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皆史”與章學誠文章譜系的建構*

林 鋒

“六經皆史”可謂章學誠學說中最受關注，卻也爭議最大的論題。百年來有關章氏的分歧，絕大部分都集矢于斯。推究其中緣由，研究者的理論興趣和視角無疑有推波助瀾之效，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六經皆史”在章學誠思想體系里的地位。作為章氏晚年定論，“六經皆史”具有明顯的“集大成”特性。它是章學誠為學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必然產物，一經提出，又反過來籠罩了他之前的一切觀點。過往研究多注重對“六經皆史”的顛覆性及現代性探究，本文則在視章學誠思想為一自足體系的前提下，從校讎之學入手，探究此一命題的產生，并重點追蹤其如何促使章氏進行文章譜系的建構，由此揭橥“尊史”觀念在他整體論說中的滲透。

“校讎之學”與“六經皆史”的提出(1)劉?。?《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本源與意蘊》一節思路與本節均有相似之處。而材料取舍，闡釋重點俱有不同，可參看。至于取“校讎之學”而不取“文史校讎”，是因為正如余英時所言：“文史”和“校讎”，本為二事，章學誠的治學重點，“早期偏于‘校讎’，后期偏于‘文史’”。在章學誠文章中，存有貶抑單純的校讎之學的說法：“即曾子固史學，亦只是劉向、揚雄校讎之才，而非遷固著述之才?！?見(清) 章學誠： 《章氏遺書》第六冊，北京： 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2頁。)“南豐曾氏史學本于向歆父子，乃校讎之學，非撰述之才也?！?見(清) 章學誠： 《乙卯札記 丙辰札記 知非日札》，北京： 中華書局，1986年，第109頁。)校讎之學只是通向文史之學的路徑。以校讎之為憑依，實齋最終追求的，是宣明文史大道。所以，“文史校讎”在這里不應被混為一談，對“六經皆史”的提出具有基礎意義的，只是校讎之學。

“六經皆史”非章學誠首創，前人已多所論及，茲不贅述。但在章氏，卻從未于著作中述及相關觀點的淵源所自?？紤]到其對學問貴在“自得”的再三致意，此舉顯然意味著他對“六經皆史”之原創性具有充分自信。的確，與前人類似提法相較，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具有極為鮮明的理論特色。而這一切，又以此說肇端的與眾不同為前提。

章學誠首提自己對六經的看法，是1764年的《駁〈文選〉義例書再答》。其時，因代父修《天門縣志》，章氏有意將當日以蒐集詩賦文章為主的地方藝文志改成《漢書·藝文志》一類的校讎之作。選文則另為一編，與方志主體并行。這一迥異流俗的設想很快遭到好友曾松年的反駁。為應對其“選事仿于六朝，而史體亦壞于是，選之無裨于史明矣”的挑戰。章學誠選擇回歸六經，以期在載籍的起點找到足以支撐自身立場的有力證據：“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边@里否認了六經之為經的自然屬性，使其獲得了重定六經性質的前提：“大《易》非以圣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稌放c《春秋》，兩史籍耳?！对姟啡倨?，文集耳?！秲x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苯酉聛?，是最關鍵的一句：“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為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于是選也?！彼慕洝半`柱下之藏”，即四經均屬史官執掌。也就是說，除了作為子書的《易》，其他四種經，都可算在史書的范圍之內。因此，史書并非只是“若綱目紀傳者”，四經，以及和四經內容一樣龐雜的文選，也可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章學誠這一四經“均隸柱下之籍”的觀點，在表面看來已經與“六經皆史”只有一步之遙。

但這一步又相當遙遠。作為對甄松年挑戰的當下反應，四經“隸柱下之籍”的粗糙顯而易見。首先，章學誠只說四經“均隸柱下之籍”，卻沒有為此提供任何證據。第二，兩者在理論射程上存在極大差距。此時章學誠關注的只是為自己將文選另行的想法尋找合法性，并沒有用“六經皆史”籠罩一切文章的野心。第三，關于《易》的問題。章學誠大方承認《易》為子書，這是他還沒有意識地建構“六經皆史”理論的明證。

