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生手機使用動機、手機依賴及人際交往效能感的交互作用研究

曾蓉， 劉紅

隨著手機網絡的飛速發展，手機在大學校園中的普及率接近100%，其作為一種學習知識、獲取信息、結交朋友的重要渠道受到大學生的青睞。但眾多研究表明，大學生在手機使用過程中容易出現過度使用、使用動機不良，甚至產生手機依賴的現象[1-3]。手機依賴(mobile phone dependence，MPD)也稱“手機綜合征”“手機成癮癥”等，指過度沉迷于以手機為媒介的各種活動，對手機使用產生強烈、持續的渴求感與依賴感，并且無法自控，從而導致個體出現明顯的社會、心理功能等損害[4]。關于手機依賴與大學生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有很多，也從一定角度證實了手機依賴在自尊、孤獨、抑郁等方面帶來的不良影響[5-6]。人際關系效能感是班杜拉(Albert Bandura)自我效能感理論在人際交往理論的應用?，F普遍定義為：是個體在與他人進行交往活動之前對自己能夠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該交往活動的判斷，在順利完成人際交往活動時，影響人際交往活動的效率和保證人際交往順利進行的個體心理特征[7]。這個概念體現了人際交往的內在心理機制，有助于對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進行評價[8]。近幾年，國內有學者開始關注大學生手機依賴與人際交往的關系，也發現了兩者具有相關性[9-12]，但現有研究仍有不足：首先，研究結果尚無定論，有學者證實了手機網絡給大學生人際交往帶來了便利[11]，也有學者提出其存在負面影響[12]；其次，研究不夠深入，已有研究未透徹揭示兩者相互作用。因此，本研究引入人際交往效能感的概念，旨在深入探討手機依賴、人際交往效能感和手機使用動機的交互作用，以期為預防手機依賴，改善醫學生人際交往現狀提供理論基礎。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于2016年11月，在某醫科院校以專業、年級作為分層特征進行分層整群抽樣。根據學校專業設置，確定臨床醫學、護理學、口腔醫學和其他4個專業，從每個專業中分年級抽樣，每個年級隨機抽取1～2個班作為調查對象，以確保研究對象的覆蓋面。發放問卷1 100份，回收有效問卷1 044份，回收率94.9%。

1.2 研究工具

1.2.1手機使用情況問卷選用柴晶鑫等[3]編制的手機使用情況問卷測試手機使用頻率和動機。該量表共10個項目，分為手機人際使用、手機娛樂使用和手機購物使用3個維度。采用1～4點計分，分數越高，表示手機使用越頻繁。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1。

1.2.2人際交往效能感量表采用謝晶[8]編制的大學生人際交往效能感量表進行調查。該量表為自評量表，包括親和效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溝通效能、自我價值效能、情緒控制效能6個因子，每個因子包含6個條目，共36個條目?？偡址秶鸀?6～216分。得分越高，表明人際交往效能感就越高。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6。

1.2.3手機成癮指數量表手機成癮指數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主要用于診斷青少年和大學生手機成癮。量表共包括17題，分為戒斷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4個維度[13]。若17個題中有8

題做出肯定回答者，即視為手機依賴者[13]。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2。

1.3 統計分析

采用Epidata 3.1軟件進行數據錄入及核查；采用SPSS 19.0和Lisrel 8.7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對研究對象基本特征進行描述性分析；利用Pearson相關分析探討各變量間的線性關系。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路徑分析，進一步明確手機使用動機、手機依賴及人際交往效能感間交互作用，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一般情況

本研究調查對象共1 044人，其中男生303人，占29.0%，女生741人，占71.0%；大一學生516人，占49.4%，大二學生528人，占50.6%；臨床醫學專業350人，占33.5%，口腔醫學專業260人，占24.9%，護理專業384人，占36.8%，其他專業50人，占4.8%。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一般情況 n，%

2.2 醫學生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及其人際交往效能感的相關分析

將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及其人際交往效能感各維度得分及其量表總評結果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及人際交往效能感總分間的相關系數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但其相關系數介于0.1～0.2之間，屬于弱相關。這可能與樣本量較大以及變量間存在間接關系有關。見表2。

表2 醫學生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與人際交往效能感的相關分析

注：*P<0.05；**P<0.01

2.3 醫學生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與人際交往效能感的路徑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索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及人際交往效能感三者的交互影響，采用Lisrel 8.7軟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模型擬合好壞需將各擬合指數進行綜合評價，一般要求GFI、AGFI、NFI、IFI、CFI應大于或接近于0.8，RMSEA處于0和1之間。結果顯示：NFI、IFI、CFI、GFI、AGFI分別為0.74，0.77，0.76，0.91，0.87，RMSEA為0.096，基本達到標準，表示模型擬合可以接受。見表3。

