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詩論與儒家詩學
——《魏晉南北朝詩論史》序

陶禮天

梅師的這部《魏晉南北朝詩論史》，原為合著《中國詩論史》中的第二編，因為相對獨立完整，而且除詞學研究外，梅師對中國文論的研究主要為中古詩學，畢生心血所得，集萃于斯。是故梅師生前，我們都建議他將之輯出單獨出版?？梢哉f，這部《魏晉南北朝詩論史》乃是梅師的代表著作，在扎實的文獻考辨和已有的豐富研究基礎上，厘正廓清了許多存在問題，在總體的學術大判斷上，實事求是，以自己的研究所得為裁斷，突出地強調中古詩學主要都“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這就與諸多研究論著不同，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古文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

魏晉南北朝，歷來又被史家稱為中古時期?！陡耪f》開篇就對其研究的時代、對象及其突出特點略加表述：“自漢獻帝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漢帝遷都許昌，操朝政，為漢魏易祚之始，下至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滅陳，南北統一，前后凡三百九十三年，史家稱之為中古時期。中古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大變動的時代，與之相對應的詩學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由兩漢時代的經學附庸一變而蔚成大國，詩歌創作與理論批評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和繁榮的景象。尤其是詩歌理論批評上所取得的成就，像曹丕的《典論·論文》倡文學批評，陸機的《文賦》論創作過程，開一代風氣之先，而具有總結性的泛詩學巨著劉勰的《文心雕龍》和具有開創性的評詩專著鐘嶸的《詩品》，更是被后人奉為這個領域內‘勒為成書之初祖也’(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后之論詩者也常難以為繼?！边@一時期的文史哲研究，歷來為學界關注的最為重要的對象，研究文獻的積累，可謂浩瀚；又如劉勰《文心雕龍》與鐘嶸《詩品》，解析不易，其對后代文論影響尤巨；而從二十世紀現代學術研究開端以來，僅就文論研究成就而言，亦是名家輩起，杰著迭出，令后來研究者“也常難以為繼”。梅師和我在此說的這兩個“難以為繼”，皆非虛言，可謂是中古詩學研究的雙重難關。是書在近四十萬字的篇幅中，包括概說和八章主體內容： 曹魏詩論一章，魏晉詩論一章，南北朝詩論六章——其中文筆論與聲律說一章、以“南北朝詩論派別的分野”為題分為上下的通論二章，以劉勰《文心雕龍》為“泛詩學巨著”進行獨特研究的上下二章，論“評詩專著”的鐘嶸《詩品》一章，體制宏大而論述較為完備。雖以詩論為研究對象，但基本上全面關照了中古文論的文學思想與理論批評?！吨袊娬撌贰分L篇《后記》論曰：“中國之所以是詩的國度，不僅因為詩歌本身的發源早，數量多，質量高，還因為詩歌對其他文學體裁，諸如散文、駢文、戲曲、小說等，都有很深的影響和滲透作用，詩歌浸潤了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形成了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詩化的特點。這是中國古代文學有別于世界其他國家文學的一個明顯的特點，也是一大優點?！c此相聯系，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對詩歌的評論，也是起始最早，數量最多，質量最高，而且詩論對其他文體的理論，從概念、范圍到一些重要理論命題的形成，其影響也都是顯而易見的。這與西方文論以戲劇、小說理論批評為主體所形成的特點，有明顯的不同。因此，抓住了中國的詩論，也就抓住了中國文論的牛鼻子，也有助于登堂入室，探本求源，更深層次進入中國文論?！痹摗逗笥洝纺似峋w邦先生所撰，不過其所論自當為該書三位著者的共同看法；類似論點，梅師也有過表述。如果說《中國詩論史》其實可以視為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那么梅師的《魏晉南北朝詩論史》，就是以“詩論”為主涵蓋其余的一部獨特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具有鮮明的特點。中古時代，政局上的大變動，導致思想文化上的諸種因緣和合，玄學或曰“新道家”勃然而生，以“道”詮“儒”之法成為一時風氣；還有道教的振興和佛教從依附玄學而走向獨立并日益中國化的繁盛；而儒家名教仍為“六朝”之綱常，在玄學思想的影響下，儒道釋三教在激烈的斗爭中形成交融匯通的思想面貌。自隋唐迄于明清，歷代思想家和文學理論批評家對中古玄學乃至道釋二教之影響，置評不一，爭議紛呈；而以儒家仁義之道為道統并強調這種道統與文統之“血緣”關系者，如韓愈直至宋元明清的理學家與諸多文論家們，致力弘揚儒家詩教傳統，對玄學以及道釋二教之破壞綱常名教，批判尤烈。二十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我國的文化進程和近代化與現代化的歷史發展中，思想文化界與學術界大力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傳統成為風潮。具體到中古文論的研究上，玄學被視為儒教的反叛，也為學界所關注并致力詮釋。尤其是1927年魯迅先生發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后，所謂“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的論斷，多為文論研究界所認可，抑或歸因于玄學之功，儒學與玄學關系的研究更加復雜化，學界乃至出現相互對立或差異甚大的詮釋，一些論著中更出現將“文學的自覺”之論斷，直接變“果”為“因”，作為論析中古文論的先在之理據；而玄學以及佛教與道教思想，對“為文之用心”影響較為顯著，作用亦大，遂使論者抑或過于強調玄學思想的新變與影響，置仍為綱常之名教于儒學衰弊一語中而多所忽略其思想意義。究竟如何論斷中古詩學的主要思想和精神，研究者自可從不同側重點乃至思想文化立場作出自己的評判，而且具體問題還當具體分析，自亦無可厚非；不過，其中存在一個如何詮釋才更為貼切史實的問題。梅師經過多年對中古詩學文獻的傾心研究，早在1996年就發表了《士族、古文經學與中古詩論》這篇重要論文，該文最后說：“‘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鸥υ凇杜碱}》中自言其從小就殫精銳思于儒家詩法。當然，這也是從詩的體制立論所作出的概括。所以在這首詩中，他把‘漢道’‘騷人’及‘鄴中奇’‘江左逸’都囊括在他所致力學習的儒家詩歌美學傳統之內。今之論者，常把詩歌美學排斥在儒家詩學之外，把儒學衰微作為中古詩學興盛和詩論大發展的前提，這符合中古詩論發展的實際情況嗎？”梅師在這篇論文中已經基本表述了他對中古詩論研究的大判斷，不贊同至少在具體的中古詩學上那種主張以玄學思想為主流的論斷。這篇論文全部的理論表述也都融入是書的《概說》之中?！陡耪f》考論精謹，基本上反映了是書其后各章研究的主要結論，明確表達了是書的理論構架。本文擬結合《概說》所論，再聯系其后各章的具體研究，解讀是書的著述大意并結合是書的基本內容略加評述，以之為導讀之用。

是書《概說》在論述中國詩學著作體系的建構和分類時明確指出：“是否可以先做出這樣的評判： 從決定事物性質的主導傾向看，中古時期一些重要的詩論著作，除極少數外，絕大多數都是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而風、雅體制，正是《毛詩序》中所確立的?！对娊洝返拿稀缎颉贰秱鳌?，居古文經學之首?？梢赃@樣說： 這一時期一些重要詩論家理論體系的建構，是以古文經學思想為指導的。玄學作為有益的思想資料被吸收，它和緣情、飾采一樣，成為這一體系中新的有機組成部分。儒、玄與這一新的詩論體系的關系，如果借用玄學論爭中‘體’‘用’二字來表述，大體上可以用‘儒體玄用’四個字加以概括?！边@就是梅師是書對中古詩學所作出的大判斷的具體表述，是書的著述大意主要在此。

