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后 記

不經意間，《中國文論》出到了第四輯，而且似乎形成了自己的一點特色。中國大陸的期刊雜志很多，近年來，以書代刊的叢刊更是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以中國古代文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刊物還寥寥無幾。最早創辦的是《古代文學理論研究》，隨后有《文心雕龍學刊》(后更名為《文心雕龍研究》)，前者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的會刊，后者是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的會刊。本刊作為中國文論研究的第三種專門叢刊，似乎可以作為上述兩種叢刊的有益補充： 既以《文心雕龍》為重要研究對象，又著眼整個中國文論的研究和探索，甚至從中國古代的“文學”概念出發，關照今人對中國古代文章、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從而形成以“龍學”為中心的中國文論、文學和文化探究，期望為中國文論話語的回歸和還原盡一點綿薄之力。

本期隆重推出的第一篇文章，是意大利著名漢學家蘭珊德教授的《文苑之秘寶——〈文心雕龍〉意大利文全譯本“引言”》。實際上，蘭教授的《文心雕龍》意大利文全譯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其“引言”自然也是舊作，且其部分內容的譯文曾以《與亞里士多德〈創作學〉相媲美的劉勰的〈文心雕龍〉》為題，在閻純德主編的《漢學研究》第一輯(北京： 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年)上發表過。但一來那篇譯文只是這篇“引言”的縮寫，篇幅只有全部“引言”的一半多，且流傳不廣；二來其漢語翻譯有些不確之處，如將陸機譯為呂驥等。因此當朱文民先生提議將蘭教授的全文譯出發表時，我覺得很有必要，便與蘭教授本人取得了聯系，且得到了她的贊同，她還不辭辛苦，不僅認真審閱了譯文，而且又專門補充了西方新近出版的有關“龍學”的重要論著目錄，從而為這篇“舊作”增添了新意。

當然，現在發表這篇“舊作”的意義遠不止于此。蘭教授的“引言”雖寫于二十多年前，但其中的觀點可能仍然代表了歐洲人對《文心雕龍》乃至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看法，這些認識于今天的“龍學”仍有不少啟發意義。蘭教授說：“《文心雕龍》可謂是駢文的最好范例之一： 句子都強制性地組成符合韻律的四字模塊，在語法、句法、音調和語音上都平行相連；這些平行結構在組合的時候要求嚴格、準確，有時候，一個單獨的元素就可以改變一句話表達的意思。因此，推理論證是在逐步漸進的韻律排比和迭代中推進的，對于西方讀者來說，看起來可能顯得有些重復。但實際上，這是一個謹慎的過程，通過一點一點不斷地增加含義，來展開推理論證；由于互文的層理性，這些含義的增加看起來遵循著一條原始的道路。有時候，作者好像一直在告訴我們同一件事情，但實際上卻運用含義的微妙變化或隱藏在簡短典故后的新的意象來引領我們邁出嶄新的一小步?！蔽矣X得，這種對駢文的認識以及對劉勰論證特點的說明，是非常精細而“深得文理”的。她認為：“與眾不同卻又平實的意象與看似不協調的事實之間的聯系、利用偉大經典制造的豐富隱喻和精心推敲的互文習慣，這一切構成了劉勰著作脈絡的基本方面，他的著作不僅體現了對于繁雜內容的大師級的駕馭能力，而且還是一些實踐做法的創始者和擁護者，數個世紀以來，這些做法已經成為博學之士的習慣了?！边@種對《文心雕龍》的基本認識，也不能不說是準確而深刻的。蘭教授指出：“這部作品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財富其實是構成這部作品的全部五十篇所贊頌的書面符號的魅力——‘文’的真正勝利，以及這部作品所有文字的潛在組合所帶來的神秘與蘊藏，這一切最終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了無窮無盡的文學思想資源。這份寶貴的財富在許多方面還是未知的，不僅對于今天的西方世界而言是如此，很大程度上對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因而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边@話是二十多年前說的，但筆者覺得，放在今天仍然是合適的。

