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獻中?e?多拼作 -?-i?a現像的考察

宋 洪 民，吳 建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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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獻中?e?多拼作 -?-i?a現像的考察

宋 洪 民1，吳 建 偉2

（1. 濟南大學 文學院，濟南 250022；2. 東華大學 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上海 200051）

在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獻中，“間g?n”、“薑g?N”等音節中的元音 ?e?多拼作-?-i?a，但《蒙古字韻》中作 ?e?。為此，我們考察了現存八思巴字漢語文獻所有與此有關的用例。在此基礎上，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間g?n、薑g?N等音節中的元音 ?e?若拼作 -?-i?a，更符合漢語的特點。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 ?e?多拼作 -?-i?a。而作為八思巴字拼寫漢語之依據的《蒙古字韻》中這類音節的元音部分則多拼作 ?e?而不是-?-i?a（只有少數例外，如緘g i?am），其原因我們認為是《蒙古字韻》拼寫受到蒙語音系的直接影響的結果。

《蒙古字韻》；蒙語音系

照那斯圖、楊耐思《蒙古字韻校本》（頁164）曾指出“間g?n”、“薑g?N”等音節中的元音 ?e?，在八思巴字《百家姓》及八思巴字碑刻材料的一些用例中拼作 -?-i?a。循此思路，我們考察了現存八思巴字漢語文獻所有與此有關的用例。本研究所用材料可參看宋洪民（2017a：277-463）。

一 八思巴字漢語文獻目錄

（一）圣旨碑

（1）龍門圣旨碑 至元十二年二月日，1275年，元世祖，陜西韓城。圖：《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以下稱“增訂本”），頁35圖版四。另，胡海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八思巴字碑拓目錄并序》1（以下稱“胡目”）。

（2）重陽萬壽宮圣旨碑 至元十七年正月日，1280年，元世祖，陜西戶縣。圖：增訂本頁36圖版五，2、京兆路重陽萬壽宮圣旨碑（第二三四截），即上左半部“宣付李道謙”），拓本高二公尺0.7公分，寬1公尺6.7公分。另，胡目4。

（3）儒學免役圣旨碑，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浙江會稽。增訂本頁61圖版三十，補4、江淮免秀才雜泛差役圣旨碑，采自BONAPARTE書。另，胡目6。

（4）加封北岳廟圣旨碑，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日，1291年，元世祖，河北曲陽。增訂本頁37 圖版六，3、加封北岳圣旨碑，拓本高1公尺29.5公分,寬58.4公分。另，胡目9。

（5）文宣王廟圣旨碑（孔子廟學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刻錯“護夫”字而廢棄，未再刻其余漢字。增訂本頁39圖版八，5、孔子廟學圣旨碑，拓本高2公尺89.6公分，寬1公尺19.3公分。另，胡目14。

（6）孔子廟學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浙江會稽。增訂本頁38圖版七，4?？鬃訌R學圣旨碑，拓本高1公尺34.6公分，寬86.4公分。國家圖書館“崇奉儒學圣旨碑”，各地5244，又各地5728。另，胡目13。

（7）孔子廟學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江蘇松江。又增訂本頁59圖版二十八，補2，拓本連額高1公尺90公分，寬1公尺6公分。國圖“皇帝詔書碑”5728。北京大學圖書館25515a。與上碑文字內容完全相同。

（8）東平學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山東東平。增訂本頁58圖版二十七，補1。東平學圣旨碑，拓本連額高2公尺23公分，寬87公分。另，胡目14。

（9）齊圣廣祐王廟碑，元貞元年二月，1295年，元成宗，河北磁縣。增訂本頁“碑刻”6（增訂本40頁下附注*案：本書碑目“6、齊圣廣祐王廟碑”，原碑剝蝕過多，不能制版，故未附入）。另，胡目，26。

（10）加封東安王圣旨碑，大德二年二月日，1298年，元成宗，山東臨朐。增訂本頁60圖版二十九，補3、增封東安王詔書碑，拓本連額高2公尺76公分，寬97公分。另，胡目15。