1773年，章學誠經朱筠介紹修編《和州志》，次年書成。由于章氏有意將其作為個人思想的總展覽，故書中許多議論，都明顯越出地域的局限?！逗椭葜尽に囄臅蚶?以下簡稱《藝文書序例》)，就顯示了章氏有關“六經皆史”的新發展：

三代之盛，法具于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于宮師之掌故，道藝于此焉齊，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為官司職業所存，是為非法，雖孔子盲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

這是對章氏兩年前《上錢曉徵學士書》所揭橥的“官師合一”論的重申。最后一句話點明了這一觀點與四經“隸柱下之籍”的承接關系。有趣的是，《上錢曉徵學士書》也有“昔孔子問禮，必于柱下”，可見，當初與甄松年的爭論在很長時間里一直作為章學誠的動力，促使他繼續為自己的理論尋找更具說服力的史實支撐。而就他1772年所寫的幾封信看，校讎之學無疑是他獲取靈感的主要來源。在這些信里，他多次提到自己在離開北京之后從事于古代典籍的校讎工作?！肮賻熀弦弧奔瘸兴慕洝半`柱下之籍”而來，其中自然包含有章學誠對六經性質的重估?！逗椭葜舅囄臅嬄浴返摹傲囶悺遍_篇謂：

《易》掌太卜，《書》、《春秋》掌于外史，《詩》在太師，《禮》歸宗伯，《樂》屬司成，孔子刪定，存先王之舊典。

《漢志》的影響在此顯而易見。章氏直接轉用《漢志·諸子略》的溯源方法。這顯示其對自身學問路數的自覺和自信。在他看來，劉班所致力的推源溯流，正是校讎學的精髓所在：“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失而為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茍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诐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毖鴦嘀?，章氏回到了六經的最初起點。這是其“六經皆史”成型的重要的一環。

1788年，章學誠得到畢沅的資助編纂《史籍考》。在本年給合作者孫星衍的一封信里，章學誠提出了一個自以為“駭足下耳目”的觀點：

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持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

錢穆曾對此下按語云：“章實齋初發‘六經皆史’之論?！庇嘤r也遵從師說，將其視為“實齋第一次發表他的‘六經皆史’的新穎見解”。類似觀點無疑有合理性，但章氏所言畢竟只是為了解釋他在《論修史籍考要略》所主張的“經部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觀信中接下來“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其所處，自生分別，故于天地之家，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為四種門戶矣”的議論，應更能明了二者間的對應關系。假如忽視這一點而僅言“六經皆史”，就難免得出“六經皆史”“是說六經在古代，本都由王官執掌”、“《六經》都是對古來前言往行的記錄”甚至“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等結論，對理解“六經皆史”所包含的多重意蘊，至為不利。

不過，這句話畢竟標志著章學誠邁出了“六經皆史”的最重要一步——他已不打算隱藏自己以“史”包舉一切文章的傾向。與文章家憑借“文本于經”為自己重文取得合法性的策略相似，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將六經匯入于史，進而以史涵蓋天地間一切文章，最終為狹義的史學爭得在一切學問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章學誠看來，一切著述可以被當作史學的流別，但漢學家、宋學家、文人卻不可以被視為史家，他們的著作，也無法與純正的史學著作相提并論。

也許是在編纂《史籍考》后不久，章學誠作《易教》三篇。呂思勉對此評論道：“六經之中，《詩》《書》《禮》《樂》為政典，說均易通；惟《易》為講哲學之書，以為政典，較難取信，故章氏做《易教》上、中兩篇以發揮之?！痹谝浴啊兑住芬蕴斓蓝腥耸隆焙汀啊兑住窞橥跽吒闹浦薜洹狈謩e對應“六經皆先王政典”和“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之后，章學誠終于完成了困擾他多年的對《易》亦史的論證，于是，在《易教上》的起始第一句，他明白點出：

