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背景下“供給側改革”與里根經濟學比較及借鑒

(一)、引 言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滯脹”，即高失業率與高通貨膨脹并存，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這一現象，凱恩斯主義失靈。1981年，羅納德·威爾遜·里根任職美國第49屆總統，面對美國經濟衰退和政府宏觀調控收效甚微的局面，里根政府結合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和貨幣主義等保守主義經濟學說，推出了一整套經濟措施，扭轉了美國經濟的衰退(Hogan，1990；Pitsvada，1989)。約40年后的今天，我國經濟同樣面臨需求管理拉動經濟乏力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1978～2018年我國GDP總量從1978年的3 679億元到2018年的90萬億元，年均增速9.5%，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平均增速。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各種問題也日漸顯現，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著供需結構失衡，人口紅利逐漸減弱，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賈康，2016；龔剛，2016)。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工作時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概念，在隨后的經濟工作會議中，黨中央正式表示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并闡述了當前我國經濟的九大變化趨勢、提出了八個“更加注重”，將穩增長作為當前我國經濟的重要任務。面對當今國內形勢經濟下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諸多問題，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安宇宏，2016)。

當下，傳統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疲軟，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研究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強調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促進經濟持續有效增長。長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心都在需求側，這種“重需求側、輕供給側”的經濟政策使得我國經濟供需關系結構嚴重失衡。在需求拉動經濟乏力的背景下，黨中央提出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國際競爭新形勢的重大舉措，是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新實踐(王佳寧、盛朝迅，2016)。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的提出引發了學術界激烈討論，許多國內學者，尤其是具有美國背景的經濟學家認為我國“供給側改革”應將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里根經濟學”作為模板，甚至把“里根經濟學”的經濟主張視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良方。誠然，我國的供給側改革并不是“里根經濟學”的“中國版”。為此，有必要厘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美國里根經濟學的區別(GANG，2016)。

(二)、里根經濟學與美國供給學派

1981年里根任職美國總統后，面對國內經濟“滯脹”危機，里根政府吸取供給學派的主張，推行經濟復興計劃，通過實施大規模減稅計劃、緊縮社會福利規模、減少聯邦政府干預和穩定貨幣政策等一列措施成功帶領美國走出經濟滯漲危機，迎了美國經濟新一輪繁榮。里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措施也被稱為“里根經濟學”(Piore，1989；Orzechowski，1991)。

(一)里根經濟學的背景

1.美國經濟滯脹危機。凱恩斯主義失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飛速發展，取代了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經濟排名全球第一，GDP占到了世界的56%，工業產值占到了世界的40%以上，黃金儲備更是占到了世界的75%。但是，好景不長，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脹”局面，高通脹、高失業與經濟增長停滯并存，美國的儲蓄率、投資率以及國際經濟地位嚴重下降。由表1可知，到1980年，美國CPI指數為13.5%，失業率高達7.2%，而這與美國當時奉行的主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相悖，根據凱恩斯主義需求理論，失業和通貨膨脹不會同時出現，凱恩斯主義失靈。面對滯脹的美國經濟，里根政府放棄需求理論為指導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綜合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和貨幣學派的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來應對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Wilson，1984)。

表11974～1989 年美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變化 單位： %

2.供給學派的興起。供給學派于20世紀70年代出現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奉行以需求為導向的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凱恩斯主義過多的利用政治權利干預經濟，使市場經濟活力受限。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開始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物價持續上漲現象，凱恩斯主義失靈。于是經濟學界紛紛向凱恩斯主義提出挑戰，研究新的解決問題的理論和政策，供給學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的。供給學派認為經濟“滯脹”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的正確性，認為政府應該刺激供給而不是需求拉動經濟。供給學派肯定薩伊定律的觀點，認為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鼓勵儲蓄和投資。供給學派主張減少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大幅度降低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率，刺激供給，重視智力資本，反對過多社會福利，穩定貨幣政策，恢復金本位制，抑制通貨膨脹等。

