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的教育精神與家國情懷
——張元龍先生訪談錄

張建安

北京史記研究會

“士”的精神與辦學的典范

張建安

：您的祖父張伯苓先生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在內的南開教育體系，以教育家著稱于世，可以說，他是一位有大志、有骨氣、胸懷天下的知識分子。嚴修先生稱得上您祖父的伯樂和最重要的支持者，他與您祖父一樣，有一種令人敬佩的精神，您能否概括介紹一下這種精神的核心內容？

張元龍

：他們共同力行的其實就是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嚴修是一位非常開明的清朝官員，是他首先提出廢除科舉的，而且他胸襟坦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物，我祖父最后對他的評價是：“嚴先生的偉大，是你們這些人不能體會的?！彼欠N偉大，是一點不為自己，我祖父受他的影響非常大。當年袁世凱被貶，滿朝文武都不理他，是嚴修送袁世凱走的，袁世凱非常感激他。但是袁世凱后來稱帝，嚴修就堅決反對。他是一個特立獨行、很有自己獨立見解的人。所以我祖父后來也是特別獨立的，不以成敗論英雄。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士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一種擔當，一種責任感。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士可殺不可辱”，“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不斷受到各種各樣外族的侵擾、占領，但是中國傳統一直能夠延續下來，就是因為中國有一個士的精神。士的精神對他們這一代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以嚴修和張伯苓為代表，他們生活在中國最危亡的時候，幾近亡國，其艱難困厄，我們現在很難想象。當年抗戰的時候，日本的空軍把重慶炸得一塌糊涂，重慶城里一片恐慌，很多官宦人家就要撤到西昌。我祖父當時在重慶辦南開中學，他把學生們召集到操場上，跟大家說：“我從天津退到重慶，已經不能再退了，我要跟大重慶共存亡，你們要走，退學可以，請假不行?！蹦蔷褪堑阶铌P鍵的時刻了。大家一看校長這樣堅定，如果你退了，以后再別想進南開，這真是對大家的一種考驗。所以中國能夠到現在依然有一大批有擔當的人，這跟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的精神是非常有關系的。士的精神，依然是我們現在要提倡的一種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士一定是不以個人利益為目的，一定是以民族家國為目的。

張建安

：您祖父為什么要皈依基督教？這與他身上的中國傳統精神有矛盾嗎？

張元龍

：我祖父有一段時間非常頹廢，非常迷惘，甚至想要自殺，覺得自己的很多理想很難在中國實現，舊中國那種陳腐、落后、愚昧的東西，束縛了自己。有段時間，他說出來什么東西，人家都認為是奇端異說，很排斥，他也很難受，甚至不想活了。天津是中國第一個開埠城市，首先上岸的是一些傳教士，他們把西方很多東西都帶來了，其中有不少先進的思想，比如說先進的科學的理念、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些東西，我祖父他們那一代人都非常感興趣。在交流的過程中，我祖父還看到一些基督徒身上閃光的東西。就是他們雖然在艱難的時候，仍能夠保持自己樂觀的積極的工作態度，他就很奇怪，然后就跟他們學習，就知道了自己應該有這樣一個信仰。他后來就說：“我不知道有沒有上帝，但我知道信這個基督是一個好事，是善事。我學基督，我不是信這個，我是學基督那種克服困難，那種為老百姓，叫作‘你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那種精神?！彼麑W的是這個，與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并不矛盾。

張建安

：民國期間，不少教會學校辦得很好，例如圣約翰大學、輔仁大學、震旦大學，這些學校都有充裕的經費支撐。您祖父辦南開時遇到了很多困難，沒想過要讓教會支持嗎？

張元龍

：我祖父是這樣的。在天津，他要組織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教會。當時天津有個倉門口，這個教會是他發起的，而且每個月都拿出自己工資的百分之十交給教會，說這個教會一定是中國人辦，中國人去組織，中國人去傳教。外國的教會對他的教育事業非常感興趣，在他最艱難的時候，幾次都說，我們教會把你的學校收了，變成教會學校吧，他堅決不干。這個學校一定是要中國人辦的，要按中國人的意思，不能在外國人的控制之下，而要保持自己教育的那種獨立性。只有保持教育的獨立性，才能夠達到自己的目標。