六經皆史也。

至此，初萌于《駁〈文選〉義例書再答》的“六經皆史”在《藝文書序例》中獲得了方法論的自覺，又在修纂《史籍考》時被明確注入“尊史”的內核。通過多年的校讎經驗，成熟的“六經皆史”最終在《易教上》中被提出，成為章學誠學術的總綱領。而章學誠關于文章演變及文體分類的看法，也籠罩在此總綱領之下。

“六經皆史”與章學誠的文章史分期

章學誠的文章譜系，包含兩個向度： 一為縱向的文章史分期，二為橫向的文體分類，兩者經由“文集之文”概念完成匯通，最終組成一個包羅至廣，秩序井然的文章譜系。在這一譜系中，各文章名目的排列次序表面上遵循著某種歷史的“真實”，實際卻是章學誠“六經皆史”命題所揭橥之尊史觀念的產物，這在文體分類上，有尤為明顯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同“六經皆史”的提出相似，章學誠文章譜系的構建，亦經從設想醞釀到修補完善的漫長過程。兩者之間還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系。修《天門縣志》時，章學誠是為了給自己立“文征”的設想尋求依據，才提出四經“隸柱下之籍”。到了《和州志》，與前相反，六經“皆屬掌故”的認定改變了章學誠關于文的看法。在《和州志·文征》中，他把劉歆運用于諸子的溯源方法推及集部，對“奏議”、“征述”、“論著”、“詩賦”四類文章流變作了簡單闡述。這成為他通過校讎之學深層次把握六經之文與當代文章關系的開始。而隨著《史籍考》的修纂，章學誠在確認六經皆史的同時也確認了史傳文學在后世文章中的獨尊地位，其文章譜系的建構也宣告完結。

在章學誠的文章譜系中，古來文章首先可以其發展歷程進行縱向劃分?！端囄臅蚶罚骸傲渫龆鵀椤镀呗浴?，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边@是從校讎學的角度，探討著錄之法的兩次重大變革。由此推而及文，就有《和州志·文征》中的：“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為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闭率蠜]有點明“別集之風日繁”的時間，但據“專門之學散”與“師失其傳”，可知文集的發展與四部法的出現在時間上有對應關系，都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章學誠的文章分期和“六經皆史”同植根于校讎之學的一大例證。此時章學誠的文體譜系尚處草創階段，即便后來的《永清縣志·文征》對之有所補充，也仍嫌粗略。但循著這一思路一路探索，以《詩教》篇為標志，章學誠的文章開始出現明確的“三階段”之說。其中又以《文集》的表述最為清晰系統：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

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茍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于其徒，則其說亦遂止于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

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于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于晉代。

在對歷史進行仔細梳理的基礎上，章學誠將歷代文章分為明顯有別的三個階段——六經之文、戰國之文以及文集之文。

第一個階段是六經之文，亦即官師合一時代的文章。因為在章學誠那里，這一時期的文章只有六經，故以“六經之文”稱之。關于六經的名稱由來，《經解上》云：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于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于是弟子門人，備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于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

六經原為“六藝”，得“經”之名，起于后世儒者的追認。為應對戰國時百家橫議的亂局，他們獨據六藝以作為自家學說的理論依據；而為了將六藝與后世撰述分開，他們又賦予六藝經典地位，尊以“六經”之名。在此之前，六經只是先王政典，是“言公”環境下的產物。因為不是有意著述，所以六經之文的顯著特色，在文無定體?！稌躺稀氛f《尚書》“因事命篇，本無成法”，《易教下》又說：“《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也”，比較講法則的是《禮》和《春秋》：“《禮》之類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钡洞呵铩肪幠?，《禮》分類，它們的法，近于章氏所謂“記注有成法”的法，乃官師合一時代特有的記錄法則。和本節所討論的文體，并不一致。在章學誠的價值判斷中，六經之文是文的最上乘，《清漳書院留別條訓》言：“文章之大，豈有過于經傳者?！薄堆怨稀芬舱f：“六藝為文字之權輿?！?/p>

