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出版的創新性轉型與公共關系：以西方藝術出版為例

吳蔚

摘要：當代出版環境瞬息萬變。信息技術促進了思想的交流。在某種程度上，它以交互性、全局性和瞬時性的形式改變了舊的研究認識論和思想概念。通過改變信息流的方式，數字技術正在創造新的角色、新的行為、新的參與者和新的關系。本文以西方藝術出版領域的數字化轉型為例，探討數字出版對學術交流與專業領域的影響，試論其對公共空間的關系重塑所產生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數字出版;藝術出版;電子書;公共空間;公共關系

當代出版環境瞬息萬變。社會發展、經濟模式的轉變，以及技術革新都是出版業變革的驅動力。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出版方式。新的印刷技術、按需出版以及日益增長的數字出版幾乎每天都在塑造一個新的出版世界。電子書已經日趨成熟，從單純的紙質書籍的電子版逐漸發展為具有多媒體、交互性和社交閱讀功能的電子出版物。

在西方，許多博物館和大學出版社都在朝著數字化方向邁進。2011年，藝術家毛里齊奧·卡特蘭（Mcurizio Cattelan）個展“一切”期間，古根海姆美術館在線發布了展覽的電子圖錄，這也是該館的第一本電子書。同期上線的還有美術館針對以往絕版出版物的數字化計劃，囊括了一批20世紀60年代的重要展覽圖錄。芝加哥藝術學院的數字出版計劃目前已經上線了十四種電子書，包括現代繪畫大師馬奈、莫奈、雷諾阿、馬蒂斯的專輯，方便讀者通過瀏覽器訪問和閱讀。但出版一本引人入勝的電子書卻是極大的挑戰。諸如像泰特出版社這樣權威的藝術機構涉足電子書，也大多只是紙質書的電子化而已。

在藝術出版領域，其所面臨的“數字化”挑戰似乎比其他出版領域要大，背后原因甚多，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藝術史領域堅信印刷是唯一有效的出版形式。此外，以視覺為主的圖書在電子媒體上的技術實現并不理想，特別是在兼容不同的閱讀設備和數字平臺時，閱讀體驗不盡如人意。此外，互聯網時代的美好愿景與新媒體技術的嚴酷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一方面，藝術家和出版商往往高估數字出版的互動性及多媒體的可能性，隨之而來的是更高的開發成本，以及欠缺穩定的技術平臺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高看技術的同時，出版商低估了電子出版物對人們習以為常的出版慣例和閱讀行為的影響。盡管如此，當出版形態與傳播形式發生變化時，出版市場勢必要針對現狀進行轉型探索，藝術出版也不例外。這種探索可能是激進的，例如一本展覽圖錄可以被拆分為相互關聯的若干專題圖集，供讀者下載閱讀。蓋蒂基金會和蓋蒂博物館的在線學術目錄倡議（OSCI），以及耶魯大學出版社關于藝術書籍的未來數字出版模式的研究項目，均表明了博物館界和學術界對藝術書籍的數字出版的關注。

媒體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在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訪時，對其后視鏡理論做了明確的解釋：“由于環境在其初創期是看不見的，人只能意識到這個新環境之前的老環境。換句話說，只有當它被新環境取代時，老環境才成為看得見的東西。因此，我們看世界的觀點總是要落后一步。因為新技術使我們麻木，它反過來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環境，因此我們往往使老環境更加清晰可見。

在關切出版未來的發展時，面對數字出版的興起，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正如麥克盧漢預測的那樣，我們確實被看世界的后視鏡困住了嗎？如果一本書不再是紙質頁面的有序集合，而是一個基于html的epub程序，或是其他形式，那么該書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使電子書脫穎而出}從最基本的角度看，電子書中的所有文件都是比特流（0和1）。數字出版世界的一大新穎之處在于，基于標準化但靈活的結構，相同的內容可以多種格式出版。這不僅取決于輸出設備的功能，而且還取決于書籍的功能，例如藝術出版物可根據研究專著、畫冊圖錄、藝術家書、工具書等不同定位來定制設計不同的數字出版形式，并與讀者建立全新的關系。前文提到的卡特蘭個展的電子圖錄就提供了適合電子閱讀的工具組合，包括全文和引文搜索、書簽功能、圖像縮放、注釋等，并可在iPad、Kindle、Kobo等多種電子設備上閱讀。

信息技術促進了思想的交流。在某種程度上，它以交互性、全局性和瞬時性的形式改變了舊的研究認識論和思想概念。通過改變信息流的方式，數字技術正在創造新的角色、新的行為、新的參與者和新的關系。數字出版不僅正在影響學術交流與專業領域，也為公共空間的數字革命和關系重塑推波助瀾。

