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

王超榮

摘要：本文選取2016年國內A股高新技術產業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將政府補助作為調節變量，運用實證研究對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研究發現：技術創新能力直接影響著高新技術企業的財務績效，其中技術創新投入與企業本年的財務績效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而技術創新產出則與企業當期財務績效之間顯著正相關;政府補助能夠正向調節技術創新與高新技術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即能夠加強技術創新產出與財務績效的在正相關關系，緩解并抑制技術創新投入與財務績效的負相關關系。

關鍵詞：技術創新;財務績效;高新技術企業;政府補助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國的GDP在2018年第四季度與上年同比增長率為6.4%，創十年新低，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正處于由要素粗放型轉變為創新驅動型的模式，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要求愈發迫切，而對于在推動經濟的市場主體排頭兵位置的高新技術企業來說，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是促進發展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素。[1]從企業的生命周期來看，對于成長期的企業，技術創新可以幫助其開發新產品，設立產品標準，占領更多市場份額，提升盈利能力;對于成熟期的企業，技術創新能夠幫助企業通過產品更新換代在市場保持持續領先地位。在2018年歐盟委員會公布的有關全球46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多家企業2017年度的研發投入調查中，躋身百強榜的中國企業有共11家，榜首多家為高新技術企業。同時在現實情況下，企業的研發投入是衡量其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2]-[3]而我國目前高新技術專利成果增速高但過于集中，專利質量業余美日等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我國政府也出臺相關政策和措施，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促進價值實現?！秶腋咝录夹g產業開發區“十三五”發展規劃》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強化企業的自主創新地位，同時提出將加大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和獎勵力度，這其中最直接的支持手段就是發放政府補助。這些現象的存在使得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投入和成功對企業績效的作用研究吸引了中外學者的關注和深入分析。部分學者研究了政府補貼影響研發投入進而對企業價值創造的影響，劉亞莉、張小紅、曹陽等學者研究了政府補貼與企業績效的關系，認為政府補貼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為政府補貼可以緩解企業支出壓力、降低企業成本，從而改善企業總體績效;但也有學者如唐清泉研究后認為政府補貼對企業績效沒有正向影響關系;而國外學者Bernini和國內學者楊芷晴各自從補貼的效果、產權的不同性質兩個角度得出了政府補貼與企業績效存在顯著的反向關系的結論;一些學者如朱艷華和張儉根據上市的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企業的研發投入和企業財務即系數據進行了相關研究，證明了其二者之間的負相關效應。上述各位學者的研究結果大都經歷了長時間檢驗和反復推理，獲得了普遍認同，為本文后續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上述各項因素對企業績效的可能影響就變成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投入與及技術創新產出是否能夠做到，并能達到多大程度為企業實現價值？政府補助又是否會在以上因素的關系間起到一定的沖進或抑制作用？高新技術企業可以通過什么有效渠道保持甚至增加企業價值？其價值增值是否具備可持續性？這些問題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對它們的進一步探索和分析有助于幫助高新技術企業明了技術創新與其價值創造能力之間的關系，以及政府的扶持機制在其價值創造過程的作用模式。如果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投入以及研發成果的數量的確能夠為企業獲取能夠持續性的價值增值，那么位于此行業的政府、企業就應為長期經濟收益而持續保持有效的相關決策，有意識的引導、鼓勵高新技術企業提升其技術創新能力?；诖?，本文進一步探討政府補助如何通過調整研發投入規模和研發成果數量進而影響企業績效的內在邏輯關系，從而為企業制定相關決策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文獻回顧、理論基礎和研究假設