張建安

：所以，伯苓先生雖是基督教徒，而他更具備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他善于汲取外面的好的營養，但更注重中國自己的特色。

張伯苓

：他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中國傳統的教育，后來，在北洋水師學到很多西方的東西，在辦學中也引進了西方很多先進的文化，可是，學到一定程度后，他感覺這個東西不能完全地照單全收，而必須跟中國的傳統、中國的習俗、中國的文化結合起來。他在法國有一個講話，就講到了如何用世界的文明和中國的傳統相結合，如何把中國的傳統介紹到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所以他一方面放眼世界，積極引進外國先進的事物，但又特別注意中國的實際，就是將外國的本土化，叫作土貨化。比如說他看國外比較好的是體育，就把體育引到中國。體育里面比較重要的是運動會，他就積極支持在中國開展運動會，而且很多次都當運動會的裁判長，是華北運動會、全國運動會的裁判長。開始時，運動會用的都是外國的口令，用的是外國的裁判，幾屆之后就全用中國人，用中國的口令，把這些口令逐步地都變成中國的。這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剛開始是全盤接收，后來發現不行，比如說這個“輪回”教育，當時就是把國外的課本，甚至實驗的道具全部從美國往這兒引，老師也只會做這些事情，就是把國外的東西拿回來一抄就完了，沒跟國內的結合。有的同學就發現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引起了師生的討論、沖突，我祖父把這些事情解決以后，馬上就改，提出“土貨化”教育，實際上就是洋為中用。應該說，南開學校是個洋為中用的成功的典范。

“是長遠的公益，而不是簡單的慈善”

張建安

：您祖父成功地創辦并發展了南開中學，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得到了很多支持?？墒?，在他想要創辦南開大學時，正值國弱民乏，中國的公立大學都不好維持下去了，而他要辦私立大學，很多人都認為是異想天開。他也因此受到了很多非議，處境非常艱難，可他還是死命堅持下來。他為什么一定要堅持辦大學呢？

張元龍

：我祖父當時是南開中學的校長，到1919年之前，南開中學應該說一直還是辦得不錯的。他在辦中學的時候就有一個愿望，要跟嚴修、張彭春等人一起辦大學。為什么要辦大學呢？因為他們遍考世界，發現世界的競爭最后一定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最后就是教育的競爭，教育的競爭最核心的就是大學，所以中國一定要辦大學。

張伯苓與恩師嚴修（左）

1920年左右，中國的大學不過20多所，除了幾所國立大學外，剩下的便以教會學校為主，私立大學很少，這對中國的教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們要辦一所大學，而且要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張彭春是我祖父的弟弟，也是南開大學的發起人之一，他和我祖父一直胸懷一個目標，曾明確表示，南開大學要與哈佛、耶魯、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學爭勝。因此，他們辦大學不是只為了辦一個學校，而是視為改善民族的事業。

但是，辦大學是非常艱難的。大學跟中學不一樣，大學的專業性特別強，需要大的實驗室、教學樓，要設施，要好的教師，教師的報酬應該比中學的報酬高出很多，待遇要好，環境還要好。他跟嚴修幾次到美國，去哥倫比亞大學等學?？疾?，也去世界其他地方考察。前面有兩次嘗試，都失敗了。到了1919年，他們專門去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了將近一年，回來后就下定決心開始籌辦。大學剛建的時候，前幾筆款，關鍵是八里臺那塊地，是當時的軍閥李純捐贈的，李純捐完以后沒多久就自殺了。當時留下遺囑是要把這塊地留給學校?？墒撬募胰苏J為，這塊地不應該給學校，因此產生了糾紛。學校堅持一直打這個官司，最后終于把這塊地落實下來了。等有了土地，學校就可以開始干了。