至于對《文心雕龍》一些具體論述的看法，蘭教授也頗有獨特之見。如謂：“實際上，第四十五篇(《時序》)就確定了一種文學與國家現狀的穩定聯系，政權的輝煌和衰落跟優秀文學的興盛或凋零是一致的。這里談到的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其目的從來都不是取悅)，而是一種有意識地對人們進行教導的作為權力工具的文學。劉勰認為，我們需要圍繞著永恒經典所構成的支點重建這種文學，而永恒的經典本是至高無上的典范，自從漢代以來，卻像一條淹沒在泥沼中的壯美巨龍(見第四十五篇《時序》)。寫作必須再一次成為受到尊崇的工具，來形成并鞏固共識，在文學和權力之間建立緊密的關系。在中國，直到今天，這種關系幾乎始終未被打亂，除了極少數特例以外?！边@種對《時序》篇的解讀，與我們歷來的認識或說法頗有不同之處，卻可能是離劉勰本意不遠的。所謂“寫作必須再一次成為受到尊崇的工具……在文學和權力之間建立緊密的關系”，乃至“直到今天，這種關系幾乎始終未被打亂”，筆者覺得可謂發人深省的識見。又如蘭教授指出：“來自‘萬象’的刺激和閱讀經典文本獲得的知識財富之間的平衡是困難的，探討這種困難的平衡，正是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作出的一種調和的努力。他一方面承認個人天賦的重要性，即能夠捕捉最微小的靈感，如第四十六篇(《物色》)中說：‘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熨x只有通過不斷閱讀經典文本進行培養和打磨，才能最終體現出來，因此經典文本對于任何藝術表現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財富。在這個意義上，便體現出劉勰思想的獨創性： 知識有利于個人感受的豐富和發展，卻不能像腐儒那樣保守地沉迷于經典，為經典所束縛?！睉撜f，這里指出的這種寫作上的“平衡”或矛盾是非常犀利而精到的，實際上，這一矛盾到嚴羽仍然被討論，所謂“別材”“別趣”說，但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中，卻很少有研究者予以指出。

“文心雕龍”欄目下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筆者的《中國大陸百年“龍學”的六個時期》。本文可能是第一篇專門探究百年“龍學”分期的論文，這可以說是“龍學”發展的必然要求。筆者以為，對近百年大陸“龍學”發展階段的分期，既要考慮“龍學”自身的特點，更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以便能夠較為準確地區分其歷史階段，從而更好地把握其發展的歷史脈絡，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開辟未來的道路。著眼近現代“龍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實際，筆者把近百年大陸“龍學”的發展歷程分為六個階段： 一是從二十世紀初至1949年，可以說是“龍學”的初創和奠基時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可以說是“龍學”的重要發展時期。三是“文革”十年，則是“龍學”的停滯和倒退時期。四是從1976年至1989年，可以說是“龍學”的興盛與繁榮時期。五是從1989年至二十世紀末的十余年時間，《文心雕龍》研究進入一個相對沉寂的時期，可以稱之為“龍學”的徘徊和反思時期。六是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乃至國學熱的興起，“龍學”進入新的開拓發展時期。

另一篇是趙亦雅的《中國文論話語還原的可貴實踐——楊義詩學思想新議》。文章指出，現代學科體系中的“詩學”和中國古代話語體系中的“詩學”，二者含義是不同的，楊義先生的詩學著作，回歸了傳統“詩學”，著意發掘中國詩人的原創性詩學智慧。如“他反對用有經學色彩的‘愛國主義’和來自西方思維的‘浪漫主義’這樣貌似崇高卻又難免流于空泛的術語去套在屈原的身上，因為這樣便不能‘使這位曠古奇才在世界人類詩史上占有一席無以代替、甚至難以企及的富有理論說服力的位置’。他總結屈原詩性文明的開拓的三條貢獻： 第一，充滿神幻色彩的心靈史詩《離騷》中‘重華情節’‘求女異行’，體現的是追求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的相融合的文化夢。第二，《九歌》開拓了特異的民間智慧進入文人傳統的巨大潛能。第三，屈原詩學創立了與中原的《詩經》美學不同的另一種美學形式。前者以神奇想象、熱烈情懷、發奮抒情為特征，后者強調的是溫柔敦厚的詩教?！睉撜f，這些認識確實是富有獨特見解的。亦雅指出，楊義先生在他的詩學著作中再三強調直面經典作品本身，他說：“我以為最有效的詩學建構起點，在邏輯上應該是經典重讀和個案分析。我們要認識到中國的詩人在人類思維史、文明史和詩歌史上是有原創性、有專利權的。擁有中國這么豐富深刻的文化經驗，我們完全可以創造出世界上第一流的詩學理論。所以我們要發現原創，把發現原創這四個字作為我們基本的思維方式?！碑斎?，這與中國文論話語的還原還不是一回事，卻又是密切相關的。