（11）加封孔子制詔，大德十一年七月日，1307年，元成宗，河南原武。增訂本頁40圖版九，7、加封孔子制，拓本高2公尺18.4公分，寬76.2公分。另，胡目32。

（12）加封孔子制詔，大德十一年九月日，1307年，元成宗，河北定州。增訂本頁42圖版十一，9、加封孔子制，拓本高1公尺21.9公分，寬61公分。另，胡目22。

（13）加封孔子制詔，大德十一年九月日，1307年，元成宗，山東曲阜。增訂本頁4`圖版十，8、加封孔子制，拓本高2公尺10.8公分，寬81.3公分。另，胡目21。

（14）特贈鄭制宜制誥，至大元年月日，1308年，元武宗，山西陽城。增訂本頁43圖版十二，10、特贈鄭制宜制誥，拓本高1公尺27公分，寬66公分（不帶額）。另，胡目25。

（15）授吳澄文林郎國子司業，至大四年五月日，1311年，元武宗，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1406年。

（16）特贈鄭鼎制誥，皇慶元年三月日，1312年，元仁宗，山西陽城。增訂本頁44圖版十三，11、特贈鄭鼎制誥，拓本高1公尺42.2公分，寬76.2公分（不帶額）。另，胡目29。

（17）重陽萬壽宮授孫德彧圣旨碑，皇慶二年九月日，1313年，元仁宗，陜西戶縣。增訂本頁45圖版十四，12、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圣旨碑（第一截），拓本高2公尺36.2公分，寬1公尺4.3公分。照相部分高55.9公分，寬1公尺14.3公分。令，胡目39。

（18）加封孟子父母制，延祐三年七月日，1316年，元仁宗，山東鄒縣。增訂本頁46圖版十五，13、加封孟子父母制，拓本高2公尺64.2公分，寬84.6公分。另，胡目38。

（19）授吳澄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延祐五年正月日，1318年，元仁宗，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1406年。

（20）授吳澄翰林學士太忠大夫知制誥，至治三年三月日，1323年，元英宗，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1406年。

（21）贈吳澄父親樞左丞上護軍制誥，泰定二年正月日 1325，泰定帝，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22）贈吳澄祖父吳鐸宣慰使護軍制誥，泰定二年正月日 1325，泰定帝，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23）追封吳澄妻余氏臨川郡夫人制誥，泰定二年正月日 1325，泰定帝，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24）授吳澄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泰定三年正月日 1326，元惠宗，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25）加封兗復圣公制詞碑，至順二年九月日 1331，元文宗，山東曲阜。增訂本頁48圖版十七左半部，15。加封兗復圣公制，拓本高2公尺31.1公分，寬96.5公分。另，胡目51。

（26）加封孟子制，至順二年九月日 1331，元文宗，山東鄒縣。增訂本頁47圖版十六，14、加封孟子鄒國亞圣公制，拓本高2公尺64.2公分，寬86.4公分。另，胡目48。

（27）加封孟子沂國述圣公制抄件寫本，至順二年九月日 1331，元文宗，文獻，俄國人波茲德涅耶夫①刊布于《蒙古文獻學講義》，1897。

（28）宣付李達漢承襲高麗萬戶圣旨抄件刻本，元統二年正月日 1334，元惠宗，刊布于韓國《平昌李氏啟仁君茬子洞派譜》。

（29）追封兗國夫人制詞，元統三年五月日 1335，元惠宗，山東曲阜，增訂本頁48圖版十七右半部，15、加封兗國復圣公制追封兗國夫人制，拓本高2公尺31.1公分，寬96.5公分。另，胡目51。

（30）加封顏子父母制詔碑，元統三年五月日 1335，元惠宗，陜西戶縣。增訂本頁49圖版十八，16、加封顏子父母制，拓本高1公尺82.9公分，寬75.7公分。另，胡目49。

（31）贈吳澄左丞上護軍制誥，至元六年十二月日 1340，元惠宗，刻本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32）重陽萬壽宮宣付焦德潤圣旨碑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1358，元惠宗，陜西戶縣。增訂本頁50圖版十九，17、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圣旨碑（第三截），拓本高2公尺13.4公分，寬99.1公分。照相部分高55.9共分，寬99.1公分。另，胡目62。