一方面是對文以載道的極端重視，另一方面是修辭的自然高妙。章學誠對六經之文的贊譽大體不脫此二端。但有時，他也會說：“經傳文辭原有不可法者?！笔聦嵣?，與經學時代其他學者的狀況相似，與其說是六經的文章之美打動了章學誠，使他將六經確定為文的最高標準，毋寧說是尊經觀念的根深蒂固促使他去尋找六經之為文之極則的理由。章學誠是高度尊經的。過去有論者如胡適、錢穆、余英時、山口久和等人以“六經皆史”的內涵為據，推斷實齋有貶經之意。這是值得商榷的?！对老隆酚校?/p>

夫道備于六經，義蘊之匿于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

聯系全文，余英時對此的解讀是：“首謂‘六經皆器’，非載道之書；次言六經亦不能超越時間之限制，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中亦無其道；末云六經中雖有可見之道，而后世經學考證家多以一隅自限，且又彼此不合，故所得更少?！钡拇_，章學誠通過將六經歷史化，將經典文獻化，使六經所載變成一時的不完全之道，從而消解了宋儒“六經載道”的永恒性。他在《史釋》中大力申說的“重時王”思想，就是對由此推導出的載道之器不得不變的呼應。

但討論至此并不充分。對于章學誠的文章，單純的理論闡述并不能奉為絕對。它們有時并不能與章氏對具體事實的看法保持一致。在文章載道上，章學誠一方面肯定“事變之出于后者”需由后人撰述闡明，但另一方面，他又無一例外地對后世文章在載道上的成績表示失望。章學誠對六經之后文章的最大肯定，似僅限于：“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于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疏義也?！币簿褪钦f，史學、古文之學和當日流行的訓詁義疏之學一樣，都能有所成而達于道。但他們所達的道又是怎樣的呢？“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作為參照的訓詁義疏之學尚且如此，其他學問自難例外。那么，如何解決這一“只得道之半”的問題？章學誠選擇再次求助于“六經”——“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這句話緊跟在“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不能言”之后，看似不經意，實則是把握“六經皆史”內涵的關鍵。正是它的補充，反過來消解了之前所有撼動六經地位的可能。章學誠借此表明，即便之后的歷史中存在明道的理想著述，也只能是遵照六經指示路徑的結果。而至于什么是六經指示的路徑，章學誠沒有明言。他在文章多次提到的“經世”“言公”或許可算是其中的一些面向，眾多“史學義例”“古文義法”“校讎心法”則是一些具體的規則，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六經大道，在章學誠那里始終是闕如的。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章學誠的“道不離器”根本上就拒絕對一個抽象的、形而上的道做任何闡釋?！傲浗允贰睂⒘浿糜跉v史發展脈絡的一個點上，但又通過另外一種方式，賦予其永恒。而且，因為在章學誠的評判下，六經之后理想的載道之文從未存在。所以，周初周公在特定時間的“集千古之大成”更仿佛成了一個歷史的偶然，一個一去不返的美好回憶。而六經之文，也因了這一時代的不可復得而成為孤懸于一切文章之上的最高準的。后世文章也許能在修辭上有所發展，但在作為核心的“載道”上，卻永無超越甚至接近六經的可能。

緊接六經之文后發展起來的，是戰國之文。戰國之文源于六藝，《詩教》云：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藝。何謂也？曰： 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體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于是也?！独献印氛f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官師失守，公轉為私，是諸子出現的背景。由于諸子均從周代王官中流出，因此，在思想上，他們中的每一家都有得六藝之一端。而在修辭方面，章學誠于六經中獨取《詩》，從“縱橫之世”與“諸子騰說”的關系切入，論述其與諸子之文的關系：