(二)里根經濟學政策實施的內容

里根上臺后推行經濟復興計劃，使美國走出了經濟滯脹的“泥潭”，迎來了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繁榮，其主要經濟措施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1933～1939年，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為指導的“羅斯福新政”使美國成功地度過經濟大蕭條時期，此后凱恩斯主義成為美國的主流經濟學。里根認為政府對經濟管制過多會影響市場競爭機制，導致企業效率低下。他鼓勵自由競爭，放松政府對企業的管制，恢復企業自身活力，引導美國走向自由經濟。1981年，里根政府頒布《管制解除的實施方案》(Davies，1982)，規定：“除非管制對社會的潛在收益超過對社會的潛在成本，否則，將不批準新的管制規章也不實施管制”，廢除或修改一些成本高于效益的法案，該法案將“成本—收益”作為首要原則，管制的目標是使社會的凈收益最大化。里根上臺當天就解除了石油價格管制，隨后放松了多個行業的干預和管制，他鼓勵企業合理的競爭、加大對中小企業支持、鼓勵企業創新、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并且將一部分國企私有化。

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平衡財政預算。聯邦政府表示過高的社會福利政策會影響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造成生產率下降，過高的社會福利支出增加了財政赤字，使得政府只能采用貨幣手段來彌補財政赤字，而這又反過來提高了通貨膨脹率，增加了財政負擔。里根時期，政府壓縮社會福利，削減救濟性福利項目的開支。美國國會推出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改革計劃，如削減食品券、退伍軍人補償金、傷殘保險金、失業保險金、醫療照顧、住房津貼、兒童補助等并停止實施公共服務就業計劃。1982～1983年，未成年兒童補助和食品券開支比1981年減少13%，醫療補助減少了5%，兒童營養補助減少了4.4%，一般就業和訓練基金減少了35%，工作鼓勵項目減少了33%。除了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之外，里根政府還通過精簡政府機構來減少財政開支，其執政期間，政府機構人員減少了2萬人，政府開支年增長率也由14%降至1%(Hoover et al.，1982)。

實行緊縮型貨幣政策。美聯儲接受“貨幣主義”的創始人彌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將通貨膨脹看成是純粹的貨幣現象，并認為只有當貨幣發行量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才會導致通貨膨脹，試圖通過控制貨幣供給量來降低通貨膨脹，穩定經濟。聯邦政府認為經濟的發展水平決定國家貨幣的發行量，積極貨幣政策對于當下美國滯脹經濟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會對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引起投資降低，加劇通貨膨脹。1979～1981年，美聯儲通過儲備金的管理來控制整個金融系統的貨幣供給，對美國通貨膨脹的控制起到了直接的作用，美國的通脹率由1980年的13.5%降到1983年的3.2%，此后也都控制在5%以內?！柏泿胖髁x”經濟政策增強了美聯儲對抗通貨膨脹的信心，也對各國經濟發展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

以“供給學派”為理論基礎的里根經濟政策抑制了通貨膨脹、降低了失業率，成功帶領美國走出了20世紀70年代經濟“滯漲”危機，此后美國GDP持續增長，為新一輪經濟繁榮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此次改革也存在著很多不足：首先,帶來的是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里根經濟政策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旨在減少對富人征稅，使得富人有更多的資本用于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故有人指責這是一種“劫貧濟富”的政策。此外，里根政府吸取供給學派重視智力資本這一觀點，削減各項社會福利開支，降低窮人的生活水平，最終使得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365上升到1990年的0.428。其次，里根信奉自由貿易，他的第一任期對外匯市場堅持不干預，并希望維持美元強勢貨幣地位，但低儲蓄率導致了美國出口下降，形成貿易逆差，美國從國外進口商品的數量不斷增長，到1985年已達1 446億美元。最后，美聯儲在控制貨幣供給量的同時加大軍事預算導致巨大的財政赤字，在里根執政期間，美國財政赤字累計達到16 673億美元，是歷屆美國總統204年間財政赤字的1.8倍，美聯儲不得不大肆舉債，里根上臺后，政府債務由32.5%快速上升至51.9%，使得美國從一個債權國淪為世界上最大負債國(Pitsvada，1989；Petr & Jerry，1983)。

