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采薇》研究之伯夷叔齊形象研究綜述

楊柯倪

摘? ? 要： 《采薇》研究是《故事新編》研究中相對薄弱的一環，學界對《采薇》展開專門的系統性的研究自四十年代至今，已有將近八十年。具體有夷齊形象研究、“王道”研究、結局（包含阿金姐、小丙君）研究、形式技巧研究、比較研究等幾個方面。對伯夷、叔齊人物形象的研究是《采薇》研究的側重，分析魯迅在《采薇》中塑造了一對怎樣的夷齊兄弟形象以及分析魯迅對待夷齊兄弟的情感態度，是理解《采薇》思想意蘊的直接切口。文章嘗試將期間夷齊形象研究成果進行回顧與整理，以供參考，并啟示未來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 魯迅? ? 《采薇》? ? 夷齊形象研究? ? 綜述

《采薇》是魯迅在1935年12月所作，收錄在《故事新編》中為第四篇。在對《故事新編》的研究中，《采薇》受到的關注度不高。1936年常風的《故事新編》、岑伯的《〈故事新編〉讀后感》略談及《采薇》。1943年辛勤《魯迅先生的〈采薇〉》和1946年蕭軍《〈采薇〉篇一解——魯迅先生歷史小說之一》二文，主要介紹了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伯夷、叔齊兄弟的形象以及小說的主要情節。1956年何家槐的《對于〈采薇〉的一些理解》一文，分析了夷齊兄弟、小丙君、阿金姐、小窮奇等人物形象及其具體的現實指向，是當時較為全面的《采薇》研究，文章指出可結合魯迅1934年的雜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來理解《采薇》中的“王道”批判，整體思路對此后的《采薇》研究影響深遠?？梢哉f，對伯夷、叔齊兄弟形象的研究是《采薇》研究的起點，此后至今也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一、“古董、假隱士”還是“悲劇的理想主義者”

同是發表于1936年的兩篇對《故事新編》的評論文章，常風與岑伯的觀念就不同，前者提出魯迅在《采薇》和《出關》中對幾位古圣人的傳統德性進行了“油滑式”的調侃，后者認為《采薇》中夷齊的故事寄寓著魯迅對自身經歷的感慨。這便形成了對于魯迅對夷齊態度的兩種理解，也是對魯迅塑造的夷齊形象的兩種解讀，一方認為魯迅在《采薇》中放大了夷齊的守舊古板、逃避與虛偽，借以嘲諷和批判儒道學家，比如何干之直接將夷齊稱為“不識時務者”、“古董、怪物、傻瓜”[1]（139），另一方認為夷齊的堅守是悲劇性的，魯迅在表面的諷刺之下蘊涵同情。

關于“《故事新編》究竟是針對現實的諷刺作品還是歷史作品”有一場爭論，認同其為諷刺小說的研究者認為，魯迅解構了夷齊在儒家文化中的神圣性，將其重構成為兩個滑稽的小老頭，意在批判傳統的儒道思想，并借以譏諷當下時局形勢中虛偽的軟弱派。李桑牧在其文中質疑和反對1956年《關于〈采薇〉》和《對于〈采薇〉的一些理解》二文中的觀點，李文認為《采薇》具有宏大的批判性的歷史主題，認為魯迅借此不僅推翻了封建統治階級所樹立的仁圣賢人的偶像，也揭去現實中自由主義者超然公正的面紗[2]。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批學者持此觀點，即認為《采薇》中的夷齊總體上是屬于被否定、被批判的人物形象，魯迅塑造這兩個逃避現實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其社會意義在于通過他們對社會上消極、逃避和超然的同類知識分子進行解剖和批判[3]。唐弢1979年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的《〈故事新編〉的革命現實主義》中提出，《采薇》《出關》《起死》三篇，都是通過歷史人物的再創造，對當時社會思想消極一面的形象進行批判，魯迅創作《采薇》即借夷齊的遭遇鞭打了當時社會上趁火打劫、賣身投靠、散布流言等行為以及傳播所謂“王道”的遺老遺少。李希凡1980年的文章全面陳述了30年代的時代背景，將《采薇》《出關》《起死》三篇的主題與魯迅同時期的雜文寫作聯系起來思考，認為緊密聯系著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尖銳斗爭，具有強烈的現實戰斗意義[4]。韓日新的《〈采薇〉初探》[5]認為《采薇》描繪了伯夷和叔齊“兩個假隱士碰壁”，給當時那些提倡“儒術”掛“隱士”招牌的文人以無情嘲諷?！短粕轿氖焚Y料第11輯冀東詩史話》[6]（54）中寫道，“真正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評論伯夷、叔齊的是魯迅和毛澤東。魯迅在《故事新編·采薇》中針對當時一些人面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采取的超然物外，逃遙斗爭的態度，把叔齊、伯夷作為道家形象進行了批判?！比柿x禮讓的思想凝固了夷齊兄弟的思維，反映出儒家思想被統治階級利用的愚民的一面，批判當時國民黨所提倡的尊孔復古[7]（57）。王小波從后現代主義反基礎主義的角度出發，提出魯迅對“不食周粟”的“氣節”進行諷刺，揭示儒學者“滿口高風亮節，實則虛偽荒唐”的弊病，消解夷齊的“義舉”，是對圣人、先賢赤裸裸的否定，反基礎主義者志在將人們從對“基礎”的沉迷中解放出來，魯迅的思想里有對傳統顯學如墨家文化的認同，但其對儒家、道家的批判性，將人們從傳統的迷霧里拉出來才是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8]。龍永干從《采薇》的創作緣起切入，分析指出同為創作于1935年12月的三篇，創作先后順序依次為《出關》《采薇》《起死》，龍文提出應將三篇小說互文勾連，連綴對照，由于《出關》顯示出“崇儒抑道”的傾向，魯迅為厘清認同傳統的曖昧進而創作《采薇》來批判儒家，來進行對價值立場的糾偏與救正，而后創作《起死》來批判老莊，以遏制《出關》的消極影響[9]。

