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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雙邊貿易結構分析

2018-08-27 04:24高一凡
南方企業家 2018年11期
關鍵詞:一帶資本貿易

高一凡

摘要:近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發展相對滯緩,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在產品層面存在貿易互補空間,本文基于2008-1016行業層面數據分析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雙邊貿易結構變動情況,然后利用擴展引力模型對三大行業的貿易增長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提出建議。

關鍵字:“一帶一路”;雙邊貿易;引力模型

金融危機后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但一些關鍵性問題也浮出水面。如中國與“一帶一路”貿易增長步伐放緩,亟需新的貿易增長動力,再者雙邊商品結構也有較大升級空間?;诖?,對中國與“一帶一路”雙邊貿易增長因素的研究具有現實重大借鑒意義。

行業層面的雙邊貿易結構

對外貿易結構研究中,對商品分類標準基本上都是基于SITC或HS分類的簡單整合,最常見的是將SITC一級分類:0-4類為初級產品,5-9為工業制成品;在工業制成品內部,5類的化工產品和7類的機械運輸設備可歸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而其他產品則可歸為勞動密集型產品。

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商品結構基本未發生太大變化,有待進一步優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比例在45-53%范圍波動;勞動密集型產品比例在41%-49%范圍波動;而初級產品比例變化更平穩,保持在5%-6%之間。

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進口商品結構中初級產品比例最高,但在波動中有所下滑,2016年比2008年下降4.5個百分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比例基本維穩,波幅控制在16%-18%之間。勞動密集型產品比例呈良性上升態勢,由9.2%升至18.2%。

模型說明

本文行業劃分按照SITC3一級分類將行業分為初級產品、勞動密集產品、資本技術密集產品,基于雙邊貿易引力模型,主要擴展產業結構變動、人民幣匯率波動、國家系統風險問題等當今重點關注話題作為解釋變量,利用2008-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64國進出口雙邊貿易額面板數據進行混合回歸。具體模型如下:

式中為常數項,為殘差項,其余系數為待估計參數,表示年國與國貿易總額(國表示中國,國表示“一帶一路”國家);表示、國第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表示、國第年的人口數量;分別表示、國第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表示兩國首都之間的地理距離;表示國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表示國年的工業化程度,用當年工業增加值除以農業增加值衡量;表示國年的服務化程度,用當年服務業增加值除以工業增加值衡量,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衡量產業結構升級,該指標上升則表明經濟服務化加快;ERijt表示國貨幣對國貨幣的匯率,這里采用人民幣的間接標價法;RISKj表示國的綜合風險,根據《2017“一帶一路”能源資源投資政治風險評估報告》對“一帶一路”64國的能源因素、社會風險、政治風險、經濟基礎、中國因素、環境因素進行綜合評分;表示是否共同邊界,、分別表示亞太經合組織、與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

計量結果分析

根據擴展引力模型回歸結果,分析如下:

1.GDP作為引力模型的核心變量,對勞動密集行業的拉動作用最大,系數為0.6,經濟含義是GDP每增加1%產生0.6%的貿易效應;初級產品行業次之,具體系數為0.6;資本技術密集行業最低,為0.5說明經濟增長對勞動密集行業、初級產品行業的貿易潛力最大。

2.人口規模對資本技術密集行業的拉動作用最大,勞動密集行業次之。鑒于初級產品行業的要素稟賦特殊性,人口并不對該行業產生拉動作用。

3.人均GDP差值在初級產品、資本技術密集行業不顯著,勞動密集產品在5%下顯著,且起到正相關作用,違背林德的需求相似論。原因可能是中國人均收入增速普遍高于“一帶一路”其他國家。勞動力成本與人均收入正向變動,不斷攀升的勞動力成本促使中國將低制造業產業轉移至越南、印度等廉價勞動力成本的海外地區,使這些地區的勞動密集行業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而中國通過產業轉移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外貿結構優化升級,中國的制造業附加值由低到高。雙向機制并軌促進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勞動密集產品的貿易。

4.距離是阻礙雙邊貿易的主要因素,排名依次為初級產品行業>資本技術密集行業>勞動密集行業。初級產品為粗加工或未加工產品,后期附加值較低,成本包括生產或開采成本及運輸成本,農產品、石油、煤礦等大宗貨物的運輸嚴重依賴基礎交通運輸,長途運輸的里程成為產品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距離對初級產品的影響均深于其他行業。

5.FDI對初級產品在1%下有0.4%的貿易創造效應,對資本密集產品在10%下僅有0.1%的貿易創造效應,可見流入“一帶一路”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質量欠佳,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或東道國利用外資效率有待提高。FDI對勞動密集行業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原因可能是“一帶一路”國家有關勞動密集行業的企業大多在國際化進程中,即從貿易到FDI的漸進化過程中,兩者確實會存在相互替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FDI可以在母國和東道國之間創造新貿易機會的效益。

6.“一帶一路”國家工業化程度加深將顯著促進資本密集行業貿易增長,而服務化程度提高抑制了初級產品行業、勞動密集行業的貿易。

7.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貿易影響不顯著,表明在加快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控制人民幣在合理區間波動即可,鼓勵沿線國家用人民幣進行國際結算,進一步加強人民幣影響力。

8.“一帶一路”國家風險問題有明顯的貿易抑制效應,其作用僅小于距離因素的影響,可見如何更系統有效地識別評價一國的安全體系也是當今世界重點研究對象。

9.邊界因素對資本技術密集行業在10%以下有0.6%的貿易抑制效應,這不符合預期,也似乎違背常理??赡苡捎谟《仍谶@些行業種與中國有著較激烈的競爭有關。

10.APEC對資本技術密集行業在10%以下有0.6的貿易創造效應,說明該組織對該行業如關稅、非關稅壁壘的減讓力度較大。

11.FTA對勞動密集行業、資本技術密集行業的貿易增長效應明顯,且前者的拉動作用多后者1.6倍,理由是區域貿易協定對于各國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避免對反復貿易的中間品和半制品管制過眼給企業造成過重負擔有著重要意義,而初級產品的可加工空間甚低,FTA建立對該產品貿易的意義有限。

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對如何進一步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貿易增長提出建議:

1.發揮“亞投行”效應,積極致力“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做到互聯互通,使得雙邊貿易阻力影響降到最低,尤其降低從中國進口“一帶一路”國家的礦物能源等重要資源產品的運輸成本。

2.加快城鎮化步伐,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提高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加快勞動密集產品貿易增長,尤其加快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增長,促使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解決中國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優化嚴重背離的現象。

3.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分梯度與“一帶一路”國家展開合作。中國對“一帶一路”主要貿易伙伴在初級產品上的出口貿易互補性弱、貿易合作空間窄,中國應將此類產品的出口轉向非“一帶一路”國家,尤其是老牌工業資本大國,該類國家著重發展工業經濟、知識經濟,缺乏初級產品自給能力,市場開拓前景良好;中國應充分發揮該優勢積極創匯以進口技術密集度高的產品來優化提升國內生產技術,將勞動密集型產品優勢巧轉為資本技術密集型優勢。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1].李萍.中國對金磚國家出口貿易增長動態波動研究——基于CMS模型的因素分解及測算[J].國際貿易問題,2015(05).

[2].鄭學黨,莊芮.中美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增長因素研究——基于修正的CMS模型分析[J].科學學研究,2015(05).

[3].鄧興華,崔凡,林洲鈺.全球貿易結構演化與貿易增長——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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