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者，陳貽焮先生

吳寶三

當我憶起在北大讀書的那段生活，一位位老師的音容笑貌頻頻浮現在眼前，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當是陳貽焮先生。

陳貽焮，生于湖南新寧，祖父是前清的秀才，父親是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受的教育，解放前在銀行當文牘，解放后當中學教員。他是在祖父身邊長大的。1946年，陳先生就讀北大先修班，1953年畢業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講師、教授、博士生導師。1950年，他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唐詩論叢》《杜甫評傳》《王維詩選》《孟浩然詩選》《論詩雜著》等，其中，《杜甫評傳》上卷獲首屆北大科研成果一等獎、首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成果一等獎。

陳先生從來不端教授的架子，心性真淳，隨和大方，天真快樂，似一個毫不拘謹的大男孩。他時常騎自行車去找謝冕先生，在院子外面高呼謝冕的名字，不進屋里，只是留下自己新寫的詩詞與其分享，然后乘興而歸。對晚輩學生，皆在姓氏前加“老”字。他稱呼我“老吳”，稱呼時任中文系主任的溫儒敏“老溫”，不論學生還是同事，概莫例外。雖聽著不那么習慣，卻讓人感到分外親切。

我在北大讀書的那個特殊的年代，師生之間是一種特殊的關系。陳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強健，似一地道的東北大漢，我入學的那一年，他只有四十多歲，卻過早地謝了頂，典型的“教授頭型”，同學們以此開玩笑，他也不介意。陳先生雖然年齡比我長20多歲，應是前輩，卻時而哥們兒一樣稱我“老兄”。我對中文系諸先生的稱謂，在姓氏前加一個“老”字的，陳先生也是唯一的一位。許多青年教師謔稱他是“大師兄”，這大概是因為他留校任教較早，職稱晉升較晚的緣故。陳先生留校近二十年仍為講師（其間二三十年未評職稱），然而陳先生不以為然，完全不放在心上，一天到晚埋頭讀書著述，樂樂呵呵。

1971年冬天，中文系文學專業組成一個教育小分隊，到京郊密云縣鄉下采訪，欲以一個英雄人物為原型，創作一部長篇小說，陳先生和我皆在其中。到縣招待所稍事休息，正欲乘車出大門，一位自稱是北京來的干部，示意我們站一下。只見此公頭發梳得溜光錚亮，手里夾支香煙，不屑一顧地問陳先生：“你們能寫小說？”那神情，像文化市場的稽查員對冒充作家的江湖騙子提出質疑。陳先生很客氣地問：“同志臺甫？”“什么臺府，密云縣沒有這個地方！”說罷，故作沉思狀，用手抹了一把牛犢子舔了似的油頭。我和陳先生相互對視，不禁啞然失笑。這，一時成了師生們談論的笑料?！邦^發牛犢子舔的”，便成了那個人的代名詞。陳先生在笑談中講了借代這種修辭方式，然后不厭其煩地舉例講解，并從兜里掏出個筆記本，寫了幾個句式一一說明。只是在那個年代，我們這些學員都沒有太在意，倒嫌先生啰唆，先生亦不介意。過了一些年，同學們聚在一起說起此事，才真正理解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在英雄人物的家鄉———密云縣穆家峪公社前栗園大隊，師生共住在一鋪能容納十幾個人的火炕上。寫字，沒有桌子，只好在炕上盤腿而坐，陳先生是南方人且一米九的個頭，盤不了腿，就蹲在炕上，伏在膝蓋上吃力地寫字。這時，不管哪個同學提出問題，他馬上放下手中的筆，一遍又一遍地講解，生怕你聽不懂。我輩同學卻往往淺嘗輒止，心中暗暗地嫌先生沒完沒了地絮叨，沒聽完就紛紛離開了。陳先生面無一點慍色，只是搖頭，獨自嘆息。我每每道歉，先生總是笑曰：“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

記得陳先生給我講過一則小事?！拔母铩逼陂g，北大中文系的老師全都下放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干校勞動。一天下小雨，不能下到田里干活，陳先生和中文系的另一位先生被分配到牛棚刷墻，因為都是研究唐詩的，說起孟浩然的一首詩———《過故人莊》，兩人出現分歧，各持己見，爭執不下。三年以后，兩人一起回到北大，坐在同一教研室的對面桌。一日，那位先生突如其來地問陳先生一句：“孟浩然那首詩你現在想通沒有？”“我在繼續想，還沒想通?！焙髞?，陳先生和我們說：“盡管我仍不能和那位先生的觀點茍同，但做學問就得有這種精神吶！”

陳先生是人所公認的研究唐詩的大家，應是國內研究杜甫詩文記傳的當代權威。我求學的年代，古典文學課開課不多，許多精髓，老師都無機會授出，而我亦為失去那么多當面求教的絕好機會而深深惋惜。時光倒退不能，常常在夢中，我又回到北大，回到未名湖畔，回到燕山腳下，回到潮白河畔的前栗園大隊，回到和先生朝夕相處的那些日子……

摘自《光明日報》2018年0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