一、 《概述》基本歸總了中古詩學的基本內容，分析了門閥士族的興起、特征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好尚與審美追求等問題，研究了玄學有關名教與自然之爭、言意之辨、才性四本論等重要問題，說明了玄學思想對詩學的作用，進而重新檢討古文經學、玄學與詩學的關系以及詩歌創作的繁榮與詩體日尊的現象，得出中古詩學“大多數都是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的論斷。

關于門閥士族的興起、特征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好尚與審美追求的問題?！陡耪f》研究指出中古時期的門閥士族作為地主階級一個特殊階層，有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以姓氏和血緣關系為紐帶，聯結和形成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很強大的宗族。第二，世積文儒，位居清要?？陀^分析說：“所謂‘世積文儒’‘人人有集’，所寫包括詩賦及經學、玄學、史學、子書等各類著作。玄學的興起與風行是這一時期最特出的現象，正始玄學的創始人王弼、何晏等都有專著、專論面世。但士族文士遠非一邊倒于玄學，注解儒家的經典，也是一大熱門，像東海王朗、王肅父子都是以經學名家，王朗‘皓首窮經’，王肅的古文經學，在魏晉南朝時稱顯學。前引瑯邪王筠，自言‘愛《左氏春秋》’，又注《尚書》三十卷。筠先祖王弘，以禮儀傳家著稱當世?！婪e文儒’就是對此類以經學傳家現象的概括。至于對詩學好尚風氣之熾烈，更是這個時期士族文士所特有。從名列鐘嶸《詩品》的詩人看，僅在南朝時代，陳郡謝氏和瑯邪王氏兩大士族入品的詩人就有十三人之多，其中多數在上品和中品。像謝靈運、謝朓等，更是彪炳詩史的名詩人。士族文士對詩的特殊好尚，是促進這一時期詩學發展與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边@就強調了士族“世積文儒”的以經學傳家現象和對詩學好尚風氣。第三，性尚通脫，重視自我。分析指出：“這是某些士族文士習性上的特征。通脫有率真曠達的含意，既表現在行為上，也表現在思想上。就行為言，他們任性而為，興盡則止，嗜酒吃藥，放蕩不羈，不拘于常禮?！孔逦氖恐匾晜€人的價值，不愿過多地接受常規禮教的約束，這與士族地主的莊園經濟實力強大和政治上相對獨立于中央王朝有關。所謂魏晉時代人性的自覺，實質上是士族文士人格意識的覺醒和獨立意識的增強，這與漢代儒家章句之學規范下的文士習性是大不相同的?！匾暠憩F自我，這是文學自覺的重要內涵?！庇志唧w指明：“士族地主思想上的通脫，也只是一定程度上擺脫漢代士人對章句經學和常規禮儀的拘泥，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孔教?？捉痰暮诵狞c是綱常名教和禮樂刑政，這是建筑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筑，士族門閥作為地主階級的一個特權階層，也必須依賴名教來維系統治。他們的異端思想不過是將道、釋等思想引入孔教之中，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闡釋孔教。新的經學是如此，玄學的本質亦復如此?！钡谒?，侈情與奢華?！斑@也是士族文士習性上的特征，并進而形成特有的審美情趣。侈情是在情感上率性任真，是通脫在情思領域內的表現?！橹?，正在我輩’正反映一些士族文士率情任真較為普遍的心態。這與后漢士人矯情和偽飾大不相同，發而為詩，就有‘長于情理’與‘以氣質為體’的區別。重視率情、鐘情和侈情，是中古詩學變革的內在動因?！蓖ㄟ^對士族地主的奢華習性的分析后指出：“士族地主這種被服華艷的生活習性，同時也形成了重視華麗之美和秀麗之美的審美心態，由物及人，由人及文，似乎是這種審美趣味發展、演進和相依相存的環鏈。士族文士品鑒人物，除重視人格美外，同時也非常重視形態美。這是這個時代重視形式美的另一種表現。對男人評頭論足，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是極少見的，但在魏晉南朝時卻是一種風尚?！泄艜r代駢文、詩歌和辭賦非常重視詞采的聲色之美，正是士族文士愛好形式美在文學領域內的表現?！边M而得出這樣令人信服的結論：“緣情與飾采是中古詩學的兩大特征、兩大成就，都與士族文士重情與豪華的習性而形成的審美心態和審美趣味相關聯，而不是玄學或經學的直接派生物?！弊⒅貑栴}的辨析而明其實際是非，再由此升華為理論思考，為是書研究的重要特點。

關于古文經學、玄學與詩學的關系?！陡耪f》論析道：“經學、玄學、鐘情與飾采，是構成中古詩學思想和藝術特征的四要素，都緣于門閥士族的思想和藝術好尚，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經學?！弊プ∵@四大要素進行分析，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的。文中特別是說明了經學和經學思想的區別，所謂經學，主要是指《詩》、《書》、《易》、《禮》、《春秋》及《論語》等儒家經典所宣揚的綱常名教之學?！斑@是支撐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貫穿并滲透在封建制度的機體之中并與之相終始”；而闡釋儒家經典的經學思想，卻發生了多次大變化：“從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到東漢的讖緯之學，是統治漢代的經學思想，屬今文經學，到魏晉時則為古文經學所取代?！苯泴W今古文最重要的區分，是對儒家經典解說的思想和方法有別，“古文經學是以通訓詁、舉大義為研究經書的主要方法，反對今文經學讖緯迷信和繁瑣解說?！惫盼慕泴W興起后又分化為兩大學派： 即活躍在南方荊州的宋衷、王肅學派和在中原地區居統治地位的馬融、鄭玄學派?！班嵭苋诤辖泴W古今文的研究成果而集其成，王肅學派宗馬(融)反鄭(玄)，時出新意。他們都發展了兩漢的古文經學，是一種新的經學思想?！蓖ㄟ^研究分析指出：“把一種經學思想的衰落說成是經學的衰落，把今文經學的衰落當成儒學的衰落，這是較為流行的觀點，但這是不準確的，也不符合實際情況?！庇种赋觯骸靶W的產生也是今文經學衰落的直接派生物。這可以從何晏、王弼開創玄學的歷程中獲得驗證?！?、王融合儒道，以道釋儒，從儒學中衍生出玄學。所謂‘以無為本’，即以‘無’為萬有存在的依據，因而是‘體’，是‘自然’，而萬有(包括名教)都是‘末’，是‘用’。根據‘有無相生’、‘體用不二’的原則，自然派生出名教，名教則必須法自然。名教法自然，實為一種新的治術，即無為而治，這就為士族階級相對獨立于中央王朝自在自為開拓了空間?！苯又鴮πW所討論主要問題一一從上述的基本論斷出發，進行了分析，也突出強調了玄學乃至佛學的思想方法對中古詩學的深刻作用： 其中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客觀分析并指明玄學影響下，存在對儒家詩教的背離現象；二是關注并認可佛學思想方法對詩學存在一定的影響。梅師認為： 名教與自然之爭，一直是玄學論爭的中心論題；尤其如阮籍、嵇康的貴無和任自然，常常是和名教相對立，“其‘任自然’的深層含意，是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率性任真的精神自由，即所謂‘越名任心’。反映在詩學上，是‘師心以遣論’和‘使氣以命詩’(《文心雕龍·才略》篇)。這與儒家詩、樂教化理論是有所背離的”。又如僧肇的《不真空論》，綜合貴無和崇有兩派的題義，“援佛入玄，他的所謂‘中道論’，實際上就是儒家‘折衷’說的思想方法在佛學和玄學中的具體運用”。特別分析說明：“《文心雕龍·論說》篇批評‘滯有’和‘貴無’兩派都是‘徒銳偏解，莫詣正理’，他所認同的似乎就是佛學中這種‘中道’義的?！庇种赋?，玄學對中古詩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很積極的因素，也有消極的影響，玄學論爭中一些重要論題對詩學的滲透，如言意之辨、才性四本論等，這些分析論述都是細微而深刻的。

