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與美德：示弱者的詩歌發聲學

■江 雪

新世紀十年以來，中國當代重要詩人、湖北詩歌領軍人物張執浩的詩歌創作進入又一個高峰期。他創作出大量膾炙人口的詩作，同時先后出版了《撞身 取 暖 》（2010）《寬 闊 》（2013）《歡 迎來到巖子河》（2016）等重要詩選集，屢獲全國大獎，其中《高原上的野花》是最新出版的詩選集。張執浩說這部詩集是他個人完整意義上的一部詩歌精選集，收錄的作品前后跨度達30年，基本上囊括了他各個時期創作特點和水準的重要詩篇。張執浩是一位不甘于詩學復制的詩人，他一直在求變，試圖在不同的時期進行自我突破與精神審視，正如詩人最近在詩歌隨筆中所說的那樣：“一個優秀的詩人必然有獨特的音色，這能讓他在喧囂中保持相對穩定的辨識度”。

張執浩的詩學表達，讓我又想起他多次在訪談和對話中提及的一個重要詩學觀點：“詩歌發聲學”。張執浩在《詩歌發聲學》一文中，談及詩人的“方言”與“詩教”，其本質均可歸結為詩人的“聲音自覺”：一個是身體語言的聲音自覺，對詩歌寫作中普遍存在的方言之母語認同與基因識別；一個是靈魂語言的聲音自覺，詩人如何培養個體獨立的詩學主張，該如何在詩歌中就日常倫理發聲，就人類情感與自然奧秘的認知發聲，等等。張執浩提出“詩歌發聲學”的原因大抵與三個方面有關：方言、美聲和詩學。無論是哪一方面，張執浩始終在強調他個人化的發聲經驗，即：“目擊成詩，脫口而出”，因此他多次強調，他反對計劃性寫作。關于一個詩人應該如何“發聲”，張執浩坦言道：“我們所有的‘復述’，都不過是各種各樣的幻聽和幻覺，我們的每一次發聲都有可能陷入自以為是的境地：你以為你聽見了，其實那是幻聽；你以為你復述出來了，其實那是你個人一廂情愿的表述?！痹娙说驼{而謙虛地說：“我沒有思想，我只有想法”，換一句哲學性較強的話說，那就是“我不思，但我想?！笔聦嵣?，作為歷史系畢業的詩人張執浩，他不可能對這個時代沒有產生長久思考，相反，他對一個時代有著深刻的反思與見證，但是詩人為什么會說自己“沒有思想”而“只有想法”呢？在我看來，詩人不想讓自己扮演一個形而上的思想者，被理性與現實的桎梏所捆綁，也就是說他的詩學重點不是“我思”，而是“我說”，他更愿意做一個獨立的“行吟者”，行吟者則是詩人所追求的一種理想的自由狀態。詩人這里強調的“我只有想法”即“我說”，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哲學家保羅·利科指涉笛卡爾“我思”的“片斷性”?！拔艺f”是一種短時性的“發聲”，隨時、隨地、隨心的“發聲”行為，“我說”是一種詩意的言說與書寫，它比“我思”更真切，更感性，更及時，或說更有人間煙火氣，而不是過份強調詩人的哲學邏輯性。因此，在張執浩的詩學理念里，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可以衍變成張執浩的“我說故我在”；“我說”，即為日常詩寫，日常性詩學敘事與發聲。

