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海外民族志述略：全球流動背景下的海外民族志研究

陳盈瑩 趙萱

“海外民族志”是中國社會科學界在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背景下所提出的概念。高丙中教授認為，海外民族志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出路。他將中國社會科學區分為“為中國的社會科學”和“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前者指我們如何看待中國自身，后者指我們如何看待世界，指出只有這兩種學術取向結合在一起，知識才可能“有進有出”，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王銘銘教授將中國人類學分為三種類別：“處在中國的人類學”（AnthropologyinChina）、“研究中國或關于中國的人類學”（AnthropologyofChina）、“以漢語為學術語言的人類學”（Chinesespeakinganthropology），亦有同樣的意味[1]。他認為，海外民族志是Anthropologyin China和Chinesespeakinganthropology的結合。海外民族志的關鍵不在于研究對象的變更，因為即使是從事 AnthropologyofChina的學者，也可以有獨特的洞見。

20世紀初，中國的社會科學剛開始發展不久，便有一批學者開展海外調查，如吳澤霖、李安宅、田汝康等人[2]。50年代以后，由于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的聯系中斷，海外民族志研究陷入了停滯狀態。得益于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重新興起。2013年，海外民族志研究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機遇，在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帶一路”倡議下，更多學者走出國門，在世界各地進行田野調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學術共同體做出了貢獻。2018年，在“一帶一路”建設走進第五年之際，中國成功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與非洲各國達成新的合作共識。與此同時，海外民族志研究在區域研究、跨境民族、全球流動等研究領域也取得了新的進展，包括成立相關的學術機構、舉辦國內與國際學術會議、發表和出版相關研究成果等。本文將從這幾個方面梳理2018年中國海外民族志研究發展的基本情況，并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發展前景提出一些建設性的觀點。如有遺漏或不當之處，還請各位方家指正。

一、行動：學術機構的成立與學術會議的召開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全國各大高等院校相繼成立了從事海外研究的學術機構，嘗試通過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建立智庫、學術交流等方式，一方面為國家提供智謀與人才，另一方面借此機會推動學科的進一步發展。2018年，京滬兩地均有高校成立區域研究院。4月12日，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揭牌儀式暨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有近100位國內外學者出席。院長錢乘旦指出，國別與區域研究是中國了解與應對國際格局變化的工具，北大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學術資源，形成具有北大優勢和中國特色的區域與國別研究范式。同年9月28日，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成立。該研究院獲得了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被視為上海支持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重要決定。未來，該研究院將繼續圍繞“一帶一路”倡議，以“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為理念，打造一流的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平臺。

2018年，學術界還開展了一系列相關主題的學術會議，參會者多為具有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邊疆學或國際關系學等學科背景的專家學者。這些會議突出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提供了互相交流和學習的機會，推動了跨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形成以及相關學科的發展。

2018年4月12日，在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的揭牌儀式結束后，北京大學圍繞區域與國別研究這一主題，舉辦了包括“天下論壇”和“博雅工作坊”兩個板塊的學術活動?！疤煜抡搲庇扇粚W者進行主旨發言，指出學科發展應重視理論基礎的培養和歷史資料的搜集，形成跨學科合作的局面。在經濟學院舉行的“博雅工作坊”則分為四個工作間，第一工作間以區域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科建設與培養這兩個問題為主；第二工作間討論中國與鄰國的關系，尤其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關系；第三工作間討論中東問題，關注中東的政治和經濟格局，以及美國中東政策的影響；第四工作間則以歐洲問題為中心，探討歐洲當前的挑戰和未來的走向。

在成立區域國別研究院的前4個月，上海外國語大學就已經主辦過相關主題的學術會議。2018年5月19日，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舉行了“區域國別研究的田野調查案例”學術研討會。此次研討會見證了上海外國語大學在國別與區域研究領域的重要進展，校黨委書記姜鋒在開幕式上宣布，上外將啟動田野調查專項基金，專門資助從事海外調查的學者。會上，16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學術報告人分別就“政治學跨國田野調查”“國際發展合作田野調查”“海外社會學人類學田野調查”“中國海外利益田野調查”等四個主題分享他們的田野經歷及其成果，促進了學者、商業人士和媒體人士之間的海外經驗交流[3]。

2018年6月，學術界舉辦了兩場涉及“全球流動”這一主題的學術會議。6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屆中國民族研究西南論壇在云南昆明召開，此次論壇由西南民族大學和云南大學聯合主辦，共10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本屆西南論壇以“全球化與中國西南”為主題，會議的主旨發言討論了全球化時代下人類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應用，另就西南民族研究的既有成果與發展前景進行了回顧與反思。會議的分組研討會則設12個議題，涵蓋西南民族、跨境民族、邊疆治理、跨國流動等研究問題。在跨境民族方面，學者重在討論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南亞的跨境民族，以及中國西南邊疆治理的歷史與現狀；在跨國流動方面，學者們關注的是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南亞地區在物、人、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互動，并反思全球流動對中國社會環境和學術研究路徑的影響。

