饗儀式有關？畢竟這些禮器是用來盛放上等食物和飲品的容器。這些奢侈品在早期青銅時代的中國北方出現是否意味著宴享活動對于國家政權和貴族精英的重要性？和精英階層排他性的宴享儀式一樣，地位較低的人群是否被排除在宴饗活動之外？本文嘗試研究以上問題并且研究宮殿區的精英貴族在飲食行為上與地位較低的居民有何不同及相同。據我所知，本文是中國考古學研究中首次對地位較低者的也是家庭背景下的儀式和宴饗問題的探討。

本文的個案分析集中討論偃師商城二里崗時期（早商）的聚落，下文統稱偃師。這是一處位于中國北部黃河中游河谷地帶的中心聚落。它起始于公元前1600年（二里崗最早期，早商），在延續了大約200多年后規模逐漸變小直至最后消亡（杜金鵬等，1999；高煒等，1998；王學榮，1999；夏商周斷代工程2000）。由于尚無史料證實生活于通常稱之為“早商”這個階段的人群的族群身份（這與在晚商遺址安陽的情況不同），學者們以河南鄭州二里崗作為“二里崗期”的典型遺址來指代早商（e.g.Liu et al，2002-2004）。

偃師商城被劃分為三期，與該遺址的主要發展階段相對應（河南第二工作隊，2000，p.11；Liu andChen，2003，pp.89-92；王學榮，1999，pp.30-31）。本文討論的第二期是該遺址的擴建時期，城防等設施在公元前第15世紀大約延續了100年（表一、表二）。在偃師商城第一期，修建了主要的建筑設施，包括四周的城墻和帶宮墻的宮殿區。在第二期，城市規模擴大，修筑了更高大的城墻和壕溝，從原先相對較小的長方形城市發展成為一個面積差不多三倍大的不規則形城市。在第三期，在遺址衰落之前有一個較短暫的某些建筑設施的重建、修繕時期。

1、二里崗時期的政體

二里崗時期的政體被描述成分層的等級制度（Liu and Chen，2012；袁廣闊，2013）或者是網狀結構（Thorp，2006）。它由一系列的都、邑、外圍的城鎮等等組成，覆蓋了中國北方中部地區的一大片區域。二里崗時期的兩大政治中心在現在河南省的鄭州和偃師。它們四周都修以厚厚的城墻，并且在城市中心建筑帶有圍墻的“宮殿”群；鄭州商城更大，說明它是最主要的中心而偃師商城是次級中心或特殊的軍事、儀式中心。較小的城市遺址，例如盤龍城、垣曲、東下馮都位于較偏遠處，并且只有單一的夯土城墻和方形的城市輪廓。更小的聚落則分布在大中心的鄰近地區，呈現出城市與鄉村的強烈差異。二里崗時期遺址所輻射的廣大區域向南到達今天的湖北、江西、湖南，向西到達山西、陜西，向東進入山東，反映出政治上的大規模擴張（圖一）。伊洛河流域（二里頭、二里崗是先后發展的中心聚落）的區域系統調查闡明了二里崗時期的興衰過程（Liu et al，2002-2004，pp.91-92）。調查隊發現了24處二里頭晚期一二里崗早期的遺址，46處二里崗晚期遺址（在這一時段，偃師商城的發展達到頂峰隨即走向衰落），只有4個小遺址屬于晚商時期。遺址數量的縮減呼應了權力中心由商初的鄭州轉向晚商開端的安陽。

二里崗，早商社會通常被描述成為很復雜的、等級制的社會政治組織（chang，1983，1986，2005，p.125；Keightley，1987，p.91；Liu and Chert，2006；嚴文明1997）。權力地位取決于在商王世系中所處的位置（Chang，2005，p.128）以及性別（Linduff and Sun，2004）和職業（Keightley，2012）。盡管沒有在最大的都邑偃師和鄭州商城附近找到像在安陽殷墟發現的王室墓地，通常還是認為王室成員在他們的宮苑里統治管轄著這些城市。在那些更偏遠的二里崗小聚落，社會分層可能并不很明顯。然而，杜普（Thorp 2006）指出，除了最小型的聚落，其他居址都存在房屋精致程度的差別。我的研究選擇在大型都邑偃師商城進行，是因為它呈現出社會階層上的清晰對比，即它包含居住在宮苑里的高級貴族和生活工作在普通居址的平民。

