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風波發生原因及解決途徑分析

【摘 要】香港修例風波既是香港社會內部問題持續積累的結果，更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不斷進行政治滲透的結果，香港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香港政府對基督教會和教師協會長期疏于監管，使其對青年人長久灌輸西方價值觀念，香港青年人的國民教育嚴重缺失，因此對于解決香港問題，必須緊抓意識形態主導權，加強對新聞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監管，嚴格限制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和密切監視境外資金的流動，從多方面對青年人進行國民意識教育，培養合格的愛國愛港接班人。

【關鍵詞】香港修例風波;意識形態;國民教育

香港修例風波自2019年3月份爆發以來已經持續數月，2019年11月14日，中央已明確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前香港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一場刑事案件促使香港政府進行法律修訂，卻被“港獨”等激進分子惡意丑化轉化為政治運動，并通過媒體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參與各種游行示威，致使香港社會經濟生活遭受嚴重破壞。為什么普通的法律修訂會引起如此激烈的對抗，其中既有香港社會內部問題，更主要的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支持，使得香港的暴亂分子得以猖狂至今，緩和香港內部的社會矛盾以及挫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癱瘓香港政府的圖謀，是解決目前香港問題的唯一出路。

一、香港修例風波發生的原因

香港修例風波的發生反應出“香港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巨大、青年人住房問題和階層流動問題”[1]，但是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香港的長期滲透，培植反對派勢力，進而在社會矛盾加劇之時，美國及其支持的反對派激化社會矛盾，從而達到禍港亂港的目的。

1.貧富差距巨大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自1997年香港回歸到2017年，香港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1.63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6萬美元，失業率常年在3%左右，通過膨脹率低于1.5%，香港的一系列經濟數據都堪稱經濟發展的典范。但是經濟奇跡的背后是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經濟增長不能自動消除不平等，因此在發展問題上不能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2]，根據聯合國數據顯示，香港自2007年到2017年的基尼系數常年徘徊5%左右，遠遠高于4%國際警戒線，貧富分化嚴重。福布斯2016年統計香港十大富豪的財富超過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35%，財富集中度非常高，這些富豪的財富一多半來自房地產收入，其次，香港的房價處于全球前例，截止2019年7月，每平方米15.74萬元。香港政府公布的工資數據截止2017年底，香港普通居民的月收入不足一萬元，香港的貧困人口大約130多萬。香港將近四成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但是香港的土地使用面積不到三成，還有大部分閑置土地沒有開發，房地產不僅綁架香港的經濟，同時占用大量社會資源，使得整個貧富差距不斷加大。

2.國民教育缺失

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香港在回歸之前，也進行一般意義上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一方面培育與香港本土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相適應的公民，另一方面培植對當權者感情、認同和忠誠。香港回歸以后，國民教育的問題就已經提上日程，但是由于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遲遲沒有推行。香港政府在2010年發布施政報告，將國民教育納入教育課程，并制定時間表至2014年底，香港中小學國民教育課程成為必須課。施政報告提出國民教育納入必須課程引起香港一部分家長抗議，原因主要是擔心學生“被內地化”。香港人由于長期接受無良新聞媒體影響，對內地的印象比較負面，迫于社會壓力，香港政府暫緩國民教育的推行。同時由于香港的教育改革使得香港的中小學教材也不在香港政府的管制之內，大部分中小學采用的教材無需政府審定，這進一步加劇了青少年對內地的負面認識。國民教育的缺失使得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對內地的認識一直負面，修例風波中出現大量青少年學生從側面反映出國民教育缺失的嚴重后果。一個城邦，一定要參預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能成為善邦，推行國民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強調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同根性，減少香港和內地因不了解而產生的對立意識，緩解兩地矛盾，推動香港經濟社會有序良性發展。

3.基督教會滲透

香港基督教會一直是隱秘的存在，宗教應秉承政教分離的原則，不應該插手政治，作為宗教團體遠離政治是最基本的常識，但是香港基督教會確在歷次香港動亂中支持甚至直接參與暴亂。教會何以有力量支持并參與暴亂，首先，信眾多并且在精英階層影響甚大，根據2019年數據統計，香港基督教徒人數占總人口的將近10%左右;第二，教會通過學校進行意識形態輸出，香港的教會學校占到香港中小學將近一半，教會學校使用自編教材，肆意抹黑內地，制造對立情緒，因此教會的影響非常大;第三，宗教團體由于集會不需要警方的許可證，因此許多暴徒就假借宗教集會行暴亂之實，并且宗教團體為暴徒提供物資和武器存放地，并提供休息站，儼然成為暴徒的庇護者;最后，為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香港基督教專門成立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支持和美化暴徒。

