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明太祖的史學作為比較

(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云南昆明650500)

作為中國古代杰出的帝王，李世民、朱元璋都勵精圖治、功績斐然。他們在新政權的建立和經營上都格外重視史學，這體現在他們深刻的史學作為上。但他們的史學作為差異甚大，這又深刻地影響了當朝乃至后世的史學。

一、修史制度的確立與變更

(一)唐太宗“移史館于禁中”，確立修史制度

中國古代史館起源較早，其雛形可以追溯至漢代的蘭臺、東觀。但嚴格來說，此二者僅作為皇家的藏書之所，不是明確的修史點，為了方便使用圖書，東觀和蘭臺才成為著述之所。因此，集中在這里修史的人，并無正式名義，通稱為著作。

北魏、北齊時設置的修史局則可視為“史館”的前身。北魏建國不久，以他官兼領史職。公元531年以后，設立修史局。到北齊之時將其改為史館。史館之名由此出現。自后漢到唐前期，雖有史館與史職，但多隸屬于中書省或秘書省，并沒有形成有職守、有組織的修史機構。到了唐太宗時期這種情況才逐漸發生改變。

貞觀年間，在唐太宗的主導下對唐初的史館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第一，唐太宗下令“移館于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盵1](P215)自此，相對獨立的修史機構產生，修史工作也責成專人即宰相監管。這些措施結束了中國歷史上長期“雖有史館史職，卻多隸屬中書省或秘書省”的狀況。瞿林東先生稱贊此舉在“中國史學上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盵2](P7)第二，確立“諸司應送史館事例”的制度，為修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該制度規定相應的機構負責征集相應的資料，如祥瑞、蕃國朝貢、法令更改、天災地震、起居注等事宜分別責成禮部、鴻臚、刑部、戶部和州縣、起居郎等部門或官員報送。[3]所有資料，限一個月之內送到史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史料穩定、充足、可靠。第三，提高對史官的要求。表現在史館取士上，不僅要求史官要有政治頭腦，還要具備優秀的史學和文學功底。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令狐德棻等都是當時的代表。同時，此時期史官的待遇也變得更好了，一方面是工作環境優美。唐代的劉知幾就曾指出“到唐朝建國，就另外移置史館于皇宮中，史官可以進出宮門。史館與門下省為鄰，與中書省靠近。史館建筑富麗堂皇，史官飲食豐富精致，能夠在史館中任職，實在是當時榮耀的事?！盵4](P525)另一方面是物質待遇優厚。太宗時期，當有人把修成的史書上報朝廷時，往往會得到相應的獎賞。如貞觀年間，“五代史”修成?？傌撠熑宋横绫皇谟韫獾摯蠓?，進封鄭國公獲賞“物二千段”。李百藥因修《齊史》而加封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惫?43年，房玄齡“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盵1](P217-219)

可見，在唐太宗強有力的主導下唐代的修史制度與前代相比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方面，對于當朝史學而言，高祖時期未能完成的修前代史的工作在唐太宗一朝得以圓滿完成。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名為私人修纂，但也是在史館的“協助”下完成的，因此也等于官史。如此，在唐太宗一朝，僅正史就有八部，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上前所未有的盛況。另一方面，對唐太宗一朝之后的史書編撰、史學發展影響深遠。馬雅琴在《論唐太宗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貢獻》中對唐太宗以后，由史館編撰的史籍進行了初步的統計，發現有14部正史、7部別史、7部典志體史籍、5部地志類史籍、5部類書類典籍都是在史館之內完成的。[5](P27)如此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史籍，充分證明了唐太宗主導下確立起來的史館制度對史書編撰、史學發展影響之深遠。

(二)明太祖變更史館，停罷起居注

明太祖統治時期的官方史學被稱為：“走向衰落的傳統史學”，這與此時期朱元璋的史學作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

第一，朱元璋多次調整史館，致史館獨立性弱化。1363年，朱元璋將負責文學顧問、藝術供奉和草擬詔書的機構與著述和修史的機構合二為一建立翰林國史院，并設有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直學士、修撰、典簿、編修等。洪武元年(1368)改稱翰林院，下設國史院，作為明初的修史機構。洪武十四年(1382)，朱元璋又 “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為屬官?！笔佛^制度變動頻繁，史館處境極不穩定，史館獨立性、自主性受到了制約。內閣設立后，史館除了隸屬翰林院，“還受制于內閣”，史館修史的獨立性、自主性受政治影響更嚴重。