剛開始時經濟非常緊張，甚至礦科開設不久就被迫停辦了。最艱難的時候，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在南開大學投資建一個科學樓的時候。按照洛克菲勒教育基金的條件，它給你一半資金，你也必須配一半資金。這一半資金大概幾十萬大洋，想在短期內集資，非常難。洛克菲勒基金那些在中國的辦事人員寫報告給洛克菲勒基金，認為張伯苓當時已經接近崩潰了。他的壓力太大了。很難想象他能夠完成這筆配資，但最后終于配出來了。因為南開一直依靠社會各界的捐贈，捐什么的都有，有捐銀元的，有捐墨西哥銀洋的，還有捐債券的，捐煤的，其中有一個債券正好到期，兌換了七八十萬，一下子把這錢就湊齊了。湊齊以后，洛克菲勒的資金也就投進來了，南開三個大樓就起來了；一個是洛克菲勒科學館，一個是思源堂，一個是圖書館。思源堂是袁世凱的嬸母捐助的，她覺得家里頭的錢應該捐到教育上，所以捐了一個思源堂。另外就是盧木齋捐了一個圖書館，張伯苓特地到當時的國民政府去申請對他的獎勵，就是要表明：每一個人為學校做的貢獻，學校都不忘記。當過大總統的徐世昌下野后，對南開的幫助也很大。他在天津賦閑的時候，南開每年都把他請過來，到學校里看一看，轉一轉。我祖父是特別鼓勵這些人的，學校也是這樣艱難地起來，一直挺過來。他們一直堅定地認為大學對于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張建安

：您剛才也提到，他其實是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這些支持是各方面的，有地位顯耀的人，有些則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捐的物品也是各種各樣。只要這些人捐了，您祖父都會對人家有一種誠懇的態度。這當然是他能夠得到很多捐助的一個原因。只不過，我仍是好奇，當時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很多人的生活都成問題，您祖父怎么就能夠得到那么多的捐助，而且從他辦中學以來，就一直得到大家的支持，他又一直募捐。他究竟募捐到了多少資金物品？有沒有個大概的統計？為什么人家會心甘情愿地捐給他？也請您結合當下，談一下公益方面的事情。

張元龍

：南開剛開始是從私塾里面走出來的，一路靠的主要是社會的捐贈，除了那些大的捐贈，社會上稍微有一些經濟能力的人也在捐贈。從《張伯苓全集》里頭，我們好好地統計了一下，大概一共獲得捐款五百多筆，這種捐款，什么都有，甚至包括湯圓數千枚。所有的捐贈者都不是股東，他們雖然是董事，但是他們絕對不會分一分錢。這就是一個公益的組織。1944年，當時要弄一個伯苓47獎學金，這個獎學金在將近半年的時間，竟然集到了六百萬大洋，這在當時，全國都是少見的。我祖父在紀念會上就講，咱們能夠獲得這么多的錢，如果說只是為了我張伯苓自己做壽的話，我想那捐的肯定就有限了。為什么能捐這么多錢？就因為我們南開是為了一個公，我們全都是為了大家，不是為了個人。要為個人，絕對不會有這種成績。所以他能夠獲得社會的支持?？偨Y起來，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支持，一個是與辦學的質量有關，一個與他的辦學目的和聲譽有密切關系，尤其是在1937年天津的南開被炸后，我祖父馬上又在重慶辦了南開中學，成為中國抗擊日本非常重要的一個代表實踐。他的愛國精神被中國人民，包括全世界都認可，而所有的這些投資者、經營者，自己都不獲得一毫私利，所以更能獲得大家的支持和認可。

應該這么說，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南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應該說是最成功的一個公益項目。它是做得長遠的公益，而不是說簡單的慈善。公益的意義就是戰略的、長遠的、有影響力的，包括教育、醫療、科技、文化……回過頭來，以現在公益的眼光來看，南開的這種形式依然是極有借鑒意義的，而且是很先進的。我們現在推崇著一個新的公益形式，叫作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就是所有的投資者不以營利為目的，以社會的價值為自己的目標。而實際上，“私立非私有”，是最能代表社會企業的核心內容。

