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沙爾鎮多元宗教和諧共存狀況的研究

魯蕓

【摘 要】湟中縣魯沙爾鎮作為我省多民族聚居于多宗教共存的典型，漢族——民間信仰，藏蒙古族——佛傳佛教文化，回族撒拉族——伊斯蘭教文化，多民族與多宗教信仰在這里碰撞匯聚，形成民族文化特色，成為統一多民族中華文化的縮影和窗口。通過對魯沙爾鎮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原因探析，由此揭示出魯沙爾鎮多宗教共存對當地發展的功能，以期對少數民族地區民族團結社會和諧作出啟示與借鑒。

【關鍵詞】多元宗教;社會和諧;民族團結

一、前言

魯沙爾鎮隸屬于青海省西寧市湟中縣，是縣政府所在地?！棒斏碃枴睘椴卣Z音譯，是“新村落”俗稱“新草場”的意思。魯沙爾的發展，與塔爾寺的發展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梢哉f塔爾寺的藏傳佛教文化，是魯沙爾鎮的“歷史名片”。坐落在魯沙爾鎮西南的塔爾寺作為宗喀巴大師的出身地，被信仰藏傳佛教的信眾共同奉為佛教圣地。魯沙爾鎮因有塔爾寺的映照而籠罩在“圣域”光環下，塔爾寺每年舉行的四大法會和劉琦廟七月廟會吸引著各地的信眾前來拜佛。由此拉動大量的“人口流動”，帶來了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坐落于魯沙爾鎮西山的劉琦廟，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宗教文化縮影。

法會、廟會也為各民族信眾從事集市貿易提供了便利的互動舞臺。隨著宗教、文化、經濟等不同因素的影響，魯沙爾鎮逐漸發展成為多民族聚居的區域性中心城鎮。

二、劉琦廟會

根據舉辦廟會的村落單元和“會”“社”的組合關系，以及參與廟會的民眾來源，可以把廟會分為村落廟會、鄉鎮廟會和地區廟會等幾個類型。

鄉鎮廟會是指多元管理主體組辦的廟會。這種廟會雖然也坐落在具體村鎮，但參與廟會管理的由村落人員組成的“會首”負責，廟會的影響力及其覆蓋地域面積較大，少則以三五個村為組織單位，多則可達數十村。魯沙爾鎮劉琦廟會由西山附近的九個村負責，分別是南門村、新村村 、西山村、團結村、東山村、孔家村、紅崖溝村、清泉一村、清泉二村。會首設有財務、內勤、材料、管理幾個部門，負責廟會事務。廟會還有理事監督會，對會長工作給予監督。

劉琦廟廟會一般是農歷七月十五舉行的財神會，期間有數位塔爾寺活佛及僧眾來廟進行誦經，祈禱年內穡禾豐稔，人畜瘟疫不生，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社會安定。財神會共舉辦兩天，盛會從七月十五早晨五六點鐘開始，一直到第二天午夜12點才結束。這兩天，魯沙爾地區及周邊的善男信女們蜂擁而至，絡繹不絕，劉琦廟中整日香火不斷，人頭攢動。來參加財神會的大多是當地的群眾和周邊生意人，他們對阿米劉琦極其崇拜。特別是塔爾寺附近的生意人，除了重大紀念日，他們也會經常到劉琦廟燒香磕拜，虔誠地祈盼阿米劉琦保佑他們財源滾滾。其間，劉琦廟內有豐盛的飯菜供來者隨意食用，人們排隊品嘗香甜的饅頭和羊肉熬飯。

筆者在參加農歷七月十五的法會時，向寺院廟官訪談，他說：

每年舉辦誦經法會，是寺廟建成時就的習俗。每年的農歷七月十五是財神爺的生日，為了慶祝劉琦財神，每年我們都要去塔爾寺請阿卡來念經。主要就是請佛爺保佑今年風調雨順，財源廣進。每年舉行活動，我們附近的村子里，都會有人來幫忙，老年人多一些，年輕人上班忙。我們按著制定好的執事表分工，每個人的活都分的清清楚楚。會首再根據事情進行調配。雖然，忙了一些，但心里高興，這是為大家和全鎮祈福的好事情，有功德。i