技術創新能力

目前學術界仍未對技術創新能力有統一的界定，且其定義方式可分為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看，現有文獻一般將技術創新能力定義為企業整體的系統能力[4]，或是企業多環節領域的綜合能力[5]，具體可根據價值鏈各環節分為基本的投入能力與產出能力、生產能力、市場營銷能力、財務能力以及支持性的R&D能力、組織管理能力等構成;而從狹義上看，大多研究基于創新內容和創新過程等方面，“支持企業創新戰略實現的產品創新能力和工藝創新能力的耦合”通常被定義為創新內容，而技術創新投入能力、技術創新產出能力通常被用來定義過程創新;徐寧等學者在前人理論基礎上從動態能力的視角構建了“技術創新動態能力（technology-innovation dynamic capability，TIDC）”的概念，提出技術創新能力的動態整合模型整個流程為為技術創新投入、技術創新產出和技術創新轉化，豐富了技術創新能力的理論框架。

本文基于高新技術企業的行業特點，采用技術創新中的技術創新投入能力和技術創新產出能力兩方面的動態能力來衡量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技術創新投入能力與企業績效

許多高新技術企業具有相似的特點：規模較小，資金不夠充足，同時在企業研究開發領域投入大量金額，有限的資源瓶頸導致企業在其他領域難以拓展，而巨額研發費用又讓企業背上沉重的負擔，使得當期企業創造價值有限，難以吸引潛在投資者;而投入的大量金額又難以在短期為企業帶來收益，增加了研發費用導致利潤下降，因此從短期看此項投入對企業財務績效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王志瑩的研究證明了此推斷：通過對20的回歸分析后，得到企業的技術創新投入對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即企業績效有顯著負相關的影響;從長期看，企業從研發投入到獲得研發成果，可以借助研發成果提升生產效率用以提升資源利用率降低成本、或是申請專利進而獲遠期收益，技術創新投入是一個長期持續性的活動。

Markides研究認為技術創新投入（R&D投入）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具有滯后性，且有長期性的促進作用，但從短期看持續研發投入可能給企業帶來高成本和不可預知的風險。

雖然關于技術創新投入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現階段討論觀點表現不一，但是通過分析以上論述，本文認為高新技術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投入活動時會對企業資金產生較大負擔，影響企業當期績效。根據上述理論支撐，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技術創新投入與企業績效具有負相關關系

技術創新產出能力與企業績效

國家相關政策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相關創新發展戰略的提出使得技術創新成為高新技術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的主要手段。對于位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來說，在發展、成長階段，上市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產出的成果加快企業在進入市場時占領和拓展市場市場份額、建立品牌效應，提升企業在該行業的盈利能力，后期獲得更好的企業績效;在上市企業的成熟階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產出的相關成果如專利、新技術等幫助更新產品效能，甚至開發新產品，保持現有市場份額、開拓新的市場領域或是市場群體，提升長期收益，同時保持企業在行業的競爭優勢和地位。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認為技術創新產出效率和成果會對當期績效有促進作用，即技術創新產出越好，企業的當期財務績效水平越好?；诖吮疚奶岢黾僭O2：

假設2：技術創新產出與企業績效具有正相關關系

政府補助、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績效

根據公共政策理論，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溢出效應、不可分割性、難以界定付款的分配等相關特性，而且具有社會公共品的特殊性質。這種性質也暗示了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的內在阻礙：企業投入較高，資金壓力和負擔較重，短期內收益不顯著，因此難以激發企業的研發活動熱情，對創新活動的參與度不足，資金投入也不夠;同時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從外部看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風險程度較高;國外還有學者認為企業的研發活動還面臨著社會上的信息不對稱與融資存在的無形約束問題。綜合以上因素考慮，僅以企業為主體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動力不足，而技術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能夠為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和經營績效甚至國家經濟發展帶來強勁動力，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政府對初創中小企業包括但不限于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活動進行資金支持等補助行為，支持并引導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能夠有效的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開展，進而促進企業績效提升。政府補助的促進作用體現在下面所述的兩個方面：