（33）重陽萬壽宮授楊德榮圣旨碑，至正二十三年 1363 ，元惠宗，陜西戶縣。增訂本頁51圖版二十，18、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圣旨碑（第一截），拓本高1公尺70.2公分，寬83.8公分。照相部分高58.4公分，寬83.8公分。另，胡目63。

（34）加封定光圣旨抄件刻本，至正二十六年九月日 1336，元順帝，見于明張之煥詩集《汗漫吟》附錄“禪院小紀”。

（35）加封伏虎圣旨抄件刻本，至正二十六年九月日 1336，元順帝，見于明張之煥詩集《汗漫吟》附錄“禪院小紀”。

（二）令指碑

（36）皇子安西王付李道謙令旨，至元十四年六月日 1277，安西王，陜西戶縣。增訂本頁36圖版五右半部，2、京兆路重陽萬壽宮圣旨碑（第二三兩截），拓本高2公尺0.7公分，寬1公尺0.7公分。照相部分高1公尺1.6公分，寬1公尺6.7公分。另，胡目4。

（37）阿難答秦王付李道謙令旨，至元二十年十一月日 1283，陜西戶縣。增訂本頁36圖版五左下部，無相應漢字對照，2、京兆路重陽萬壽宮圣旨碑（第二三兩截），拓本高2公尺0.7公分，寬1公尺0.7公分。照相部分高1公尺1.6公分，寬1公尺6.7公分。另，胡目4。

（三）皇太后玉冊

38．元加上皇太后尊號玉冊無年款文獻（拓本）八思巴字漢字對照載于《藝林月刊》第七十六期；蔡美彪《八思巴字玉冊兩種譯釋》，《考古》1994，10。

（四）中書省牒

（39）授吳澄應奉翰林文字將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大德四年閏八月 1300，刻本文獻，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40）授吳澄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大德七年十一月日 1303，刻本文獻，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41）授吳澄從仕郎國子監丞，至大元年十月日 1308，刻本文獻，見于《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明永樂四年 1406。

（五）碑額

（42）只必帖木兒大王令旨，牛兒年（1277）十月初六日，陜西戶縣。正文回鶻式蒙古文，額八思巴字寫漢語：“大王令旨”，其中“王”作o?，從蒙古語讀音，從蒙古文寫法；與八思巴字漢語不一致，后者作'u?a?。（《民族語文》1998，2）

（43）重修崇慶院之記，八思巴字篆書，音譯漢字：“重修崇慶院之記”，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十五日（立石），正文漢字正書，山東滋陽。增訂本頁52圖版二十一，附1、重修崇慶院記（碑額），拓本高2公尺74.3公分，寬94公分。照相部分高60.9公分，寬3公分。另，胡目8。

（44）中山府儒學圣旨碑碑額，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成宗，河北定縣。增訂本頁53圖版二十二，附2、中山府儒學記（碑額），拓本高1公尺44.8公分，寬86.6公分；照相部分高35.6公分，寬40.6公分。另，胡目12。

（45）劉義神道碑碑額，大德四年二月十四日（立石）1300，山西左權。正文漢字正書，額“大元武略將軍劉公神道之碑”則八思巴字（楷書）譯寫漢語。增訂本頁54圖版二十三，附3、武略將軍遼州知州劉義神道碑，碑身高1公尺34.6公分，寬71。1公分。碑額高6公分，寬0.5公分。另，胡目18。

（46）加封孔子制詔碑碑額，大德十一年月日，1307年，元成宗，江蘇無錫。增訂本頁55圖版二十四，附4、加封孔子制，拓本高1公尺37.2公分，寬63.5公分。另，胡目24。

（47）重修伏羲圣祖廟記，至大三年正月 1310，山東泰安。碑文漢字正書，額八思巴字漢語“伏羲圣祖之碑”。八思巴字行款自右，與慣例不合，從漢字行款。另，胡目27。