第二，朱元璋對“起居注設罷不?！?，影響起居注的開展。起居注作為古代帝王日常生活的重要記錄，是古代官方修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文獻記載，早在吳王時期(1364年)朱元璋就設置了起居注?！笆プ娉踅▏?，爰重史事，設起居注。甲辰三年(1364)十月，以宋濂、魏觀為起居注，日侍左右，紀言動?！盵6](P187)但明初卻因朱元璋的政治需要而出現時設時罷的情況。1364年初設起居注，洪武九年(1376)第一次廢罷，洪武十四年(1381)復設，洪武十八年(1385)第二次廢罷?！睹魇贰份d：“起居注，甲辰年(1364)置?！薄熬拍?，定起居注二人，后革。十四年復置，秩從七品，尋罷?！盵7](P1799)學者錢茂偉根據吳樸《龍飛紀略》的記載考證出第二次“尋罷”時間為洪武十八年(1381)。[8](P72)有學者更是指出洪武時期還有第三次廢罷，廖道南認為“二十四年，詹同尤為起居注。其后竟廢，令本院史官兼之?！盵8]是為朱元璋第三次廢罷起居注。

朱元璋之所以廢罷起居注，與其政治需要密切相關。錢茂偉就曾指出朱元璋停罷起居注的原因是“起居注制度‘記人言動起居之事’，和朱元璋的專制個性是絕對不相容的?！薄爸煸翱赡芘率饭儆浵滤膼盒??！盵8](P72)高長宇指出：“一方面隨著朱元璋皇權的日益鞏固與強化，其希望維護自己的絕對威嚴及獨尊地位，所以開始對起居注以及日歷等猶如臣子監督皇帝言行一般的史制，產生了不滿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其深謀遠慮的隱藏之策，仔細思量，確正是為下一步展開絞殺‘亂臣’的計劃所作的鋪墊?！盵9](P14)學者們認識不一，但都指出了問題的根本，即朱元璋對起居注的廢罷與政治需求緊密相關，這也是朱元璋對史學加強控制的表現。

第三，朱元璋加強對修史班子的控制。一方面，明初修史雖有總裁，多是兼職，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對修史工作進行政治監督，而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朱元璋。不僅《元史》中不作“論贊”是朱元璋“御斷”所致，包括“編纂人員的挑選，指導思想和編輯體例的確定，文字風格的要求，資料的利用，以至刪改定稿，無不聽命于朱元璋”，[10]這又大大削弱了史學的獨立性。另一方面，明初修史班子大多是臨時搭配，修完即解散，不利于修史工作長期穩定進行。商明慧就曾指出：“由于‘史局’是屬臨時機構，史局成員都是既無品帙，又無翰林殊榮的文人，所以一旦修史事畢，史局便難以維持?！盵11]

可見，明太祖影響下的明初史館、修史制度是過分受官方控制和影響，已成了統治者控制史學的手段和工具。

綜上，唐太宗時期的史館、史學雖處于皇權統治之下，但史館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修史制度對史學的促進作用很明顯，史學發展繁盛。而明太祖時期官方對修史的控制加強，史館變動頻繁，史館的獨立地位幾乎已完全喪失，官方史學弱化，史學發展呈“衰落”趨勢。

二、史“為在身之龜鏡”與“史紀成敗示勸懲”

(一)唐太宗“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

唐太宗主導下的官方史書編纂，以史為鑒，表現突出。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唐太宗十分高興道：“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怠將泯滅。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盵12]“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睙o疑是唐太宗“以史為鑒”思想的真誠表達。

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頒《修晉書詔》，詔曰：“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箭斘挠隰溯d，辨鳥冊于軒年；不出巖廊，神交千祀之外?！薄按笠釉?。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后，伯陽載筆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誦，而闡《丘》《墳》?！薄拔┲芗八?，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兇，備百王之令典?！盵1](P225)強調了史書具有認識歷史的重要功能以及通過史書認識歷史的重要性、高效性及便利性，這是唐太宗史學自覺的一個重要表現。

正是唐太宗這種深刻的史學自覺意識，直接促成了“五代史”、《晉書》《五代史志》等的修成，推動了史學的發展。瞿先生稱“五代史記述了梁、陳相繼，齊周并立，以及隋朝統一南北、由興而亡的歷史，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價值?！盵13](P260)李培棟指出：“《晉書》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寫出了兩晉歷史的全貌，彌補了以往諸家修晉史的缺憾。在內容上也很充實，是一部完整的晉朝史，《晉書》的成就還突出表現在他對民族關系在歷史撰述上的重視和認真處理。它繼承了《東觀漢紀》所用的‘載記’體例，創造性地以其記十六國君臣事跡、國之興廢，并著眼于僭偽，不再渲染華夷?！盵14](P278)謝貴安認為：“《晉書》具有許多特點。第一，內容上‘甚為詳洽’；第二，體例比較完備并有所創新；第三，據史直書，少隱諱；第四，敘事簡明扼要?！盵15](P169-170)