（一）劉琦廟會的組織

1.地方會首管理

“在官方公共空間之外的精英往往在地方的廟宇的復建、儀式組織、祠堂維系、修譜等事務中起領導作用，而地方官員對此類事務保持著一定的距離?！?ii它是屬于民間廟會中的鄉村廟會，其廟會的管理者一般都是地方精英，

劉琦廟采取的是“會首管理模式”，自1984年寺廟重建以來，由魯沙爾民眾推薦，成立劉琦廟的會首，每屆任期三年。到2017年是11屆會首了。當選人員都是魯沙爾鎮周邊各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他們中有退休的員工，有附近的村民。平均年齡73歲，最大的76歲，最小的65歲。老人們白天在劉琦廟處理廟里日常事物，為信眾提供服務，晚上下山回家休息。每天在留駐寺廟的分為7人一組，在劉琦廟主殿有3人，大雄寶殿和宗喀巴殿中各留1人。會首成員全部都是男性和各村年級較大長者。他們都虔誠的信奉著劉琦山神，并且自愿來到寺院從事日常管理，公眾所推選都是各村有文化、受人尊敬、有一定社會閱歷、社會影響力以及有智謀的人來擔任。因此不管是會首還是普通的成員，都具有良好的品德和作風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所以他們具有很強的權威性，除此之外，這些會長年紀稍長的其兒女都己成家，家境殷實，他們自身也非常愿意為神靈盡點自己的綿薄之力。在所屬的村中德行得到村民的認可。會首即管理寺廟的日常性事物，負責寺院的正常運轉也負責每年舉行的廟會中的各項事務。

2.信眾參與籌辦

劉琦廟會的會址在寺廟內外，不設門檻，不收門票，雖然規模不大，但是當地民眾熱情參與會務。遠近親戚朋友攜禮赴會，猶如過節訪親探友，賓主攜手歡聚，會場內外洋溢著節慶的氛圍。每年的廟會都有不少附近虔誠的信眾前來幫忙，既有年紀稍大的長者，也有一些中年婦人。他們一般在廟會舉行的前三天來廟里幫忙，統一聽從會首的調度和安排，負責寺廟內院及外院的環境衛生打掃和廚房做飯。會首根據人數的多少，對廟會的前期各項準備工作進行分工，形成執事分工表，寫在紅色的紙上，張貼于寺院的內墻上。一些細小的活，都是附近村的信眾自愿承擔的。每年的廟會對村里的信眾來說，都是大日子，過來幫忙干活，也是行善積德的好事”。

3.香客捐獻出資及寺院自籌

“宗教信仰是人類的精神文化活動，其作為社會的物質基礎是通過信徒捐助才發展起來的，通過宗教經濟集資和積累來實現，以崇尚上帝和神明的神圣事業作為集資的動力標志，這與一般的社會集資是不同的”iii廟會期間，香客個人“捐助”給廟會的善款，在捐錢時，廟管會財務人員會高聲和念，并立即上賬，還要及時的張榜公布，并隨時接受村民的查賬。廟會期間，劉琦廟所出售的香燭紙表都是明碼標價的，而香客在購買這些用品的時候，自己從貨架上拿取，錢也不用交給管理員，而是直接放在廟內的添錢箱中。

通過參與廟會觀察，劉琦廟會的財務收入，主要有以下2個方面構成：

（1）香客捐助

個人或家庭因為信仰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自覺自愿的向廟會捐助錢物，既可謂最早的會費來源，也是經久不衰的資金渠道。而廟會期間，廟管會以不同的方式給捐助者“勒碑記功”：捐助十元以上者，記載在緣薄上留名，并在綠紙上刻名懸掛;捐助百元以上者，記載在緣薄上留名，并在黃紙上刻名懸掛;捐助一千元以上者，記載在緣薄上留名，并在紅紙上刻名懸掛。各階層人士的捐助，一直是廟會資金的主要來源。

（2）香錢及解簽的收入

在劉琦廟會期間，劉琦廟所出售的香燭紙表都是明碼標價的，而香客在購買這些用品的時候，自己從貨架上拿取，錢也不用交給管理員，而是直接放在廟內的功德箱中，是為添香錢。這種香資是不記名的，在與香客的自愿。同時在劉琦廟會上，在劉琦殿前求簽是香客們到劉琦廟重要祈求活動之一，由廟官“破簽”，一支簽收費完全看香客自愿隨心，沒有具體數額的規定，放功德箱中即可。香客多時要排隊等待廟官同時破簽。這也是廟會一筆不小的收入。