（48）傅巖廟碑碑額，延祐元年四月八日 1314，山西平陸。額書八思巴字漢語“崇謇傅公廟碑”。不見著錄，國家圖書館藏拓本，各地6338。

（49）張氏先塋碑，元統三年正月 1335。內蒙古赤峰。碑陽漢字正書，碑陰回鶻式蒙古文，碑額八思巴字楷書寫漢語：“大元敕賜故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奉薊國公張氏先塋碑”。增訂本頁57圖版二十六，附6、張氏先塋碑（碑額）拓本高3公尺83.5公分，寬1公尺39.7公分。照相部分高76.2公分，寬43.2公分。另，胡目50。

（50）云南王藏經碑，至元六年1340，云南昆明筇竹寺。正文回鶻式蒙古文，額八思巴字漢語（楷書）：“云南王藏經碑”。

（51）靈濟昭祐顯圣王廟記，至正十年八月十六日（立石），河南孟縣。正文漢字，額八思巴字（楷書）漢語：“靈濟昭祐顯圣王碑”（與相應漢字對照）。增訂本頁56圖版二十五，附5、靈濟昭祐顯圣王廟記，拓本高1公尺65.1公分，寬71.1公分。另，胡目59。

（52）寶昌洲創建接官廳記，至正十六年夏 1356，內蒙古太仆寺旗。正文漢字，額八思巴字漢語：“寶昌洲廨銘”（正楷橫書）。不見著錄。胡目60。

（53）代祀北鎮記，無年款，遼寧北鎮。額八思巴字漢語：“代祀北鎮之記”。胡目65。

（六）年款

（54）付范士貴執照，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1290。江淮等處行中書省頒文。江蘇吳縣。正文漢字，后書“為范士貴所頒（公據）”為蒙古語，八思巴字草體。年款“至元二十七年月日”為篆體八思巴字漢語，而月份“十二”和日期“初七”是草體八思巴字漢語。此碑還有波斯文一行。胡目，其它八思巴字碑刻5。

（55）免稅糧符文碑，大德二年玖月初二日 1298，山東曲阜。正文漢字正書，年款“大德二年月日”八思巴字譯寫漢語；而月份“玖”和日期“初二”用漢字正書。胡目16。

（56）衍圣公給俸牒，大德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1300，翰林國史院頒文。山東曲阜。牒漢字正書，牒后附屬八思巴字草書一行，末刻八思巴字譯寫漢語的篆書年款：“大德四年九月日”。胡目19。

（57）慶元儒學洋山砂岸復業公據碑，延祐二年五月 1315，慶元路達魯花赤總管府所頒公據，浙江寧波。正文漢字正書，附書八思巴字蒙古語：“為洋山砂岸所頒（公據）”。年款“延祐二年五月日”為八思巴字譯寫漢語，其中月份“五”用楷體，其余為篆體。

（58）善選法師傳戒碑，至正二十四年九月 1364，北京護國寺。額漢文：“大元特賜傳戒坦主空明圓證澄惠國師隆安選公碑”，年款“至正年月日”為八思巴字篆體。胡目64。（洪金富《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考釋》）

圣旨35，令旨2，玉冊1，中書省牒3，碑額12，年款5，計58份。

二 文獻整理

（一）文獻謄錄整理

正文內容分四行，行數以八思巴字分行為準：第一行列八思巴字，第二行寫出與八思巴字對應的拉丁轉寫形式（轉寫完全以照那斯圖、楊耐思《蒙古字韻校本》為準），第三行標代碼（代碼標法見下編制韻表中的相關說明），第四行為對應漢字。

