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晉商票號敗亡的財政性原因

王麗玨

（山西工商學院金融學院，山西太原 030006）

晉商票號是明清時期聞名遐邇的地域性商幫，發跡于宋代，興盛于明清，世界經濟史學界把晉商與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論，飲譽歐亞，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清代的票號更是將晉商推向中國商業史上最為輝煌的頂峰。但雄霸商界500年的晉商卻在清末民初迅速地衰敗了，其成功的經驗學界已有許多共識：誠信經營、仁義為先、股份制、嚴格管理等等，為后世商界所學習借鑒。而對于晉商票號敗亡的原因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認為除清末時局動蕩、外強入侵、觀念陳舊等因素外，來自清政府的財政性侵奪也是加速晉商票號敗亡的重要原因。

1 苛捐雜稅不堪重負

眾所周知，中國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是重農抑商的，因此，晉商票號很長時間是在封建專制的夾縫里求生存的。早在明末，苛捐雜稅便使晉商自明初“開中法”以來崛起的富商大賈紛紛破產，自礦稅始，“課及薪米，殃及雞犬”，對晉商無疑是一大浩劫。鴉片戰爭之后，清廷戰敗，賠款累累，農民起義風起云涌，為挽救其封建統治，清政府遂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和屠殺，從而在財政上出現了龐大的軍費開支。為滿足巨大的財政開支，清政府便以加稅來應對軍費、賠款及“新政”之費。所加之稅除田賦、鹽稅之外，還有專門針對商家的“鋪稅”，“竊謂鋪稅一項，似較為捐輸尤覺易舉。蓋捐輸非大有力者不能，而鋪稅雖中下之戶可勉。捐輸為日無幾，而鋪稅按月可收”①，顯然，這是對商家的又一次盤剝。

由于鋪稅開征引起商家的普遍反對，咸豐三年，取而代之開啟厘金制度，這是一種值百抽一的商業稅，目的是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籌集軍費。開征之初，稅率為1%，可之后卻不斷提高。本來，厘金只是官府除商稅、關稅之外為“權宜之計”向商家加征的，曾明令裁撤。但實行之后不僅沒有停征，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的稅率也由最初的1%逐步提高至10%到20%，不但稅率高，而且征收范圍幾乎無所不包，“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課征之列”，凡是老百姓生活中常用的煙、酒、煤、糧、藥、鹽、皮都是厘金項目。山西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設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9萬兩上升到22萬兩，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處，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增至31萬兩。山西的厘金征收比過去增加了三倍還多，致使商家“畏厘卡甚于盜賊”②。

2 攤派捐輸，強取豪奪

所謂捐輸，本來應該是根據商人財力大小自愿捐獻，但實際上卻成為政府攤派、巧取豪奪的一種手段。早在“康乾盛世”時每一次朝廷內外用兵、皇帝出巡，都要商人掏銀子，美其名曰捐輸，實則假捐獻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在鴉片戰爭之前，晉商就被多次勒索，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次年乾隆皇帝巡幸五臺山，河東商眾捐輸銀3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1773）太原等府州為金川用兵捐輸銀 110萬兩；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駕臨五臺山，河東商眾捐輸銀20萬兩；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再次捐輸銀50萬兩以支持后藏用兵；嘉慶年間曾賞收“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100萬兩?！肚迦首趯嶄洝肪?1載：“嘉慶時“晉商攤捐款項繁多……統計每年攤捐銀八萬二千多兩”。

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清廷的軍費開支愈加龐大，捐輸勒索也更加常態化。為方便向晉商攤派，咸豐三年十月，御史章嗣衡將自己所知的山西商人悉數列出，呈報皇帝。據此，至咸豐三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獻的銀兩超過270萬兩，將近占了全國商民捐款的一半③。同治三年又因新疆用兵，籌餉艱，解運難，山西商人在迪化州城的資財已經耗盡，但清政府仍不放過，以山西商人在伊犁、喀什噶爾、古城等處皆設鋪戶為由，又令山西商賈將上述地方商資兌充軍餉。清人徐繼畬說：“晉省前后捐輸已至五六次，數愈千萬”④。清廷幾乎將晉商票號視為其取之不盡的提款機，每當朝廷入不敷出，便會要求晉商捐輸。不難看出，晉商捐輸之頻，數額之大，已成為山西商民的沉重負擔。