2018年6月23日至24日，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和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了“全球相遇：跨過流動視角下的中國與世界”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是一場規模較大的國際學術會議，有來自19個國家的近百名學者參加，共設12個議題，以討論跨國與跨境流動的現象、理論與方法為中心。參會者的發言報告涵蓋了不同國家語境和研究視角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和在華外國人研究，其中前者的研究對象包括了東南亞、非洲、拉美地區和法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華人群體。此次會議使國內外學者在“全球流動”這一問題上達成了一定的學術共識，為未來中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和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18年11月3日，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舉辦了博雅工作坊第十四工作間的研討會，題為“亞洲的人與社會：人類學的實地田野考察”。8位來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學者就親身完成的長期田野調查進行海外民族志理論與方法論層面的對話，涉及馬來西亞、菲律賓、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國、印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多個國家和地區。

2018年11月16日至18日，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年會和中國世界民族學年會在同一時間舉行。中國人類學民族學2018年年會由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主辦，由陜西師范大學承辦，年會分為多個專題會議，其中由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會邊疆學專業委員會和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共同申辦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議，就海外民族志、人類學民族學的區域研究和東南亞研究這三個議題展開討論。2018年中國世界民族學年會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和中國世界民族學會聯辦，會議在內蒙古師范大學舉行，以“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國家治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學術研討會”為題，圍繞多民族國家治理、國際移民與難民、“一帶一路”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問題展開討論。

二、成果：研究課題的立項與學術論著的發表

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共通過4506項年度項目和青年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通過3128項規劃基金、青年基金和自籌經費項目，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項目則有174項課題通過評審。筆者在社會學、民族學和交叉學科門類中篩選出涉及海外（境外）民族志研究理論與方法的項目與課題，這些項目或課題大多涉及兩個主題：第一，跨境民族與跨境流動，尤以中緬和中越邊境的研究為多；第二，中國臺灣的族群認同與政治，包括對臺灣的原住民和云南移民群體的研究等。此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研究和海外華人研究仍然占據一定比重。

根據海外民族志的基本定義，從事海外民族志研究需要具備三個主要要素：一是到海外（境外）去，二是進行規范的田野調查，三是形成符合學術要求的研究報告?；谶@三個要點，對2018年11月1日以前中國知網所收錄的人文社科類文章進行篩選與整理，按照研究主題將其分為三種類型進行介紹：跨境流動、海外華人和區域研究。

2018年有許多學者關注西南邊境（尤其是中緬、中越邊境）的人口流動。例如段穎對邊境地區緬甸華人進行田野調查，通過華人的跨境貿易、跨境而居和參與中國地方事務這三種行為，揭示了緬甸華人公民身份的靈活性：既是緬甸公民，又是海外華人[4]。由于長期生活在緬甸，這些華人對緬甸有著較強的國家認同；與此同時，華人的身份又使他們得以享受中國相關政策的優待，在動蕩時期暫時逃離緬甸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緬甸華人在跨境活動中不斷定位自己的公民身份和族群身份，這種跨境流動的現象為我們提供了思考族群和國家認同問題的新視角。馮罛煒、汪洋對云南瑞麗居民的跨國趕街習慣進行分析[5]。在滇緬邊境一帶的傳統集市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生活在瑞麗的邊民卻更習慣去緬甸的集市，甚至不惜花費更多的交通與時間成本。作者認為，這種跨境消費應被解釋為一種“慣習”，延續了過去尚未劃定明確邊界時的趕街習慣。換言之，跨境消費成為邊民保存歷史記憶、懷念傳統文化以及逃離現實焦慮的方式。這個觀點對施堅雅的基層市場理論提出質疑，認為基層市場未必凝聚一定范圍內的村莊形成鄉村共同體，也未必是國家與地方的中間紐帶。瑞麗居民的跨境消費指出了基層市場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空間的可能性，指向了消費行為背后的文化意涵。