從數字出版到數字公共空間

數字出版始于1971年。當時，美國《獨立宣言》的數字化開啟了古登堡計劃。自此，數字出版的長足發展已經使其成為出版業的生力軍，不僅涵蓋了書籍、音樂、視頻、音頻，還涉足電子游戲、移動應用程序等門類。今天，從互聯網到手機應用程序，從社交媒體到游戲，再到與Siri等智能語音助手的對話，數字生活已經無處不在。相應的，數字媒體及數字媒體平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多變、靈活。諸如博客、微博、臉書、微信公眾號及朋友圈這樣的社交媒體，為所有人提供了數字出版所需的工具。當人們通過計算機和智能手機在互聯網上發布圖片、分享想法時，他們都在參與數字出版。

然而，定義“數字出版”并非易事。最常見的數字出版形式之一是掃描現有的紙質書籍，并將其轉換為數字媒體，例如電子文本、圖像或電子書。光學字符識別（OCR）技術通常用于將書籍的印刷文本轉換為數字文本格式，進而使用其他軟件應用程序重新設置文本格式，搜索或處理文本，知名的項目諸如古登堡計劃和谷歌圖書。從技術角度來說，數字出版至少具備以下兩個特征：一是使用數字技術代替紙質材料;二是通過計算機等電子設備進行訪問、瀏覽和傳播?；诖?，對于數字出版的理解必須基于數字文件、數字平臺、互聯網和人這四個核心要素，從而清晰數字出版的特色、目的和對象。對互聯網極具洞見的媒體人、作家約翰·巴特爾（JohnBattelle）認為，數字出版是通過溝通的藝術與科學，將某個社區聯系起來。

數字公共空間的生成與在線閱讀環境的變化推動了新型數字出版物的發展，這些新類型與新方式旨在利用數字媒體的優勢。例如，一個學術網站將許多文本與多媒體內容鏈接并組織起來，為讀者提供了在其中搜索和導航的功能。此外，新的形式還可能包括交互式軟件組件，利用互聯網的通信功能，圍繞主題建立交互式社區，還可以基于用戶的個人資料、興趣將每個用戶的訪問行為個性化。美國塔夫茨大學主持的珀爾修斯數字圖書館項目早在1985年就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該項目旨在收集和展示用于研究古希臘、羅馬的歷史、文化、藝術、文學的資料。

2018年底，芝加哥藝術小組“臨時服務”（Temporary Services）發起了在線論壇“藝術家出版人”（Artist PubBsher），旨在鼓勵藝術書籍的線上討論，營造一個親密的社區，擴大藝術書的參與者與影響力。該項目圍繞出版而服務，從而創建一個線上線下互聯的、新型態的出版生態系統。顯然，這樣的系統是通過聚集受眾、建立社區和公共空間而實現的，它進一步挑戰了一種機構化的制度模式，并為新的閱讀方式提供想象空間。在互聯網時代，數字出版更像是一種社會工作，正如概念藝術家塞思·普萊斯（sethPrice）所言，它是一種生產方式，不像是創造物質產品，更像是營造社會環境。

從讀者到玩家

美國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學者凱瑟琳·海爾斯（N.Katherine Hayles）的研究一直在探討人類與計算機之間的緊密關聯。在海爾斯看來，數字出版物與眾不同的閱讀體驗，源于單詞和圖像的不斷變化，這些變化也是我們行動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計算機強大的功能及其虛擬現實能力，能為讀者提供比紙質書要強得多的閱讀體驗，計算機也因此成為人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建立一種動態關系。相比或消極或樂觀地談論數字出版的愿景，海爾斯更關心的問題是：日益增長的數字閱讀如何提高我們的閱讀能力？如何在數字閱讀和與傳統印刷品掛鉤的讀寫能力之間建立有效的橋梁？以文學為例，海爾斯認為研究可以通過多種媒介形式（傳統印刷的和數字的皆可）傳授知識，重點在于結合精讀、超閱讀（hyperreadin9）和機器閱讀，對模式、意涵和上下文進行解釋和分析。

《配樂：視覺和表演藝術中的前衛作曲》是由蓋蒂中心博物館制作的在線出版物，讓讀者可以通過屏幕聆聽和欣賞前衛音樂。在播放一段樂曲時，配樂后面跟隨著紅色注釋標記，因此用戶可以同時收聽、閱讀和觀看曲目的進度。該出版物是多模式融合出版的典范，編輯團隊包括蓋蒂的數字出版技術人員、藝術史學家、音樂學家和文學學者，其最終呈現依賴于不同媒介的整合，并且讓讀者搖身變作音樂玩家，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中接受藝術熏陶，增長知識。

