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格局中的邊疆民族地區雙語教育

吳強

一、邊疆民族地區語言是反恐斗爭的文化基礎和實戰工具

恐怖主義是當代文明社會的毒瘤、全人類的公敵，也是中國國家安全的現實威脅。對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我們不僅要繼續保持“追著打、壓著打、挖著打”的凌厲攻勢，更要注重綜合施策、標本兼治，把“挖存量、減增量”與“鏟土壤”一并加以推進。要從源頭上“鏟土壤”，關鍵之一就是必須貫徹黨的語言政策，實施國家語言戰略，提升國家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的語言治理能力，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態，鏟除恐怖主義內生性的土壤，阻斷外源性的輸入，從而從文化上實現“去極端化”。

談及恐怖主義，人們習慣性地聯想到對政府官員、警察、軍人等硬目標和平民軟目標的槍擊、爆炸、暗殺、綁架、刀砍、縱火、生化武器襲擊等恐怖暴力行為。從世界范圍看，恐怖主義尚未形成各國均能接受的普遍性定義，但已具有世界公認的基本表征，其遠比人們的直覺更復雜。著名學者邁克爾·斯托爾（MichaelStohl）將恐怖主義解釋為三個步驟，包括“暴力行為或威脅，對這種行為或威脅的情緒反應，以及這些行為和反應對社會的影響”。斯托爾根據這個過程模型推斷：“恐怖分子的興趣主要是觀眾，而不是受害者，行為或威脅只是（三個步驟的）第一步”[1]。在201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中，對恐怖主義的界定，是指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制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財產，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以實現其政治、意識形態等目的的主張和行為。在我國的實際反恐斗爭中，至少還有三方面的內涵：第一，我國恐怖主義的淵源是民族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所以打擊恐怖主義一定是與打擊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聯系起來。第二，恐怖主義不僅是對無辜人群的生命和肉體的攻擊和侵害，也是讓人的思想受到毒化和心理遭遇恐懼的過程。第三，恐怖主義的行為不僅僅是暴力行為，也包括制作傳播恐怖主義音視頻、書籍等宣傳品的行為。這三個層面都必然需要借助于特定語言文字的表達作為載體，以實現對虛幻的“威脅”和“恐懼”的建構，達到其分裂國家、擾亂社會的目的。當然我們推進反恐斗爭，包含著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兩個領域，其中預防恐怖主義、鏟除恐怖主義生長的土壤，更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性，必然需要借助語言文字作為利器。

從國際上看，恐怖主義產生的重要心理是“非對稱性”恐懼。某種意義上說，恐怖主義是一種非對稱性的極端行為方式和政治邏輯，弱勢心理一方試圖借由極端方式產生“震驚效果”而強化群體內部的身份、文化、傳統和信仰認同，以實現其訴求的政治目標。這種“非對稱性”，可能是一種客觀實體上的存在，但還有一種可能是由于心理隔閡造成的虛幻“非對稱性”。語言的使用和地位往往可以成為這種“非對稱性”恐懼的緣由。因此，現代恐怖主義組織及其領導者大多注重語言工具的使用并具有一定的語言使用和傳播能力。國際著名恐怖主義問題專家愛德加·歐巴蘭斯（EdgarOBalance）認為，恐怖組織的領導者、計劃者、聯絡官、骨干分子都必須具有六個特點：獻身精神、勇敢、沒有憐憫或同情之心、相當高的智力水平、很強的隱蔽性，以及受過良好的教育，應當能講英語以及其他主要語言[2]。

在我們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三股勢力”就是利用了少數民族群眾與漢族等各民族之間的語言隔閡等原因造成的信息不對稱，歪曲普及國家通用語言的國家政策，并借此鼓吹所謂的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迫，挑動民族沖突，為恐怖主義和民族分裂制造“正當”的“去道德化”和違法理由。分析現在境外的“三股勢力”的宣傳滲透，他們的工具已經不僅僅使用刀槍和炸藥，還有大量的紙質或音視頻宣傳品，特別是通過互聯網大量傳播宗教極端思想，鼓吹“圣戰”。他們的宣傳品往往能根據不同對象使用不同的語言。對民族地區受眾，他們使用的是各種少數民族或跨境民族語言，以爭取各少數民族及跨境同一民族的同情者和追隨者，以及招募暴恐分裂人員和募集暴恐分裂資金；對漢族區域受眾，他們使用的是漢語普通話，包括通過西方國家的普通話廣播電臺和網站進行煽動；對國際社會受眾，則使用的是英語、法語、德語、阿拉伯語、俄語、土耳其語、日語等國際主要語種，并且通過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知名社交網站上設立專門賬號，擴大對外宣傳，搶奪國際舞臺的話語權和道義制高點，掩飾其暴力恐怖主義的邪惡本質。他們使用不同語言的宣傳內容也不一樣，有著較強的指向性，甚至還有專門的少年兒童節目。此外，境內外“三股勢力”還利用語言的同源性，煽動我少數民族青少年出境到民族分裂活動猖獗的國家留學，甚至直接在國外舉辦招收我少數民族青少年的學校，專門教授所謂的民族語言、歷史和宗教，灌輸分裂國家和“圣戰”思想。境內外“三股勢力”還對我黨和國家的語言政策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雙語教育”進行歪曲解讀、惡意攻擊。當然這也決定了，我們反制和打擊恐怖主義及其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也必然要直接使用語言武器。因此，語言并非人們想象中的是一種低政治、低強度和間接性的國家安全要素。在反恐戰局中語言戰略和語言武器不應缺位。