(三)、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從供給端出發，用改革的方式推進結構性調整，矯正資源配置扭曲，增加有效供給，提高經濟發展對供給結構的需求，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經濟高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一)我國供給側改革的迫切性

1.經濟進入新常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2012前我國GDP增速均在8%以上，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平均增速。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各種問題也日漸顯現，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著供需結構失衡，人口紅利逐漸減弱，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工作時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概念，在隨后的經濟工作會議中，黨中央正式表示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并闡述了當前我國經濟的九大變化趨勢、提出了八個“更加注重”，將穩增長作為當前我國經濟的重要任務。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GDP增速開始由高速向中高速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動力和源泉也不盡相同(韓慶祥、陳曙光，2018)。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傳統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也發生了變化，2010～2018年消費對GDP的拉動作用上升了38.9%，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下降了22.4%，凈出口對GDP的拉動甚至出現了負值。在傳統“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凈出口兩大驅動力拉動經濟乏力、經濟增速放緩與CPI指數持續走低的背景下，2015年11月中央經濟會議中首次提出要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國際競爭新形勢的重大舉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新實踐。

受水區現狀開采井總數為190.53萬眼，現狀年地下水開采量為271.90億m3，其中，淺層地下水開采量為225.42億m3，深層承壓水開采量為46.48億m3。按用水行業統計，城鎮生活用水 18.23億 m3，占 6.7%；農村生活用水 23.85億 m3，占 8.8%；工業用水 44.14億 m3，占 16.2%；農業用水185.68 億 m3，占 68.3%。

2.供需結構失衡制約經濟發展。2008年以來，我國GDP增長速度放緩，PPI指數低迷?！八娜f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短期經濟繁榮卻沒有扭轉我國經濟下滑的局面。2015年，央行5次降息、發展改革委新批基設項目超過 2萬億元，但投資依舊萎靡。近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產能過剩、生產要素成本上升、投資乏力、市場機制運行不暢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表象看似是需求不足，但究其本質是由我國供需錯配造成的，供需錯配即高端供給不足與低端供給過剩并存，突出表現為無效和低端的供給過多，過剩產能難以出清，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不足，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滿足需要?！肮┬桢e配”已成為阻擋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現階段我國供需體系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并存，總的來說是中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一方面，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轉向有效需求領域，無法從低端領域向高端領域配置，這在鋼鐵、煤炭等行業的表現尤為明顯，其產能利用率不足70%；另一方面，高端行業消費領域供給側又嚴重不足，如集成電路產業大量進口、眾多消費者選擇出境購物或海淘等。

3.經濟增長方式亟須改變。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我國經濟發展的規模和質量，還遠遠落后于經濟發達國家。落后的本質是全要素生產率低，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大多來源于生產要素總量的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诖?，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模式亟須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單純數量擴張型增長，轉變為質量效益型增長。集約型增長方式重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和經濟質量(劉堯飛、沈杰，2016)。為此，需要重視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需要提高職工的勞動素質，需要推進經濟結構調整，需要發展循環經濟。近年來，國際經濟形勢低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局勢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倒逼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模式轉變(趙炎才、趙穎，2019)。

4.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 000美元左右)后，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蕩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諸如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后數十年里卻一直停滯在人均GDP 3 000～5 000美元階段。世界銀行調查顯示，從1960～2008年，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韓保江、王佳寧，2018)。2018年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1萬美元，但同時也面臨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國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部分東部沿海城市還出現了“民工荒”等現象，現階段我國面臨著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發展中國家吸引低端制造業的雙重沖擊。我國正處于中高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期，面臨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因此，我們要積極應對，以高質量發展實現跨越。