2004年，張執浩自印第一部詩集《美聲》，他在詩集后記中提到一個關鍵詞“地下工作者”：“……我們的地下工作者就這樣潛伏在這條狹長的溝壑里，在匿名中反抗著共名，以及遺忘自我的可能性”?！暗叵鹿ぷ髡摺?，這個詞在今天看來，它極好地隱喻了第三代詩人時代性寫作與先鋒精神面貌的呈現，或者說，“地下工作者”適時而真實地描述了九十年代中國先鋒詩人的精神影像與隱匿中的理想主義，“地下工作者”其實就是“理想主義者”代名詞。如果讓我詮釋當代中國詩人的“理想主義”，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再合適不過，那就是“愛”——融合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愛”——對公民的愛，對自然的愛，對社會的愛；對信仰的愛，對自由的愛，對生命的愛，對時間的愛；對語言的愛，對詩意的愛，對細節的愛……與其說“愛”，不如說是詩人為了尋覓心中的“愛”而不懈地追求與抗爭，抒寫與抵達“愛的秩序”?！耙驗椤異邸@個詞而在詩歌中無限生發詩意、語境與影像”——這個重要的詩學現象——在詩人張執浩的詩歌中顯得尤為突出，甚至我認為他就是因“愛”而生的詩人。通讀張執浩的詩卷時，我數度想起書寫“愛之秩序”的德國哲學家馬克思·舍勒，海德格爾稱贊其為“全部現代哲學最重要的力量”，伽達默爾感嘆舍勒是一個“精神的揮霍者”，馬克斯·韋伯則稱其為“浪漫的浪漫論者”。張執浩所有的詩歌在我看來，十分有效地呈現了舍勒所表達出的哲學意義上的“愛的秩序”。早期的《美聲》、2006年的《挖藕》、2015年的《消息樹》以及2018年剛創作的《祭父詩》等詩，讓我體悟到詩人的詩歌語境中一直存在一些個人辨識度較強的詩歌意象（譬如“挖”），與情感記憶（譬如“幼年經驗”、“中年意識”）之間的深度呼應，或者說這是一個成熟詩人如何將個體的情感敘事與生命體驗轉化為一種美學力量，轉化為一種人性之愛，詩性之愛。

馬克思·舍勒說：“我身處于一個廣大得不可測量、充滿著感性和靈性事物的世界，這些事物使我的心靈和激情不斷動蕩。我知道，一切透過我觀察及思維所能認知的事物，以及所有我意志抉擇、以行動做成的事情，都取決于我心靈的活動。因此，在我生命及行為中的每一良善或邪惡完全取決于在驅使我去愛、去恨以及傾慕或厭惡眾多事物的感情中，到底有沒有一個客觀的合意秩序，也取決于到底我能否將愛與恨的秩序深印在我心中的道德意向中”。哲學家所要表達的“愛的秩序”，在張執浩的詩學修辭中可以衍生出無數的意象與詩性之物，比如用一輩子打造的“一把椅子”、一種“植物”、一堵“樹墻”、一顆“動物之心”、一座“小花園”、一個“小國家”，這種愛的秩序是潛隱式的，詩人把它融于詩性敘事與時代鄉愁之中；或者說，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語境中，尋覓與構建“愛的秩序”，正是張執浩這樣的一批當代重要詩人所追求的詩學倫理與詩學理想之一。

從張執浩三十余年的詩歌寫作歷程，可以清晰看出他走過的詩學歷程，他的寫作歷程見證了他的詩學歷程。從“日常生活”到“撞身取暖”，從“自學成人”到“目擊成詩”，張執浩一直在用一顆敏銳的心去發現我們這個時代的異質與同情，從而試圖達成自我糾偏的“詩學和解”，正如他的一句名言一針見血地泄漏出時代詩學的秘密：“我想抒情，但生活強迫我敘事”；同時，詩人又在俗世與理想的博弈中自我解嘲：“我靠敗筆為生，居然樂此不疲?！痹凇逗徒庵馈芬晃闹兴羞^這樣的表達：“我傾向于使用那些與生活平起平坐的詞語來傳導我的情感，這些詞語因為時常與生活相牴齬、摩擦而產生了適度的熱量，可以讓我筆下的文字具有正常的人性體溫，可以見證我曾經這樣活過，曾經來過這里?！薄昂徒狻笔窃娙藦垐毯圃缙谔岢龅囊粋€重要詩學命題，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哲學概念，它涵蓋的內容十分寬泛，足以讓我們展開豐富的哲學辯證與詩學思考，比如：“生”與“死”的和解、“愛”與“恨”的和解、“成功”與“失敗”的和解、“歷史”與“現實”的和解、“正義”與“邪惡”的和解、“幸?！迸c“苦難”的和解、“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和解……而詩性的哲學本身，就是萬物與生命和解的橋梁?！昂徒狻辈皇恰巴讌f”，不是“沉默”，“和解”是詩人在現世生活中對時代事件與日常生活的觀瞻與體悟，他試圖在觀瞻與體悟之后，發現理性的光，它依然是正義詩學的一部分，而不是與這個糟糕的世界達成妥協與共謀。張執浩在詩學隨筆中寫道：“當寫作者置身于生活的現場時，他既是出世者，也是入世者，只有在出世與入世之間不停的往返，練就出豁達開闊的胸襟，他才有機會抵達生活的內核。真實的情況是，那些潛藏在生活褶皺里的‘小東西’，從來不會因為生活是個龐然大物而遁形，相反，它們會日復一日地疊加在一起，對我們的承受力和耐心構成嚴峻挑戰。而一旦這種緊張的對峙關系得以成立，詩性就會在不經意中顯現出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和解的力量將被彰顯放大，人性中的軟弱也會隨之被釋放出來”?！昂徒狻彼尸F的線性時間，既是偶在，也是必然，它缺乏永恒性，它會隨著時代的良知發現，而呈現它本來潛隱的精神力量與理想之光：