戰國者，縱橫之世也?？v橫之學，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鬃釉唬骸罢b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

此段引文，即章學誠《詩教》開篇提出的“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學術史依據?！拔捏w備于戰國”，這一章氏關于文體發展的重要論斷還需結合其他兩處論述，方能準確把握其意蘊。其一是《與朱少白書》的“《文選》體備”，其二則是《答大兒貽選問》的“六代辭章，全出《騷》、《策》”。第一處說法表面看來與“文體備于戰國”有異，但聯系《詩教上》有關《文選》各體裁與戰國之文承接關系的論述以及《答大兒貽選問》中論佛“亦戰國之一流”的補充，則章氏以文體萌芽于戰國，至《文選》始粲然大備之意，至為顯豁?！爸翍饑笫乐捏w備”與“《文選》體備”之說，同一“備”字，實有準備與完備之別。而且，就“文體”與“辭章”混用，體裁與手法兼顧而言，“文體備于戰國”的“文體”，應該“并非單純、孤立地考察文體問題，而是有著豐富的意蘊”。

戰國雖文章大盛，但究竟沒有明顯的文體之分。彼時各家所關注的，仍在“道”，諸子著述，都是在繼承六經基礎上的一家之言。于是，在六經之文已不可復見的前提下，戰國之文某種程度上成了章學誠的畢生目標。以“諸子家數行于文集之中”，是他對著述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才會將自己的得意之作《文史通義》的定義為：“分內外雜篇，成一家言?！痹谠u論前人的文章成就時，章學誠也自覺以戰國之文為衡量標準。比如他評邵廷采《思復堂文集》：“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為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爐鼓鑄，自成一 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邵廷采是章學誠最為推崇的近世學者，其理由就在于他的文章“自成一家”，雖以“集”名，而意趣“在子史之間”。所謂“子史”，實近于“子”，指能成一家言的著述。章學誠慣從文章內核出發把其性質，因而，他的“子”，概不以外在形態為評判標準。戰國的一切著述，包括《離騷》，因其能成一家之言，本質上都為子書，且為后世子書的最高典范。后世像《史記》、《文心雕龍》、《詩品》、《史通》等著作，或入史部，或入集部，但在章氏眼中，卻都因成“一家之言”而可歸屬于“子”。本文以“戰國之文”而非“諸子之文”概括第二階段的文章，就是因為“戰國”指涉了明確的時間點(雖然也因此未能將作為過渡階段的兩漢文章包括在內)，可為分期之用，而“諸子”則略遜。章氏語境中的“子”，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個延綿不絕的、活的傳統。

盡管在具體評價中極盡推崇，但在章學誠眼中，戰國之文又非盡善盡美。首先，處由“言公”轉為“家自一說”的轉捩點，戰國之文開啟了后世的著述之風，從而遠離了六經時代無意于著述的傳統。其次，諸子騰說，文章在日益重視修辭的同時也隱含了墮落的因子，“戰國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戰國也”。所謂“衰端”，是指戰國之文導致了文章的第三階段，即文集之文的興起：

文集一體至今，如淮、泗入河，浩無統攝，是以無實之文章，率應酬惡濫不堪，皆藉集部以為龍蛇之沮。

這是章學誠對當日文集的評價。雖然大懷不滿，但他又深知古今文章的演變，有其一定的趨勢?！对娊躺稀吩疲骸爸霾荒懿谎転槲霓o，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币驗橹鹩谖霓o，文集之文也就漸漸“無實”以至“惡濫”，充斥載籍，愈演愈繁。感到過于龐大的文章數量所帶來的困擾，章學誠在對文集之文的探討中引入了文體批評的范疇和方法。