海外華人研究是研究成果最豐富、最多元化的一個領域，包括了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社會組織、宗教信仰、文化習俗等問題。伍慶祥的文章指出了海外華人身份認同的內部差異[6]。他選取緬甸的勐穩人作為研究對象，將其與緬甸果敢族以及華人進行比較。這三個群體都屬于廣義上的“華人”，但卻有著不一致的身份認同。果敢族位于中緬邊境，在中緬劃定邊界后才屬于緬甸，因此這個民族擁有比較特殊的政治身份，有強烈的地區認同和較弱的國家認同；華人則散居在緬甸的各個城市，他們因為靠近主流民族而表現出較弱的地區認同和較強的國家認同；勐穩人由于生活比較封閉，鮮少與果敢族和華人接觸，因此表現出較強的國家認同和模糊的民族認同。作者引入“空間屬性”的概念對這種差異進行解釋，認為身份認同與居住空間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即使同為海外華人，但由于彼此的居住空間不同，也會形成不同的身份認同。黎相宜的文章以美國四邑華人社團為例，探討了海外華人社團內部沖突的成因[7]。她認為漢學人類學的研究范式存在缺陷，這種觀點往往將海外華人社團解釋為傳統社會和組織的延伸，將社團的內部沖突與其對祖籍國的政治態度掛鉤，從而忽視了所在國社會與文化環境的影響。美國華人社團內部的沖突主要表現為新老移民的沖突，這與美國《排華法案》廢除后新移民的加入有關；其次，這些社團的運作體系受到美國民主制度的影響，社團內部的沖突主要表現為個人對權力的爭奪，是一種非政治性的日常沖突。而社團與祖籍國的聯系僅僅是社團建構自身合法地位的手段之一，歸根到底仍是日常權力沖突的一部分。因此，對于海外華人組織的分析必須結合區域社會結構和所在地文化系統。

在海外華人的宗教信仰方面，有馬瀟驍、麻國慶二人對泰國清邁華人精英的“報”這一宗教實踐的研究[8]。他們探討了華人精英參與慈善活動的原因及其結果，即“報”的實踐是如何產生和運作的。華人精英出于對神靈的感恩和對社團的責任，往往會對神緣社團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本，這是華人精英對神靈的“報”；華人精英向神靈獻祭的物品會以神靈之名捐出，惠及社會其他人士，這又形成華人精英對社會的“報”。在這個過程中，華人精英一方面通過儀式展演獲得神靈對自身地位的肯定，從而使前期投入的社會資本轉化為象征資本；另一方面又通過施惠獲得社會對自身地位的肯定，從而使象征資本又轉化為新的社會資本。由此，神靈、施惠者（華人精英）和受惠者形成一個“報”的循環系統，華人精英借此實現了資本的積累與轉化。在文化習俗方面，有李牧以紐芬蘭華人的春節慶?；顒訛檠芯繉ο?，探討了移民的族群記憶與所在地的地方性知識之間的互動關系[9]。紐芬蘭華人的春節慶?；顒咏洑v了從私人化到公共化的發展歷程，這個過程一方面表現了紐芬蘭主流社會對華人態度的轉變，另一方面表現了華人積極向主流社會推介族群文化的渴望。紐芬蘭華人將族群記憶與地方知識相調和的努力，使華人的春節文化展演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是為了傳承中華文化傳統，又是為了積極融入主流社會。這種新的族裔文化的形成，展現了文化超越民族與國家的可能性。

在區域研究領域，有針對泰國、墨西哥、以色列等國家社會問題的探討。龔浩群研究的是當下泰國城市中產階級的修行實踐[10]。她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框架，提出了“靈性政治”（spiritualpolitics）的概念，將宗教實踐與宏觀的政治社會轉型相聯系，認為新自由主義對個體的關注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反映在政治和宗教領域上。泰國城市中產階級的修行實踐是一種注重個體內心解脫的宗教活動，提倡用當下的解脫代替來世的功德，以消除個體之苦作為消除社會之苦的前提。這種宗教實踐表現了“信仰層面的能動性和政治層面的無力感如何在人們的靈性體驗中相互交織”[10]。修行是一種突出個人主體性的行為，然而將個人價值置于社會問題之上，會使自我救贖成為人們回避現實沖突的出路，從而削弱了社會變革的動員能力。

張青仁通過研究墨西哥如何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探討了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非遺保護何以被視為重建全球秩序的努力，以及社群的自覺參與對于非遺保護的重要性[11]。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非遺保護計劃是在兩個社會條件下興起的：一是拉美國家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二是殖民歷史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明對拉美文明的擠壓。后者使墨西哥學界對非遺保護的認知具有強烈的反霸權主義色彩。在墨西哥，包括人類學家在內的學者要求重新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族群象征的價值與意義，他們以民族志方法進入社群，與社群成員一同識別、記錄和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而激發社群成員自覺參與遺產的保護行動。作者認為，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動機和理念，雖然不一定能夠改變既有的全球秩序，但它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對社群參與的重視卻是值得中國借鑒的。