在“文之樞紐”的欄目下，我們首先推出著名美籍作家、學者林中明先生的《劉勰文論的創新與詩學的局限》一文。與蘭珊德教授的文章一樣，這也是一篇“舊文”，是林先生十多年前參加在深圳大學文學院召開的“《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后來進行了修訂，卻一直沒有公開出版過。林先生是美國硅谷的科技精英，卻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鐘，于《文心雕龍》尤有會心之解和精妙之論。林先生認為：“我們要想認識一個真正的‘大師’，必須有‘瞎子摸象’的精神，從多方面來摸索，作片面性的評價。譬如，他曾抓住機會，孤身奏改二郊祭祀以清凈蔬果，取代數千年來(包括中西人類)以殘忍的流血犧牲來祭祀天地神靈和祖先，這是極其大膽的‘反傳統’主張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而往’的果敢行動?！笨梢钥闯?，林先生的思路是頗異于流俗的。如文中指出：“《文心雕龍》中還有一個突破漢儒傳統，回歸繼承《詩經》和孔子的特別篇章： 《諧讔》。進步的文明，因為文化的開放，都會注重戲笑的娛樂，和‘文勝于武’的幽默戲劇、諷刺文學?！瓕τ谝粋€‘缺乏幽默感的民族’(魯迅評中國人的幽默感)來說，我們回顧東方文學史，不僅要對劉勰的《諧讔》篇致敬，而且面對近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明高度發展的幽默品位，和對照當前流行‘無厘頭’式的笑鬧，和有些人引以為豪的‘全民亂講’劇目，我們多少要感到一些‘幽默感’不進反退的慚愧?！边@樣的認識和言說方式，頗有天馬行空、羚羊掛角之風，顯示出林先生會通中西的學養和思維方式。他認為：“劉勰真正的突破和大創新乃在于他才兼文武，膽識過人，竟把《孫武兵經》消化之后，或顯或隱，不見斧鑿之力地化入了他的文論，于是他能站在兵略的‘知識平臺’之上，以‘文武合一’的新視角來討論文藝智術，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文論經典，為世界文論開啟了一扇新的天窗?！庇终f：“劉勰在《文心雕龍》最后一篇《程器》的最后一段寫道：‘文武之術，左右惟宜……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言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這可以說是全書的結論重話?！边@些對《文心雕龍》的認識和評價，既以劉勰自己的論述為根據，又充分顯示了林先生的慧眼獨具。林先生還指出：“然而學術上優于分析者常弱于感性，復因時代限制而閑避情詩。青年時代的劉勰在定林寺寫書時，或尚未能深刻了解陶淵明詩文中之情操與隱秀。因此劉勰似未能‘明詩’中關雎之情，和洞見陶詩中‘隱秀’之義。此其詩學之局限，亦為《文心雕龍》之‘白璧微瑕’?！?/p>

“文之樞紐”欄目的另一篇文章是魏伯河先生的《走出“自然之道”的誤區——讀〈文心雕龍·原道〉札記》。魏先生認為：“《文心雕龍·原道》所‘原’的‘道’是什么，本來不應成為問題。因為在劉勰此書的理論架構中，道、圣、經三位一體，合則為一，分則為三，所謂‘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也。劉勰以此為‘文之樞紐’，即全書的總論。在這一‘樞紐’中，既然劉勰所‘征’之‘圣’是儒家的周、孔，所謂‘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征圣》)，所‘宗’之‘經’是儒家的五經，那么順理成章，所‘原’之‘道’也只能是儒家所尊奉的道，而絕不可能與之背離或有大的歧異?！彼M一步指出：“在劉勰看來，‘道’就是‘道’，而且只有一個，就是伏羲氏(庖犧、風姓)通過‘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最先予以揭示，中間經由文王、周公的推演和闡發，最后由孔子集其大成給以完美展示，為后世儒家所秉持和尊奉、也應當為人世間所普遍認可的‘道’。而這種‘道’，集中體現于《易經》之中?！仁翘斓厝f物的本原，又是萬物運行的規律。這樣的‘道’，稱為‘易道’‘天道’‘神道’‘大道’，或簡稱為‘道’，都無不可，至少在我國古代士人心目中，無須解說，不言而喻，不會產生歧義。這種說法是否科學，另當別論，而如果還原回當時的語境，在劉勰所處的時代，這一問題在學者文人中卻屬于普通的常識，極少有人會提出疑問?！睉撜f，魏先生所言是不無道理的，這種回歸問題本原的思路更是筆者所贊同的，但劉勰所原之道是否真的如此簡單，許多研究者指出的“自然之道”的問題是否是一個“誤區”，筆者認為仍是大可商榷的。劉綱紀先生便曾指出：“劉勰所講的‘道’是《易傳》所講的‘道’，但又引入了道家的‘自然’觀念以及漢代王充等人所特別重視的‘氣’的觀念，從而形成了具有劉勰自己的特色的‘道’論?！睂嶋H上，魏先生此文的一些觀點，筆者并不贊同，但凡為真誠之探索，皆有益于“龍學”的發展也。