（二）編制韻表

首先每一份材料用字單獨編制一韻表，最終將所有材料用字編制一總韻表。

兩種韻表遵循統一的編制原則，該原則為：材料中字頭的整體排列遵從《蒙古字韻》（后簡稱《字韻》），表現為：

（1）首先按韻（《蒙古字韻》十五韻）編排用字；

（2）其次每韻內部先按韻母分類（依《字韻》體例順序），每個韻母內部則按《字韻》所用排列八思巴字字頭的順序（依固定聲母次序）排列；

（3）單字的信息則按每一字先寫出八思巴字字頭，再寫出相應漢字（如文獻中原無漢字，為了研究方便又需加入時，則將填入的漢字置于括號中），后列出標志該字頭（以八思巴字為準）的位置代碼（第1個數字為我們所編的該字頭所屬文獻的代碼，第二個數字為該字頭在文獻中的行（為表述方便，列徑稱行）數，第三個數字為該字頭在所處行中的字位數，即是第幾個字，數字中間以“ . ”隔開，如“????宮1.3.7”表示“????”處在代碼為1的“龍門神禹廟圣旨碑”的第3行第7字位置；若該字頭出現2次以上，則不同數字組之間以“；”隔開。若正文之外，另有碑額或鑲邊大字體則以0計其行數，碑額另為一獨立文本或正文無八思巴字者則另當別論。下同）。

（4）若單字拼寫形式與《字韻》不合（此處《字韻》以照那斯圖、楊耐思所著《蒙古字韻》校本為準，與校后字形相同者即視為相合，如四支韻中??，《字韻》寫本中原作??，校本改為??，則以校后的??為準），則先寫出文獻中的原有形式，后邊括號中給出《字韻》拼寫形式（為節省篇幅，只給出拼寫有異的字母，其他字母不再重復寫出，后者以“-”代替，如“堯”字，碑刻中作???，《字韻》作???，今在括號中只寫作“-?-”；再如“生”字碑刻中多作????，而《字韻》作 ????，今括號中給出的《字韻》拼寫形式僅寫作“?-”）以資比較。另，文獻中字形筆劃不清難以辨識者亦在括號中注明或后加“？”（八思巴字不清則注于八思巴字后，漢字不清則注于漢字后）。

（5）同一八思巴字字頭與2個以上同音漢字（有的聲調不同）對應時，八思巴字只在第一個漢字前出現（若八思巴字頭拼寫并不一致或有的字形剝蝕難辨因而難以確定其與相應字的拼寫是否一致，則可分開書寫），后邊不同漢字及相關信息以“/”隔開，同一八思巴字字頭下的漢字排序以它們在《蒙古字韻》中出現的先后次序為準（如不同聲調者按“平上去入”的次序排列，同聲調的則按其在《字韻》中出現的先后為序）。