二里崗政權對于軍事的關注，反映在城市選址、大體量的夯土城墻和遺址內發現的青銅武器上（Fong，1980；郭妍利，2009）。偃師商城尤其具備軍事特征。從最初開始興建，它就有夯土城墻、圍墻環繞的宮殿以及帶有圍墻的被認為是武庫的儲藏設施（袁廣闊，2013，p.329）。到偃師商城第二期，最初的長方形城墻被擴建和加厚，將居住區的外圍地帶（包括本文研究的陶工社區）都包圍進來。在這一時期，修建了城壕和與第一個倉儲設施類似的另一個儲藏建筑。在宮殿區的一條殘破道路上發現了疑為戰車的車轍痕跡（河南第二工作隊，1998），有學者（袁廣闊，2013）認為偃師商城外郭城有“馬面”.其刻意凹凸的設計是為了軍事防御。然而，“廚刀形”的城圈可能只是反應了圍繞城市東南面古代湖泊修建的需要。

偃師商城靠近古代伊洛河（Liu et al，2002-2004，p.79），且鄰近該區域內首個國家社會的中心——二里頭遺址（Liu and Chen，2003，2012），它又與二里崗商城同時并存。偃師商城最早的地層中發現了既帶有典型二里頭風格又具有典型二里崗風格的文化堆積（Liu et al，2002-2004；Liu and Chen，2012），有學者將其解釋成歷史上的商征服夏以后在物質文化上的表征（杜金鵬等，1999，pp.38-40；高煒等，199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4；Zou，1999）。有些外圍的二里崗遺址，例如盤龍城、東下馮、東龍山和大辛莊，最初是沒有城墻的二里頭聚落，直到二里崗政權接管了這些地區。劉莉和陳星燦（2012）提出二里崗政權為獲取自然資源而建構起一套殖民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強勢的二里崗商文化逐漸取代了當地的土著文化。

2、儀式組合：占卜、獻祭與宴饗

祭祀在商代社會中的重要性早已從歷史文獻和考古遺存中得到確認。占卜、獻祭與宴饗這套相互關聯的儀式組合，留下了巨量物質上的證據?？脊艑W上，占卜儀式反映在甲骨文上。整個商代，我們對占卜儀式的大部分了解都來源于儀式結束之后刻在動物肩胛骨或龜甲表面的卜辭.往往要先通過灼燒骨頭產生裂痕再進行刻字。吉德煒曾提出對商王朝祖先的崇拜使得商王在心理層面和思想觀念上都獲得了合法性，因為他可以通過儀式活動對祖先們的靈魂發揮影響（1978a，p.213）。例如，這篇卜辭記錄了為撫慰“四方風”而儀式性地宰殺了羌人和犬：“（我們）為了撫慰‘四方風殺了三個羌人戰俘和九條狗”（Keightley，2000，p.68）。甲骨卜辭在眾多二里崗早商遺址、中商遺址和晚商遺址都有發現，其中包括本研究討論的偃師商城的陶工社區，但殺牲的傳統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Flad，2008，pp.421-422）。

獻祭（儀式性的人祭和動物祭祀）是另一個重要的與商有關的傳統。安陽發現的大量甲骨都提到了數量眾多的獻給特定祖先的人祭和動物。在考古上，這類儀式行為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人骨通常都堆積在坑里（中國考古報告稱之為“祭祀坑”）。這類坑葬與常見的精致程度有很大不同的成人仰身直肢葬的喪葬行為明顯有別。這些祭祀犧牲的肢體通常反映出暴力的跡象，比如肢體不全，或作掙扎狀，尸體的姿態常常失去尊嚴（Liu，2004）。祭祀坑在二里崗和商代其他時期的宗廟、房基和喪葬場景中都很普遍。在二里崗時期最主要的中心鄭州商城，祭祀坑在多個地方都有發現。例如，位于宮殿區的祭祀坑H111，在不同的地層中都發現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殘骸，同時也發現了豬和狗的骨?。ê幽鲜∥奈锟脊叛芯克?001；Yuan and Flad，2005）。在偃師，祭祀坑在宮殿區被集中發現，出土入骨、動物骨骼以及陶器和其他遺物。祭祀堆積還在二里崗和商代其他較為小型的遺址中發現，包括白家莊（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1955），盤龍城附近的李家嘴（湖北省博物館，1976）、臺西和老牛坡遺址（Thorp，2006）。