二、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國家語言能力及其反恐功能

我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元一體”民族共同體，55個少數民族中有著80多種語言，其中還有30多種屬于跨境語言。這些語言涉及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等。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國家通用語言的普及使用、多民族語言的和諧關系，以及國家語言的治理能力，是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基礎性、戰略性議題。

近年來，筆者因承擔相關課題研究、發展規劃制定和國家相關文件起草，先后走訪了我國邊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少數民族地區，對其雙語教育及相應的國家通用語言治理狀況進行了粗淺的觀察。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雙語教育，是指以國家通用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母語作為學校教學用語的教育系統，目的是使學生達到兩種語言的兼通。從筆者走訪到的邊疆民族地區來看，雙語教育和國家語言治理能力明顯呈現四級梯度：

第一級，在我走訪的西南傣族、苗族地區，地區幾乎是全民型的雙語族群。國家通用語言普及度很高。除偏遠地區和山區老人，中青年一代在國家通用語言的表達、閱讀和書寫方面均沒有障礙。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民族地區的母語有退化傾向，母語使用主要存在于家庭生活和族群內交流，在學習、工作和更大范圍內的社交場合很少使用母語，學校不愿教、學生不愿學，母語文字瀕于失傳。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場競爭環境和升學壓力下的一種全民趨利性的選擇。

第二級，在內蒙古地區，國家通用語言與民族地區語言使用基本處于和諧狀態。筆者所接觸的蒙古族青少年和成年人一般均能熟練認讀和書寫蒙漢雙語，在任何場合均能熟練實現雙語轉換。但隨著內蒙古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特別是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一些蒙古族聚居區的母語環境發生變化，出現了第一級地區同樣的狀況，民族語言傳承發展的壓力加大。學生以前認為“漢語難學”，現在感到“蒙語難學”，學習蒙古語的積極性比原來降低。為此，內蒙古自治區明確提出，把學習掌握母語作為基本要求，把學習運用漢語作為基本素質，鼓勵蒙古族民族學生重視雙語學習。

第三級，在藏區，筆者所走訪的甘肅、青海藏區，以及在上海集體訪談的來自日喀則地區的教師，從他們的表達或通過他們介紹的情況看，藏漢雙語教育基本普及，各年齡層能根據不同語言場景迅速交替轉換使用藏漢雙語，并能閱讀和書寫雙語，但說讀寫水平還有限。筆者在青海隨機訪談了準備進寺院進香的一群藏族村民，他們均能使用帶有濃重青?？谝舻臐h語進行無障礙交流。我們走訪的寺院中，僧人也均能熟練使用普通話，有的高僧還能說英語。當然不同群體和地區群眾的雙語能力差異較大。

第四級，在南疆維吾爾族地區，筆者走訪了喀什市區以及葉城、莎車、澤普和巴楚縣，這一地區的中小學雙語教育普及率為65%左右，相比前三級要低很多，而且除了喀什市區、縣城和澤普等基礎相對比較好的地區外，總體來看，雙語普及的質量還不高，相當部分維吾爾族群眾包括年青一代不能熟練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筆者曾與一位經過國家通用語言考試后錄取到中師的維吾爾族新生交流，該學生對簡單的普通話詢問表示聽不懂。