（6）若碑刻等文獻中原字剝蝕毫無印跡可循時，整理時則空出相應位置，若字體有部分可以辨識，則寫上該部分，另一不能辨識部分以“？”替代。統計字數時這種字一般不計入。

二庚：

097 ???? ??iN：行1.10.4。

3.6.8。

4.9.3。

5.7.2；5.8.22；5.9.4；5.9.12。

6.18.9；6.25.1；6.26.4；6.26.12。

7.14.7；7.18.7；7.19.4；7.19.12。

8.11.8；8.14.14；8.16.4；8.16.12。

11.10.6。

12.13.7。

13.7.6。

14.18.7（此處?作?）。

16.24.11。

18.10.11（此處?作?）。

21.5.3。

25.7.7；25.9.15（此二處?作?）。

26.5.9（此處?呈圓形）。 26.5.14；26.10.13（此二處?作?）。27.15.5；27.24.4（此二處?作?）。

31.5.2。

41.18.12。

49.2.6（此處?作?）。

三陽：

131 ???dz?N：將14.2.6。

25.5.6；25.6.10（這二例字形作???）。

六佳：

??（該韻《字韻》寫本作??，《校本》以為當作 ??，今從《校本》）：

318 ???gi?aj：皆4.3.10（?作?。下同）。

10.2.11。

懈16.16.5（?作?。下同）．

廨52.1.4。

戒17.9.4（?作?。下同）。

格26.7.6（?作?）。

九先：

四等不當如此：

484 ???g?n：堅16.13.2。

見16.15.11。

25.8.1（此處?似?）。 25.8.5（此處?呈圓形）。

十蕭：

??（?-）：

590 ???g?w：教2.2.12；2.4.2。

5.8.3。

6.23.1。

7.17.3。

8.13.13。

11.8.10。

12.11.4。

13.6. 4。

17.5.4；17.14.6。

這二處字形作???：17.10.6； 17.13.14。

17.13.6（字形作???）；

18.4.8。 18.5.8（此處?似?）。

25.6.15（?似?）。

33.4.5。

36.4.4；36.6.3。

37.4.4。

十二覃：

??：

698 ???gi?am：監14.4.11（?作?，下同）。

15.2.10。

41.6.1。

699 ???：

700 ???：

701 ????i?am：咸14.11.1（?作?）。

十五麻：

?（?）：

794 ??g?：家5.2.24。

6.4.2．

7.3.9．

8.3.1．

27.18.6（?似?）。

29.4.12；29.6.5。

30.7.15（該例字形作??）。

加1.11.2。

4.5.8。 4.6.6（該例字形作??）。

5.6.29。

6.17.6。

7.13.9。

8.10.13。

10.4.5；10.5.9。

11.6. 15。

12.8.11。

13.4.22。

16.4.6。

25.7.1。 25.9.5（該例?呈圓形）。

26.10.3（該例?呈圓形）。

27.8.6；27.16.6（此二例?呈圓形）。 27.22.6。

34.5.3。

35.5.3。

假25.5.16（?頭圓）。

照那斯圖、楊耐思《蒙古字韻校本》（頁164）曾指出“間g?n”、“薑g?N”等音節中的元音?e?，在八思巴字《百家姓》及八思巴字碑刻材料的一些用例中拼作 -?-i?a，Zhongwei Shen（沈鐘偉2008）頁152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并進一步指出：間g?n、薑g?N等音節中的元音?e?若拼作 -?-i?a，則更符合漢語的特點。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e?多拼作 -?-i?a。而作為八思巴字拼寫漢語之依據的《蒙古字韻》中這類音節的元音部分則多拼作?e?而不是-?-i?a（只有少數例外，如緘g i?am），其原因我們認為是《蒙古字韻》拼寫受到蒙語音系的直接影響的結果，同時這也與八思巴字所從出的藏文及梵文的輔音文字特點有密切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用八思巴字拼寫蒙古語較之回鶻式蒙古文在拼寫形式上受到更多的限制，更加不自由，如回鶻式蒙古文中的元音連寫形式oo、ee等在藏文與八思巴字中就無法實現書寫層面的直接拼合。因為八思巴字的創立者元朝國師八思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傳人，對藏語文有著極高的修養，所以八思巴字字母實為脫胎于藏文，大多數與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少數新造的字母也以相應的藏文字母為基礎（照那斯圖1980）。八思巴字的這種創作背景就決定了它與藏語文的密切關系，無論是書寫形式還是字母與音素的對應關系上，都深深打上了藏語文的烙印，不可避免的帶有其所從出的藏文的印跡。如元音a都用零形式來表示，真正的元音字母與藏文表示元音的附加符號基本一致，為藏文所無的蒙文中的?、ü二音素分別用eo、eu表示，而沒有創立新的字母，盡管也滿足了需要，但畢竟與每個音素享有一個獨立字母的體例不類，可見在字母創制上受藏文的影響之深。另外，它的兩個只作介音用的半元音也直接脫胎于藏文的輔音字母。一般情況下，藏文中的五個基本元音在一個音節中是互相排斥的，即出現了甲，就不會再出現乙，這樣也就不會出現諸如i、u或o作a的介音之類的情況，從文字的角度講，當一個音節中出現了上加的元音符號i、e、o或下加的元音符號u，就等于宣布了無標記的零形式a的消失，而只有音節中不出現這四個元音時，無標記的零形式a才是無時不在的，即a不能與其他元音共現，復合元音的直接組合難以實現（瞿靄堂、勁松2000：464）?？梢娀驹舨蛔鹘橐?，而輔音j、w作為下加字時倒有些象其他語言比如漢語中的介音的作用。八思巴字基本沿襲了藏文的方式（應該說，八思巴字體系在這一點上有些變通，如在拼寫蒙古語時就有兩個元音的組合，也孫鐵木兒皇帝頒發的八思巴字蒙古語圣旨中可見到這種用例，如'?gbe?、bugu?中e?、u?的組配，但沒有包含a的元音組合（照那斯圖2004），因為那樣當音節中出現一個元音時將難以斷定是其獨用還是它與a的組合），特別是對無標記的零形式a的處理，即音節中沒有其他元音就有a，出現其他元音就沒有a，只有半元音與a不相排斥，即半元音可作介音特別是可作a的介音。這樣后響復合元音ia、ua就能夠表達了。但 iE的拼寫有困難，仍然沿用回鶻式蒙古文的老做法——以單代雙。ia的拼寫雖然可以表達，但大部分卻依然因襲回鶻式蒙古文以單代雙的做法，如間g?n。我們認為，這或許是拼寫規則的制定者受到了蒙古語元音陰、陽兩性對立范疇的影響，他們也許已經悄無聲息地將八思巴字母?作為了陰性元音的標志來使用了，因為該字母在八思巴字蒙古語系統中是已經發揮了這一作用的（照那斯圖1999）。