由圖1可以看出，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及其人際交往效能感3個變量相互關聯，存在交互作用。

其中，直接作用體現在手機使用動機對手機成癮起正向預測作用，效應值為0.45(t=5.06，P<0.05)；手機使用動機對大學生人際交往效能起正向預測作用，效應值為0.28(t=2.90，P<0.05)。而間接作用是手機使用動機通過手機成癮這個中介變量，負向預測大學生人際交往效能，效應值為-0.07(t=-2.05，P<0.05)。

表3 醫學生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與人際交往效能感關系模型擬合指數

圖1 醫學生手機依賴、手機使用動機與人際交往效能感的關系模型

3 討論

3.1 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尚可

結構方程模型是一般線性模型的擴展，主要用于研究不可直接觀測變量(潛變量)與可測變量之間的關系以及潛變量之間的關系[14]。評價模型整體擬合程度較為常用的指標有：GFI、AGFI、CFI、NFI、RMR等。本研究GFI、AGFI、NFI、IFI、CFI均大于或接近于0.8，RMSEA處于0～1之間，支持模型擬合效果尚可的判斷，進一步說明該模型能較好反映各個變量間的關系。

3.2 手機使用動機對手機依賴的直接作用

從路徑分析的結果看，手機使用動機對手機依賴起正向預測作用，即手機使用越頻繁，手機依賴的得分就越高。這個結果肯定了手機過度使用會導致手機依賴的比率增加，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3]。究其原因，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相關：對于大學生來說，學業壓力較大，學習動機不足，容易產生學業倦怠[15]。而對于醫學生這一特殊群體，有研究指出其學習倦怠呈中等水平，這可能與醫學生就業嚴峻、醫患關系緊張、學習強度大有關[16-17]。故他們需要通過娛樂調整心情、宣泄情緒。手機作為通信工具和娛樂工具的結合體，順應其娛樂需求，他們在體驗高科技帶來快感的同時，也享受著虛擬世界獲得的成就感、征服感。久而久之，則容易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手機成癮也就隨之發生。

因此，教育工作者應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到學生身上，關心學生的學習、生活，關注學生的心理狀況，發現并控制手機過度使用的傾向；同時提高自身素質，提高手機依賴辨別能力。比如，教育工作者可以嘗試將手機的合理使用作為常規工作融入教學管理中，引導學生控制手機的使用時間、頻率，合理使用手機功能，形成“以學習、獲取有用信息為主，游戲、娛樂為輔”的良好氛圍，以降低手機依賴的發生。

3.3 手機使用動機和手機依賴對人際交往效能感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手機使用動機對人際交往效能感也起正向預測作用，這揭示了醫學生的人際交往模式。這個結果與柴晶鑫等[3]提出的手機依賴戒斷癥狀與手機人際使用正相關程度最高，大學生將手機視為最便捷、最直接的社會交往工具的觀點相一致。人際交往從本質上來講就是人與人的溝通、交流，模式主要包括“物質性、非直接的媒介類溝通和非物質性、直接的語言類溝通”[18]。在手機普及的今天，除了傳統的電話、短信等人際溝通方式外，手機網絡平臺提供了更多媒介類溝通途徑，比如QQ、微信、陌陌、探探等人際交往軟件，微博、聊天室、甚至彈幕等娛樂平臺，以及旺旺等購物交流軟件。其在人際交往中的優勢體現在[18-19]：①便利性。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擴大了接觸范圍，也提高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頻率。②舒適性。避免了初次見面的羞澀與不適，使得溝通更加自在，也更能激發學生的表達欲望，更好地表達自我。③趣味性。大量圖片、視頻、表情包風靡網絡，在溝通中能更好地活躍氣氛，激發交流。