“文集之文”的分類及位次

在章學誠的文章中，對文體的區分有過多種意見。這些意見的共同特點，在偏重大類劃分。如《藝文書序例》：“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托，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所有的文體被簡單歸結為詩賦、論辨和紀敘三體。同時的《和州志·文征》里，實齋將選文分為“奏議”“征述”“論著”“詩賦”四部分。到了《永清縣志·文征》，“征述”變為“征實”、“論著”轉為“論說”，并增加了“金石”部分。因為金石只是作為一種特殊史料，不能算一種文體；“征述”與“征實”、“論著”與“論說”，名雖相異，實則相同。所以，兩部《文征》只可算作一說。而在《詩教上》里，文體劃分又變成：“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學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后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余莫非辭章之屬也?！北容^上述三說，《藝文書序例》三分法無疑最為簡要精確，從時間來看，也足堪作討論的基礎。兩部《文征》之所以特意從“論辨”中析出“奏議”一類，乃出于實齋強烈的權威主義思想。而“征述”(“征實”)，正如《永清縣志文征》所言，“乃史部傳記支流”，只是因為“傳記”已存在《永清縣志》主體中，《文征》自然要重立名目。至于《詩教上》多出的“經義”，若取“經解”意，則似難以作為一種與紀敘、論辨、詩賦并列的文體進行討論；若指“經義文”意，則與“奏議”一般，只是作為“論辨”的一種特殊類型被捻出。因此，以下的討論，將只以《藝文書序例》的劃分為準。

一開始，章學誠只是重視從校讎之學出發，對三種文體進行溯源，如“‘征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論著’者，諸子遺風”、“‘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于州縣《文征》為近”。但自“六經皆史”初步成型、尊史之意逐漸顯露后，實齋對校讎之學的倚重，就變成以之為工具，重定三種文體在文集之文中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六經皆史”是其一切論證的前提，《漢志》則起到媒介的作用。

《漢志》分六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屬“學”，“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屬“術”。前三略，和章學誠的三類文體有對應關系。

與紀敘文相對的是“六藝略”中“春秋類”?！凹o敘”來源于史，雖然史書還有其他體裁，但紀敘文無疑是史的大宗，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所謂“史所載者，事也”?！敖浟魅胧贰?，實齋贊賞《漢志》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其將史部典籍統歸于“春秋類”下。這證明直到劉班的年代，經史不分家仍然是一個公認的看法。章學誠并不同意古代史學家將紀傳追溯至《尚書》，而將編年追溯至《春秋》的做法。在他看來，后世的一切史學均源于《春秋》，在其文章中，強調史源于《春秋》的論述可謂俯拾皆是。而《尚書》，如《書教上》所言，“《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后《春秋》作”，章學誠是將其視為《春秋》的早期形態的。在《尚書》與《春秋》之間，存在某種時間上的先后關系。這一說法的準確與否非本文所能論及，這里所看重的，是章學誠極力強調當代史學多出于《春秋》，卻又視《尚書》為“圓以神”的代表的動機。結合時代背景，章氏通過對兩部經的對比，其意無疑在表彰《尚書》“因事命篇”的取向。所以，通由《漢志》所顯示的經史關系，紀敘文的崇高地位得到了確認；而借對《尚書》古老原則的重申，章學誠也表達了對當時日漸僵化、流于模式的紀敘文學的不滿。

論辨文對應的是“諸子略”。論說文源于諸子，諸子又源于官禮。但需注意的是，作為諸子學說源頭的“禮”，并非是指作為經典文本的“三禮”，而是《禮教》所揭橥的“五經皆禮”之“禮”，側重點在專官之學?！稘h志》記載顯示，早在劉班的時代，諸子文已獨立為一部，而論辨又從諸子而來，所以，與紀敘文相比，論辨文與六經的關系，多了諸子之文這一中間環節。