趙萱的文章基于自身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區的田野調查，嘗試突破地緣政治的單一敘事，用日常視角來看待巴以沖突。以往的研究通常視領土和宗教為巴以沖突的焦點，趙萱則以耶路撒冷基督教的實踐為切入點，通過三個案例展現了超越領土和宗教界限的耶路撒冷圖景，認為宗教是沖突焦點的同時，也創造了沖突以外的社會空間和秩序[12]。其另一篇文章從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個案出發，講述了這一群體如何被懸置在“例外狀態”（state ofexception）之中[13]。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地緣政治和生命政治的互動關系，觀察到國家主權、社會規訓和人口治理這三者的結合如何構成新的生命政治治理術，以及個體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換言之，巴以沖突在當地日常生活中所展現出來的復雜性，提醒學者應當跳出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對日常實踐予以更多的關注與思考。

三、趨勢：全球流動視野下的海外研究

在《海外研究：中國人類學發展新趨勢》中，周大鳴和龔霓指出，海外研究是當下中國發展的需求，是“他者”和“自我”互觀互動的需要，也是學科恢復發展的必經階段[14]。但是，海外研究不能局限在“到海外做研究”這么簡單的認識上。在兩位作者看來，在全球化的時代，海外研究必須具備流動的視角，觀察全球范圍內人口和事物的流動。因此，對于在華外國人的研究也必須被包括在海外研究中。另外，海外研究還需要有更遠大的抱負，即跳出西方的話語體系，從中國的文化和認知體系出發，用中國學者的眼光來講述“海外”，并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

從2018年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進展來看，區域研究和全球流動顯然是最重要的兩個主題。區域研究自不必多言，海外民族志的第一要點就是走出國門，加上“一帶一路”的倡議逐步向外推進，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到區域和國別的研究中。至于全球流動，如李明歡所言，全球流動不是單向或雙向的流動，而是環形的流動[15]。這意味著，研究全球流動是無法規避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包括中國。然而若如周大鳴和龔霓所言，將在華外國人的研究包括在海外民族志研究內，是否已經違背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第一要義，即田野地點的變更？觀察上述有關全球流動的研究，尤其是在跨境流動方面，我們會發現將田野截然二分為“海外”和“本土”更為困難。例如對中緬邊境人口流動的研究，研究地點是屬于海外，還是國內？更何況，邊境研究一直都在打破所謂的族群和國家邊界，而海外民族志對“走出國門”的要求卻正是建立在對國家邊界的認識基礎上的。

事實上，全球流動的現象對“海外”這一概念的沖擊，或者正好指向了海外民族志發展的最終方向。即當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發展到一定程度，使在海外做田野調查不再稀奇時，人類學家便不再以在海外或在本土做研究來區分彼此，而是形成一個內部多元而又一致對外的學術共同體。換句話說，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目標是學術話語體系和學術共同體的進步，最終破除“海外民族志”這一概念本身。在當下，海外民族志研究因肩負著這樣的使命而顯得尤為重要，這就要求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將“到海外去”視為工具而非目的，以問題意識為優先，以理論突破為抱負。同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兼具一種互惠人類學的視野，堅持以互惠觀念中的回饋精神和他者關懷為學術倫理的基本[16]。

注釋

[1]王銘銘.所謂“海外民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2011（2）.

[2]王建民.中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學術史[J].西北民族研究，2013（3）.

[3]根據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網站：http：//www.sirpa. shisu.edu.cn/a6/f8/c227a108280/page.htm.

[4]段穎.跨國流動、商貿往來與靈活公民身份———邊境地區緬甸華人生存策略與認同建構之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8（1）.

[5]馮罛煒，汪洋.作為傳統的異域集市———以瑞麗弄賀村民跨國趕街習慣為中心的討論[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

[6]伍慶祥.空間屬性與緬甸勐穩人的身份認同建構[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8（2）.

[7]黎相宜.從區域社會結構與在地文化系統視角看海外華人社團內部沖突———以美國為例[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8（2）.

[8]馬瀟驍，麻國慶.以神靈之名———泰國清邁華人精英“報”的道德實踐和資本轉化[J].開放時代，2018（3）.

[9]李牧.族群記憶與地方性知識的交互與融合———紐芬蘭華人春節慶祝的歷史、文化表演與儀式過程[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8（3）.

[10]龔浩群.靈性政治：新自由語境下泰國城市中產階層的修行實踐[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

[11]張青仁.社會動員、民族志方法及全球社會的重建———墨西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與啟示[J].民族文學研究，2018（3）.

[12]趙萱.“圣地”秩序與世界想象———基于耶路撒冷橄欖山基督教社群的人類學反思[J].世界宗教文化，2018（3）.

[13]趙萱.隔離墻、土地與房屋：地緣政治與生命政治的交互———一項東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志研究[J].開放時代，2018（5）.

[14]周大鳴，龔霓.海外研究：中國人類學發展新趨勢[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

[15]根據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李明歡教授在“全球相遇：跨國流動視角下的中國與世界”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發言整理。

[16]趙旭東.海外民族志的文化自覺[J].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9-7.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責任編輯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