政府補助對技術創新投入與企業績效的調節作用

政府補助對于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意義重大。從技術創新投入角度來看，政府補助可以緩解上述公共理論中提及的技術創新活動的社會公共品屬性帶來的問題，在社會利益和企業個體利益中追求均衡關系，彌合兩個模塊的差異，前期緩和企業的資金負擔;具體活動實施中能夠輔助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在技術創新活動開展不順利時企業面臨的困境時減少企業的研發損失，進而從多個環節緩解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投入時對企業績效的負面影響?；诖?，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政府補助對技術創新投入與企業績效具有調節作用，具體體現為政府補助抑制技術創新投入與財務績效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政府補助對技術創新產出與企業績效的調節作用

另外的，政府補助還能通過對技術創新產出進行維護和推進進而促進企業績效。一方面是政府補助的提供通常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審核流程，是對企業技術創新產出成果質量的肯定和其潛在預期收益的認定，提升了成果的有效性。這樣能夠使企業樹立企業形象，有機會獲得更多的外部融資，提升企業的融資能力，進而提升企業績效;另一方面，政府補助因為經過審批流程，也會對其資金支持的研發項目予以后續的獎勵性資助，或是其他有效的后續措施能夠鼓勵企業對研發成果的后續拓展和引導其實際應用，進而通過實際應用新技術或設備提升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企業績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設4：

假設4：政府補助對技術創新產出與企業績效具有調節作用，具體體現為政府補助增強技術創新產出與財務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數據和研究方法

樣本篩選

本文選擇中國高新技術企業上市公司2016年的相關數據進行進一步研究。所需數據主要經由CSMAR（中國股票市場交易數據庫）下載整理。CSMAR數據庫按照國際標準慣例設計開發，可信性高、業內公信力強。在界定高新技術企業的時候，我們直接采用數據庫的歸類：收集了儀器儀表制造業、計算機行業、醫藥制造業、電子設備制造業、通信行業的數據信息。

在樣本選取方面，本研究基于上述要求從CSMAR數據庫中共獲取了507個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的數據。其中ST和PT上市企業財務狀況不樂觀，由交易所分別采取特別處理和暫停上市處理，面臨著嚴峻的退市風險;另外還有一些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大于1或小于0的，面臨著嚴峻的財務風險;以及信息披露不充分、缺乏研究的關鍵指標的企業。這些公司的相關數據不具備研究意義，因此將該企業代碼剔除樣本，最終保留了467家企業。在數據處理方面，本文對這467家上市企業的數據首先使用Excel進行了前期的處理，并利用STATA軟件對數據進一步做縮尾處理，最后通過統計分析軟件SPSS進行后續假設檢驗和模型分析。

研究變量的定義說明

被解釋變量

現階段國內外關于企業財務績效水平的衡量指標一般有會計指標和股市指標兩類，會計指標包括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等;股市指標包括每股收益率、托賓Q值等。由于我國的股票市場波動幅度較大，因此本文借鑒魏文君、石華倩等（2017）在其《高管持股、投資行為與財務績效》中對財務績效的衡量方法：采用會計指標中的凈資產收益率，即凈資產收益率越高，其財務績效水平就越高，并用符號ROE對財務績效水平進行標識。計算公式如下：

解釋變量

根據王維等（2016）對技術創新的度量方法，本文從技術創新投入能力和技術創新產出能力兩個指標來衡量技術創新能力。

（1）技術創新投入能力：本文將技術創新投入能力定義為企業用于技術創新的資本在主營業務收入的占比，占比越大表明上市企業的技術創新投入強度就越大，并用符號R&D進行標識。其計算公式為：

（2）技術創新產出能力：大多數企業通常用專利數量、專利申請量等指標來衡量企業的技術創新。而由于在我國專利的申請、批復及受全過程較為漫長且通過審核的比例相對較小，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用專利申請數量的對數值對技術創新產出進行衡量，也就是說企業的專利申請數量越多，其技術創新產出效應越好，并用符號NPA進行標識。