我愿意為任何人生養如此眾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將我的祖國搬遷到/這里，在這里，我愿意/做一個永不憤世嫉俗的人/像那條來歷不明的小溪/我愿意終日涕淚橫流，以此表達/我真的愿意/做一個披頭散發的老父親/——《高原上的野花》（2003）

“一個披頭散發的老父親”，即可解讀為詩人心中恒遠的理想，詩人渴望做一個無拘無束的“晚年的父親”。這個“父親”，可以是汨羅江上的漁父，可以是泰山頂上的圣徒，可以是黃鶴樓上遠眺、幽嘆逝者如斯的詩人，也可以是巖子河畔守望家園的老父親。因而，“父親”是詩人張執浩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他既指代一個人，逝去的一群人，又指代詩人靈魂深處的人文理想和普世情懷的棲息地?！案赣H”的精神世界應該是自由的，可是他卻又是困頓而悲苦的，仿佛一個時代的“父親”的命運總在深刻觀照一個時代的家國的命運。幾十年來，詩人在詩中大量抒寫自己的父親。張執浩抒寫父親的詩從數量上來看，不少于寫他母親的詩，如果說詩人的母親更多是給予他“人間大愛”，那么詩人的父親則是源于土地生命與傳統思想的本源，給予詩人更加寬闊的人生啟迪與民生關懷。還有一批抒寫父親的詩歌作品如《歸來者》、《看不見大海的河流》、《給畜牲寫春聯》、《暮色中》、《一個背影》、《與父親同眠》、《我們的父親》、《大雪進山》等，至情至真，十分感人，堪稱杰作。詩人一直在反復抒寫自己的父親和母親，這是一個成熟詩人在回首眺望自己的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與記憶，尤其是在人生需要警醒時，更會從父母的身上尋找一種救贖般的原初性的精神力量。

張執浩近期寫出的短詩杰作《祭父詩》潛意識中觸及到“父愛”的海洋與天空的“邊界”的另一種隱喻——“地平線”?！暗仄骄€”，曾經是現代詩歌中極富詩意空間感的一個熱度詞。中國當代很多重要詩人使用過這個詞。比如北島的《城門開》、顧城的《遙遠的風景》、于堅的《高山》、王家新的《布羅茨基》、韓東的《馬上的姑娘》、海子的《秋日黃昏》等均寫到“地平線”意象；而張執浩的“地平線”意象，不只是指代詩之“遠方”，另有一番生命哲學（愛與死）的意味彌漫其間，讓我心領神會。在張執浩的這首詩里，“地平線”關涉到“生與死的界限”，詩人早已體驗到“死亡”給自己所帶來的疼痛，比如他的母親逝世得早，就是他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次疼痛，他在訪談錄中談及他的母親：“一想起她，我就非常愧疚，愧疚在于當我后來想養她而且有能力養她的時候她得了癌癥，去世的時候才60歲出頭。在記憶中，母親對我特別寵愛，記得吃飯時，她總把一塊咸肉悄悄埋在我的碗底，上面蓋的是米飯，吃著吃著慢慢一塊肉露出來?！碑斘易x到這里，心生感動。張執浩母親給予他的偏愛行為，同樣也觸擊我如出一轍般的溫暖記憶。正是基于這種愛，詩人的詩句中，經常出現“母親”一詞，頻率僅次于“父親”。

