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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青少年自尊的中介作用

2018-05-10 09:49趙芳洲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

趙芳洲

摘要: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隔代教養、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自尊之間復雜的關系。本研究隨機選取北京市青少年、他們的(外)祖父母為被試,采用問卷法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自尊在隔代教養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關鍵詞:隔代教養方式;自尊水平;主觀幸福感

1 文獻綜述

1.1隔代教養方式

國內外研究者對(外)祖父母教養方式的界定不同。

一種觀點,正式型(formal style)、尋樂型(fun seeker style)、保持距離型(distant figure style)、代替父母型(surrogate parent style)、智慧型(reservoir of family wisdom style)。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確定了(外)祖父母角色的三個維度:安慰(comfort)、重要性(significance)和類型(style)。

在國內一些研究中,使用PBI(父母行為問卷)問卷的(外)祖父母版PBR((外)祖父母行為問卷)施測,將(外)祖父母教養方式分為指導型、包容型、專制型、忽視型(裴麗穎,2005)。本研究正是采用了這種分類方法。

1.2教養方式與主觀幸福感、自尊

1.2.1本文中主觀幸福感與自尊的概念界定

主觀幸福感主要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Greenwald等提出了內隱自尊和外顯自尊雙重結構模型,外顯自尊是指在外顯測驗中,人們表現出積極的自我評價傾向。Schimmacki的研究則發現:個體外顯自尊和主觀幸福感相關較顯著,內隱自尊同主觀幸福感之間呈較低相關(Schimmacki ,2003)。本研究中的自尊借鑒這一發現,采用的是外顯自尊這一指標。

1.2.2教養方式與主觀幸福感

中外已有研究結論均表明: 作為家庭教育中的重要環節,父母教養方式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影響重大。父母溫暖、關愛、接納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具有積極作用;拒絕、否認等教養方式則產生消極作用(鄭立新,2001)。生活在寬容的父母教養方式下的青少年報告稱他們的主觀幸福感高于生活在專制型父母教養方式下的個體(Raboteg-Saric,2014)。父母理解關心孩子,孩子體驗到的積極情感就多,主觀幸福感就越高(王極盛,丁新華,2003)。

1.2.3教養方式與自尊

羅森伯格研究發現,自尊作為個體的自我態度,對個體行為和心理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Rosenberg, 1965)。生活在寬容的父母教養方式下的青少年報告稱他們的自尊高于生活在專制型父母教養方式下的個體(Raboteg-Saric,2014)。Coopersmith發現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兒童自尊形成和發展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父母積極的教養方式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自尊(Coopersmith,S,1967)。

在國內,已有研究也提出了類似觀點。錢銘怡等學者認為父母情感溫暖等教養行為與子女自尊水平存在正相關,父母懲罰、嚴厲的教養行為與子女自尊水平存在負相關(錢銘怡,肖廣蘭,1998)。

1.3教養方式與主觀幸福感:自尊的中介作用

Schimmacki等的研究發現:個體外顯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正相關(Schimmacki,2003)。耿曉偉和鄭全全通過實驗證實了外顯自尊預測外顯主觀幸福感(耿曉偉等,2008)。以上研究都說明了自尊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正相關。

家庭教養方式不僅直接影響主觀幸福感,還通過自尊間接地部分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自尊起到中介作用(劉米娜,2013)。已有研究發現,自尊在很多研究中均對主觀幸福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張林發現自尊對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情感維度存在中介效應(張林,2009)。

2 問題提出

2.1本研究的創新點及價值

第一,本研究以情緒安全假說、依戀理論為基石。針對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幸福感的關系,主要從情緒安全假說和依戀理論進行詮釋(Davies,P&Cummings,E,2002,Mann,BGilliom,L,2002;Du Rocher-Schudlich,T,2007)。情緒安全假說是指倘若孩子能感知到父母教養行為的溫暖、支持、引導等特質,那么這父母教養行為可以增加孩子情緒安全的感受,帶來較高的生活滿意度(引自劉米娜,2013)。依戀理論是根據鮑爾比的依戀風格提出的。鮑爾比認為,在兒童發展的早期階段,兒童通過與他們的照顧者的互動來調整自己的情感和行為(Bowlby, 1973)。本文正是以情緒安全假說和成人依戀理論為理論基石,并進一步驗證該理論是否同樣適用于隔代教養。

第二,從系統研究的角度來講,以往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家庭教養方式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直接關系,以及自尊在社會適應等變量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很少進一步研究三者之間更深層的作用機制。因此,本研究研究自尊在家庭教養方式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綜合起來系統考慮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將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認識三者之間的作用機制。

2.2本研究的主要問題

隔代教養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自尊水平的影響,以及三者之間更為復雜的關系。

3 研究方法

3.1 被試

本研究隨機選取青少年被試共287名,年齡范圍在14 -17歲。其中男生124 人, 女生163 人,平均年齡為15.8歲。(外)祖父母被試 253人,男女比例為1:3, 平均年齡為63歲 。

3.2 測量工具

3.2.1(外)祖父母教養行為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的(外)祖父母行為問卷,是由父母行為(PBI)問卷修訂而來(裴麗穎,張文新,2005)。該問卷為3點記分(1=“不像”;2=“有點像”;3=“非常像”),養育分量表包括12個題目,得分越高表示(外)祖父母對兒童的溫暖、關愛越多;心理壓力分量表包括10個題目,得分越高表示(外)祖父母對兒童的心理壓力越大,對兒童的要求、管束越多。根據 Schludermann(1988)教養方式分類方法,以養育得分和心理壓力得分的中位數劃分為四種教養方式。