《詩賦略》對應詩賦。所謂“《漢志》詩賦，即后世集部辭章之祖也”。而《漢志》中的詩賦，又來源于六經中的《詩》，《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略第十五》云：“詩賦本《詩經》支流?！蓖ㄓ伞霸娰x略”，詩賦原可如論辨文一般，順利回歸到六經的傳統中。但遺憾的是，《漢志》在處理詩賦略時出現了一個紕漏： 班固將詩賦區隔為五卻沒有言明原因，以致后世學者對此聚訟紛紜。而章學誠抓住了這一點。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能為自己文章譜系的建構提供極大方便，在《陳東浦方伯詩序》中，章學誠評論道：“六義風衰，而騷賦變體，劉向條別其流又五，則詩賦亦非一家已也……詩賦五家之說已逸，而后是遂混合詩賦為一流，不知其中流別，古人甚于諸子之分家學，此則班、劉以后，千七百年未有議焉者也。故文集之于六經，僅已失傳，而詩賦之于六義，已再失傳。詩家猥濫，甚于文也?！毕嗨频难哉撨€出現在《韓詩編年箋注書后》、《與胡雒君論校胡穉威集二簡》中。論說文雖經諸子一變，但畢竟在溯源六經的過程中有軌可循。而詩賦則因為作為媒介的《漢志》的疏失陷入淆亂。

綜而言之，章學誠所劃分的三類主要文體，依與六經的關系而言，紀敘文直承《春秋》，最近；論辨文經諸子一變，次之；詩賦在經過戰國辭章的轉折后，又在《漢志》中失其統緒，故關系最遠。按“六經皆史”所包含的尊經之意，三類文體中，與六經關系更近的文體地位更高，應是合理的推論。但在實齋文章中，又有多處文體無高下之分的表達?！杜c邵二云論文》云：“蓋文人之心，隨世變為轉移，古今文體升降，非人力所能為也。古人未開之境界，后人漸開而不決，殆如山徑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也?！薄侗皆洝罚骸吧w自東都而后，文集日繁。其為之者，大抵應求取給，鮮有古人立言之旨。故文人撰述，但有賦、頌、碑、箋、銘、誄諸體，而子史專門之書不稍概見。而其文亦華勝于質，不能頂為誰氏之言、何家之學也。其故由于無立言之質，致文靡而文不足貴。非文集之體必劣于子史諸書也?！鼻罢邚氖雷兣c文體升降的關系出發，后者就作者與文體的關系著手，都試圖證明，體裁對文章遠非那么重要，真正決定一篇文章能否有裨于道的，是作者的內在品質。這一主張，與前文文體有高下之別，是否存有矛盾呢？

章學誠主張的文體平等，乃建立在文以載道的基礎上。就其《原道》所體現的道的顯現過程而言，每一種文體，在理論上都擁有載道的可能。這是一個相對去歷史化的假設。實際的情況是，文章在它的歷史發展中，已經歷了六經之文、戰國之文、文集之文三個階段。而章氏所處的時代，正是最糟糕的文集之文階段。通由校讎之學的溯源方法，他揭示了文集之文階段三類主要文體與文的最高典范，亦即六經的親疏遠近，從而得出三者有高低之分的結論。這一結論，旨在指出紀敘文類的優越性，本身并未抹煞通由詩賦明道的可能。所以，文體平等與文體高低，在本質上是兩個不同維度中的提法，前者為理念的追求，后者為歷史的判斷，彼此并不矛盾。真正具有挑戰性的質疑是： 在實際操作中，章學誠是否遵循了“紀敘—論辨—詩賦”這一等序森嚴的標準？