關于詩歌創作的繁榮與詩體日尊的現象分析。梅師指出： 在緣情與飾采并重的思想作用下，魏晉南朝詩歌創作走向繁榮，其中尤以建安、正始、太康、元嘉和永明五個時代最為興盛，體現出一種詩體日尊的歷史發展趨勢，而其時出現的文筆之辨與永明聲律論，就是其在理論批評上的反映。除了《概說》簡要分析外，正文第三章專門討論了“文筆之辨和詩的聲律說”問題。關于文筆之辨，通過研究說明：“自魏至晉文筆連稱日見增多，說明以文采華飾作為文章的這一重要審美特征……不斷向筆體滲透，使趨向于應用文字性質的筆體也成為一種美文。文筆連稱向南朝宋文筆之辨的過渡，其意并不在于為筆體爭獨立地位，從而便于選家和目錄學家區分這兩類性質有異的文體，而主要是在辨明文難于筆、文優于筆和文高于筆，使有韻之文駕凌于無韻之筆之上。至于齊梁間開始出現的詩筆之辨，并不是如有的論者所言是文筆之辨的一種異稱，而是在有韻之文中更突出詩的地位。這是從魏晉以來愛詩重詩的風氣日益興盛的必然結果。南朝的文筆之辨到詩筆之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時詩學影響日大和詩體日尊的現實?！笔菚诘谌碌谝还潯拔墓P之辨與詩學日尊”中，詳細論述了上述論點，認為：“文筆之辨興盛于南朝，但文筆之稱則始于漢魏。文筆之辨也并非在南朝終結時就戛然而止，從此銷聲匿跡，而是向起于齊梁大體上迄于中唐的詩筆之辨方向發展，最后為中唐下至宋代的詩文之辨所取代。從此詩文之別就成為評論家、選家和目錄學家用以辨析中國正統文學兩大類別的概稱。清紀曉嵐主編《四庫提要》，在集部后以‘詩文評’類來統括中國全部文論著作的書目?！笨梢姡?從文筆之稱到文筆之辨，再到詩筆之辨，直至詩文之別，是“貫穿中國兩千多年文學史、文論史的一條有跡可尋的發展線索。把握這條主線，就很清楚地看到中國詩學、詩論在中國文學、文論中所處的重要位置”。又分析說：“從文筆之辨、詩筆之辨所表現出的重文輕筆和重詩輕筆的發展趨勢看，其所呈現出的是詩學的獨立和詩學主導地位的被認定，同時也帶來了對詩歌的因內而符外的審美特質認識的深化。南朝的文筆之辨既不可能為阮元等為復興駢體文提供論據，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說，駢體文也是在受到詩學偏重形式美影響下的產物；它也不是如今之論者所言是純化了文學的含意，確立了純文學的地位……從確切的意義上說，只是純化了詩的含意?！苯又?，具體考辨確立上述的論斷，厘正了現有關于這一重要問題研究的偏失?？梢哉f，這一考辨結論，乃是從詩論史研究角度對文筆之辨這一中古詩學問題所取得的重要收獲。

關于永明體與聲律論問題。認為“永明體是在南齊永明時代所產生的一種嶄新詩體的名稱，以四聲制韻和嚴限聲病為主要特色。它的產生與盛行，大體上與詩筆之辨同步，都是在重視有韻之文特別是重視詩美的風氣下的產物”。從文筆之辨到詩筆之辨和永明體的產生及其論爭看，這既可視為中古詩學“日新其業”的一種表現，與主張者是否違背儒家的風雅體制精神并無必然的因果關聯。是書在第三章第二節“永明體與聲律論”中也有諸多新的考辨結論，如關于四聲的創立與其時轉讀(翻譯)佛經的關系問題，陳寅恪先生在《四聲三問》中說：“故中國文士依據及摹擬當日轉讀佛經之聲，分別定為平、上、去之三聲，合入聲共計之，適成四聲。于是創為四聲之說，并撰作聲譜，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于中國之美化文?！泵穾熗ㄟ^歷史考察指出：“陳先生之論，很精辟。所論其時士俗各階層轉讀佛經、唱誦經唄新聲的廣泛需求，以及梵文三聲的參照系數。這可以視為對于漢字的審字定音和創立四聲起了某種推動作用。四聲之說恰成于永明，我們是不能忽視這一重要的促成因素的。但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其審字定音所依賴的是早已施行并行之有效的反切法……四聲的創立，是中古聲韻學的研究水到渠成的結果，雖然我們不能輕忽其間某些重要的促成因素?！绷硗?，文中對沈約等人以及劉勰與鐘嶸關于聲律問題不同貢獻的仔細辨析，也能發人所未發。把永明體與聲律論，放在中國詩論史的歷史長河中進行研究，分析其歷史意義，認為這是與“文筆之辨”特別是與“詩筆之辨”同步，是對“有韻之文”的重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詩學發展史上一關鍵點和一重大轉折。因為把漢語言文字的聲韻美自覺地加以理論批評研究，并將其體現在詩中，成為詩歌創作和其他各體的文學創作的一大特色，且有別于西方文學。

二、 關于中古詩論家理論體系的建構和中古詩論史的具體內容，從本末體用的方法論原則出發，劃分為四大類型加以分析評判，以期做到“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概說》最后在討論中古“詩論著作體系的建構與分類”時，首先說明：“直接影響中古詩學美學特點的士族文士的政治思想好尚和審美追求，古文經學與玄學產生的背景、儒道之爭的實質以及多數文士以玄禮雙修為時髦，玄學對詩學有諸多積極的影響，但古文經學在政治文化思想領域內仍居主導地位等，這些特點，在詩學領域內特別是在詩歌理論批評的論著中是如何反映的，是否與上述論斷相契合，這就需要具體辨析最能代表中古詩論特色和最高成就的專論和專著的理論體系，并把握其主導的思想傾向?！庇终f明：“體”與“用”原是一對重要的哲學范疇，運用于政治或詩論中，含意是不一樣的，不能混同?！啊睹娦颉匪⑵饋淼娘L雅體制，就是后代許多詩論家所遵循的‘體’，它與功用論密切不可分，且往往體現在功用論上?！茇浴蛭谋就┊悺?，‘本’即‘體’，‘末’即‘用’，他重視‘末’，也強調‘本’。同理，陸機的創作理論是‘用’，崇風雅，言文用則是‘體’，雖然他重在言‘用’兼及于‘體’，但‘用’受‘體’制約并服務于‘體’。劉勰的《原道》、《征圣》、《宗經》諸篇，在闡明‘體’，而文體論、創作論等數十篇則在明‘用’。鐘嶸評詩，探源《風》、《騷》，在尊‘體’，具體品評則是‘用’。中古詩論家在‘用’上有了重大的豐富、發展、變化和創新，于‘體’當然也有相應的豐富和發展，如把風雅體制升華而成美學風格和審美境界，但其基本核心點并未改變，這就決定了中古詩論的基本性質。名家的才性說，玄學的‘言不盡意’、舍形求神、清通簡要的文風等，如同緣情、飾采一樣，都屬于‘用’或應用于‘用’。和漢人詩論相較，其異同處也可稱之為‘本同而末異’的?！币斫饷穾熕f的體用論內涵，才能理解是書對中古詩論史所分析的四大類型說。這是把儒家的風雅精神與諷諫功用等都視為“體”，而把詩學論著討論創作、文體、風格、修辭等都視為“用”，這是一種很獨特的判斷和詮釋(所謂詩學的體用論)，是故認為曹丕的文學體用觀，集中體現在曹丕所言“夫文本同而末異”這句話上，而其“本”就是曹丕《典論·論文》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一理解，或切近曹丕的原意，又如把《文心雕龍》前五篇“文之樞紐”大體歸結為“體”。所以，“本著詩學的這種體用觀……評述古文經學對中古詩論在本體論上的巨大影響和決定性的作用，玄學的積極影響和推動作用，是以明‘體’為前提的”。其四大類型的研判，就是建立在這個基本的理論認識和研究的基礎上的。