張建安

：“私立非私有”，是伯苓先生提出來的嗎？

張元龍

：對。還有南開的校訓“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一直到現在，南開不管是大學、中學、小學、女中，全都用這個校訓，這個校訓的歷史穿透力說明它確實是我們社會應該引導的最重要的一種價值觀。這個“公”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對公和私，我覺得南開確實是做了很多的探索。最早成立南開是在晚清。中國人一片散沙，非常不團結，愚弱貧散私。他們希望治好中國人的病，就提倡“公”?！肮钡哪莻€精神，在當時是非常有號召力的。為什么南開的學生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不一樣，就是他們有一種責任感、歷史感，就是要為社會做貢獻，那么我從學校出來以后就跟你一些純粹為自己奮斗的人不一樣。南開的特點就是在這兒。即便是現在，我覺得重新認識“公”和“私”的關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南開“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的校訓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其他學校的校訓都很好，但是能夠像南開這樣有家國情懷，這樣有歷史穿透力的校訓確實不多。

天津市南開中學校園內石刻張伯苓題寫的校訓

張伯苓的家國情懷

張建安

：提到家國情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伯苓先生的愛國情懷。尤其是他為中國抗戰所作的巨大貢獻以及他為抗戰所承受的巨大犧牲。

張元龍

：我祖父對中日之間必有一戰，實際上是早有準備的。大概20世紀20年代，他第一次去東北就已經感覺到東北的形勢有問題，回來之后，他就講了一句話：“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比缓罅⒖探M織學生、組織老師，對東北進行考察。一位叫傅恩齡的老師，日語特別好，到東北考察后，準備了大量材料，出了兩本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我祖父馬上把這兩本書拿過來作為中學各個年級的課本。這兩本書里面就講了東北的歷史、地理，包括當時的那些政治環境，書的最后結論是，如果哪一天在東北，它的幾個政治勢力如果失衡的話，肯定會爆發世界大戰。也就是說，1931年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對東北的形勢有所估計。從那以后，日本就注意上了南開。日本駐華的領事館里頭，有一個科就是專門研究南開的科。還有人專門跟蹤張伯苓，走到哪，就看他的行蹤。所以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有個日本軍官講：“我們要去炸南開，我們已經等了20年了?！痹谀嵌螘r間，實際上日本軍國主義者一直對南開非常仇恨。應該說，南開第一個發現了日本侵華的野心，第一個揭露了它的野心，那兩本書就是證據。在那個時候，我祖父就感覺到形勢不好，肯定會有一戰，所以在1936年的時候，他們就在重慶建了重慶南開中學，最初叫南渝中學。就是萬一要有不好，就往重慶撤。1937年“盧溝橋事變”不久，天津南開就被炸了。實際上包括國民政府也有預測，當時故宮就已經全把東西運走了，好多的工廠搬遷了，大家已經做了一些準備，南開也做了準備。但大家還是沒想到，日本人會對一個教育機構進行毀滅性的轟炸。大家預想過，日本人可能會占領南開，可能要抓我祖父，但是沒想到他們進行毀壞性的轟炸，所以得到消息后都非常悲憤。我祖父因此在家里躺了幾天，但是幾天后他就出來發表演說，稱：“敵人能毀我們的物質，但是不能毀我們的精神！”他的公開演講，對中國人民是一個比較大的振奮，國內外的人士，都來支持他。

張建安

：去年有部電影《不問西東》，里面由王力宏扮演的角色起初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后來當了抗日的飛行員，結果為國捐軀，非常感人。影片中的情形跟您祖父的四子、您的四叔張錫祜很相似。您四叔也是由大學生而當了抗日的飛行員，結果也是為國捐軀了，所以我就想，王力宏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以您四叔為原型的？還有，當時您祖父已是61歲，他為什么愿意讓自己的愛子去前線？他是如何得到兒子犧牲的消息的？遇到這樣的災難又是如何承受的？