3.2.2羅森伯格自尊量表

自尊量表(SES)由Rosenberg于1965年編制,最初用以評定青少年關于自我價值和自我接納的總體感受,目前是我國心理學界使用最多的自尊測量工具。該量表由5個正向計分和5個反向計分的條目組成,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

3.2.3 Campbell幸福感指數量表

對主觀幸福感的測量采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數量表,測查被試的主觀幸福感。該量表包括兩個部分: 總體情感指數量表和生活滿意度問卷,計算總分時將總體情感指數量表的項目平均分與生活滿意度問卷的得分(權重為1.1) 相加,分數越高表明被試所體驗到的幸福程度越高。

3.3施測程序

以青少年學生為被試,在課上由學生如實認真完成個人信息、主觀幸福感量表、自尊量表的填寫。并將(外)祖父母教養行為問卷帶給(外)祖父母,請他們按照提示語,根據自己的教養行為如實填寫。

3.4統計處理

使用SPSS20.0統計軟件對原始數據進行分析處理,運用方差分析、回歸分析、相關分析等多種數據分析方法進行統計。

4 研究結果

4.1隔代教養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自尊的影響

以(外)祖父母教養方式為自變量,以主觀幸福感和自尊水平得分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主觀幸福感得分上,包容型教養方式與專制型、忽視型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F=7.675,P<0.01)。進一步平均數多重比較發現,包容型教養方式下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得分顯著高于專制型、忽視型。在自尊水平得分上,四種教養方式不存在顯著性差異(F=2.316,P>0.05)。

如表3所示,(外)祖父母教養得分、心理壓力得分、主觀幸福感、自尊兩兩之間相關。

其中(外)祖父母養育得分與自尊、主觀幸福感之間均存在正相關,即(外)祖父母越多使用溫暖、支持的教養行為,孫子女的自尊水平和主觀幸福感越高。(外)祖父母心理壓力得分與自尊、主觀幸福感之間均存在負相關。(外)祖父母養育得分與心理壓力維度之間得分存在負相關。這符合情緒安全假說,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一致。

4.2 隔代教養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關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為探討隔代教養、主觀幸福感、自尊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更為復雜的關系。本研究分別以(外)祖父母教養方式(包括兩個分量表:養育分量表得分、心理壓力分量表得分)為自變量,主觀幸福感為因變量,自尊水平得分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養育分量表能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心理壓力分量表能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加入青少年自尊水平之后,回歸模型對各變量的解釋率均提高了。這說明自尊水平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這說明(外)祖父母教養行為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除了直接影響外,自尊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5 討論

5.1 隔代教養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自尊

本研究發現,在主觀幸福感得分上,包容型教養方式與專制型、忽視型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包容型教養方式下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得分顯著高于專制型、忽視型。在自尊水平得分上,四種教養方式不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說明,青少年得到的來自(外)祖父母的溫暖、支持、引導越多,生活滿意度越高,主觀幸福感越強。這與已有的情緒安全假說與依戀理論相符合(Davies,P&Cummings,E,1994;Crowell, Fraley, & Shaver, 1999; Zhang & Labouvie-Vief, 2004)。

一方面,這是由于生活在支持、理解的氛圍中,青少年能體會到安全感、信任感,產生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另一方面,(外)祖父母通過教養方式,耳濡目染地把自身觀念、態度等價值標準傳遞給孫子女,從而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程度、主觀幸福感等方方面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故青少年得到的來自(外)祖父母的溫暖、支持、引導越多,生活滿意度越高,主觀幸福感越強。反之亦然。

本研究還發現,(外)祖父母養育得分與青少年自尊存在正相關,心理壓力得分與青少年自尊存在負相關,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一致。Coopersmith研究撫養方式對青少年自尊的影響,結果顯示,培養高自尊兒童的撫養方式具有以下特點:接受、關心、參與、民主等(Coopersmith,1975)。當兒童感受到撫養者是溫暖、關愛、可信賴的,他們就會建立一種安全的模型,形成安全的依戀風格。相反,則會形成不安全的依戀風格(Bowlby, 1973, 1988)。而依戀風格是塑造個體自尊的重要因素(Bowlby, 1973)。

5.2隔代教養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關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外)祖父母的教養行為除了直接影響主觀幸福感外,自尊在兩者關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這與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教養方式一方面直接影響著主觀幸福感,另一方面通過自尊途徑間接部分影響著青少年的幸福感(劉米娜,2013)。撫養者通過教養方式影響著孫子女的自尊水平,自尊作為個體的自我態度,對個體行為、主觀幸福感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自尊水平相對較高的個體往往能夠從更積極的一面看待自己,從而會產生更高的主觀幸福感。

6 結論

1、不同隔代教養方式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影響差異顯著,包容型教養方式顯著高于其他三種方式。

2、(外)祖父母養育得分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自尊之間均存在正相關,(外)祖父母心理壓力得分與青少年自尊、主觀幸福感之間均存在負相關。

3、青少年自尊在隔代教養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參考文獻

[1]耿曉偉, 鄭全全. (2008). 自尊對主觀幸福感預測的內隱社會認知研究.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30), 24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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