我們對《蒙古字韻》的韻母構造與類型做了如下分類，并與蒙古語元音陰、陽兩性對立范疇作一大致對應，列表如下：

元音性質相應韻部元音陰、陽性的大致對應 基本元音準基本元音派生元音組合 a、e類韻母等第十五麻六佳八寒、九先三陽十蕭十二覃 一二aau?aaju?ajanu?aNawu?awam準陽性（基本元音） 二等牙喉???j?n?wi?am [?m]準陰性（加陰性標志） 三eeu?eenewem準陽性 四?u? ??nu???n?w?m準陰性 四等曉匣?en賢?em險、嫌 i類韻母等第四支二庚七真十一尤十三侵附：三陽 三莊及一hihihiNhinhiwhimhaN準陽性 二等牙喉?i?iN?N準陰性 三及四非牙喉iiiNiniwimaN準陽性 四等重四牙喉?i?i?iN?in?iw?im準陰性 u類韻母等第五魚一東七真 一三uuuNun準陽性 二 三?u?u?uN?un準陰性 四 o類韻母等第十四歌八寒、九先附：三陽 一ooonoN準陽性 二 三?o?on準陰性 四

說明：以元音統帥各韻部，為簡便起見合口僅列出有對比需要的。另，表中5元音命名為基本元音；而?在八思巴字蒙古語系統中為 i與e的變體，而在八思巴字漢語拼寫系統中又常作標志元音的輔助符號，所以稱其為準基本元音；派生元音組合則指使用標志元音的輔助符號 h、?與基本元音組成的元音組合。

從表中我們看到，a、e類韻母與i類韻中是一、二等對立，三、四等對立；u、o類韻中是一、三等對立。對立的后項其元音可視為陰性，元音的拼寫中要有陰性標志?。ia類多為a、e類韻中的二等牙喉音字，屬準陰性類，而ua類多屬一等合口，多歸準陽性（只有八寒例外）。準陽性拼合較自由（只要不含?即可），準陰性則受限制，拼寫中要有?出現。這也就是ia在《蒙古字韻》中多拼作單元音?，而ua則拼作復合元音的原因所在。我們還發現，在這種元音陰、陽性的大致對應中，u、o、i幾類韻部的陰、陽對立形式是標準的，即為：X： ? +X式，但a、e類韻部遇到了麻煩。因為八思巴字的元音a是用零形式來表達的，據拼寫規則，只有輔音字母與半元音后才可能出現a，?后絕對不能出現a。這就使得這一整齊的模式被打破了。如果違背規則，那將會使得不少拼寫如表中所舉“s?些”“t?á?n闡”等出現錯誤類推形式，將影響到整個拼寫系統，所以這是不會允許的。當然，a的準陰性形式也可以采用i?a 的形式，不過，若要與?u 類保持一致而使拼寫中出現陰性標志?，那就只有用單元音?來替代復合元音i?a了。e的準陰性形式呢？這兒犯了一個忌諱。因為e在八思巴字蒙古語中?e表ei，而八思巴字漢語中表ie。正好掉了個個兒，沒能保持一致，這與正字法的一貫性相沖突，所以少用。當然，e的準陰性形式用?來充當，既與a類保持一致，也與e本身的以單代雙原則保持了一致，同時還迎合了回鶻式蒙古文以來的拼寫習慣（宋洪民2017b）。簡言之，無論哪種理由，都使得用八思巴字的單元音符號來拼寫漢語的后響復合元音成為了《蒙古字韻》的唯一選擇，別無他途。從而也就使這種蒙式讀音方式在漢語韻書中站穩了腳跟。