在張執浩的詩歌中，還有一個詞出現的頻率也是比較高的，那就是“挖”，比如：“挖砂者”、“挖藕”、“挖地”等，我注意到《美聲》中較早出現“挖”的意象。詩中這個肩扛鎬鍬的老人，不一定是指詩人的父親，但是老人在詩中的形象，詩人通過細致而動情的電影敘事，這個老人已經上升為讀者心中共同感懷的中國式農耕文明的樸實而沉默的“父親”形象：“他埋頭挖掘著自己從前填下去的泥土/他挖著，挖著，隨后就消失在了土堆中”，這個父親獨自完成他“偉大的葬禮”。這首詩，張執浩寫于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樣的歷經詩歌精神歷險的詩句，在今天讀來，仍然讓我感覺到一種來自詩歌語言內核的驚心動魄之美。張執浩的“挖”不禁也讓我回想起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1964年寫下的著名的《挖掘》一詩。希尼說《挖掘》是他寫的第一首自己認為把感覺和隱喻帶入文字的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把“直感”帶入了文字：“在我的食指與拇指之間/夾著這支粗粗的筆。/我要用它來挖掘?！倍嗄旰?，希尼在文論中提及此詩，并且相信《挖掘》一詩對他具有啟蒙的力量。希尼《挖掘》一詩，在上世紀的中國詩人中影響是比較大的，不排除詩人張執浩也受過希尼此詩的影響。但是，在我看來，張執浩進一步“挖掘”了“挖”的詩意空間與時代空間，他的“挖”更加融合了詩人自身家族式的命運與時代性命運的關聯，從而挖出了他內心埋藏已久的幽暗意識與時代鄉愁給詩人的靈魂帶來的震顫：“父親挖的樹兜歪靠在樹坑旁/斬斷的根須仍然在抽搐”，這兩句詩與二十年前寫就的《美聲》中的兩句產生強烈的呼應與共鳴：“他埋頭挖掘著自己從前填下去的泥土/他挖著，挖著，隨后就消失在了土堆中?！边@種入木三分的靈魂與鄉愁的殘酷詩意的抒寫，是張執浩的詩歌寫作中較為凸顯的精神現象，它們十分真實而深刻地道出了一個詩人的悲憫情懷，正如他在另一首詩中寫道：“刀子捅進去，為什么沒有血？”。張執浩十分深刻地意識到詩歌與時代的緊張關系，與社會的緊張關系，他試圖把這種關系在寫作中松馳下來；同時，他也早已認知詩人在現代資本社會與后極權社會中各自面臨的困境與命運，詩集《高原上的野花》后記中寫道：“我將繼續保持‘示弱者’的姿態，寫出一個弱者在這個時代五味雜陳的感受，即，人之為人的困境與美德”。這種關涉21世紀中國文化征象與政治生態的詩學觀察，同樣在他的近作《寫詩是……》中得到隱秘呈現。

我喜歡“示弱者”這個詞。張執浩用這個詞道出了中國幾代詩人普遍存在的時代焦慮與精神困境，與其說詩人在詩歌寫作的立場上的“示弱”，不如說是詩人在面對極權敘事時，詩性正義與詩學的敘事能力、修辭能力遭受前所未有的蒙蔽與磨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作家喬治·艾略特說：“任何顫抖——哪怕它發生在無助者和受傷者的身上——都有可怕的一面：停留的針刺正在收集毒液”。詩人作為一個時代的“示弱者”，詩歌或許就是詩人與思想家的最偉大的“理想主義虛構”，他們惟有在自己的詩歌中收集自己的“毒液”，或許這種“毒液”正是烏托邦式的精神藥方，以及最為理想化的時代敘事治療。然而，我們應該相信，“示弱”也是一種力量，是一種隱退中持守的美德。安靜的修辭抑或是真相過后的波瀾不驚；但是，透過修辭的表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個時代敘事的波濤洶涌。那么，“彼時代的詩人”與“此時代的詩人”之間必然會達成時間意志與社會意志的諒解，達成詩人一再強調的“和解”詩學，亦如美國詩人馬克·斯特蘭德所言，“一首詩會持續地指涉一個經驗，同時也會喚起對它自身作為意義的載體的覺察”。

江雪，1970年生，原名江山，當代詩人、批評家、藝術家。出生于湖北蘄春，畢業于華中科技大。1979年開始學習書法和繪畫，1987年開始發表詩歌。2005年10月創立“后天雙年度文化藝術獎”，迄今已舉辦六屆，多次受邀參加國際詩歌節、藝術節、音樂節?，F任職于黃石市藝術創作研究所（書畫院），大學客座教授，《后天》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