在“論文敘筆”的欄目下，我們刊登了三篇各具特色的文章。首先是陶禮天教授的《中古詩論與儒家詩學——〈魏晉南北朝詩論史〉序》。該文是陶教授為梅運生先生《魏晉南北朝詩論史》一書所寫的長篇序言。序文以“導讀”的方式進行敘述，力圖客觀地評述梅先生原著，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 一是對該書《概說》內容進行了簡介，二是圍繞該書關于中古詩論史四大類型的研究內容進行評述，主要是就第一種類型的論述加以介紹，三是以舉例形式，說明該書的諸多創見。通過陶先生的評述，說明這部《魏晉南北朝詩論史》是作者的代表著作，在扎實的文獻考辨和已有的豐富研究基礎上，厘正廓清了許多存在的問題，在總體的學術大判斷上，該書實事求是，以自己的研究所得為裁斷，突出地強調中古詩學主要都“尊奉、沿用和發揚儒家詩學的風、雅體制”。這就與諸多研究論著不同，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古文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從而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顯然，陶教授的序言不是泛泛之談，而是言之有物的學術史評，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梅運生先生《魏晉南北朝詩論史》一書，而且對中古詩學的把握也不無裨益。禮天兄此序數易其稿，一絲不茍，其對業師的恭敬，其于學術的認真，令人感動。

其次是孫興義教授《關于“〈詩經〉文學闡釋”之內涵的分析》一文。孫先生指出，《詩經》的所謂“文學闡釋”，是只有在其被當作“文學作品”對待之后，才會凸現出來的。把《詩經》當作文學作品對待，向來被視為現代《詩經》學的核心問題，其實質，亦即聞一多先生所謂“用‘詩’的眼光讀《詩經》”。因此，此種闡釋路向意味著驅散籠罩在《詩經》頭頂的重重經學迷霧，而使得其“文學性”光輝散發出美的魅力?？梢赃@樣說，《詩經》的藝術問題就是建立在對其“文學性”體認的基礎之上，“文學性”成了所謂“《詩經》文學闡釋”的關鍵因素。孫先生認為，《詩》的文藝性是任何讀解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個來自于闡釋主體，另一個來自于文本客體。這兩個原因都使得《詩》的文學讀解不可避免，問題只在于這種讀解對《詩》之“文學性”強調程度的輕重不同而已。如《詩》的“比興寄托”，就其本身所具有的表達效果來看，原本是無所謂經學也無所謂文學的；其經學或文學的內涵，完全由闡釋者的立場或態度所決定——在經學家眼中，“興”即是“微言大義”的最好中介，而在文學家眼中，“興”成為“立象以盡意”而使情與景“妙合無垠”的最佳方式?？梢?，《詩》中之“興”并不必然地具有經學或文學的性質，但它一定是使得經學的《詩》向文學的《詩》轉換的一個最為關鍵的環節。轉換的徹底與否，亦可視為《詩》之經學讀解與文學讀解的一個重大區別。又如《詩經》中所傳達之性情，孫先生認為也并非必然地就帶有經學或文學的性質，那種硬要將二者截然分開，并且把對文學性情(即所謂“人性之真情”)的闡釋作為《詩經》文學闡釋的“核心”問題來看待的觀點，其實是不妥的。因此，“《詩經》所傳達之性情的經學或文學性質，全是由闡釋者所賦予的，并且在這兩種性質間很難做出明確清晰的劃分——文學性情不一定就要聲嘶力竭，經學性情也并非就不能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決定了《詩經》闡釋中絕無純粹的經學闡釋，也絕無純粹的文學闡釋?！?/p>