當然，晉商票號在清政府近乎勒索性的捐輸中也并非一無所獲，按照清廷的規定，他們可以根據捐輸銀兩的多少，換得大小不等的官職。如“程清泮，日升昌局商人，山西平遙縣俊秀報效七百五十兩，核與常例報捐監生加捐布政司問銜并請封典其祖父母銀數相符，擬請嘗給監生并布政司理問銜，準其冊封”；“祁縣國子監典籍職銜喬致廣捐銀四千二百兩，擬請議敘員外郎職銜并加一級”；“平遙縣李箴視由知府職銜捐銀四千兩擬議敘知府職銜”⑤。不過清廷所授官銜皆為有名無實的空銜，并無實權，而晉商票號所付出的卻是大筆大筆的真金白銀。就這樣在清廷一次次敲骨吸髓的壓榨中晉商不斷被瘦身、弱化。

3 清政府向晉商票號屢屢借款

甲午戰爭以后，清政府的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庚子賠款的發生進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財政危機。晉商票號在此國難之際也飽受戰亂之苦。庚子事變時在北京開當鋪的晉商，原在北京有200余家當鋪，每家資本七八萬兩，少則也有三四萬兩。但在庚子八國聯軍侵略戰爭中，90%以上被搶劫一空。而清政府不僅沒有把晉商當成國家的經濟命脈來扶持，反而當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一塊肥肉，尤其是到了清末國庫空虛、財源枯竭之時，更是將目光盯在了晉商身上。1894年8月9日，戶部上奏《酌擬息借商款章程折》，戶部奏稱“因思中華之大，富商巨賈豈無急公好義之人，若以借洋款之法，施諸中國商人，但使誠信允孚，自亦樂于從事”，于是提出“息借商款”的建議。戶部提出，借款利息7%，發給印票，每張印票金額100兩，由戶部遴選委派廉干司員親自辦理，不許胥吏經手?！贝舜谓杩畹靡詫嵭?，籌集資金大概1100萬兩⑥。1898年清政府又發行了“昭信股票”用以償還甲午戰爭賠款，其實是以政府為名義發行的債券，表面上看“昭信股票”章程比“息借商款”要完善，不但規定了債券面額、償還方式、借款用途、籌款數額、借款期限和利息、公債發行機構，還規定禁止強行攤派，允許流通等。雖然“昭信股票”的上諭有“不準稍有勒索”，章程有“倘各州縣印委及經手勸集之人有借端擾累勒掯，準人告發?；騽e經訪聞的確，即分別治罪”，但在實行執行中商人只能任其宰割。最終昭信股票籌集的資金數目大約有1000萬兩之多。強行攤派，敲詐勒索，借機謀取私變得司空見慣，而晉商票號則是清政府強索的主要對象。據《山西票號史》記載：“京師友人來函云：都中統計匯票莊共四十八家，目下聞該商號等業經共同集議，每家認購一萬兩，綜計認領四十八萬”。

除了這些大筆的借款之外，清政府還利用票號匯兌官銀屢屢要求票號墊借銀兩?！巴问攴菥A案內，原撥浙海關洋稅銀二十萬兩，又添撥銀十五為萬兩，現已解過銀二十萬兩，尚欠解銀十五萬兩。茲據護理浙海關寧紹臺道顧文彬詳稱：洋稅征存銀兩為數無多，委實不敷批解，但款關要需，自應于無可籌撥之中極力設法，暫飭號商措墊銀十萬兩，解充京餉以供支放?！惫饩w六年正月，浙江巡撫譚鐘麟上奏稱“計不敷銀二十一萬四千兩，均由號商輾轉設法借墊……若再飭令號商籌湊，而前墊未還，委實力有不逮?！雹咧T如此類的墊款不勝枚舉，常常是借新還舊，甚至拖欠不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晉商票號不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如日升昌票號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的分號被搶劫的白銀達五十萬兩之多。天下易幟后，清政府所欠晉商票號的巨額銀兩根本無人承擔，由此晉商所經營的票號遭遇滅頂之災。1914年“天下第一票號”日升昌宣布破產，隨之晉商票號猶如多米諾骨牌紛紛破產倒閉，在中國金融史上叱咤風云近百年的晉商票號從此銷聲匿跡，退出歷史舞臺。

由此可見，晉商票號的敗亡與清政府的財政性劫掠有直接的關系，從兩次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和庚子賠款、日俄戰爭，每一次應對戰費賠款都會讓晉商票號大出血，傾其所有難填清政府財政虧空的無底深洞，所以晉商票號的敗亡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宿命。

注釋：

①見《惠新王綿渝等為尊旨復議籌餉的奏議》咸豐三年八月十八日

②見《申報》光緒六年二月初一

③見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④見徐繼畬《松龕全集》文集卷三《復陽曲三紳士書》

⑤見黃鑒暉《山西票號史》2002年增訂本54頁

⑥見黃鑒暉《山西票號史》2002年增訂本56頁

⑦見黃鑒暉《山西票號史》2002年增訂本1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