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易》本卜筮之書”論斷中的解易方法

苗圃

【摘 要】“理一分殊”是程頤與其弟子楊時討論張載《西銘》的主旨時提出，起初只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使用。朱熹從學李侗，將理一分殊提升到方法論和本體論的高度。朱熹將這一方法用來注解《周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易學體系。

【關鍵詞】朱熹；周易本義；方法；理一分殊

朱熹是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通過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邵雍等學說的繼承和改造，創造了完備的理學體系。朱熹構建自己理學體系的過程中，背后有其方法論作支撐，而這一方法論就是“理一分殊”。

一、“理一分殊”的提出

“理一分殊”這一概念，最初是程頤與其弟子楊時討論張載《西銘》的主旨時提出?！段縻憽份d：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i]

二程對《西銘》推崇倍至，程顥曾說張載此文筆力深厚，他人無法做到，他更斷言自孟子之后學者，無人能比。程頤也說：“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后，蓋未見此書?！?[ii]楊時作為程頤的得意門生自然對《西銘》十分重視。他在閱讀此篇時向程頤提出疑問：“《西銘》之書，發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愛?！?[iii]楊時認為張載只稱乾坤為父母，而未談及血緣之父母及兄弟親族，也就是只談仁之體，未談人之用，脫離了具體的仁愛，這與墨子的“兼愛”思想相似。程頤針對楊時的疑問，作書答到：

《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圣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于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iv]

程頤指出《西銘》所指與墨子兼愛思想不同?！段縻憽芬郧楦改?，指出天地是人以及萬物的父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然大君、宗子、大臣及自家父母自然有差別，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便是“分殊”。墨子之兼愛說則二本而無分，“二本”即“愛無等差”?！皭蹮o差等”消除了倫理分位上的親疏差異性，兼愛無分也不符合人性的真實，否定親疏、貴賤之差異，這樣的倫理規范是虛偽的，即是“兼愛而無義”。經程頤書信的啟發，楊時始豁然無疑。

在這封信中，程頤用“理一分殊”概括張載《西銘》之主旨。其后楊時曾說：“天下萬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盵v]這也說明程頤是在道理倫理的角度使用這一概念?！袄硪环质狻碧岢鲋?，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被宋代理學家所重視。

二、理一分殊方法論的提升

朱熹對“理一分殊”思想的接受首先來自于李侗。他在吸引李侗及前人思想的基礎上，真正將“理一分殊”上升到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高度。期間，朱熹的思想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變化過程。

紹興二十三年（1153），朱熹赴同安任主簿途中與李侗首次相見。這次會面對其思想轉變產生重要的影響。首次會面，朱熹大談其近十年間所學禪學思想，面對朱熹的侃侃而談，李侗則對曰：“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于何處騰空理會得一個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體認？” [vi]這次會面，李侗指出朱熹空談許多道理的毛病，而對眼前事卻說不出道理。李侗還說理無甚高妙，只需在平常生活中著實理會，便自見理。也即是要求朱熹從“分殊”體會“理一”。朱熹問為學門徑，李侗指出應只看圣賢書目。這次會面對朱熹所學的佛老之學是一個巨大的沖擊，他后來曾說當時對李侗的批評“心疑而不服”，但是朱熹內心已經開始對佛老學問進行反思。

紹興二十八年（1158）正月，朱熹與李侗再次會面，繼續討論理一分殊問題。李侗的學問主旨為：理一分殊與主靜說。即從分殊中體認理一和從靜體悟道體。李侗曾指出佛老與儒道的根本區別所在，“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vii]李侗意在引導朱熹以此為根據擺脫佛老的影響。此次會面，朱熹主要請教他在《論語》“一貫”章中“一道貫忠恕”中理一分殊的理解，朱熹對自己的理解有疑問，李侗答道：“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這次會談，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基本確立，他曾明確指出一貫是體，忠恕是用，一貫之道是理一，忠恕是分殊。

李侗不僅主張“分殊”體認，也主張從“靜”中體認，即于靜處下功夫?！皩W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viii]李侗指出，默坐靜想既可培養浩然之氣，也可攝心專一，識認一理。靜中體認功夫加上分殊體認之功，即可達到識“道之全體”的灑然融釋之境。灑然之境，是對一理的融會貫通。朱熹此時并未達到這一境界，心中根深蒂固的禪學使他不自然地向內體認空理，不能自覺從日用處體認事理。