綜上述，如Zhongwei Shen（沈鐘偉2008）所指出的：間g?n、薑g?N等音節中的元音?e?若拼作 -?-i?a，則更符合漢語的特點。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e?多拼作 -?-i?a。而作為八思巴字拼寫漢語之依據的《蒙古字韻》中這類音節的元音部分則多拼作?e?而不是-?-i?a（只有少數例外，如緘g i?am），其原因我們認為是《蒙古字韻》拼寫受到蒙語音系的直接影響的結果。

瞿靄堂、勁松 2000 《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中國藏學出版社。

宋洪民 2013 八思巴字拼寫系統中的“影、疑、喻”三母，《民族語文》第1期。

宋洪民 2014 從八思巴字文獻材料看《蒙古字韻》的性質與地位，《語文研究》第4期。

宋洪民 2017a 《八思巴字資料與〈蒙古字韻〉》，商務印書館。

宋洪民 2017b 元代蒙、漢語言接觸在喉音聲母和復元音韻母上的表現——論蒙語音系對《蒙古字韻》標音體系的影響，《中國語文》第2期。

孫伯君 2010 《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的對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烏蘭 2012 《〈元朝秘史〉?？北尽?，中華書局。

楊耐思 1981 《中原音韻音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照那斯圖 1980 論八思巴字，《民族語文》第1期，37-43頁。

照那斯圖 1999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語文》第3期。

照那斯圖 2004 也孫鐵木兒皇帝鼠年三月圣旨，《民族語文》第5期。

照那斯圖 2007 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的語音系統，《民族語文》第2期，第44-51頁。

照那斯圖、楊耐思 1987 《蒙古字韻校本》，民族出版社。

照那斯圖、楊耐思 1984 八思巴字研究，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374-39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wei Shen（沈鐘偉） 2008（《蒙古字韻研究》）.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Academia Sinica.（臺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暨語言學》?？追N之十六）

① “波茲德涅耶夫”，俄國學者。中國著作中有不同譯法，如烏蘭《元朝秘史》?？北荆?012）“前言”頁22作“波茲德涅耶夫”，而孫伯君《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的對音研究》（2010）頁41作“波斯季涅耶夫”。

On The Phenomenon of ?e? Being Spelled as -?-i?a in hP'ags-pa Script Document of Yuan Dynasty

SONG Hong-min1and WU Jian-wei2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 250022,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In the syllables such as “間g?n”、“薑g?N” of hP'ags-pa Script Document of Yuan Dynasty，the letter ?e? is always being spelled as -?-i?a.We studied all of the documents related to this phenomenon, and deduce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e? being spelled as -?-i?a is suited to Chinese language. The reason why ?e? being spelled as ?e? in(蒙古字韻) is the influence of Mongolian phonetic system.

(蒙古字韻); Mongolian Phonetic System

H114

A

1000-1263(2018)03-0110-09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元代八思巴字的推行情況及其與漢語韻書的相互影響研究”（13BYY101）；中國博士后第 四十五批面上資助項目（20090450511）；中國社會科學院特殊學科建設項目“八思巴字學科”

宋洪民，男，1973 年生，山東沾化人，博士，教授，主要從事八思巴字與漢語音韻學研究；吳建偉，男，1969 年生，山東萊蕪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字音韻研究。吳建偉是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