(二)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內容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概念，隨后強調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我國改革則側重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與里根政府相比，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具有鮮明的特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化解過剩產能，從生產領域增加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改善我國市場供需錯位的情況。一方面，我國低端行業產能過剩、供大于求，近年來，煤炭、鋼鐵、水泥、玻璃等多個行業均出現了生產過剩，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以傳統煤炭行業為例，2015年全國煤炭產能過剩17.48億噸，行業年平均資產負債率高達67.7%，很多煤炭企業寧愿虧損也不愿意停產。另一方面，是我國高端行業有效供給不足，當下的火熱的“海外淘”“港貨代購”正說明了這一點(徐成龍、莊貴陽，2018)。在國內物質消費幾乎飽和的同時，我國居民的境外消費卻持續高速增長，2015年我國居民境外消費約1.2萬億元，消耗全球46%的奢侈品。面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堅決淘汰落后產能，落實國有企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進一步化解產能過剩，將資源從“僵尸行業”中釋放出來，提高要素生產率，更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減稅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力工具，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減稅與里根時期的減稅有著本質的區別。里根上臺后立刻降低了對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的征收，提高了人們的積極性，使美國成功地度過了經濟危機?；趦蓢鴩椴町?，我國直接照搬里根時期減稅政策是不可取的，因為減稅必然會導致財政赤字的擴大，只有發行國債才能解決龐大的財政赤字，這也是美國改革后從一個債權國淪為世界上最大負債國的原因。美國可以憑借其貨幣儲備的優勢轉嫁這一壓力，而我國目前還不具備大幅度地直接減稅的基礎(劉蓉等，2016；馮海波，2017；付敏杰、張平，2016)。改革間接性地通過實行“營改增”稅收政策，取消營業稅，僅對產品或者服務的增值部分納稅，減少了重復納稅的環節，降低了企業賦稅，截至2015年底，“營改增”累計實現減稅 6 412 億元，大幅度地調動了個人、企業生產積極性，深化了我國稅制改革。繼2008年結構性減稅政策實施后，2019年初，黨中央決定再推出一批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減稅降費的重要內容，也是更大力度減稅的重要體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放松管制、矯正以往過多使用計劃經濟帶來的要素資源扭曲，釋放供給活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最大作用。這意味著政府要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力度?！昂喺艡唷币笳褭嗔ο路胖疗髽I，減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干預、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搞活市場經濟?！皟灮铡币筠D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具體內容包括行政審批改革、職業資格改革等。2016年，國家取消152項行政審批制度，修改行政法規66部，取消222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實行“五證合一”等，這些措施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具有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政府還對金融行業進行重點改革，通過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差異化的銀行機構體系，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促進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規范小額貸款、融資擔保等金融機構，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松緊適宜，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完善金融監管框架，有效化解金融風險，維護貨幣流動性基本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為迎合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賦稅、保障民生兜底的經濟需要，2017年，政府報告提出將廣義貨幣(M2)設定在12%左右，兼顧了穩定經濟增長和防范金融市場風險、抑制房地產泡沫，充分體現了我國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的要求，為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需求管理(胡逸風，2017)。以貨幣政策拉動需求管理有利于平衡經濟周期性波動，屬于短期經濟政策，而以企業和市場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強調從生產端發力拉動經濟發展，屬于中長期經濟政策，改革必須將短期需求與中長期供給相結合，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穩健發展。