紹興三十年（1160），朱熹與李侗再次相見，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在日用間下功夫，達到灑然融釋的境界。這次會面是李侗提出的，李侗看出朱熹學問存在的問題，即于日用持守處未有盡合處，即未能融釋也。李侗要求朱熹“達觀廓然”繼續從靜坐體認與分殊體認兩方面入手。一年之后，朱熹達到灑然融釋的境界。李侗在給羅宗約的信中指出了這一點：“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巳藙e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剛體用合矣?！?[ix]朱熹將“理一分殊”最初的倫理學指向提升到認識論、方法論的高度，終于從佛老心學轉向知行合一的儒教理學。

三、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

朱熹“理一分殊”方法論確立后，緊接著轉向本體論建構，使“理一分殊”兼有本體論與方法論的意義。朱熹注解《周易》而成《周易本義》，即使用“理一分殊”的方法。

朱熹《周易本義》卷首九圖第一圖便是太極圖，“太極”是朱熹本體論的最高概念，具有本源性的地位。朱熹指出太極即是理。朱熹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x]這一“理”總括天地萬物之理，朱熹認為天地萬物紛然，都是太極本體自然顯現的結果。朱子的“理”或“太極”乃形上的本體，它不可理解為“物”，朱熹指出：“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xi]在這里，朱熹邏輯上強調理的先在性，“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后有彼。但統是一個大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xii]在這里，朱熹指出“自太極至萬物化生”，邏輯上有先后，但在現實世界中，理與萬物沒有先后，理通過萬物得以顯現，理非別有一物，萬物中有此理，理與萬物實乃為一?？梢?，朱熹認為“理”只有通過萬物，也就是“分殊”才能得以顯，這即是對“理一分殊”方法論的運用，首先強調“理一”。

程頤《程氏易傳》對朱熹影響很大。朱熹對程頤解《易》方法，曾作出肯定性的評價，指出“程先生《傳》亦佳” [xiii]，認為程先生在釋《易》方面義理完備，文字恰當，無一絲欠缺。這既是其優點，也是其缺點。朱熹對其義理的闡釋是肯定的，但是對其闡釋的方法是否定的。朱熹指出，“伊川見得個大道理，卻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xiv]朱熹指出，伊川解《易》，直接闡發義理而不談象數，這樣就把《易》中蘊含的無限道理限制了。因此，朱熹對程頤闡發《易》中之理，講到程先生：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兑住繁臼遣敷咧畷?，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xv]

朱熹認為，《易》中包涵萬物之理，程先生于每一卦爻辭說一道理，所說義理完備，論說詳細，沒有絲毫缺陷。但這也僅是就三百八十四爻，說出三百八十四個道理。正如朱熹所指出的，伊川解《易》仍然“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xvi]那么，《易》中之理，如何才能不斷揭示出來，朱熹指出只有通過占筮，才能將《易》中之理揭示出來。朱熹說，《易》之為書，本為占筮而作?！兑住窞椴敷叨?，要揭示《易》中之“理”，應從卜筮著手，才能求得《易》中之理，直接探求《易》本義。

通過程頤與朱熹解《易》之《乾》卦可以看出二人解《易》方法的不同：程頤在解《乾》卦卦辭“乾：元亨利貞”時，一開始即直言“天道”，他說：“乾，天也?！辈⒎Q：“夫天，專言之則道也?！?[xvii]。而朱熹解釋此卦爻辭，則曰：“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xviii]朱熹先指出乾之名是天之象，解《易》從象入手，不直接言天理。由此可看出二人解《易》方法之不同?！吨芤壮淌蟼鳌分苯右粤x理解《易》，不重視卜筮和和象數，認為“理”都包含在《易》之中。與《周易程氏傳》不同，朱熹的《周易本義》重視占筮，目的是為揭示《周易》之書的“本義”，不直接闡發義理。朱熹認為《易》中之理的闡發，只有建立在象數和卜筮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朱熹認為圣人因自然之理而畫卦，有理則有象，有象則有數，然后則有辭，在象、數、辭中便有理的存在。要求得《易》中之理，應該通過占筮，通過卦爻辭與象數來明理。