（二）廟會的儀式

“宗教現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為兩個基本范疇：信仰和儀式。信仰是輿論的狀態，是各種表現構成的;儀式則是某些明確的行為方式” iv隨著廟會前期準備工作的完成，農歷七月十五這一天，廟會正式開始，各項廟會中的宗教儀式按著既定順序依次展開。信眾從世俗領域進入到神圣領域。

1.誦經儀式

作為深受藏傳佛教影響與塔爾寺有著連接關系的劉琦廟，其廟會的開始儀式沿襲了藏傳佛教的儀軌，邀請塔爾寺僧侶前來誦經，是從建寺之初就遵循的規矩。

每年廟會開始前一個月，劉琦廟的會首張師傅，就著手張羅著前往塔爾寺邀請僧人前來參與誦經。一般每年邀請的僧人是6人左右。在廟會這一天，僧侶們如約而至，在廟管的招待下，簡單的吃過早飯就著手開始誦經活動，一般念誦的是《財神經》。這一系列的誦經活動中僧侶不是一種義務行為，而是從中有一定的收入，即劉琦廟管會和塔爾寺僧侶二者之間是一種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

2.獻盤儀式

每逢重大的宗教活動或家中的重要祭祀活動，當地的信眾家家戶戶都要蒸饃饃已12個饃饃為計數，用于供奉劉琦山神。饃饃的樣子各式各樣，有的是做成桃子的樣子，有的是做成月餅的樣子。人們早早的聚集到廟中獻盤和搶頭盤。大家都希望自己家的能搶到頭盤，劉琦廟正殿前的桌子前擠滿了里三層外三層人，他們先是把盤子里擺好的饅頭放在供桌上，有個廟管和大殿值守的專門負責這些獻給三爺的饅頭。因為獻盤的人特別多，負責的廟管動作及其麻利，每個人饅頭差不多獻一分鐘或者不到一分鐘之后，廟管就將將桌上的饅頭拿出放到專門的紙箱子里，而這些拿出來的饅頭是廟會上這幾天所有幫忙人員的食物來源之一。也會給獻盤來的信眾分發一至兩個稱為“回盤”，拿到回盤的信眾格外高興，將之當作劉琦山神的恩賜。

（三）廟會的社會功能

運用宗教社會學的功能論分析，筆者認為劉琦廟廟會具以下幾項社會功能。

1.社區整合功能

宗教社會學理論認為，宗教具有整合功能，能使社會的不同個人、群體、或者社會勢力、集團能聚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并促進其內部團結。v “宗教的一大特點就是它既是一種觀念性上的上層建筑，又是一種制度性上的上層建筑，它既可以作為普通的價值法則影響社會成員，又可以作為制度、組織統轄其組織成員?！?vi信眾參與劉琦廟會，在劉琦信仰上有一種認同，同時成立廟管會來管理劉琦廟和組織不同廟會，又在組織和制度上趨向集體認同。各種要素聯系在一起使社會一體化，有利于社會社會整合。

2.族群認同功能

涂爾干指出：“不管宗教儀式的重要性是多么小，它都能使群體訴諸行動，能使群體集合起來，舉行儀式。所以說，宗教儀典的首要作用就是使個體聚集起來，加強個體之間的關系，使彼此更加親密?！?vii塔爾寺、劉琦廟的法會及廟會可將藏族群體（包含蒙古族和土族），穆斯林群體和漢族群體三者有機融合起來。依靠儀式中附著的原生情感和既定的歸屬，魯沙爾的各個民族在廟會和日常宗教活動期間，通過不斷重復的，具有宗教神秘感和莊嚴感的儀式過程，增強了群體的凝聚力，在文化的不斷接觸中，儀式的形式可能發生了簡化，甚至改變，但儀式所起到的群體凝聚力，促進共同心理的形成。

3.民眾交往功能

“宗教作為一種特殊的交際手段，在社會中行駛著自己的交往功能?！?viii在湟中劉琦廟會與塔爾寺法會中，通過參與廟會活動，不僅可以促進信眾個人之間的社會交往，還可以促進多民族地區，不同民族信眾之間的交往。使得劉琦廟形成了多元共存的局面。