第一種類型，如上所述，具體以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為代表，主要從總體上判定中古詩論史“以尊奉風、雅體制，本之雅什、兼重緣情綺麗和聲色之美這一類型為主體。其論著最多，成就最大，除……二曹、陸機和劉、鐘五大名家外，還包括魏晉期間建安七子的詩論，陸云的批評論，左思、皇甫謐的賦論，摯虞、李充的文體論以及葛洪的詩賦理論等。南朝時著名的《昭明文選》的編者蕭統的詩論，強調新變但不忘本之雅什的沈約、蕭子顯及蕭繹的詩論也屬此類。沈約、蕭子顯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善于用歷史的眼光，總結詩史的得失及其新進展。由南入北、虛實兼重的顏之推的詩論也應列入這一類。上述各家論詩的側重點都不一樣，角度有別，成就也各異。雖然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尊重傳統，但也都比較重視研究新變，把詩藝美的新進展放在重要位置，因而能總結和反映出這一時期詩學上的新成就并與漢人劃界?！闭J為：“中古詩論，從曹、陸到劉、鐘，以得風人之致為旨歸，是一脈相承的。風雅精神不但集中體現在功用論上，而且被升華為崇高的風格美?！笔菚鴮Υ苏撐龊脱芯?，致力最深，有許多新見，對學術界有關研究具有一定的糾偏作用。

是書第一章“曹魏詩論”第一節為“曹丕、曹植的詩論”，并兼及建安諸子的詩論。在分析曹植的詩論時說：“我們知道，漢人是從政治功利性談詩美的價值的，《毛詩序》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炚?，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苤矊ⅰ堆拧?、《頌》從經學中剝離出來，將其視為詩，視為必須師范的詩美的典范。這既是對漢人以功利說詩的背離，也可以說是為儒家詩歌美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這正是在詩學自覺意識主導下重新認識詩美價值所結出的碩果，爾后儒家詩歌美學的發展似乎就是沿著這條途徑前進的。這是曹植對中古詩學另一重要貢獻?！痹诜治鲂旄稍娬摃r說：“《中論》是一部闡發儒家義理之作，《四庫提要》言其‘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于圣賢之道，故前史皆列為儒家’，其中與詩歌批評理論有關的有兩點，其見解可與曹氏父子之論相印證?！边@兩點就是指“言君子修身要有‘自見’之明”和“兼重德藝的文質觀”。是書第二章“兩晉詩論”，其第一節為“陸機與兩晉詩論”?！陡耪f》已經對陸機《文賦》多有精彩考論，本節更作了詳細分析，其中特別指明：“‘詩緣情而綺靡’這一詩學新語的提出，曾引起歷代說詩者諸多爭議，對其意義和價值的評判，至今似乎還未有較為統一的認識?！裰撜?，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對此大加贊美，說這是擺脫了儒家詩教的束縛；或者說是陸機雖重儒教，但不自覺地偏離了詩教軌道，這是其時儒教衰落的風氣所致，所貶所褒，都是緣于未言‘止乎禮義’一語。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陸機區分十種文體，是就其表現特色的相異點而言的，而對十體文章還要有共同的規范，此即所謂‘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庇稚昝鳎骸翱梢婈憴C論詩，是在堅持儒家詩教的基礎上，同時吸收了莊玄之學思維新成果，依據詩歌創作的新進展，把詩歌美學理論提高到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境界。南朝以及唐代的詩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劉勰、鐘嶸以及沈約、蕭統等詩歌理論，也是在這一基礎上，沿著這條道路，再進行新的開拓?！边€特別通過考述說明，不能把當時崇尚“清通簡要”的學風與陸云主張“清省”的詩學審美情趣混為一談，認為“陸云的‘清省’則受到張華詩學的影響，……鐘嶸《詩品》評其詩‘其源出于王粲，其體華艷’，王粲詩是‘文若春花’，以秀麗著稱。受到張華影響的謝瞻、謝混、袁淑、王微和王僧達五人詩，《詩品》言其詩‘殊得風流媚趣’。文秀詞艷、風流媚趣等都是張華也就是陸云的‘清省’這一審美范疇題中應有之義，而與把握要義、析理簡要、語簡意明的‘清通簡要’的學風無涉?！庇忠崎L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所謂“現在傳世二陸著作均與玄談無關”的考辨結論為證，最后總括說：“二陸的詩歌理論和審美情趣所反映的是晉初新的詩學發展傾向，他們的理論成就代表了當時新的詩學的理論成果。二陸新詩學就其思想主要傾向看，應是仍屬于儒家詩學的范圍，雖然他們也吸收了莊玄之學的新的思維成果，作為其理論有機組成部分?！笔钦麓斯澓拖鹿?，又通過對左思、皇甫謐的賦論，摯虞、李充的文體論以及葛洪的詩賦理論，說明“左思的辭賦觀念是在承接漢人賦論的基礎上有新的開拓。其所承接之處主要是兩點： 一是認為賦是‘古詩之流’，諷諭鑒戒是賦之立意之所在；二是以‘麗以則’來規范賦的內容，除立足于諷諭外，鋪陳和詞采華美為辭賦創作的主要特色。左思論賦最特異之處是在承認賦是‘古詩之流’的前提下，區分詩與賦在文體上的差別，論證辭賦應重在體物，而體物則必須‘依本’、‘本實’，不能虛擬”。通過對皇普謐附《三都賦序》等考論，說明“皇甫謐賦論最特異之點和最重要的貢獻，在于他從賦體表現特點生發，突出強調賦的‘極美’‘盡麗’的審美價值，這反映了魏晉時期士族文士對詩學的新的審美要求，從而與漢人論詩劃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闡明這一新的審美要求時，又與傳統的儒家詩學功用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瓘亩鵀槿寮以妼W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當然，建安時代的曹丕、曹植的批評論，已經開創了詩學新風尚，但是他們都沒有像皇甫謐那樣，同時舉起儒家詩學的社會功用論的旗號。稍后的陸機和東晉的葛洪以及南朝的劉勰、鐘嶸等，大體上都是沿著這條道路向前推進，并在詩學理論上做出更深更廣的開拓”。而摯虞的詩學，“雖然深受漢儒論詩的影響，有不少地方都本著揚雄的見解，詩學觀念偏于保守”。又研究指出：“東晉文士，好玄好儒，有時雖有其傾向性，但用玄用儒，卻不一定涇渭分明。深好莊玄之學的庾亮、孫綽，同時推許滲透了儒家詩學思想的詩賦，是不足為奇的，今之論者，對此似乎也不應太執著?！毖芯扛鸷楹屠畛湓娬摃r，說明“葛洪在德行與文章、古與今、麗與質等問題上，雖然是突破了儒家的某些傳統的觀念，但其見解仍屬于儒家詩學體系范圍之內。因為他始終恪守著詩教和詩的社會功用論，從不逾矩”。李充評詩，“既推重風人之旨，也很贊賞文采美”。這些研究考述，都在在證明了魏晉時期這些重要的理論批評家和詩論著作，“絕大多數都是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這一學術大判斷。