(三)供給側改革取得的成效

“三去一降一補”進展順利。在去產能方面，煤鋼去產能、去杠桿提前完成任務，改革力度進一步加強。截至2018年，化解過剩產能6.9億噸，完成8億噸去產能目標的87%。五年來，在淘汰水泥、平板玻璃等落后產能基礎上，以鋼鐵、煤炭等行業為重點加大去產能力度，中央財政安排1 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予以支持，用于分流職工安置。退出鋼鐵產能1.7億噸以上、煤炭產能8億噸，安置分流職工110多萬人(周密、劉秉鐮，2017；白讓讓，2016)。有效處置多個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徹底取締“地條鋼”。同時，經過3～5年“去杠桿”階段使行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降至60%以下。鋼鐵去產能進度超預期，去杠桿穩步推進?！笆濉鼻皟赡晖瓿射撹F去產能1.15億噸，超額完成任務。

去庫存效果明顯。供給側改革中去庫存主要指去房地產庫存，近年來多地房地產庫堆積嚴重，房子蓋的多而買的卻很少，房價不斷上漲，降低房地產高庫存是減少供給冗余、抑制房地產泡沫、促進房地產發展的重要舉措(余呈先，2016)。各地區應該因地制宜積極推進房地產市場改革，加速新型城鎮化建設，因城因地施策，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提高棚戶區改造貨幣化安置比例，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減少庫存。2016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22.5%，其中住宅銷售面積增長22.4%。2018年我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71 654萬平方米，比2017年增長1.3%。其中，住宅銷售面積增長2.2%，辦公樓銷售面積下降8.3%，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面積下降6.8%。

去杠桿穩步推進。各地區各部門積極推動市場化兼并重組，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股權融資，實施市場化債轉股試點，強化企業負債自我約束，企業杠桿率持續降低。近年來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了社會杠桿率逐步提高，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社會杠桿率只有170%，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四萬億”刺激影響，全社會杠桿率迅速上升至190%，此后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全社會杠桿率進一步上升，在2014年達到最高值249%。供給側改革去杠桿目標提出以來，雖然杠桿率還在升高，但其增幅已經有所控制，2016～2018年的杠桿率均值為241.3%左右，均未超過供給側改革未實施前全社會杠桿率峰值249%。降低杠桿率是改善企業生產經營，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確保供給安全的關鍵舉措。

降成本作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近年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將重點放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要素成本等方面，已經取得初步成效(劉尚希等，2018)。減稅方面，2016年“營改增”改革全面鋪開，從此營業稅退出了歷史舞臺，“營改增”打通了增值稅的抵扣鏈條，有利于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市場活力，契合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要求，為供給者提供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也對刺激消費、促進消費升級產生積極影響，是促進稅收政策制度順應新常態要求、助力供給側改革、激發市場化活力重要改革舉措。2019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在新年賀詞中明確提出了“減稅降費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的要求。新一輪普惠性減稅惠及廣大中小企業，減稅效應持續顯現，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降費方面，主要包括全面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和取消或停征行政事業性收費，截至2017年降費約2 000億元，改革到位后全國政府性基金將剩下21項；取消或停征35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中央涉企收費項目減少一半以上，將剩余33項(吳群、侯祥鵬，2016)。

補短板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補短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保障經濟平穩運行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合點，也是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重點。補短板的關鍵在于攻克核心技術攻關和新動能培育方面，具體來說，主要指在現代服務業和民生急需領域補短板，在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方面補短板，在精準脫貧方面補短板，在實體經濟有效投資領域補短板，在優化營商環境等制度供給方面補短板。

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一方面，供給側改革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化解了過剩產能，為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動，改善了市場供求關系，經濟發展勢頭明顯好轉(汪紅駒、汪川，2016)；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擴大了中高端供給和有效供給，推動了產業升級和技術革命，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隨著市場制度的不斷完善，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加明顯，轉型升級步伐持續加快，新動能茁壯成長壯大，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四、美國里根經濟學與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比較

雖然我國的供給側改革同20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經濟學有相似之處，但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由此帶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源泉和宗旨也不盡相同，如表2所示。