儀式性的殺牲行為延續到了商代中晚期，這在小雙橋、洹北和安陽幾個主要的中心性遺址都可以找到清楚的證據。在鄭州小雙橋這個商代中期的大型遺址中.考古發掘者在宮殿區發現了十分密集的祭祀坑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2）。這些祭祀坑出土了入骨，有一些遭到了肢解，還有象骨、牛骨和其他動物骨骼，以及青銅、骨、玉和綠松石制品。其中一個祭祀坑內發現有超過70個牛頭（牛角）和許多表面涂繪鮮艷朱砂圖像文字的大型陶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宋國定，2004；Wei et al，2011）。宋國定認為朱砂涂紅的圖像文字和安陽發現的甲骨文有一定聯系，這對祭祀坑的性質認定提供了更多支持。在洹北商城，一個鄰近安陽的商代中期遺址，在宮殿基址上發現了埋有入骨架的奠基坑，暗示他們在建筑宮殿時被掩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2003；杜金鵬，2005，p.196）。在安陽的商代晚期遺址中，大量的人牲和動物犧牲也在貴族精英的墓葬中被發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0；Thorp，1981-1982，1988；Tang，1999，200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隊，1977）。

宴饗是第三種相關的儀式行為。商代社會最顯著的宴饗儀式的指示物就是青銅容器。一些青銅容器通常發現于高等級的貴族墓，還有一些在拍賣會競拍的不明出處的青銅器則往往因為盜掘。青銅器也在窖藏發現。第一類青銅容器是（二里頭遺址）用青銅澆注的爵，這類器物與酒和祭祀祖先相關（Childs-Johnson，1987；Bagley，1990，p.10）。貴族的儀式宴饗也記錄在多種歷史文獻中.包括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和青銅時代晚期的文獻資料（Anderson，1988；Chang，1973；Chang，1977b；Cook，2005；Fung，2000；Knechtges，1986；McGovern et al，2004；Nel-son，2003；Puett，2005；Sterckx，2005，2006，2011；Underhill，2002）。從卜辭可知，商代貴族與族外人和他們擴大的親族成員一同參與儀式宴饗（Underhill，2002）。根據吉德煒的觀點（Keightley 1999，p.260），在舉行祭時，祖先們就像客人一樣被邀請參加，通過食物獻祭得到尊崇。當王在宴會上款待他的支持者，在祭祀儀式上獻祭他的祖先時，就使用“餐”這個象形文字。這個象形文字描繪了兩個人面對一個青銅容器，有可能展現了宴饗儀式期間向祖先貢獻食物祭品或款待支持者的場景。根據一篇卜辭的內容：“當商王用切碎的人牲進行宴饗儀式時，他就沒有過錯了”（Keightley，2000，p.117）。

歷史文獻揭示出商代貴族的宴饗是非常奢華的。吉德煒（1999，pp.280-1）曾提出商代貴族至少消費掉了他們獻祭的動物犧牲的一部分，因此有可能吃掉了大部分肉食?？脊艑W的證據和商代貴族使用的青銅容器圖像學研究顯示了大規模圍獵以供宴饗的可能（Allan，1991；Cheng，1963；Fiskesjo，2001；Lewis，1990，pp.20-1；Li，1957）。周代晚期文獻描述商王失德.并將商代滅亡的原因歸結于商王們驕奢淫逸、肉林酒池的生活方式（Underhill，2002，p.77）。據記載商紂王堆積了成山的谷渣（釀酒后的剩余物）、酒池和掛滿肉的樹林（cook，2005：30）?！吨芏Y》中的一段文字，是對與商毗鄰繼而取代商的理想化的周王朝的記載，就曾描述了宮廷中集聚了人員復雜的庖廚隊伍，包括152名備菜工，70名屠夫，128名為宮廷官員做飯的廚師、128名制作祭品，并為軍隊將領、客人做飯的廚師，62名廚師助手，335名掌管糧食、蔬菜和水果的管理員，62名獵手，342名漁夫，24名海龜和貝殼的捕撈者，28名制作肉干的工人，2名藥膳師監督以確保沒有差錯的制備過程，100名調酒師，340名釀酒師，170名飲料師，94名制冰的隨從，31名用竹籃上菜的侍從，61名腌肉工，62名腌制工，62名制鹽工（Knechtges，1986，p.49）。根據內切特格斯（Knechtges）的計算，宮廷共有4133名官員，上面列舉的負責備制食物、飲品的官員就占到了55%的比例。然而，盡管使用晚期文獻需要謹慎對待，這樣的假設還是合理的，即二里崗時期的貴族們和外族人、祖先們一同宴饗，并且這樣的宴會是豐盛的，可能已經能提供大量的肉食和酒精飲品了。