是書除最后三章專論劉勰《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外，第四、第五章“南北朝詩論派別的分野”也結合具體詩論家和詩論著作，論證了南北朝時期的詩論史的發展中也是“絕大多數都是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這一論斷。第四章第二節“本之雅什，兼重緣情——沈約、蕭子顯與蕭繹”中，論沈約說：“批評了玄言詩，提出了‘同祖《風》《騷》’的命題，體現了他的詩學宗尚。漢儒評詩，是以《風》《騷》為旨歸，‘六義’、‘四始’，詩用、詩美，都是以《風》《騷》為權衡，而玄言詩滲透了莊玄思想，是與《風》《騷》傳統亦即與儒家詩學相背離的。沈約的褒貶之間，正是表現了他的詩學思想的傾向性?！闭撎吹利[說： 他“兼重《詩》《騷》的傳統，在南朝詩論史上，自有其領先的意義，這從檀論與裴子野所論相比較可見。裴論重《詩》而輕《騷》，對漢賦以下除建安詩歌外，幾乎全部否定；而檀論兼祖《詩》《騷》，將漢賦以下除玄言詩外，都歸屬于《詩》《騷》的傳統，分別予以肯定?！铣谋局攀?，兼重緣情綺靡并批評玄言詩風的論詩派別，檀道鸞是導夫先路的。沈約之論，顯然受到檀論的影響?！闭撌捵语@說：“倡導新變，也只是蕭子顯論詩一個很突出之點，而不能囊括其全部詩論。他論詩的總的綱領是：‘吟詠規范，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是蕭子顯縱論詩史時所提出的總的要求?！闭撌捓[說：“從《金樓子·立言篇》中的區分四學以及在批評末俗學風中，分析出蕭繹并非重文輕質，而是兼善文質；以下再從他在《內典碑銘集林序》中對文與質、華與體、約與潤等諸多對立范疇之間的關系，按照中和的原則加以處理和論述，這使我們更能看清他的審美原則的思想傾向性?！?蕭繹的詩學觀點，是遠師陸機，近承劉勰、蕭統、劉孝綽，“蕭統、蕭繹的詩歌美學，是與劉勰評文的審美原則相一致的。概而言之，都是本之雅什，兼重緣情綺靡?！钡谖逭聦Ｕ撌捊y及其《文選》、顏之推與北朝的詩論。梅師研治中國文論，尤重選本批評，是故對蕭統編選的《文選》和徐陵編選的《玉臺新詠》這種總集性的選集，亦多所用力，指出：“中古文論家表露自己的文論見解，大體上是運用兩種形式： 一是直接地形諸文字，以理論的形態呈現，像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鐘嶸的《詩品》等；一是間接地把自己的藝術見解、審美意識寄寓于所編選的他人所作的文學作品內，以選本的面目出現，像前章所敘徐陵的《玉臺新詠》和本章所述蕭統的《昭明文選》。前一種是屬于邏輯思維，使人認知；后類則屬于形象思維或情感思維，使人感知。中國文人，自幼就從習作詩文起步，所以首先進入他們視野的，就是一些名家的選本，長期隨伴、反復閱讀以至于在自己的習作中予以模擬的，也是這些選本中所錄的名家的范作，所以選本對文人影響之廣、影響之大和影響之深遠，是超過文心、文則、詩話、詞話之類的理論著作的?！庇忠斞赶壬哆x本》一文的觀點加以佐證。在“蕭統與《昭明文選》”一節中，是書研究創見亦多，如分析指出：“《昭明文選》作為中國最早的保存完整又最為著名的一部大型的詩文選集，入選詩文共七百六十四篇，分為三十七大類，而以詩賦為主體。賦類子目十五，詩類子目二十三，合為五百零八篇，篇數占全書近三分之二。自周至梁跨時七代八百余年，其間名家及其優秀之作，大都收集于內?！薄笆掃x對后世的影響，主要是在所選的作品上，通過所選作品，來影響讀者的審美意識?！迸u說：“當代的某些美學著作，評及蕭選時，往往只強調其尚麗、‘多麗’和‘感官愉悅’，而對其‘風教’的一端，則言是‘一種不得不作的說教’，這是不顧及所選之文僅對其某些論述作片面引申的結果?！蓖ㄟ^將自建安至齊梁諸名家詩在蕭書中入選的情況與劉、鐘之評及徐陵之選作比較，說明其間是有同有異的。蕭統“既充分肯定古質今麗、踵事增華的詩歌發展趨勢，在審美好尚上也能氣骨與流麗兼重。從其選文看，曹植入選詩文三十九篇，其中詩二十六首；陸機入選詩文一百一十九篇，其中詩五十一首；謝靈運入選之詩則是三十九首。陸、謝入選之詩均超過曹植。永明詩人謝朓入選詩文二十三篇，其中詩二十一首；沈約入選詩文十七篇，其中詩十三首。沈、謝入選之詩也超過了建安七子之冠冕的劉楨和王粲(兩人各十首)。蕭統選詩，不薄古今，不拘泥于一端，能兼容并蓄，以具有審美的包容性為特色，其去取間似以風格雅正、構思新巧、文詞多麗為權衡。繼居東宮的蕭綱，命徐陵編《玉臺新詠》，雖也是以‘彌尚麗靡’見稱，但側重于淫靡和艷情，所以徐選所取，多數是蕭選所棄的詩作?！@兩種選本的區分，在傳統詩學里是崇雅正和尚鄭聲的不同，在審美情趣上，因而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別”。通過扎實的研究，說明：“以詩學為基本點，反視其選文標準，有些傳統的看法，就值得商榷了?！钤浴爻了?、翰藻，始名之文，始以入選也’這段話，運用于‘以立意為宗’的各體應用文，是恰當的，于詩賦則不完全吻合?！C緝辭采’和‘錯比文華’的‘翰藻’美，從廣義的意義上說，是可以適用于體物言情的詩賦的；但從史傳的贊、論、序、述中總結出偏重于理性思維的‘沉思’，就與生于緣情，通過想象、神與物游的藝術思維有所不同了。蕭統在選文時，對這兩者的區分，應是明確的?！鄙鲜鲆?，對學界的一些流行的研究結論進行了糾正，涉及的都是重要問題，是值得令人珍視和反思的。其論顏之推說： 在北國詩歌論壇一片寂寥之中略顯異彩的是顏之推的詩論，“從其詩學觀點看，他是崇尚儒家詩學的，同時也好尚詩藝美，其意也在把這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因而也屬于劉勰、鐘嶸和蕭統等論詩派別的，當然各自的側重點和深廣度都不相同。顏氏詩論的最大特色，是側重于針對南北朝后期詩壇的情況而發的，由于其自身的特殊經歷，使他能同時熟悉南北兩地詩歌創作和評論情況，有較多的北朝詩壇例證和對比論述，因而視野比較開闊，論述也帶有某種總結意味，這在南朝詩論著作中是見不到的。隨著大統一的即將到來，顏氏的詩論，可以視為開啟隋唐人總結南北朝詩學的先河，雖然顏之推本人不一定有這種自覺”。所論很好地分析了顏之推詩論在詩論史上的獨特貢獻和地位。