再次是林鋒博士《“六經皆史”與章學誠文章譜系的建構》一文。作者指出，章學誠的文章譜系包含有橫縱兩個向度的內容?？v向上，章學誠以時間為序，將古來文章斷為“六經之文—戰國之文—文集之文”三期。橫向上，他又依照文體的不同，將作為文章發展最后階段的文集之文分為“紀敘—論辨—詩賦”三體。而在劃分過程中，章學誠同時對各類文章的價值地位做了明確認定。因此他的文章譜系，不僅是一個簡潔實用的分類體系，也是一個被注入了“尊史”精神的價值序列，更是一種富于創見的文學史觀和文體觀。林先生認為：“章學誠的文學史觀與文體分類框架與‘六經皆史’說的逐步完善相始終，兩者同以校讎之學為工具，又同以對史學的推重為最終目的?？梢哉f，‘六經皆史’是章學誠建構文學史和文體譜系的基礎，而文學史及文體譜系的建構則是‘六經皆史’的現實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章學誠的文章譜系同時體現了一種別出心裁的文學發展觀和文體觀念。在中國歷史上，受‘文本于經’觀念的影響，六經在文章中的地位一貫是無可爭議的。但是，從校讎學的角度論證六經之文至尊地位的根源，進而考察后世各文類從中流衍轉變的發展軌跡，則是章學誠的個人發明。這對習于陳見的文士來說無疑是富有啟發的‘他山之石’，亦值得當今的文學研究者思考和探究?！?/p>

在“剖情析采”的欄目下，亦有三篇頗具分量的宏文。首先是“龍學”宿將涂光社先生的《劉勰在〈文心雕龍〉范疇創用上的卓越建樹》一文。涂先生指出：“體大思精的理論，必有統合有序、思考嚴密精深的范疇系列。劉勰是文學領域創用范疇概念最多的理論家，他以民族文化特征鮮明的概念組合所作的邏輯論證覆蓋文論的各個層面，并達至‘思精’之境，經受住了千百年來中外文學創造和理論批評的驗證，葆有逾越時空局限的理論價值。這正是《文心》被一些近現代學者稱許和贊嘆的緣由?！彼J為，劉勰在古代文論范疇創用上的貢獻無與倫比?！俺四切┮曰A性理論名篇的專題之外，散見全書的其他范疇概念也在不同理論層面各得其所。劉勰移植和創用的范疇系列幾乎覆蓋了古代文論的各個層面，其中不少發揮著為后來理論批評發展導向的作用。當然，那些在未作為專題論證的范疇理論意義上一般有更大的開拓、深化的空間。古代文學理論批評運用的所有范疇概念都不難在《文心》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或者淵源?！睉撜f，涂先生此論是毫不夸張的。

饒有趣味的是，上述魏伯河先生的文章強調對《文心雕龍》所原之道的認識要走出“自然之道”的誤區，而涂先生此文則有下面一段話：“《原道》說作為‘三才’之一的人，‘心生而言立’合乎‘自然之道’，以為一切有美質的事物皆有美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明詩》說：‘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體性》指出作家創作個性的外顯就是風格，‘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定勢》以‘機發矢直，澗曲湍回’和‘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譬喻，事物的運動和展示都遵循‘自然之趣’‘自然之勢’；《麗辭》認為文辭對仗的依據是‘自然成對’；《隱秀》稱隱秀之美的出于‘自然會妙’。凡此種種，都貫穿著自然論的宗旨： 高境界的美自然天成；卓越的風格、美的表現形式，出神入化的藝術創造，都合乎藝術的客觀規律。標舉‘自然之道’是對事物客觀屬性和規律的尊重，以及對真美和作家天成之靈慧和原創力的推崇，顯然得益于老莊美學思想的滋養?！笔胧鞘敕?，或當以劉勰所謂“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之理視之。就筆者而言，則以涂先生之論更近六朝思想發展以及劉勰思想的實際。