調節變量

本文將政府補助作為調節變量。公司獲得的政府補助在披露時可以劃分為與資產相關和與收益相關兩部分，但從長遠來看，政府補助將根據是否與公司日?；顒佑嘘P分別計入其他收益和營業外收入本文采用以下計算公式衡量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并用符號Gov來表示。

控制變量

企業的財務績效水平受到企業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中眾多因素的影響，是眾多促進因素與消極因素博弈的結果。因此，在借鑒以往相關研究成果的同時綜合考慮財務績效影響因素，本文選擇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周轉率、研發人員數量占比和企業年齡作為控制變量。因為本文在選取樣本數據時特定了行業和年份，因此沒有增加啞變量的引入來控制行業和年度的影響。

本文變量定義見表1所示。

模型設定

本研究采用分層回歸模型（Hierarchical Regressions）來檢驗技術創新能力對企業績效的關系，以及政府補助進一步對此主要關系的調節作用。主要關系的回歸模型可以如下形式表達：

為對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以驗證假設1和假設2，本文構建了如下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模型1

為對只政府補助對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財務績效的促進效應進行分析以檢驗假設3和假設4，本文構建了如下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模型2

實證分析

樣本描述性分析

表2所示是模型中主要的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主要包括這些變量的極值、均值、標準差：

作為企業績效的代表值的ROE，均值為0.0903，可以看出財務績效并沒有達到較高水平高，高新技術上市企業的績效總體看來表現并不突出，可能與我國現階段總體經濟環境的低迷有關，但極值分別為- 0.5246和0.6586，表明所選樣本企業存在巨大的財務績效水平差距，個別企業處于嚴重虧損狀態，亟需通過技術創新增大市場份額并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反映技術創新投入能力R&D的均值為0.0655，在世界范圍內中國已成為技術創新資金投入總量第二的經濟體，但相比于其他發達國家，從均值上看我國高新技術企業在技術創新投入強度方面有所滯后，表明仍需在研發投入上進一步提升，但從極值情況來看：0和0.5261，企業個體之間的技術創新投入強度差距巨大，甚至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完全沒有進行研發投入活動;技術創新產出能力的衡量變量NPA的均值為0.4150，表明我國樣本企業在專利及申請上均有積極的態度，極值分別0和3.8791，表明在不同的高新技術企業之間，技術創新產出的效果差距較大;政府補助GOV的極值分別為0和0.1031，表明我國各個市場所屬主體在支持研發投入的力度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一般來看，市場化進程越高的地區政府支持力度越高?？刂谱兞糠矫?，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周轉率TURN、研發人員數量占比RD Person Ratio和企業年齡AGE從整體上看樣本企業表現良好，保持著較為穩定的增速，但個體之間差距較大;企業規模SIZE的均值與極值之間差距較小，表明樣本企業在總資產數量上基本持平;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為0.3265，低于最佳負債比0.5，表明樣本企業在面臨一定程度融資約束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優化資本結構，同時極值分別為0.0328和0.9155，表明個別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程度非常嚴重，易于陷入財務危機。

在表3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表的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中，技術創新投入能力R&D與企業財務績效ROE之間的相關系數為- 0.148，且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測，即兩者之間顯著負相關，這與假設1的內容是相同的，初步對假設1的合理性進行了驗證，同時政府補助GOV與企業績效ROE的相關系數為0.195，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在控制變量相關性分析中，總資產周轉率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顯著正相關（r=0.293， p<0.01），而資產負債率則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顯著負相關（r=-0.108，p<0.05）。另外，控制變量中的企業年齡AGE與企業績效負相關，企業規模、研發人員數量占比與企業績效正相關，沒有呈現較強的顯著性，不過，以上的這些相關性系數都不超過 0.5，不能夠確切的將以上變量歸為冗余變量。

模型回歸結果

表4給出了多元調節回歸分析（MMR）的結果。

模型 1 對主要解釋變量技術創新投入R&D和技術創新產出NPA以及調節變量政府補助GOV進行回歸，結果表明技術創新投入能力與企業績效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r=-0.196，p<0.01），技術創新產出能力與企業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且NPA對企業績效的顯著性為0.046<0.05，因此兩變量間的正相關關系較為顯著。據此，假設1和假設2得證。