表2里根經濟學實踐與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比較

(一)時代背景不同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和美國20世紀70年代面臨的“滯脹”危機背景完全不同。20世紀70年代，美國高通脹、高失業與經濟增長停滯并存，以需求管理理論為基礎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拉動經濟乏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供應學派”為理論基礎的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里根政府推行了經濟復興計劃，促進了投資和經濟復蘇，成功帶領美國走出了“滯脹”危機。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后GDP減速增長的宏觀背景下提出的，不同于當時停滯的美國經濟，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并未停滯，通貨膨脹也有所控制。2016年我國GDP增速雖降至6.7%，卻遠高于全球2.9%的增長水平，CPI指數也控制在3.0%以內，未超過國際通貨膨脹警戒線。雖然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國內的就業形勢仍然穩定，同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 100萬人，失業率保持在4%左右。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機遇作出的重大選擇，是解決我國供需矛盾、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力舉措。

(二)問題導向不同

與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美國經濟所面臨的高失業、高通脹等問題不同，我國當前經濟矛盾主要是“供需結構失衡”。改革開放后我國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居民恩格爾系數也由1978年的67.7%下降至2016年的30.1%，居民消費結構也在逐漸改變，我國正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由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由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升級(逄錦聚，2016)。在國內需求增速放緩的同時，居民境外消費卻在不斷增加，2016年我國居民出境游花費達1 098億美元，另外人們對于海外購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國內掀起了“海外代購”熱潮。再反觀我國煤炭、鋼鐵、紡織、電解鋁等傳統行業，供給遠大于需求，產能嚴重過剩，更進一步凸顯出我國供給“量多而質不足”的供需錯位矛盾。中國消費者愿意并渴望購買外國產品表明并非需求而是高端供給不足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目前的供應不符合我國居民不斷變化的消費習慣。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在于調整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減少無效、低端供應，提高有效、高端供應。

(三)理論基礎不同

從理論基礎來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里根經濟學”理論來源主要是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理論。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貨幣供給過度，而供給學派的創始人薩伊片面地強調供給的作用，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主張通過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來活躍市場經濟(白暴力、王勝利，2017)。首先，我國供給側改革并不否定和放棄需求管理，需求和供給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需求側管理主要解決經濟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或抑制總需求，使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一致，促進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主要解決經濟結構問題，注重長期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簡政放權、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等要素手段提高生產率，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曹淼孫，2016)。我國政府表示，需求側和供給側并不是對立的關系，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注重需求側的同時進一步加大對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其次，與完全排斥政府作用的薩伊定律不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作用，改革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解決我國經濟“新常態”時期供需錯位、經濟增速放緩的問題。因此，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對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四)目標不同

美國里根經濟學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基于不同的時代和經濟背景，二者的目的也不盡相同。里根經濟政策的推行主要目的是解決美國短期經濟“滯脹”問題，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倡導減少無效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滿足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居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因此，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短期目標，又有長期戰略。短期目標主要是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成本、擴大有效供給，全面深化改革等。長期戰略目標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產業升級、構建新型經濟增長模式，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努力實現我國經濟轉軌時期的又一輪騰飛。

(五)、結 論

無論是里根經濟學，還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接受供給學派的部分觀點，從供給端發力刺激經濟。當前我國實施的供給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也存在不足之處。20世紀80年代里根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成功案例之一，面對內憂外患的環境，里根政府從供給端而不是需求端出發實施經濟政策，使美國走出了經濟“滯脹”危機，為經濟轉型創新驅動、激發企業活力、新經濟崛起、股票市場繁榮等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經濟轉型和再次騰飛(朱太輝、魏加寧，2014)。我們要從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精髓當中汲取營養，為己所用，才能更好更快地發展國家經濟，走上強國的道路。里根經濟學中減稅、放松國家對企業的干預等煥發市場活力的精髓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而對于里根時期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等“小政府”的理念則不能全盤接受。黨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為應對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供需結構失衡等問題而作出的重大舉措，積極推進簡政放權、減稅、鼓勵創新創業、扶持科技創新等措施，是真正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是法治框架下的“有為政府”，標志著我國進入了需求側與供給側并重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