朱熹認為，太極之“理一”，是萬物之“理”，但這一“理”，總括世間萬物之理，因為其無所不包，所以無法用言語描述，且不論如何描述，都無法描述出“理”之全體。

朱熹指出，要把《易》所包含的“理”闡釋出來，只能靠占筮的方法，即朱熹提出的“易本卜筮之書”，通過占筮，把《易》中的“理”與現實情境聯系起來，通過占筮者的不同的具體的事件，即通過“分殊”，通過日用功夫來理解《易》中之“理”。通過不同的占筮事件，使《易》卦爻詞之理得到不斷呈現，這即是朱熹理一分殊方法論在解《易》中的應用。

朱熹反對程頤解《易》直接從義理入手，而不談象數。朱熹說：“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xix] 《易》是卜筮之書，《易》中之“理”，應通過卜筮得以呈現。應當指出，朱熹所說是有道理的，像程頤直接以義理解《易》，雖然完滿，卻不符合《易》之本義。

朱熹指出，《易》中包涵無限地道理。這一“理”如按照程頤的解《易》之法，《易》中義理，只是被說出了“三百八十四種”，而《易》中之理更多地是被遮蔽了。即使《易》中的一卦爻辭，也包涵無限的道理，朱熹說：“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怂砸娨字疄橛?，無所不該，無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盵xx]從朱熹的論說得知，要想把《易》中無限之理揭示出來，只有通過占筮，《易》才能活。朱熹舉例說，如《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朱熹曾說“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xxi]這是在講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在經筵講習中講到九五爻辭時，問此爻的含義，太祖的意思很明顯，此爻專指九五帝王，所以太祖遂說不可讓凡民見之。顯然，太祖是按照程頤的方法來理解《易》，即一爻辭一道理，朱熹說，此種解法是錯誤的。他指出不能把《易》中的卦爻辭當作道理來講，而應作占辭來理解：“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敝祆渲赋?，把卦爻詞當作占辭來看待，自天子至于庶人都可用，如同樣占得九五爻，不同的人，根據所占不同的事，便會呈現不同的理，這一爻的理會根據占者所占之事而呈現，這就是朱熹所說的，只有把卦爻辭當作“占”來看，易便“活”。

四、小結

朱熹指出，要探求《易》本義，則應通過占筮，由《易》中象數與經文，推出義理，不得脫離本義而直言義理。朱熹背后解《易》的方法，即是通過“分殊”來體悟“理一”。朱熹運用“理一分殊”的方法論解《易》，認為《易》中之“理一”揭示，不能直接通過對《易》的義理解說來實現，而應通過“占筮”之法，通過占筮者所問之事物來揭示卦爻辭之“理”，即是通過“分殊”來理解“理一”。朱熹的這一解《易》方法，既不同于程頤直接以義理解《易》，也不同于傳統的以象數解《易》，而是通過占筮，將象數、義理統一起來，實現了象、理、占為一體的易學體系。

注釋：

[i]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62-63頁。

[ii]程顥，程頤：《二程集》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37頁。

[iii]楊時：《龜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66頁。

[iv]程灝，程頤：《二程集》第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609頁。

[v]朱熹：《朱子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32頁。

[vi]徐用檢：《仁山先生文集序》[M].見《仁山集》卷五。

[vii]《朱子全書》第十三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54頁。

[viii] 束景南.《朱子大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第153頁。

[ix] 束景南.《朱子大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第159頁。

[x]《朱子全書》第十四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4頁。

[xi]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一[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1頁。

[xii]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3133頁。

[xiii]朱熹.《朱文公別集》卷六，《楊伯起》[Z].四部叢刊本.

[xiv]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1653頁。

[xv]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1651頁。

[xvi]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1625頁。

[xvii]《周易程氏傳》卷一，《周易上經上·乾卦》。

[xviii]朱熹.《周易本義》[M].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0頁。

[xix]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1622頁。

[xx]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1647頁。

[xxi]黎敬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16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