而真正讓醫學生越來越傾向于媒介類溝通的原因可能在于，醫學生受專業、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容易出現社交焦慮，具體表現為社交圈窄、回避、焦慮[20]。手機網絡平臺的優勢讓這些問題迎刃而解，能有效緩解社交焦慮。故在合理利用手機的情況下，對改善醫學生的人際交往有一定幫助。另外，本研究結果還表明，手機使用動機通過手機成癮中介變量，負向預測人際交往效能。這表明當手機使用頻繁導致手機成癮時，又會對人際交往產生負面影響。手機依賴并不僅僅是對手機本身的依賴，更多的是沉迷于游戲、網絡等手機功能，是一種“行為成癮”[21]。有研究發現，不分場合地使用手機會破壞人際交往技巧，帶來人際之間的忽視和友誼質量的下降[22-23]。這主要在于手機依賴人群往往會表現出焦慮不安、疲乏無力、莫名發脾氣、言語粗暴、暴躁不安、情緒低落、無法集中注意力等異樣[5，24]。而這些毫無疑問都是不利于人際交往的表現，會導致人際信任感、交流欲望、好感度降低。故控制手機過度使用、降低手機依賴，也對改善醫學生的人際交往效能有一定幫助。手機的使用對人際交往的影響有利有弊。應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努力發揮積極有利的一面，同時教育學生網絡交往只是人際交往的一種途徑，在應用新型手段的同時，也不能摒棄傳統人際交往手段。雙管齊下，擴大人際交往范圍，習得人際交往技巧，應作為每位學生的必修課。

綜上所述，手機使用動機、手機依賴和人際交往三者既存在直接影響，也存在間接影響，只有在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揚長避短，才能真正地提高人際交往能力。

[1] 賀明，唐家瀧，張漪麗，等.湖南某高校生科院學生手機使用時間及其影響調查分析[J].湖南師范大學學報(醫學版)，2016，13(4)：142-144.

[2] 王海清，饒珈銘，葉云鳳，等.廣州某高校大學生手機使用與睡眠質量的關聯分析[J].實用預防醫學，2016，23(4)：429-433.

[3] 柴晶鑫，郭金花，梅松麗，等.長春市某高校大學生手機依賴與手機使用現況調查[J].醫學與社會，2016，29(9)：79-81.

[4] 鄧兆杰，黃海，桂婭菲，等.大學生手機依賴與父母教養方式、主觀幸福感的關系[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5，29(1)：68-73.

[5] 亓超逸.大學生手機依賴癥的臨床心理學調查分析[J].中國保健營養，2014，24(3)：1666-1667.

[6] 孫江偉，李琳，林超，等.大學生手機依賴綜合征與孤獨感關系[J].中國公共衛生，2014，30(9)：1147-1150.

[7] 瑪依努爾·買合蘇提，薛愛華，崔瑩，等.新疆護理實習生人際交往效能感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J].護理管理雜志，2013，13(10)：720-721.

[8] 謝晶.大學生人際交往效能感的初步編制與分析[D].太原：山西大學，2004.

[9] 張巖，周炎根，裴濤.大學生孤獨感在人際適應性和手機互聯網依賴關系中的中介效應[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5，29(10)：774-779.

[10] 宗一楠，徐英.廣州某高校大學生手機依賴傾向與人際關系的相關性[J].中國學校衛生，2014，35(11)：1722-1724.

[11] 張曉旭.交往行為理論視角下的大學生依賴行為探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4(5)：91-93.

[12] 陳玲芝.手機媒介對人際關系的影響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6.

[13] 闞建輝.大學生自我控制、手機成癮和生活滿意度的關系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15.

[14] 陳琦，梁萬年，孟群.結構方程模型及其應用[J].中國衛生統計，2004，21(2)：70-74.

[15] 開治中.大學生學習動機與網絡使用的現狀及關系研究[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2，20(10)：1561-1563.

[16] 翟景花，楊海霞，宋愛芹，等.醫學生學習倦怠現狀及其影響因素[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4，22(8)：1255-1257.

[17] 李禮，王曉彥，王立金.醫學生學習倦怠現狀調查[J].蚌埠醫學院學報，2017，42(3)：367-369，373.

[18] 夏領婕.當代大學生使用手機的現狀及影響——以武漢兩所高校為例[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13.

[19] 董海軍，楊榮輝.大學生手機依賴與需求的實證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4(4)：15-19.

[20] 沐林林，朱琳，王文娟.醫學生社交焦慮與情緒智力的關系[J].蚌埠醫學院學報，2015，40(1)：100-102.

[21] 劉紅，王洪禮.大學生的手機依賴傾向與孤獨感[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2，26(1)：66-69.

[22] 祖靜，張向葵，左恩玲，等.大學生自尊與手機依賴的關系：應對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國特殊教育，2016，(10)：85-90.

[23] Davey S，Davey A.Assessment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in Indian Adolescents：A Mixed Methods Study by Systematic-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pproach[J].Int J Prev Med，2014，5(12)：1500-1510.

[24] 黃喬蓉，范慶瑜，曾延風，等.大學生手機上網依賴與心理健康狀況和人格特征關系[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4，22(4)：634-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