國家通用語言的普及程度、雙語教育質量水平和政府部門對語言生活的治理能力，與該區域的反“三股勢力”斗爭強度及成效有著直接的關聯性。在內蒙古地區，盡管存在同一民族的境外獨立國家，境內外也有蒙獨勢力蠢蠢欲動，但總體來看，蒙獨勢力的活動沒有廣泛民眾的基礎，他們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極少數的所謂“知識精英”群體中。這得益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內蒙古自治區黨和政府始終堅持正確的語言戰略，堅持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維護了民族團結，鏟除了民族分裂的土壤。在藏區，民族分裂活動和暴恐活動曾一度非常猖獗，而且有一部分年輕人甚至未成年人非法越境到達賴集團在流亡社區舉辦的學校求學，接受藏語教育。還有的藏區家庭因經濟貧困將兒子送進寺院成為小僧侶。一些寺院受達賴集團分裂主義思想毒害，導致青少年不學習國家通用語言，不了解黨和國家民族宗教政策，也不能正確理解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宗教。他們中有的成為暴恐分裂犯罪活動的急先鋒。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藏區的教育，藏族青少年都能在條件良好的公立學校接受免費的雙語教育或職業教育，從而有效阻擊了民族分裂主義思想的滲透。藏族青少年非法越境求學和從小送入寺院讀書的狀況已經得到基本扭轉，從而根本上阻擊了暴恐分裂活動，維護了藏區的和諧穩定。在新疆地區，明顯呈現兩個“兩元結構”，北疆的國家通用語言普及使用能力較強而南疆地區較弱。在南疆城市和兵團等經濟條件較好、多民族共處的地區，國家通用語言能力使用較強，反之則較弱。由于南疆一些地區國家通用語言不普及，相當部分維吾爾族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接受正面信息有限，升學和就業的可選擇性和社會交往面狹窄，從而給“三股勢力”滲透以可乘之機。在內地高校，維吾爾族學生近年來涉恐案件屢有發生?；趥€案的綜合分析，筆者發現其中有一個具有相當普遍性的共性原因，就是涉案學生不能熟練掌握國家通用語言，不同民族同學之間的語言溝通以及聽課、理解、考試能力較弱，影響了這部分民族學生學業成績和人際交往，導致他們不能充分融入班級集體生活，容易在本民族群體內抱團活動，一旦受到煽動蠱惑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關注并思考國家安全中的語言戰略，既要研究民族地區普通民眾，還要關注管理部門和專業群體的雙語能力。政府部門和教育、司法執法、宣傳媒體等領域人員的雙語表達、閱讀和書寫能力，更具有示范意義、傳播功能，他們也是語言公共政策和制度的設計者，是維持國家安全的中流砥柱。在調研中我們重點研究了三個重點群體：一是政府部門工作人員。該群體大多受過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比較完整的雙語教育，基本具有良好的雙語專業能力。二是教師群體?？傮w來看，苗、傣等民族地區教師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沒有任何障礙，相反使用母語教學能力較弱。蒙古族教師雙語能力均比較強。藏區的雙語教師從事雙語教學能力也總體較好。而南疆地區相當一部分教師雙語能力較弱。在南疆一所雙語教育中心調研時，筆者看到正在接受漢語培訓的維吾爾族教師中有的已是多次回爐培訓，原因就是之前封閉式學習了半年的國家通用語言，回學校任教后由于語言環境原因很快就遺忘了，只能反復接受培訓。三是司法和執法人員（包括法院、檢察院、公安、公證和司法調解等）。邊疆民族地區地方相關條例均有規定，法院、檢察院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居住的地區，應當使用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辦理案件，對于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應當為其提供翻譯，并且在法律文書中允許使用當地通用的少數民族文字。藏區和新疆維吾爾族地區，少數民族的司法人員群體都接受過良好的國家通用語言教育和培訓，同時掌握自己的本民族母語。但由于他們要直接面對普通群眾，必須熟練掌握專業領域的雙語，而且還要能迅速把普通話轉換成民族語言，把專業語言轉換成農牧民聽得懂的通俗語言，有的還要用民族語言解釋國家法與習慣法之間的共同點。執法人員甚至還要熟悉特定少數民族群體母語使用中的暗語、俚語和犯罪群體的黑話。但實際情況是，民族地區基層政權中這一群體的雙語能力嚴重不足。少數民族司法人員在辦案執法中，或因語碼轉換不暢而造成交流上的遲滯障礙，或只會說雙語但不能準確書寫。雙語專業人才嚴重短缺，難招、難留、難培養的“三難”矛盾十分突出。為彌補雙語人才不足，司法機關常常聘請兼職雙語翻譯，但由于缺乏專業知識導致翻譯錯誤百出，嚴重影響公正司法。

為彌補民族地區雙語人才的不足，民族地區正在探索智能翻譯系統的使用。據介紹，執法人員攜帶并使用雙語語音翻譯系統給違法犯罪人員帶來一定的震懾作用，迫使其配合調查取證，不再以聽不懂語言為掩飾。但同時雙語和多語翻譯智能系統的使用，也存在兩大棘手難題，一是翻譯系統的使用也給境外暴恐文字和音視頻的傳播提供了方便。一些涉案人員就是直接在網絡和手機上通過翻譯軟件閱讀收看外語資料和音視頻。二是翻譯軟件的準確度還不高，司法執法機關還不能在審判和執法中充分使用。