本文將主要變量標準化后，將政府補助GOV與技術創新投入R&D的交互項ZGR和政府補助GOV與技術創新產出NPA的交互項ZGN放入第二層后生成模型2，通過多元調節回歸分析檢驗了政府補助對上述假設關系的調節作用，相較于模型1，R平方上升0.04，表明加入交互項后該模型擬合程度變高。在模型1中，ZR&D的系數為-0.196，即ZR&D每增加1單位會導致企業績效ZROE減少0.196，加入調節變量后，ZGR的系數為0.049，即ZGR每增加1單位導致企業績效ZROE增加0.49，二者合并對比后發現，政府補助作為調節變量，削弱了技術創新投入ZR&D對企業績效ZROE的負面影響，假設3得證;而對于技術創新產出ZNPA，在模型1中的系數為0.089，加入調節變量后增加0.059，經過二者合并對比，能夠證明政府補助增強了技術創新產出ZNPA對企業績效ZROE的積極影響，假設4得證。

結語

本文主要結論如下：1.政府補貼對于企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該結論與大部分研究結論保持一致，政府補貼可以增加企業績效，為政府補貼行為建立理論基礎;2.在不考慮政府補貼的影響，企業技術創新投入與企業績效呈現出顯著負相關;加入政府補貼這一調節變量后，削弱了二者的負相關關系。3.政府補貼在技術創新產出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增強了技術創新產出對企業績效的正相關關系，即政府補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效應;4.政府補助作為作為中介變量正向調節技術創新投入和企業的關系，其中0.7%的效應通過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起作用。

綜合以上實證分析，本文基于以往文獻對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首次分析在上市的高新技術企業中政府補助產生的調節作用。本文豐富了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績效路徑的相關現有文獻的理論體系，為技術創新投入和產出能力對企業的績效價值提供了佐證。

更重要的是在探究技術創新能力、企業績效兩者之間，政府補助是否產生中介效應，這個問題不僅對學術界來講非常有意義，在現實中也與政府補貼、企業研發創新的政策制定緊密相關。本文不僅闡述了政府補助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績效的硬性路徑，還從實證分析角度豐富了政府補助的效用，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了提升績效的可行方式，是對現有研究的有益補充和拓展。

本研究希望能夠對中國新興經濟的高新技術企業有所啟示。第一，根據調查結果，高新技術企業應中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開發和運用，并通過次活動過程獲取公司在行業內的競爭優勢;第二，在如今創新成為驅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的時代，而本文論證政府補貼對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投入進而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政府補貼越高，則企業績效越高。這為政府有關加高新技術企業的補貼力度相關政策的提出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政府應繼續使用行政手段加強政府補貼的導向作用，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企業績效的提高貢獻一份力量。第三，本文支持了政府補貼對企業績效的顯著促進關系，但是企業R&D投入對企業績效是負向作用。這也提醒政府對于企業研發活動的關注點，不僅應加強政府補貼的導向作用，更應關注如何激勵企業提高自主研發質量和提升轉化研發成果的能力。而對于企業本身，需要主動探索以企業價值作為導向的政府補貼機制，真正達到提高企業績效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目的，同時應結合自身特征綜合考慮企各項因素進行合理的R&D投入，確保企業良性成長。

（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康麗珍， 李竹梅. 稅收優惠、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一基于中介效應的實證研究 [J]. 數學的實踐與認識， 2018， 48（06）.

[2]FAGERBERG J， MOWERY D C， NELSON R 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OECD. Oslo manual： 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innovation data[M].3rd ed. Paris： OECD Publishing，2005.

[4]曹崇延，王淮學.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預測，1998（02）.

[5]胡恩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指標體系的構建及綜合評價[J].科研管理，2001，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