先看詩賦。章學誠對詩賦的態度頗堪玩味。有時，他承認自己不懂詩賦，《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言：“鄙人欲詩無能為役?！薄洞鹕鄱啤罚骸捌陀谠~賦一道，本不甚解?！碑斔@樣表白時，詩賦于他，仿佛一項與他所擅長的古文相對的陌生技藝，兩者并無高下之分。但像《又答朱少白書》所說：“詩與八股時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強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別，弟之所辨，較詩名家、時文名家轉覺有過之而無不及也。然生平從不敢與人言詩時文者，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謂于斯未能信耳?！庇謨叭皇钦驹谝粋€更高的層次上，俯視世俗所認為的詩家里手。這種自負，在他于《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中斷言“史志經世之業，詩賦本非所重”，并在《與胡雒君論文》中一邊強調“詩文異派”，一邊鼓吹“文人不能詩，而韻語不失體要，文能兼詩故也；詩人不能文，而散語或至蕪累，詩不能兼文故也”時有更張揚的表現。既然史學才是最高的學問，對史學無甚裨益的詩賦又有多少學習的價值？既然文章之工難于詩賦之工，詩人又何得與古文家并駕齊驅？在實齋“不善詩賦”的自陳中，隱含著他對詩賦的不屑。

章學誠通過對詩文分野的強調確認自己的古文家身份。而在紀敘文和論辨文中，他又尤其推重前者：“言文章者宗《左》《史》?！薄肮盼谋赝茢⑹?，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屬辭?！彪m然古文當以紀敘為上，但實齋也不排斥論辨文：“弟文于紀傳體，自不如議論見長?！迸c對詩賦“不能”、“不甚解”相比，態度的不同，至為明顯。

至此，已不難了解章學誠文章譜系的構架。章氏將歷來文章按時間先后斷為“六經之文—戰國之文—文集之文”三期。其地位，亦遵循同樣的次序，呈逐漸下滑趨勢。章學誠的這一判斷，無疑深合古代中國文論盛行的“退化觀”，這就多少掩蓋了他實際是以“古人不著書，古文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政典也”這一六經皆史的經典闡釋為批評基礎的。戰國之文盡為私門著述，故不如六經之文；文集之文則真轉為偽，其時空談義理、一味追逐文辭之風大盛，故又不如戰國之文。到了文集之文階段，因為文章體裁的不斷演化與文章數量的急劇膨脹，章氏在評判中引入文體概念。他將文集之文主要區分為紀敘、論辨和詩賦，在“六經皆史”思想的指導下，這三類文體依與六經關系的遠近(背后則是它們借由校讎之學與返回六經軌則的可能性)，其地位依次為“紀敘—論辨—詩賦”。由于文體譜系的核心在尊史，因此，在確立了作為春秋流別的紀敘文在三類文體中的獨尊地位后，章學誠就此止步，沒有對三類文體下屬文體如序、記、碑志等進行詳細排序。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文體在其文章譜系中是缺席的。事實正相反，章氏不僅肯定現行諸文體存在的合理性，在文章中，他還對碑志、賦等幾種文體進行過卓有新見的討論。只是在他看來，這些文體既已分別被歸于紀敘、論辨、詩賦之中，自然遵循三者的地位排序，同類間無煩再分高低。所以，在章學誠的文章譜系中，是包含有對于三大類文體所屬文體的判斷的，它們并未真正“缺席”。

章學誠的文學史觀與文體分類框架與“六經皆史”說的逐步完善相始終，兩者同以校讎之學為工具，又同以對史學的推重為最終目的?？梢哉f，“六經皆史”是章學誠建構文學史和文體譜系的基礎，而文學史及文體譜系的建構則是“六經皆史”的現實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章學誠的文章譜系同時體現了一種別出心裁的文學發展觀和文體觀念。在中國歷史上，受“文本于經”觀念的影響，六經在文章中的地位一貫是無可爭議的。但是，從校讎學的角度論證六經之文至尊地位的根源，進而考察后世各文類從中流衍轉變的發展軌跡，則是章學誠的個人發明。這對習于陳見的文士來說無疑是富有啟發的“他山之石”，亦值得當今的文學研究者思考和探究。當然，章學誠也并非在脫離了清代文學創作實際的情況下建構他的文章譜系，事實上，他以紀敘作為文集之文時代的最高文類，正順應了清代文學敘事文學高度繁榮的歷史趨勢。從這個角度看，章學誠又是他同時代文士的理論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