至于是書最后三章專論劉勰《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更是注重分析說明了其“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的思想特點，這在《概說》中就作了精要的論述。如說：“成書于齊梁間的《文心雕龍》和《詩品》，雖在不同程度上受玄學觀念及其思辨方式的影響，但以風、雅體制作為其立論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而劉書尤甚。劉氏以儒學為論文立論的基點，在其書《序志》篇有詳盡的說明……劉勰宗儒的文藝觀，在他的申言中是如此清晰而無一點含糊不清之處。驗之于所著，亦復如此……劉勰生于玄、佛盛行之際，他確實吸取了玄、佛某些思想資料和詞語……但都納入了他的儒學文論體系之中?！闭撶妿V《詩品》說：“鐘嶸的詩論，雖未標宗經，但受儒學的影響也很明顯，宗奉風雅體制貫穿前后?！倍疤皆础讹L》、《騷》，是鐘氏辨明各家詩體特色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尊體的一種表現?！绷硗?，“再從對待《風》、《騷》兩系詩人的態度看，似乎都在‘掎摭利病’，各有褒貶，且上品之中不乏《楚辭》一系的詩人，但在具體評價中，確實又表現了某種重《風》抑《騷》的審美傾向?！对娖沸颉费裕骸舨?、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煌圃S為詩國圣賢的曹植、劉楨、陸機和謝靈運四大詩人，其源都出自《國風》?！娛显u詩，崇尚淵雅，以雅正與否界別《風》《騷》。他有感于齊梁詩壇上《國風》一系后繼無人，被時人所嗟諷的名家鮑照、謝朓、沈約等都是‘頗傷清雅之調’的《楚辭》一系的詩人。鐘嶸將他們一律放在中品，以表明其對風雅精神的重視和想扭轉齊梁詩風的寫作意圖?！庇纱苏f明：“《詩品》從溯流別、評風格到定品第，無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所尊奉的風雅體制的制約……鐘嶸詩論體系的歸屬，還能作其他判別嗎？”以上論斷在是書第六、第七章專論《文心雕龍》和第八章專論鐘嶸《詩品》中，有更為全面的分析，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引述。

其余三種類型，本文也不擬再詳加評介。第二種類型是“在本體論上即形而上的道體上深受玄學的影響，形而下即具體運用則仍是服務或服從于儒學。這可以用‘玄體儒用’四個字來概括。正始期間阮籍、嵇康的樂論就屬于此類”。第三種類型是“明文用，反對緣情綺靡，要求以經史律詩，此派可以裴子野的《雕蟲論》為代表。創作上與之對應的是蕭梁時有一定影響的裴子野、劉之遴等‘了無篇什之美’的古體詩派。西魏至北周初期，蘇綽在宇文泰的支持下，作《文誥》，倡質木無文的《尚書》體，反對與抵制南朝的綺靡文風，也屬于此類?！K綽等復古，重在筆體，但也影響到詩”。第四種類型是“輕艷詩論，高標‘無忝于雅頌，亦靡濫于風人’，公然自外于儒家詩學，并與之劃界。蕭綱的《與湘東王書》《誡當陽公大心書》和徐陵的《玉臺新詠序》是此派詩論的代表，創作上與之對應的是以輕艷為主要特色的梁陳宮體詩，現存的以梁代宮體詩為選編對象的《玉臺新詠》，集中反映了此派詩人及其論者的審美好尚”。這三種次要類型的具體研究分析，與第一種主要類型即“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在中古詩論史上交互發展，這就是這部《魏晉南北朝詩論史》“著述大意”和基本內容。

三、 是書在研究方法上和具體研究的創新收獲上也是值得很好總結的，限于篇幅，略舉數例以明之?！陡耪f》中有一段總結性的話：“從玄儒思想及詩藝美在詩論體系建構中所處的地位立論，我們把中古詩論概分為上述四種類型，其中以本之雅什、兼重綺靡為主體，這是尊重詩論史的事實，并非以之為褒貶。事實上各類詩論既以各自特色相區別，又以各自成就相輝映。本之雅什、兼重緣情綺靡一派各名家詩論，把儒家詩學升華為一種風格美和意境美，并在輔之以多種詩藝美上做出了不同的貢獻，使這一時期的儒家詩學進入了詩歌美學的新境地。阮、嵇的樂論，越名任心，第一次建立起以老莊思想為本體的音樂理論體系，突破了儒家詩樂理論用群體意識規范個體的某些藩籬，張揚了個性，并能使人思維開闊，自致遠大。裴子野重視建安風骨的復古詩論，既對鐘嶸以建安風力為旨歸的詩論有所啟示，又是唐代以復古為革新的陳子昂詩論的先聲。即使是蕭綱和徐陵所倡導‘放蕩’和輕艷的詩論，也具有突破儒家詩教對詩家過分束縛的意義，并使詩歌在聲韻和詞采上更趨流麗?！蔽覀冋J為總體上這樣概括中古詩論史的全貌，是成立的，論斷是堅實的。梅師作出中古詩學主要都“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的大判斷，這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重新風行學界的所謂“新儒家”思想并非一回事，也與二十一世紀以來迄于當下逐漸為學界所認同的積極提倡我國人文學科本土化的思想路徑并非一回事；今天看來，其間或有諸多契合，那只是梅師在其具體研究領域通過扎實文獻研究而得出的他認為符合史實的結論而已。梅師對中古詩學思想和精神所作出的大判斷，也確實蘊含有思想文化立場的堅持和價值判斷，只是他致力完成的是中古詩論史本身的研究，在這種具體研究中，懷有向上一路的追求和志趣，例如非常重視和主張弘揚儒家的比興諷諫傳統和詩教精神以及儒家的風骨理想志趣等，從而使其學術研究中蘊涵思想，而義理分析乃是出自文獻考論。是書考論、義理剖析，糾偏厘正，新見獨出；所發頗能切理厭心，令人解渴。例如《概說》中對陸機《文賦》“玄覽”一詞所作的文本與歷史語境的分析，就是一例：“《文賦》的中心論題是研究創作的用心?！慊家獠环Q物，文不逮意’是全文力圖解決的理論命題，并非申言‘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觀物是意稱物之始，‘佇中區以玄覽’，就是對所寫事物要深觀明察?！段倪x》李善注引《老子》‘滌除玄覽’釋其意，不一定符合原意。陸機曾作《羽扇賦》，賦中也用過‘玄覽’一詞：‘昔者武王玄覽，造扇于前……’《羽扇賦》以主客問答式虛擬宋玉和諸侯的對話，宋玉使用了與眾不同的羽扇，遭到眾諸侯的嘲笑和責難。上引即諸侯之言，認為不符合周武王造扇的古制。這顯然是言武王圣哲，能深觀明察，后人的智慧是不能超越的，其‘玄覽’意與《文賦》所用同。唐武則天召文士編類書百卷，也以‘玄覽’名書，這與《羽扇賦》所言‘武王玄覽’意同，都是深觀明察意，與暢玄體無沒有關系?！边@就與后文贊同唐長孺先生所謂“現在傳世二陸著作均與玄談無關”考辨結論，前后印證。