在眾多二里崗時期遺址的禮儀情景中.儀式過程（占卜、獻祭、宴饗）中兩個或更多程序之間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正如本研究將要論證的，這種關聯在不同場景出現——墓葬邊、宗廟、建筑基址、房址內部和周圍。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歷史文獻曾記述諸如烹煮祭祀貢品和在宴享儀式中獻祭切碎的犧牲所進行的占卜行為。在鄭州商城，顯示暴力跡象的入骨和動物骨骼、陶器被葬在一起。其中還發現鬲、鼎等炊器和動物骨骼裝在一個大陶甕中，其上并有火燒痕跡（曹艷朋2009，p.43）。在偃師，正如下面章節將要討論的，例如在宮殿祭祀遺址和陶工作坊的宴饗遺存附近，就發現了很多儀式性的人牲遺存。在某些考古學的例證中，儀式組合十分明顯。例如在鄭州商城隴海路的發掘現場，灰坑中的入骨、頭蓋骨就和陶器、甲骨共出（河南省博物館，1973，p.80，圖版一）。

甲骨卜辭暗示出儀式組合（占卜、獻祭、宴饗）具有辟邪的功能，可能源于這樣的信念，即祖先具有保衛國家免受戰爭、水患和饑荒威脅的能力（Allan，1991；Had，2008；Keightley，1978a）。與祖先一同宴饗還具有紀念的功能，因為占卜和獻祭儀式包含與祖先象征性的交流，這樣能不斷保持他們的記憶并鞏固與祖先之間的關系。同時，這些儀式還是權力、財富和威望的表達。根據普鳴（Puett，2005）對中國古代宴饗祭祀的歷史學研究，獻祭儀式在社會、政治和宗教的秩序建設和身份認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討論了《禮記》中的祭法，該書被認為是孔子描述周代禮儀思想和行為的五種經典之一。他認為獻祭的功能在于“通過奉獻食物使所有的儀式參與者轉換其身份”（請注意食物與儀式獻祭的關系）。鬼魂變成了祖先，難以捉摸的靈魂和自然力量得到安撫，分散居住的家庭又被團結在一起。在普鳴研究的歷史中，社會地位被一個人擁有（或不能擁有）的祖廟的數量所體現。帝王享有七座祖廟，諸侯五座，貴族三座，大夫兩座，低級別的官員和平民則沒有。地位較低者因此沒有能力舉行獻祭，而他們逝去的祖先被稱之為“鬼魂”。普鳴還認為，通過獻祭統治者的政治權力得以增強，“因為他置身于人、祖先以及神靈世界之間的一個重要位置，此時他被視為人民的父母和上天之子”（2005，p.93）。盡管考古和歷史文獻都非常支持通過儀式行為貴族們獲得特權.但也有其他證據表明這一儀式組合并不僅僅被擁有祖廟的貴族專有，其他社群的成員例如手工業者也可以享有。歷史往往站在當權者一邊：甲骨文記載已經證實了可怕而擁有強大權力的商代統治者。然而，就像前文提過的那樣，過分強調貴族階層是有問題的。因此在本研究中，我試圖追問：那些“地位低的群體”就真的像普鳴歷史學分析中提到的被阻止在獻祭之外嗎？本研究就是要通過檢索那些“被遺忘的細節”（Deetz，1977），分析偃師商城陶工社群內部食物活動的殘留物.來討論這個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群體的祭祀宴饗問題。