按照海爾斯的控制論觀點，電子書的受眾將不再只是讀者，而是玩家，因為電子書可以實現一種持續的流動性與可變性，從而激發一種連貫的意識流敘事的錯覺。這也正是電子書具有互動與參與性潛力的原因所在，而閱讀一直關乎通過復雜多樣的實踐進行學習。與此同時，讀者可以在各種電子閱讀設備上體驗各類電子讀物，對讀者身份的定義將更具包容性。進一步說，從讀者到玩家身份的轉變，讓電子書的受眾具備了更多社交需求與社交傾向，其身份也成為社交建構的產物。

紐約電子雜志《Triple Canopy>>一直與藝術家、作家、程序員和設計師緊密合作，探索傳統出版模式之外的可能性。該雜志的內容包含文學、藝術、電影、音樂等，其編輯思路與經驗更多地來自藝術界，而不是新聞出版業。在經營電子雜志的同時，雜志團隊也出版圖書和藝術家書籍，并組織研討會、工作坊，參加展覽?！禩riple Cctnopy》的目標不只是出版物，它試圖創造一種新的數字閱讀文化，促進屏幕之外的對話與交流，更多是與社區建設有關。

顯然，電子出版需要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與常規出版物的大預算相比，低預算、便攜性、以視覺為導向的電子藝術出版物將需要對工作方式進行更重大的改變。盡管交互式多媒體仍然很難在書中實現，但是全新的出版格式或策劃編輯思路卻蘊含了新的可能性。

重塑閱讀文化與公共關系

互聯網最初創建時，其體系結構是將控制最小化，許多早期用戶認為，這鼓勵了創新和信息的自由流通。派卡·海曼（Pekkct Himctnen）在他的《黑客倫理》一書中闡明了信息時代的新意識形態和精神風氣，其基礎是共享信息、思想和工具，從而促進進步和創新。盡管互聯網的共享空間一直充斥著源源不斷的版權糾紛，然而新的“技術公民”——藝術家、程序員和理想主義者正在塑造一種“點陣”的公共領域，這些創新者認為數字公共空間是暫時的、不穩定的、易變的，不斷被新的技術浪潮席卷。這也引發人們對知識產權問題和公共領域的關注，并且有助于思考信息時代的“公共”價值。

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所表明的，許多技術創新不僅是變革的原因和推動力，而且同樣是基于可預見的實踐和社會需求進行有意研發的結果。對于威廉姆斯來說，技術并不是與社會其他人相隔離的力量，相反，技術研究和實施是現代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核心部分。因此，對于數字出版和電子讀物的研究應該將之納入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模式中來進行探討，尤其是深入思考它們對于社會情境、文化生產和公共關系的影響。曼努埃爾·卡斯特爾（Manuel Cctstells）亦在《網絡社會的興起》中指出，圍繞信息的技術革命改變了我們思考、生產、交易、消費、管理、交流，乃至生活和死亡的方式。

數字出版是使閱讀體驗民主化的一種方式。通過電子書，讀者可以在閱讀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不是被動地讀書。這樣一來，書籍的意義就不再只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是與讀者的體驗和互動有關。華裔美籍藝術家陳佩之（Panl Chan）認為，電子書不需要模擬傳統書籍的體驗，而是創建一種新的獨特的體驗。陳佩之于2010年創立了一家荒地無限出版社（Badlands Unlimited），這是一家實驗性的出版機構，旨在拓展出版的概念與邊界，探索新媒體和新技術平臺。這家出版社網站一開始幾乎沒有導航條，并且大多數內容只能通過搜索獲得。它的頁面上排列著一系列藍色超鏈接，每次將鼠標懸停在某一個鏈接上時，屏幕就會被從鏈接到的網站上獲取JPEG和GIF圖像占滿，直到鼠標移開，圖像消失。這種閱讀體驗和信息獲取及信息繁殖的方式，似乎也隱喻了數字出版物、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開放關系。

結浯

計算機和網絡已經改變了社會以及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數字出版的發展是這一歷史的一部分。紙質書籍仍將繼續存在，而數字領域的先行者們正在挑戰書籍與出版的概念。從精英到參與性的社會發展，從數字出版到數字公共空間的建立，從單純出版物到復合社區的拓展，從讀者到玩家的身份轉變，數字出版不僅正在影響學術交流與專業領域，也為公共空間的數字革命和關系重塑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