張元龍

：影片中飛行員的原型不是我四叔，是一位南開學生。當時的空軍飛行員中，很多都是南開學生，而我四叔是從當時的中央航校畢業的。1937年8月2日，四叔奉命前往前線時，曾給我祖父寫過一封信，其中寫道：“兒昨整理行裝，發現二物足以告稟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間大人于四川致兒之手諭，其中有引孝經句：‘陣中無勇非孝也！’兒雖不敏不能奉雙親以終老，然亦不敢為我中華之罪人！遺臭萬年有辱我張氏之門庭！此次出發非比往常內戰！生死早置之度外！望大人勿以兒之膽量為念！”從信中可以看出，我祖父曾以“陣中無勇非孝也”這樣的話來鼓勵即將上前線的兒子。只是祖父沒料到噩耗那么快就來臨了。沒過幾天，也就是8月14日，我四叔便為國捐軀了。蔣介石給我祖父發了個電報：“你四子陣亡?！蔽易娓缚赐曛笠恢睕]說話，臉憋得通紅，正好我父親在旁邊，他就對我父親說：“我早已把此子許國，這是求仁得仁?！睂嶋H上，那個時候所有的事情，全都做好了準備。南開一定會為國捐獻出來，孩子送上前線也是早晚可能要出事的。只是，盡管做了很多的準備，等這事情真正來了之后，對他自己的打擊還是非常大，非常沉重的。

張伯苓

張建安

：蔣介石對您祖父很敬重，也曾想勸他一起去臺灣，但您祖父最終拒絕了蔣介石，留在了大陸。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叫“飛飛”的人寫了一封信，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帮w飛”顯然是化名，您祖父怎么知道“飛飛”就是周恩來？

張元龍

：快解放的時候，蔣介石有一個計劃，就是把重要的知識分子帶走。胡適、傅斯年這些人都走了。然后蔣介石到了重慶，動員我祖父走。他一共來了三次。在這之前，周總理也一直想動員我祖父，不讓他走。而他自己實際上也不想走，因為自己的事業在這邊。周總理是我祖父的學生，關系非常密切。他就通過一個名叫王恩東的銀行家，從香港轉送了一封信，信里就講“飛飛讓校長不要走”。飛飛是周總理當年在南開中學的筆名，我祖父當然知道。在抗戰時期，我祖父就有一種基本態度，就是最膩煩談國內的斗爭，他希望國共不要打。后來他擔任考試院院長時，也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所以很快就辭職不干了。他說他離不開南開。

張建安

：他之所以擔任國民政府的考試院院長，其實還是想對中國的教育有所作為。

張元龍

：是的。

張建安

：但這件事對他后來很不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他就因擔任過考試院院長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也因此不能參與南開的事務。

張伯苓全家福，攝于重慶南開中學的住所前

張元龍

：之前，有一位叫馬平的學生曾寫過一篇文章，說：“校長走錯了一步?！?就是說他不應該當考試院長。有一次我祖父到南京去，下了飛機，好多人去迎接，馬平也去了。我祖父就跟大伙說：“這個就是寫信批評我的學生，有這樣的學生我很驕傲。會批評校長了?！?p>張建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是否給您祖父安排工作？給過什么待遇？

張元龍

：當時沒有人大，只有政協，全國政協打算給他安排一個職務。家里人一聽挺高興，有工資了。他就送客出門，一出門，當時正是冬天，天津天氣干冷，受風了，第二次中風，這一下身體就不行了。一直到“文革”之后，給我祖父的待遇還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待遇。

張建安

：事實上，您祖父晚年時，雖受到一些非議，但還是留下一份重要的遺囑，表明自己非常擁護新中國，稱：“今日之人民政府為中國前所未有之廉潔良好政府，其發展生產、友好蘇聯之政策，實為高瞻遠矚，英明正確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學，尤宜竭盡所能，合群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無限光明遠景，余將含笑待之。友好同學，務共努力?！?p>張元龍

：他一生都有濃厚的家國情懷，雖然他個人受到一些委屈，但看到新政府廉潔高效、新中國日新月異時，他便由衷地高興。在他內心深處，家國當然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