三、加強民族地區語言教育、增強反恐能力的建議

走訪調研中的現場感，讓筆者深切體會，語言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和觀點的表達工具，而且在工具使用中賦予了情感和意義的符號，成為維系國家安全的情感紐帶和政治工具，成為國家非傳統安全的核心要素。為此筆者就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雙語教育和提升語言治理能力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加速雙語普及。目前邊疆民族地區的學校分為民語學校、漢語學校、民漢合校三種類型。都致力于強化處于與“三股勢力”斗爭前沿的邊疆民族地區國家通用語言的普及。要把雙語普及、國家通用語言障礙基本消除納入民族地區精準扶貧的重點任務。雙語學校建設要從中小學進一步下移到雙語幼兒園，完善學前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縱向銜接的雙語教育體系。雙語教育基本建設和內地對口支援的重心要優先保證雙語教育中心（或教師進修學院）建設，強化雙語師資培養培訓，而不要再過于將有限資源集中于建設標志性學校硬件設施。著眼于為少數民族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升學和就業空間，鼓勵更多的少數民族學生升學考試從“民考民”轉向“民考漢”，在有條件并尊重少數民族學生及其家長的基礎上，進行雙語學校結構優化，將“一類學?！敝鸩竭^渡到“二類學?！?，全面提升青少年的雙語能力。

第二，提升專業人才的雙語水平。要優化重點管理部門、重點行業、重點領域雙語專業人才的招聘、培養和激勵政策。普遍建設民族地區司法等系統的專業人員雙語培訓中心，并在高等學校建設專業雙語人才的培訓點、學位培養點和博士后流動站。統一開發標準化的雙語專業教材，統一調配高水平的雙語專業師資。建立雙語人才庫，對在邊疆民族地區工作特別是地處反恐斗爭前沿地區的雙語人才，適當降低學歷、專業等司法執法和學校、政府部門的招聘門檻，并對高素質的雙語專業人才分級發放專門津貼，并在干部提任、職稱晉升、評選表彰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

第三，加速跨民族文化交融。要根本上扭轉個別地區雙語教育和普及能力不足、“三股勢力”乘虛而入的局面，既要堅持繼續發展雙語教育，嚴查嚴打“三股勢力”，還要著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快產業發展，促進民族地區的人員流動和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提倡和鼓勵各民族互相學習語言文字，為雙語教育和使用提供必要條件和良好生態。內地民族高中班學生，是民族地區青少年中的資優生，但內高班長期封閉式的教學和生活，不利于其語言學習和與漢族同學的感情、文化交流交融。有的學生進入高校后不適應與漢族同學混班混宿而參與到民族學生內部的抱團活動之中。因此，有必要逐步推進內高班的混班混宿，消除跨民族之間的文化隔閡，促進少數民族學生的雙語能力，為抵御“三股勢力”的滲透構筑起語言和文化上的“防護墻”。

第四，注重少數民族語言人才的培養和專業建設。既要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也要科學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要積極搶救瀕危少數民族語言，培養面臨失傳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專門人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地處反恐斗爭的最前沿，需要加快在少數民族和漢族青年學生中培養一批熟練掌握少數民族語言的政法系統專業人才，政策上鼓勵和支持“漢考民”學生，即母語是漢語的漢族等使用漢語的學生在民語學校就讀，用民語參加考試，并且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漢語學校，開設少數民族語文課。要發揮西部少數民族與周邊國家跨境語言的優勢，加快培養具有語言優勢的反恐專業人才，借此與周邊國家在反恐反分裂等領域進行戰略合作。此外，由于我西部和北部部分鄰國長期受到蘇聯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文字使用了西里爾文，文化的傳承性被削弱?，F在這些國家都在試圖擺脫蘇聯文化影響，出現強烈的民族回歸意識。為此試圖在同一民族且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傳統文字的中國少數民族中找回本民族的傳統文字和語言。我們應充分運用這一動向，積極而慎重地推進跨境語言文字交流，增強彼此間的人文合作和民心相通，構建有效抵御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想的跨境傳播。

第五，推進智能翻譯系統的開發。支持少數民族網絡語言文字和計算機軟件信息處理技術的研究，開發雙語和多語智能翻譯系統、涉暴涉恐音視頻和信息監控監測系統、雙語教學培訓系統。要組織核心技術重點攻關，把扶植相關技術的研發和產品使用作為地區科技創新和產業政策的支持重點，鼓勵專業人員和青年才俊在這一領域創新創業，以搶占信息安全的制高點，規范虛擬世界的傳播秩序，把好國家安全的前沿關卡。

注釋

[1][美]布麗奇特·L.娜克絲.反恐原理[M].陳慶，郭剛毅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34.

[2]楊雋，梅建明.恐怖主義概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65.

作者單位：上海政法學院（責任編輯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