其次是臺灣龍友陳秀美教授的《從劉勰“文體通變觀”論“文心”與〈定勢〉 之關系》一文。陳教授有《〈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研究》的專著，她解釋說：“所謂‘文體通變觀’是以一種后設性的詮釋視角，提出劉勰詮釋‘文體’之‘通變’的歷史現象，及其相關問題的‘通變觀’。此一觀念、立場與主張，可提供研究者重新反思文體的‘通變性’問題。故其論證的對象是‘通變’，且限定在‘文體’的范疇上，進行探討劉勰如何以‘通變’觀念來詮釋其‘文體’之起源、演變的歷史現象，以及文體創作、批評的‘通變性’法則?！币源藶榛A，陳教授對“定勢”的研究頗有獨到之見。如謂：“劉勰之《定勢》篇的‘勢’只是做一個必要的定義，這篇文章的關鍵在‘定’字。然而‘定’不是亂‘定’的，‘定’取決于作者的‘文心’。所以‘文心’如何能在創作的過程，運用通變性法則，去‘定’其文體之‘勢’，使其形成一種創作的體勢?！边M而，她指出：“‘定勢’之‘定’，可以有兩個詞性： 一是形容詞，就是用‘定’來形容‘勢’，即是所謂‘固定’之義，用它來固定‘勢’，所以文體之‘勢’是被規范的，是確定的。二是動詞，是‘擇定’之義，這是一種主觀的擇定義，是一種選擇的結果，是個主觀性去擇定下一個文體之‘勢’?！蓖瑫r，“‘勢’應該有兩個意義： 第一，是‘理有恒存’之‘勢’，這種文體常規里的靜態之‘勢’，是具體恒存的‘常體’原則，也就是《定勢》篇中‘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的‘勢’。第二，是‘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之‘勢’，這種‘勢’是動態歷程義，它是在創作過程中經由‘文心’的擇定，才會產生的‘勢’，所以作者在創作時才必須先做‘定勢’的功夫?！庇纱?，“‘文心’是有勢可定的，但卻不能保證其所創作之文，能成為理想文體之‘勢’，因為這個動態義的‘勢’，要靠‘文心’‘洞曉情變，曲昭文體’，才能‘定’其‘勢’的?！笨梢哉f，陳教授對“定勢”的研究已臻相當精細的程度。

再次是臺灣蒲松齡及“聊齋”研究專家黃麗卿教授的《從“情禮融合”論〈聊齋志異〉人倫之美》一文。該文探討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何以藉由書寫女性，來表現其對當時“情”與“禮”的對立與融合問題的反思，發現其通篇都是在建構“人倫之美”的價值。黃教授以《青梅》《紅玉》《細柳》等三篇小說作為論述焦點，發現在這些有意識的情節書寫里，不但有著蒲松齡“情禮融合”的創作理想，更透現出其對“人倫之美”的時代性建構。她認為：“這是我們看《聊齋志異》時，最為可貴之處。文本中的這些女性面對情愛婚姻的表現，透過在蒲松齡筆下的描述，大抵都能具有‘即情顯禮’的實踐性特質，透過情與禮的辯證融合，呈顯其身為人婦、人母、人媳的各種角色，都能發乎情止乎禮地達到‘情禮融合’的人生表現，這種展現人生最高價值的表現里，更型塑出人物在其現實存在的社會實踐中，有一種不背離傳統的美德，這樣的美德不是一種空名，而是一種生命的體現，這種生命的具體實現，正是蒲松齡寫作理想下，所要展現之人格美中的‘人倫之美’的典型?！蓖瑫r指出：“有關《聊齋志異》女性生命之存在價值，雖然都有著‘情禮融合’的價值意涵，但此一意涵并非制式、固定化的，其中更隱含著‘因情適變’的精神，這一精神表現在這些女性面對現實問題、真愛危機、家庭變故以及禮教規范等問題時，她們行為通常會采取主動積極地面對，來彰顯‘因情適變’的生命意義。但她們行為的改變并非對抗傳統倫理，也未脫離家庭秩序，反而是在傳統人倫關系與社會情境的變動中，重新透過‘因情適變’與‘情禮融合’來呈現生命的價值意涵，真正展現出‘人倫之美’的可貴生命。由此創作理想的展現中，更能看出蒲松齡對‘人倫之美’的時代性建構?！惫P者覺得，黃教授的成果既是對《聊齋志異》文本的直接研究，同時其結論又與中國文論的精神密切相關，如“因情適變”與“情禮融合”之論，顯然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命題。