再如，對徐陵《玉臺新詠》有關考論說：“《玉臺》的編纂，是受命于蕭綱?！瓝蛾悤ば炝陚鳌芳啊读簳返挠嘘P紀、傳記載，徐陵于太清二年(548)炎暑季節出使北魏，侯景亦于同年八月起兵反叛，陵不得回京城，轉去江陵依湘東王蕭繹。此后的徐陵，再也沒有機會與在京城的蕭綱及其父徐摛晤面了?！队衽_》的編纂，只能在此以前，即蕭綱仍為太子之時。今存宋本《玉臺》所錄蕭綱詩，前標‘皇太子圣制’可證。但宋本《玉臺》在編纂人前標徐陵入陳后的官銜，當是后之刻書者所追加，不能作為成書年代的證據。又，據《梁書》本紀載，蕭綱在侯景入城后即被囚禁，其詩風也迥異于前……這位行將被殺的皇帝，其為文已不再放蕩，詩情詩興也與輕艷絕緣了。所謂‘端愨人不妨作浪子語’，還須有特定的生活環境和心境的條件才有可能，晚年追悔的話頭，大概是有鑒于蕭氏落難時的遭際而作的一種臆測吧？其實，此時的蕭綱，社稷壘卵，個人生命也朝不保夕，根本無心追及于此了?！队衽_》不可能是蕭綱晚年追悔之作，當然也不大可能成書于徐摛受到梁武帝責讓后不久，因為其時武帝責讓之聲言猶在耳，徐勉等執政又敢于直言，下情基本上能上達，蕭綱等是不敢為自己辯護而編纂此書的。那么成書于大同年間(535—547)是較為可信的?！庇终f：“‘玉臺新詠’，本意應是宮體新詩之意，但其所選還包括漢魏以來的古體詩及樂府民歌，這大概是‘以大其體’的結果?！炝昙热皇鞘苊谑捑V，意在張揚宮體，又以‘玉臺新詠’命名，那么他們心目中的寵物仍在宮體新詩。從第七卷、第八卷開始選錄的蕭綱、徐陵和庾信等宮體之作，應是全書的中心和主體之所在?！覀冄芯俊队衽_》這部詩選，應在明其用心的情況下，把側重點放在第七、八卷及其以下的宮體詩派的詩作所顯現出的詩學觀點和審美情趣，至于其書使古之名篇得以留傳以及一些史料價值，那只不過是副產品而已，并非編纂人的初衷?！?/p>

又如，對蕭繹詩論思想的分析以及其與蕭綱的關系考辨，也頗令人信服。蕭繹言詩以明道為根本的詩學觀點，“蕭統、蕭繹兄弟在詩學中所闡述和推崇的美學思想，也就是孔子一再倡導的用中取和即中和的審美原則?！蹦敲?，既然蕭繹的詩學見解與乃兄蕭綱有如此的不同，那么蕭綱在《與湘東王書》中，為什么將乃弟引為同調呢？這是因為蕭繹并非是一個言行一致之人，與其性格和處境都有關系：“昭明去世后，蕭綱入主東宮，蕭繹雖然也好尚詩歌的緣情和詞采的聲色之美，但‘性不好聲色’，對于‘止乎衽席之間’的宮體詩，似乎也不以為然。但為了投合東宮新主人之所好，就違心地追隨其后，成為宮體詩人群體中一個重要成員，從而獲得蕭綱的信賴，并被引為同道，這從蕭綱的《與湘東王書》中所述可證。說他的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矛盾是可以的，因為從他的一生立身行事看，在關鍵時候，都是行不顧言的，雖然他在‘立言’時，提出‘學道不行謂之病’，要求‘言顧行，行顧言’，言與行相一致。說他的詩學思想前后有變化，則似乎依據不足。因為體現在《金樓子》一書中的學術觀點和詩學意識前后是一致的，而這部書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是他最為看重的，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p>

又如，皇甫謐是否作《三都賦序》問題的考辨，認為：“我們不能用《晉書》所棄的資料來證《晉書》所記之誤，說《三都賦序》不是皇甫謐所作?！薄盎矢χk作《三都賦序》是否可靠，現在很關鍵性的一個問題是左賦寫成的時間。對于這個問題，現有的史料的記敘，幾乎相差二十余年?！蓖ㄟ^研究說：“左思于及冠之時至而立之年完成《三都賦》，是有可信的旁證史料佐證的?！对伿贰?其一)自言其‘弱冠弄柔翰’、‘作賦擬《子虛》’，說明其作賦起筆較早，自視很高，也很自信。這與《晉書》本傳所記‘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是相一致的?！笏加谔党跄曜伞度假x》是可以論定的。那么《晉書》、《世說新語》以及《昭明文選》所錄皇甫謐為之作序事，就很難否定。而陸機于太康末年仍言：‘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這只能是他人虛飾的不實之言?！稌x書》的作者多文學之士，好獵奇，而不顧及所敘自相矛盾?！?/p>

又如，關于蕭統《文選》的編撰問題，“蕭統是《文選》的編纂者，這在《梁書》《南史》及《隋志》中都有明確的記載，蕭統的《文選序》也有清楚的表述。由于是書規模宏大，選文精審，后人每疑其非出自一人之手，進而推測東宮眾學士中有人參與，并實指以文才深受太子信愛的劉孝綽以及王筠等最有可能”。通過考辨說明：“據《梁書·劉潛傳》，劉孝綽兩個胞弟劉潛(孝儀)和孝威在安北晉安王蕭綱的掾屬任上丁母憂，時間也始于中大通元年。這也就是說，劉孝綽在為太子仆后不久即丁母憂。昭明于中大通三年(531)四月病逝，其時劉孝綽兄弟正在服喪期間。如果《文選》的成書定在中大通元年至二年，這正是劉孝綽服喪期間，因而根本不可能參與其事的。從現存的各種史料推斷，《文選》的編纂，只能是出于蕭統之手。沒有可靠的史料證據，我們是不應輕易地侵犯蕭統的著作權的?！?/p>