4.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

香港回歸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影響香港局勢最大外部因素。由于香港重要的經濟地位和優越地緣戰略位置，香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同時“香港是美國企業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的跳板和橋梁”[3]，處于東西方戰略交匯點，美國試圖通過控制香港來對中國內地進行顏色革命輸出，從而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此次香港修例風波持續至今，離不開美國的支持。

二、香港修例風波解決的途徑

1.加強青少年的國民教育

“香港的反政府社會運動基本都以中學生打頭陣”[4]，香港青年的泛政治化非常嚴重，動輒以游行示威來施壓特區政府，“惡性對峙，是香港政治之病”[5]，特別是在涉及到內地問題上異常激烈，一方面是受到西方長期的思想灌輸，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國民教育出現了問題，因此必須加強對青少年的國民教育。第一，特區政府應對本地區中小學的通識教育教材進行全面審核，凡是刻意制造內地和香港對立的內容，必須進行全面的整改;第二，整肅教師隊伍，作為學生知識的重要傳播者，對香港教師在課堂之上摻雜政治理念、散播仇恨、鼓吹暴力的行為，必須進行嚴肅的處理;第三，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培育國家概念，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必須明確兩種制度的前提是一個國家，將國家概念通過教育和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宣傳植入青年人的心中。

2.加強對非政府組織及其資金的管理

香港修例風波已經持續數月，暴徒獲得了大量的物資供應和資金支持，并且從開始之初就呈現組織化的形式，分工細致目標明確，有證據顯示暴徒的大部分資金都是通過非政府組織獲得的，既有香港本土的基督教會和香港教師協會，又有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為主國外團體，香港政府必須加強對國外非政府組織在香港地區設立和資金流動，通過相關法律禁止支持香港動亂的非政府組織和資金的流入。

3.加強對媒體從業人員和網絡的監管

香港修例風波“揭示了香港新聞媒體暴力的一面”[6]，一方面在歷次警方和暴徒的對峙之中，記者無一例外的將鏡頭對準警方，阻撓警方執法，協助暴徒逃離，并且通過媒體抹黑警察，與暴徒不無一致;另一方面在政府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無視會場紀律，公然侮辱警方和特首，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香港網媒的變革，使得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并且有絕對的言論自由，這就造成新聞記者在網絡上肆意散播抹黑警察和美化暴徒的文章，他們既是暴亂的參與者同時又擁有特權，這就在關鍵的時刻爆發出巨大的破壞性，因此特區政府應該從新審定關于新聞從業人員的規章制度，加強網絡空間治理，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必須依法懲治各種違法犯罪行為。

4.加強意識形態的斗爭

戰爭制造國家，意識形態支撐著國家的存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其意識形態的教化卻長時間偏離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北京雖然擁有軍事主權，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作為意識形態傳播最主要的載體教育部門、學校及媒體，始終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中，長此以往造成的后果就是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危機，完全沒有國家概念。中央提出對香港具有全面管制權就是意識到，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意識形態輸出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狀態，必須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奪回管治權，只有主權和治權的結合，才能爭取香港人對內地的認同和支持，進而緩和香港和內地對立情緒。

三、結語

香港修例風波進行到中后期已經完全演化成顏色革命，暴徒提出的五大訴求撤回逃犯條例、徹查警察暴力、撤銷對抗議者的檢控、撤銷以暴動定性示威、實行雙普選，這是在試圖顛覆一國兩制，從側面反映香港問題的本質是美國希望香港推行顏色革命，癱瘓香港政府，將香港作為橋頭堡，最終改變中國的顏色，但是“香港是個很小的社會，極端反對派在西方支持下已經把自己的動員能力用到了極限” [7]，顏色革命不可能成功。香港問題的肇因始于中國積貧積弱的時代，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西方不愿看到中國的強大，因此會千方百計的阻撓中華民族的復興。香港人必須認識到，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香港各界應該盡快行動起來自覺地抵制暴力，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的行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同時應盡快通過基本法23條，懲治暴徒，恢復香港秩序，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

【參考文獻】

[1]吳亞明：發展史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8月10日第001版

[2]孫鳳 王陽陽：香港社會貧富分化現象及港府民生政策導向的策略分析[J]社會政策研究，2017年第4期 第23頁

[3]何亮亮：香港非法暴力示威丁玲話的病根環球時[N]2019年8月28日第014版

[4]徐建華 張飛洋：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在港活動評析--以占中事件為例[J]成都大學學報，2016年6月第3期 第6頁

[5]陳端洪：理解香港政治[J].中外法學，2016年第5期 1126頁

[6]何亮亮：媒體暴力助長香港邪風戾氣[J] 環球時報，2019年8月22日第015版

[7]社評：華盛頓休想在香港問題上恫嚇中國[J]環球時報，2019 年8 月16日第014 版

作者簡介：李金國（1992--），男，漢族，河南鄭州人，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17級碩士研究生，國際政治專業，研究方向：國際政治理論與網絡空間安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