“知音君子”的欄目下有兩篇文章，首先是趙樹功教授的大作《兩漢以“才”論文演革歷程考論》。他指出，中國古代明確以“才”這一范疇論文濫觴于兩漢之際，其間大致體現為以下演進歷程： 其一，從人物品目實踐到才的理論梳理；其二，從綜論經籍著述到分疏才文關系；其三，詩人之能的論定與以才論文對文學核心文體詩歌的覆蓋；其四，騷人之品的測度及其露才特性與審美轉型時代的開啟。有關詩人之能、騷人之品的論定都出現在東漢之際，至此，以“才”論文可以說已經基本成熟，而以才論文的成熟，一定程度上又標志著文學自覺時代的來臨。趙先生對中國古代文才思想有精心的研究和豐富的成果，故其所論舉重若輕，對相關問題的把握精準到位、令人信服。如謂：“王充以才概言文士，開后世作家論的先河；班固等則結合細致的文本鑒察，以才較量文人品級，已經屬于成熟的作家研討，而王逸則進一步以才為觀照，深入至文本的肌理。至此，才不僅實現了對兩漢主要文體的論列，也實現了對文體、作家、作品論列的全覆蓋?！庇终f：“兩漢文人們所唏噓的屈原悲劇及創作，至班固‘露才’之論興而完成了其美學史觀照： 一個令人悲挽的烈士從此獲得文學史的定位；一場令人心碎的抗爭從此升華為發憤而作的文學精神；一種個人的創作情態從此定型為‘程才效伎’的文學史建構范式。其間最核心的關鍵詞便是才。班固將這種文學演革納入理論反思，以‘露才’批評屈原創作的同時，洞察到了屈原辭賦的‘文心’及其文學史意義，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化了才與文學關系的認知?！边M而指出：“東漢之際，王充、班固、王逸等以才論定了詩人之能、騷人之品，論定了詩、賦、頌、贊、箴、銘等兩漢核心文體創作與才的基本關系，并以高度的理論自覺能力，觀照到了屈騷創作中才的運使形態與中國文學內在轉型以及隨后文學歷程深刻的內部關聯。以上意義的揭示，標志著以才論文從此走向成熟?！?/p>

其次是鄭西偉先生《薛寶釵的“冷”與“香”——〈紅樓夢〉心賞之二》一文。該文專門品讀《紅樓夢》對薛寶釵之“冷香”的敘寫，頗有會心之解。如謂：“性格在人與環境關系中能夠體現出來，在人與人構成的場景中更能凸現。劉姥姥二進大觀園，為逗賈母開心，在王熙鳳、鴛鴦導演下，上演了一幕裝瘋賣傻的活劇，惹得賈母等一干女人開懷大笑……這段描寫傳神寫照，如影繪形般描寫了寶玉、史湘云、黛玉、迎春、探春、惜春、賈母、王夫人、薛姨媽等各色人等笑之性狀，唯獨沒寫薛寶釵。在筆者看來，這不是作者無意疏忽，而是有意留白，是不寫之寫，即借眾人的大笑凸現寶釵個人的冷傲?！闭窃谌绱思氉x的基礎上，文章對薛寶釵的“冷”有著這樣的認識：“寶釵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心中有一桿極精準的秤，用以稱量每一件與己有關的事情的利弊，然后根據最大有利、最小傷害原則作出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她總是‘冷’的，她的一切決斷都訴諸理性，決不讓情感左右自己的判斷。她也不介意姐妹、長輩怎么看，只要她認定的事，誰也勉強不得她。說到底，這不完全是性格上的原因，而是價值觀在作祟。也就是說，寶釵的‘冷’是建立在‘利己’的前提之上的?！骸撬紤]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一切人，一切事，她都放在‘利己’(保護自我不受傷害)的天平上進行衡量，然后作出取舍。用當下時髦話來說，寶釵是個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說‘精致’是因為她的所作所為，都披著合理的外衣，不著痕跡?！钡诌M一步指出，從深層次上說曹雪芹有著對寶釵的終極關懷，“作者不讓寶釵用情太深，是善意地為她構筑一道心理防護墻，以對抗或抵御命運加到她身上的一切不幸。當‘四大家族’走向沒落，當婚姻遭遇破裂，‘冷’就成為她抵御寒冷的唯一武器。曹雪芹正是用這樣的一種形式來表達‘悲金’情懷?！睉撜f，這樣的解讀是頗為“用心”的。