在劉琦廟會期間，人員流動巨大，善男信女們前往劉琦廟里燒香拜佛，而各個商販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時機，在會西山下設攤售貨煙酒及香表等，還有飲食服務行業，特別是青海的各樣小吃，諸如釀皮、酸奶、甜醅、搟面皮等，應有盡有，一片商機昂然。商販一般分為坐商和行商，他們在廟會期間，既參加了廟會，又增加了收入，可謂一舉二得。隨著廟會的規模逐漸擴大，而商業經濟的不斷發展，為魯沙爾鎮開拓以宗教旅游為核心的全域旅游，奠定了市場基礎。對地方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三、結語

魯沙爾是青海多民族多宗教匯聚共生的一個典型區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理解青海民族宗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這里的藏傳佛教、伊斯蘭教、道教是宗教社會學中所說的“制度性宗教”，而劉琦山神和散落在各村莊的村廟則是所謂的“彌散型宗教”。位于魯沙爾鎮西山的劉琦廟及其信仰體系，為我們展示了一幅極其豐富多彩的多宗教文化共生共處的歷史畫卷。本文經過文獻資料和實地調查資料的初步接觸，理出了魯沙爾鎮劉琦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的基本輪廓，但仍有許多歷史、現實和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挖掘，特別是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處一地一山的這種文化格局。其“和而不同”，長期和睦共處，經濟、社會（族群）、文化互動共贏和民族團結的地方性歷史經驗總結、提煉，還需要更加深入、全面的調查。

多元宗教調節下的不同宗教社區之間保持著動態平衡，一方面維護著區域內部族群之間的和諧，另一方面架構著區域與外界的聯系。這種模式是我省多民族地區文化融合共存的典型存在。

魯沙爾鎮展現了多民族、多宗教在同一區域中的和諧共生，成為當代青海乃至全國保存比較完好的多宗教共生共處模式。但是不同宗教之間的價值體系不同，教義追求的終極目的不同，對信徒的生活控制程度不同，對社區結構的掌握方式不同，因此，多元共生的和諧之中也存在一定的張力。這種張力既有來自歷史作用的影響，也有來自不同文化圈的影響。歷史傳統決定了魯沙爾鎮地區的包容性，中原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以及民間信仰都與魯沙爾本土文化發生著越來越多的互動與交融。

藏傳佛教、伊斯蘭教、民間信仰的信仰群體，在魯沙爾在多種宗教共存的表象下，多元的格局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形成了以藏傳佛教為中心，多元宗教共存的局面。分析其原因：第一，青藏高原歷史上就是藏傳佛教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中原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等多種文化共融地，在魯沙爾鎮，盡管漢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深度和人數廣度遠遠不能與藏族文化相比，但作為其地方社會中長期沖突、發展、融合而形成的文化現象，并受到外部社會發展的影響，漢族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不會消退。因此，魯沙爾的多元宗教文化是一種以藏族宗教文化為主體，其他文化作為次要和補充成分存在的和諧文化圈。究其原因：第一，民族遷徙與文化傳播，歷史中伊斯蘭民族，漢族的遷入，帶來了與本土藏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第二，從魯沙爾鎮內部文化來看，受歷史傳統影響，包含著大量原始崇拜因素的藏族文化是主流文化。當地政府著力打造塔爾寺旅游文化。第三，從文化之間的關系看，總體是和睦的。魯沙爾地區的穆斯林多數能熟練使用藏語和漢語。這是穆斯林群體主動發生的適應性改變。漢族。中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數多，并且在生活習俗中融入了藏傳佛教的特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間中，魯沙爾鎮正在以全新的姿態步入中國特設社會主義新時代，魯沙爾鎮正在借助其獨居特色的宗教文化名片推進旅游業由原來的獨立發展、條塊發展向全社會、多領域、綜合性方向發展，奮力打造有民族特色的全域旅游示范區。以劉琦廟、塔爾寺的廟會和法會文化主題的，湟中特色民族宗教文化在與旅游的發展中，形成了古鎮、神廟、古剎三者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的良性互動。也為其他有著相似條件的宗教小鎮發展提供了發展的模板。

注釋：

i采訪人：筆者：時間：2017年4月16日：被采訪人：王廟管（70歲）：地點：劉琦廟：語言：青海方言

ii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頁.

iii甘滿堂：《村廟與社區公共生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頁

iv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頁

v 甘滿堂：《村廟與社區公共生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頁

vi 戴康生、彭耀：《宗教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頁

vii 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

viii戴康生、彭耀：《宗教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