(二)明太祖欲“史紀成敗示勸懲”，“蓋棺定論”

朱元璋主導的明初史學的編撰，政治意味濃厚，對史學經世的追求比較單一和狹隘。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元史》的編撰。朱元璋深諳史學的現實意義，早在在洪武二年二月就下詔修元史?！短鎸嶄洝酚涊d：“近克元都，得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盵16](P107)一是總結元朝覆滅的原因——統治階層腐敗。二是指出修《元史》“紀成敗，示勸懲”。三是提出修《元史》要“直書”。表面上看是一般的修史計劃，事實上，朱元璋是有很多政治上的考慮的。詔修《元史》時，明朝一統大業未竟。元朝勢力未滅，四川的夏政權、紅巾軍等勢力尚存。結合《元史》的內容、修撰的背景，朱元璋之所以急于修《元史》，一是在史學上宣布元朝氣數已盡，為其“蓋棺定論”。二是借修史掌握話語權，同時拉攏知識分子以鞏固政權。三是“借助修史與龍鳳政權劃清界限，樹立自己的合法形象?！盵8](P65)

第二，大量訓誡類史書的編纂。為了教化人們，朱元璋主導官方修了許多訓誡類的書籍，據學者初步統計該類史書不少于22部，[9](P31)《祖訓錄》《資世通訓》《昭示奸黨錄》等都是典型代表。訓誡的對象極為廣泛，有太子、駙馬、功臣、妃子、公主、藩王、外戚、官吏、庶民、僧道、工商等。

明太祖統治時期的史書修撰，多為后世學者所批判。如錢大昕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卞X茂偉認為：“從編撰學角度看，《元史》確實是一部十分失敗的史著?！毕蜓嗄现赋觯骸?朱元璋對訓誡類著作的重視)極大地遏制了真正史學學術，尤其是史學思想的健康發展，乃至使史學過度政治化、庸俗化?！盵17]錢茂偉又說：“(這些書)達到了致用目的。但從史學發展來說，副作用卻相當大，因為它倡導了一股摘編風?！薄胺珠T別類地將歷代君臣事跡編出來，有意識地供臣下、宗室效仿，甚至封鎖《實錄》，只準《寶訓》傳之于世。這是一種‘殺雞取卵’式的短期行為。它對史學的發展來說，是有百害無一利?！盵8](P52)楊艷秋強調(這些書籍)對于史學，尤其是對官方史學產生了消極影響。沒有史學價值，只有政治作用的大量抄編、摘錄類型的借鑒史書的編寫，使得這一時期史學成為政治的附庸，陷入了僵化、凝滯的狀態。與此同時，由于政府的倡導，著書與盜竊抄襲無異，導致了明前期史學的蒼白與乏味。[18](P37-38)

三、唐太宗與明太祖史學作為的得與失

唐太宗、明太祖都是中國古代杰出的帝王，前者開創了“貞觀之治”，后者開創了“洪武之治”。他們對史學的重視程度也是中國古代帝王中少有的。受各種因素影響，他們的史學作為都存在得失兩方面。從史學的發展狀況來看，唐太宗史學作為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表現在：第一，主導設立史館，并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史館制度。這不僅是唐代史學發展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第二，追求“直書”精神，為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史學遺產。作為一國之君，能較為徹底地堅持“直書”的精神，給包括統治者在內的后來人樹立了一個追求“直書”的示范，非?？少F。第三，積極推動史學經世致用功能的發揮，包括深化史學在人們認識歷史、在國家治理、在文化教育、個人得失鑒戒等方面的作用，并積極促進史學經世功能與時俱進。第四，唐太宗積極支持史書編撰，除八部正史以外，唐太宗也經常要求大臣們撰寫史書，如虞世南奉旨撰《帝王略論》、魏征受命成《諸王善惡錄》、魏徵及虞世南等奉旨撰《群書治要》。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也是在唐太宗的要求之下寫的。唐太宗甚至還“親自撰寫了《晉書》中《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后四論?！盵5](P28)唐太宗“把對以往的歷史經驗的理解和對現實政治經驗的總結結合起來著成一部‘帝王論’即《帝范》，留給后人學習、參考?！宾牧謻|先生稱此書是“唐太宗史學自覺的高峰?！盵2](P11)消極的方面則如貞觀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再次堅欲閱覽起居注，房玄齡等刪略成另本進之?！边@一行為開啟了君主查看起居注的不良風氣，對起居注形成了不小的干擾，往后的朝代中就有人模仿這種做法。此外，唐太宗主導的官修史書中也存在“曲筆”情況，《高祖實錄》較典型。受唐太宗的影響，對李淵、李建成等人的形象塑造、歷史功績等都出現了一些不實記載。這影響了部分史學的質量，也導致太宗對“直書”的追求有些掉色。