3、商代的手工業者

許多二里崗時期或其他商代遺址例如偃師、鄭州、小雙橋和安陽的祭祀遺存中包含人牲、動物犧牲和陶器。在偃師商城，在宮殿祭祀區發現了大量的陶器遺存，在該遺址其他區域的居住區內也同樣有大量發現。陶器在二里崗，商代的日常生活中是隨處可見的，被廣泛使用于家庭活動例如炊煮，食用、糧食儲存和汲水（從井里），也被做成青銅冶煉的陶范和坩堝，也在喪葬禮儀中被用作隨葬品或者是在墓邊舉行宴享活動的盛器。誰是手工業者？誰制作了這些重要的禮儀和日用物品？二里崗，商代不同職業的手工業者屬于單一世系（chang，1980；Tang，2004）還是以其他的方式組織在一起并不清楚，有可能以家庭為單位在手工作坊里共同勞作（campbell et al，2011）。在安陽，考古發掘已經揭示出許多不連續的區域或“社區”，它們在空間上分散卻具有共同的身份（Jinget al，2013）。與占卜以及其他眾多手工業活動例如陶器生產、石制工具生產、骨器生產、青銅器生產相關的遺存被大量發現。根據荊志淳等人的研究，“這些社區是同一世系的成員日常起居生活的地方，他們在這里相互交流并與死去的祖先溝通，這些地方通常被占有和使用好幾代人”（2013，p.357）。

盡管由于發掘有限，但同樣的功能分區在偃師商城也可能存在，只是目前還不很清楚。即使沒有保存完好的青銅器生產作坊遺存.青銅器和冶煉活動的金屬殘留物也表明青銅器生產在該城市不同時間的不同地點存在過（杜金鵬等，1998，p.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3，pp.722-3）。在第二區發現了熔煉和澆鑄的證據，例如燒土坑和燒結面，木炭、灰燼、陶制模范、銅礦渣以及熔鑄銅錠時的溢出物。在第八區，大約位于宮殿東南角的東南方150米的地方也發現了屬于偃師商城第三期冶煉活動的證據。在探方T2、T3、T4發現的證據包括坩堝殘片、銅塊、木炭以及石范殘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3，pp.722-3）。在鄭州商城發現了兩處制銅作坊遺址，其中一處位于宮殿區附近，可能反映出宮殿區和鑄銅作坊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Liu and Chen，2012）；如果在宮殿區附近的發現代表制銅作坊，這一推論同樣也適用于偃師商城。在第四區，在城市東北部遠離宮殿區的一處位于內外城墻之間的發掘區（在第二區發現的冶煉遺存南面），考古人員發現了陶窯的集中分布和其他制陶證據（制陶工具和和殘次品）。這一區域的其他發現還有建筑遺存（小房址和稍大的成排房址），家庭生活廢棄物，水井和墓葬。這些證據表明此處是一個陶工居住、勞作并埋葬死者的生活社區。在第四區發現的幾處陶窯都在探方T27內，很接近于本文認定的生活居住區。同樣的情形還在鄭州商城二里崗期的大中心出現過，那里同樣發現了位于房屋附近的幾處陶窯（Underhill，2002，pp.231-2）。

中商時期主要中心的手工業作坊區目前還不清楚。在小雙橋，發掘者發現了諸如坩堝碎片、礦石塊等與祭祀遺存混合在一起的冶煉證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2012）。例如在小雙橋第四區，發掘者在靠近夯土墻基附近發現了據認為與青銅冶煉相關的遺存。這些遺存包括成堆的坩堝殘片，燒結的土塊、石塊和孔雀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2，pp.57-8）。由于這些和其他祭祀性遺存混合在一起并且靠近一個大型祭祀坑，有研究者認為冶鑄作坊區應該在遺址的其他區域（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of Sciences，2011）。在洹北商城，發掘集中在大型宮殿建筑群和其他夯筑遺跡，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發現手工業作坊區。

由于近些年持續的探索.在晚商都城安陽發現的手工業作坊區要比其他時期更為清楚。發掘已經揭露出制陶作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2012a，2012b），石器、玉器作坊（campbell et al，2011）和青銅器作坊（Chang，1980，pp.233-5；殷墟孝民屯考古隊，2007）。根據一項安陽殷墟出土甲骨文的研究，吉德煒（2012）認為商代的手工業者（甲骨文和后來周代的文獻中稱之為“工”）為王室御用，他們完成與宗教、政治生活相關的不同任務并享有似乎是“奴役范圍內的特權末端”的社會地位。那么考古上的證據表明宮殿區的貴族和這些手工業者是什么關系呢？是一種統治和隸屬的關系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