本期“學科縱橫”欄目下，也有兩篇頗有分量的文章，首先是朱文民先生《〈易〉學視域下的〈文心雕龍〉研究述論》一文。文章不僅挖掘出一些值得關注的重要“龍學”成果，如劉綱紀、朱清等對《文心雕龍》與《周易》關系的闡述，“像吳林伯、柯慶明、韋政通等學界巨擘，對《文心雕龍》性質的評論與定位，很值得我們參考”，而且進一步指出，用《易》學視角研究《文心雕龍》，找到了劉勰思想的本源，證明《文心雕龍》中的“道”是源于《周易》的；同時，也解開了劉勰說的“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在《文心雕龍》中的實施之謎，證明現在傳世文本中的篇序是效仿《周易》六十四卦“兩兩相偶”排列的；上下兩篇之分是效仿《周易》上下兩卷之分，《唐志》十卷之分割裂了原篇序之間的內在聯系?！段男牡颀垺贩从吵鰜淼乃季S模式是易學思維模式，而非其他。歷史上很多關于《文心雕龍》的爭論，在《易》學視域下迎刃而解。用《易》學視角研究《文心雕龍》，不僅提高了《文心雕龍》的學術地位，還可看到劉勰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文學理論家，還是齊梁時期一位少有的哲學家和易學家。朱先生認為：“近些年學者開始注意到《文心雕龍》與《周易》的關系，這是‘文心學’研究的一個很大的進步。研究《文心雕龍》，僅讀幾本文學史和支離破碎的文學評論文章是不夠的，應該從學術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去深化對《文心雕龍》的認識，才有可能找到真諦?！?/p>

其次是張然《論李曰剛〈文心雕龍斠詮〉的成就》一文。文章指出，臺灣地區學者李曰剛先生是二十世紀“龍學”史上的大家，其《文心雕龍斠詮》一書從各方面來看均可謂巨制。其規模宏大，內容豐贍，在臺灣地區頗具影響力。從其校注成就上講，博采眾人之長，補正前人之失，于唐寫本之校特細，增補了不少前人未注的出典，無論從臺灣地區還是大陸地區而言，都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較為完善的校注版本。從其理論成就上講，文原論、文類論、文術論、文衡論，四論中均有理論亮點，尤其是其“文體觀”，通過對比西方相關文學理論，從本民族理論的特質入手，指出“文類”與“文體”的差異，這不僅是《文心雕龍斠詮》一書的理論亮點，也是臺灣地區龍學研究界在此問題上的代表性言論。從其影響力上來講，尤其是在二十世紀，臺灣地區的《文心雕龍》研究，從文字的理解到理論的闡發，大都源出此書。同時，《文心雕龍斠詮》不僅僅是一部龍學著作，更是一部以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為大志的著作，其作者李曰剛不愧為整個龍學研究界華語區的優秀代表。

本期的“文場筆苑”欄目下，我們首先刊登了徐傳武教授的詩作《論歷代作家一百首》，徐老師從屈原寫到巴金，雖語不涉難，但一韻到底，不僅顯示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和文化修養，而且所評均發自肺腑，啟人神智，可以說繼承了中國古代論詩詩的優良傳統。其次是張燈先生《生命的透支——〈文心雕龍譯注疏辨〉出版感言》一文。通過該文，我們可以略窺張先生為《文心雕龍譯注疏辨》一書所付出的辛勞，如謂：“單以僅占十萬字篇幅的譯文為例，每一篇的修改潤色一律都在十二遍以上，多的則自己也難以計數了?？梢哉f，筆者就像是一名手工裁縫，《譯注疏辨》乃是一針針一線線綴縫而成的成品?！逼淝槠錉?，令人動容。張先生說：“人生一世，白駒過隙，能留下點有價值的東西，恐比渾渾噩噩活它百歲更有意義。所以，有人若要問我是如何從事學術探索的，我想歸納的第一句話就是： 生命的透支！”按說，人生苦短，本不應透支，但張先生之所以不惜于此，乃在于其“價值”所在，如先生詩作所云：“待到龍書全本出，黃昏抱病亦甘甜?！边@正是“龍學”之樹長青的根本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