總的看來，唐太宗的史學作為是更有溫度的、更有敬意的，既做到了史學“經世”與“求真”的統一，也做到了“史學致用”與史學相對獨立發展的和諧。

明太祖的史學作為從整體上看積極方面處其次，消極影響更為突出。積極方面有如：第一，促進史學的大眾化、普及化。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中對明代的史學特點作了高度概括：明代史學走向社會深層[13](P594)。這個特點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史學的大眾化和普及化進一步得到了發展，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則是訓誡類書籍大規模出現。這些書出版之后會被送過各個群體，供他們預覽和學習。第二，朱元璋對明朝正統性作了較合理的解釋，促進了正統論的發展。[19](P24-26)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武湯革命”已經成為眾多新生王朝解釋政權合法性的“說辭”。但漢景帝時，黃生與轅固生關于“湯武革命”的爭論對武湯取得天下的合法性產生了不同的聲音。北宋之時“蘇軾提出‘武王非圣人’的看法，又一次質疑‘武湯革命’的正義性和合法性?！边@表明“改朝換代之際儒家天命歷史觀所面臨的尷尬與困境?！绷硪环矫?，作為元朝子民的朱元璋，“背叛”當朝，加入到起義大軍中，并最終取代元朝而建立新的統一政權，這在儒家學說看來是“取之不義”之舉。如若還以“武湯革命論”來解釋明政權產生的正義性與合法性顯然是行不通。

為了較好地解釋明朝的合法性和正義性，朱元璋提出了一套系統的看法。第一是承認元朝的正統性。他說元朝以北狄身份進入中國，普天之下“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同時，朱元璋也極力宣傳元朝氣數已盡，說自己起兵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并極力為自己的起兵作開脫，說自己起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為了自我保護。第二是將矛頭指向紅巾軍，斥責其為叛逆。1370年，朱元璋頒布《平定沙漠詔》，詔曰：“朕本農家，樂生于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綱紀大敗，由是豪杰并起?！薄叭怀珌y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霸，觀其所行，不合于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盵18](P25)在詔書中，他將自己的曾與紅巾軍為伍的“污點”撇得很干凈。第三是提出“天不與首亂者”的觀點”。將“群雄”看作是首亂者，當作是舊王朝與新王朝的過渡階段，說他們是大逆不道，上天是不會照顧他們，所以他們不可能擁有天下。讓他們承擔了“首亂者”的角色，新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義性也就有了。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統儒家天命歷史觀中所存在的內在矛盾，推動了中國古代儒家天命論的發展?！盵19](P26)

消極方面則如：第一，導致史學摘編風盛行。洪武年間史學摘編非常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受朱元璋追求致用目的的影響。修史者往往是“根據需要，選取切合政治需要的資料匯編成書，或者‘集古之忠良殲惡事實’，或者‘纂錄歷代諸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比缂次恢?，在朱元璋主導下編修的《皇明寶訓》《洪武圣政記》，都是史學摘編風盛行的代表。第二，“求真”的史學傳統受到打擊。如前文所述，明太祖對史書編撰起初也是要求“直書”存真的，但很少能堅持好，最終導致了明代官修史書在求真上大打折扣。第三，導致本朝官方紀傳體史書失修。有明一代近300年的歷史，竟無一部官方紀傳本朝史出現，這是明代史學乃至中國古代史學上的一個很大的遺憾。

可見，與唐太宗相比，處在專制主義集權高度發展的明代，朱元璋對史學則是缺少了一些溫度和關愛，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了他對史學赤裸裸的“強制運用”，充滿了功利的控制。史學與政治的結合被發揮到了“極致”，史學被牢牢地拽在統治者手中，與政治纏綿在一起，畸形發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