又如，梅師對劉勰與《梁書·劉勰傳》的考辨，論析諸多重要問題，并以此切入《文心雕龍》的研究，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取得重要成就。主要考論辨析了三大重要問題： 第一，首先指出考察劉勰的生平、思想和著作思想，除應重視其現存的著作外，還須依據《梁書·劉勰傳》，這已是多數《文心》研究者的共識?！暗珵槭裁幢仨氁裱藗魉鶖?，則言之甚少，以至在對劉勰及其論著的研究中，往往不重視該傳所敘身世、生平以及不同階段相異的人生價值追求與其著作之間的聯系；有的旁搜遠紹，看似富博，但卻與此傳所述事跡發展的邏輯線索相抵牾。劉勰及其論著研究中一些重大的分歧，往往也由此而生發?！鄙昝鳌按藗髦宰羁尚?，是因為出自曾任梁代史官的姚察之手。姚察與劉勰，都有兼宗儒釋的人生經歷，劉氏應是姚氏比較熟悉的前輩并樂于為之認真作傳的人物”。而且“將李延壽的《南史·劉勰傳》與姚書劉傳相比照，更可見姚作的可靠性?！赌鲜贰穭魅党閯h削《梁書》原傳而后成，沒有增添任何新史料。究其原因，很有可能與姚察已將劉勰主要史料搜集無遺有關?！钡诙?，從《梁書·劉勰傳》評劉勰及其著作?！皳Σ焖鶖?，劉勰的一生，經歷了由積極入世、為官作宰到堅決遁入空門、超凡脫俗的人生轉折，其思想和著作也發生了由宗儒到宗釋的質的變化。這前、后期對人生價值的不同追求，在姚書劉傳中都留下了有跡可尋的歷史演進的邏輯線索?！敝劣凇皠鴮懹诤螘r，姚察并未明言，但他采用傳統寫史常用的倒敘手法，在敘其仕歷后用一‘初’字，來追述仕宦以前的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由此可以判定姚察是言劉書寫于天監初起家為官之前。再證之以劉序申言其年逾而立夢隨孔子后即開始著述，這與姚書所記劉勰在婚娶之年依僧祐并與之聚居，積十余年才起家為官事，這兩者在時間上也是吻合的?！碧貏e是“姚書錄劉序敘其書寫作緣起時，描述了其幼年和青年時代曾做過兩個極具神奇色彩的夢，意味頗深長?！趧③目磥?，文苑藝場是‘敷贊圣旨’僅遜于注經的另一重要領域，是亟待運用仲尼之道深入開發的一片鄧林，于是宗經論文就成為劉勰在權衡緩急得失后的最佳選擇。姚書錄其后夢，正是意在說明此書創作的指導思想之所在”。而“劉勰最后是歸心佛釋。以最堅決的態度遁入空門，與天監初年相比，其人生追求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這在姚書劉傳中有明確的記載。其轉折過程，也留下可資探索的跡象。此傳在末敘結局情況時，有些話是很值得尋繹的：‘然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文集行于世?！@‘然勰為文長于佛理’一句話，是緊接著沈約評《文心雕龍》‘深得文理’后的行文轉折，這轉折語顯然是出自姚察的評判。從下文的敘述語看，史家評判所依據的是兩條： 一是‘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前文已述，姚察在青年時代，就很有可能親眼目睹這些石勒碑志。二是姚察在讀過劉勰文集后對其集中文章內容特點所獲得的認知，文集中當然也會選入上述碑志?！蓖ㄟ^如上仔細的考辨，說明《文心雕龍》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問題，就更加信實。第三，關于劉勰對蕭統的影響問題的考論?！瓣P于劉勰與昭明太子蕭統的關系，姚書劉傳中曾敘其數次兼任東宮通事舍人，言：‘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撜叱＝Y合《文選》的選文與《文心》中所推許的作家作品有許多相合之處，認為兩人的文學志趣投合，進而推論出《文選》的選文定篇是深受劉勰的影響，甚至有言劉氏參與了《文選》的編撰。這些推論，在《文心》的研究者中，頗有影響，但疑竇頗多，是很難坐實的。劉勰對蕭統，到底有無影響，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給予影響，仍是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睂Υ?，通過考辨，有力說明劉勰參與編撰《文選》說，是頗為可疑的。首先，“從劉勰的東宮官職看，東宮通事舍人一職，雖屬清選，但在太子屬官中，地位是較低的。據《宋書》《南齊書》的《百官志》，東宮的屬官分二十五類，各門類例設的官員共一百一十余人。級別最高的是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和總領太子屬官的太子詹事。其次是家令、率更令和太子仆，號稱太子三卿。三卿后是太子洗馬、中庶子、庶子和門大夫等?！瓌③脑跂|宮所任的官職就是名列一班的東宮通事舍人，在等級森嚴的宮廷中，這最低班級的官員，是很難直接與太子交往的?！逼浯?，“從劉勰與太子關系看……論者常引此與前引太子對劉勰‘深愛接之’相參照，認為劉勰就是被‘引納才學之士’中的重要成員，參與討論和編撰《文選》，也就事出必然了。但是遍觀《梁書》各傳就會得知，當年被蕭統引納的才學之士中，劉勰并不一定名列其中，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其中的重要成員?！艿降摹類劢又?，并非是獨有的，且程度、分量以及表現形式也都不算很突出，我們是不能據此推論出他參與了《文選》選文的討論和編撰?！痹購摹皠?、蕭的年齡差距和《文選》的編纂時間看，劉勰比昭明年長三十五歲以上，《文心》成書后并負書干沈約于車前之日，大體上就是昭明出生之時”。而“后期的劉勰，偏愛佛理，學術思想志趣雖然已不在此，但他在而立之年所寫的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的詩學巨著《文心雕龍》，對于在青少年時代就愛好文學的蕭統，仍會有極有益的啟示，這應是昭明對劉勰‘深愛接之’最重要的原因”。

又如，關于鐘嶸《詩品》的研究，在梅師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版《鐘嶸和詩品》一書時，說明“約生于宋明帝劉彧泰始二年(466)”，并特別加注說明“生年很不確切”。其后，學界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出版了數種代表性論著，而研究論文就更多。其中，對鐘嶸生年的考論，也多有論斷，梅師對一些考辨結論提出質疑：“從《南齊書·禮志》……記載看，齊高帝于建元四年(482)正月，首次詔立國學，提出置生的人數、入學者父祖官職級別以及學生的年齡和地域的界限等條件，但這次立學因蕭道成病逝而未施行。第二次詔立國學是在三年后的齊武帝永明三年(485)正月，入學的條件和三年前的要求相同，從‘其年秋中悉集’看，是生員滿額和如期開學了?！读簳泛汀赌鲜贰繁緜骶?，‘嶸永明中為國子生’。今之論者多引證上述記載，認定鐘嶸在永明三年入國學，并根據當時國子生入學年齡的界限，推斷鐘嶸的生年就在宋泰始二年至七年(即466—471)之間，但這一被今人普遍認同的大體上的考定，仍不是很可信的?！苯又?，對此“不可信”的理由作了精心的考論：“因為‘永明三年’與‘永明中’并不是一個等同的時間概念?！读簳ち际穫鳌酚浨鹬冁凇烂鞒?，選為國子生’(《南史》丘傳記載同)。由于南齊永明三年前未立國學，那么丘傳中的‘永明初’，應是永明三年。而鐘傳所言‘永明中’，就不是永明三年，而應是永明五年或六年了(永明為齊武帝蕭賾的年號，前后共十一年)。又《南史·徐勉傳》言勉‘年十八，召為國子生’?！读簳ば烀銈鳌费悦恪笸曜?，時年七十’。大同元年為535年，從這個卒年推算，徐勉入國學，也應在永明初年。國子生入學，還有個修業時間和更替的問題。齊梁間國子生并無統一的修業和結業的年限，最快的一年內即可射策，如獲高第，就能起家為官。至于更替和納新，則是通過薦舉、選拔和召補等形式進行的。永明三年，一次性的置生并錄入二百人，是開創性的盛舉，并不是定期性的常例。其后陸續選補的國子生，也未受‘十五以上，二十以還’的年齡限制?！赌鲜贰ぶx幾卿傳》，記謝‘年十二，召補國子生’。謝幾卿為謝超宗之子，超宗被殺在永明元年，時幾卿年八歲。年十二，應是永明五年?？梢娭x幾卿也是在永明中(即永明三年立學后)為國子生的。入學時，國子監祭酒王儉受文惠太子之命，親自策試經義后才錄取。鐘嶸在永明中入國學，其程序與謝幾卿相比，應無二致。據《梁書》和《南史》各傳的記載，在永明中入國學的，還有蕭洽、江革和諸葛勖諸人。確認鐘嶸入國學的時間為永明五年或六年，入學年齡可以起點為十二歲，以此來推算他的生年，應在宋泰始三年至元徽五年(469—477)之間，而不是上限為466年，下限在471年之前了?！贝丝荚谒瞬灰商幹靡?，細心發掘文獻，重加考據，結論也具有說服力。是故梅師在相距他的《鐘嶸和詩品》二十五年后出版的《中國詩論史》中，對鐘嶸的生年其實仍然給出的是“很不確切”的結論，只是一個時限的大概推斷，足見其當年的謹慎和研究的功力。又如，是書對鐘嶸《詩品》的“滋味”說問題，也作了進一步辨析說明，也較不少學者所論為通達合理。學術研究尤其是屬于“史”的研究，其創見創新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發明或思想的獨斷、理論的構建是不同的，是要以具體歷史文獻為依據，以實事求是為目的；能夠實事求是、更好地貼近史實的研究就是最好的創見創新。是書考論，發他人所未發或辨正舊說者尚多，上文所述，舉例說明而已。

劉彥和云：“文果載心，余心有寄?！泵穾熃翊阂咽?，以此著成一家之言，可以不朽矣。痛失恩師，然我知師之心有寄在此耳。為師之大著撰序，唯恐不能得師之意，又出版社催促甚急，不能從容評述，遂采取一種笨辦法，就是所謂“將核其論，必征言焉”。故前文引述是書之論甚多，頗未能精簡；間或置評，解讀抑或不夠確切，敬請讀者批評指正；至于梅師本意，還當以是書所論為是。略說是書著述大意與內容梗概如上，謹以之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