也有研究者認為魯迅塑造的夷齊兄弟形象除了逃避與迂腐外也有一些可敬的性格和優良的品質，魯迅對這兩個人物并沒有全部否定，在批判和諷刺的態度之外，也流露出一些同情[10]。這種態度介于超距離審視批判與主觀投入之間，遠沒有達到任人嘲弄的地步[11]。波茲德涅耶娃不認同何干之簡單地將夷齊稱為“不識時務者、古董、怪物、傻瓜”，認為這是因為《采薇》沒有引起較多的注意和得到認真的研究而得出的簡單結論。在她看來，夷齊是值得紀念的，但也不應該將其尊為圣人，圍繞一個歷史人物產生多種傳說不是偶然的，必須從中挑選并研究[12]（677）。隨著《采薇》研究的細致和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夷齊的遭遇與魯迅自身境遇聯系起來考察，認為魯迅通過夷齊形象要表達的是在污濁的世界中執著遵循內心真性、踐行人生理想的不易[13]。寫作《采薇》的初衷是為了批判儒家的“忠者仁義”，但魯迅本身的思想明顯烙印著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入世”態度的痕跡，故塑造出來的夷齊的形象不能簡單地用“虛偽、矛盾和逃避”來概括，在破壞中又貫穿著他一貫的“立人”和“同情弱者”的思想[14]。夷齊兄弟作為“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為堅守自己的理想，所實行的以生命消亡為代價的追尋，所處無奈凄涼的境遇與魯迅自身遭遇有很大的一致性[15]。王建華分析了自先秦以來各個時期的典籍中對夷齊形象的書寫，認為在《采薇》中魯迅徹底消解了從古至今人們對夷齊的尊敬，魯迅要批判儒家文化，就要搗毀數千年儒家文化塑造起來的夷齊兄弟這座道德豐碑和文化符號，然而夷齊的困惑是魯迅自身的一種折射，理想與現實沖突不能被理解，最后只有無意義地死去，王文認為，小丙君、阿金姐之流是魯迅塑造的“高級看客”，不同于那些“跟著看怎樣采，圍著看怎樣吃，指手畫腳，問長問短”的人，前者是殺死夷齊并毀壞其名節的劊子手，魯迅對這種形象是深惡痛絕和徹底批判的，在這個意義上，夷齊的痛苦和困境，類于“彷徨于無地”的感受，可視作魯迅自己的寫照[16]。中井政喜認為，《采薇》中對觀念論的理想主義者夷齊兄弟兼有諷刺和同情兩種態度，在結尾部分阿金姐以流言中傷夷齊時，之前隱約可見的同情升華為強烈的愛惜之情[17]。

二、夷齊內部“通體的矛盾”

魯迅解構儒學系統中夷齊兄弟絕對的圣賢德性，是在其神性中加之以卑瑣且動搖的人性，使他們處于形而上的理想主義和形而下的現實主義的不斷沖突和矛盾中。在《采薇》中，節義大事是一條明線，與之并行的還有一條關于“吃”的暗線，比如武王動兵局勢改變是從養老堂的烙餅一天天小下去粉也變粗體現出來的;夷齊在扣馬諫周被拖開之后被一位太太硬勸著喝了很辣的姜湯;在二人決定“不再吃周家的大餅”了之后，由于想到或許還有野果樹葉或茯苓可以吃，于是“心地十分放松”，也“覺得很有興致”了;在實行“不食周粟”之前的最后一晚要先吃完帶來的飯團，如是等等?！俺浴钡陌稻€時時警醒，促使夷齊“義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的動因，不再是傳統語境中抽象的道德觀念，而是他們每天無時無刻不面臨的吃飯問題，于是歷史文本中抽象的意義和價值觀念就在世俗世界的饑飽變化中被解構了[18]。王伊薇在《饑餓、食物與物質主義——再論魯迅小說》[19]中認為《故事新編》是魯迅寫“吃”寫得最為露骨的一部書，《故事新編》之所以貌似油滑的原因，就是書中的歷史人物過于世俗化，甚至把“吃”這種低層次的樂趣當成了人生主題或者故事轉折的關鍵，甚至將《采薇》——原本為體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儒家美談，變形為“吃”與“不吃”的老生常談，把神壇之上的歷史人物放在幾乎赤貧的狀態下去拷問，到文末寫人們仿佛看見夷齊“蹲在石壁下，正在張開白胡子的大口，拼命地吃鹿肉”，反諷已經走向高潮。敬文東較早地在其《腸胃的精神分析》[20]一文中提出“腸胃”是魯迅個人語境中的重要詞匯，認為《采薇》中魯迅寫到夷齊時所用的明顯調侃和譏諷的語氣實際上是自身的“腸胃現實主義和腸胃倫理主義之間忽而搏斗、忽而和平共處的真面孔”，文章寫道“魯迅接受過國民政府一家學術機構的聘請，雖然他從未到場視事，卻幾乎是直到死都在領取它發放的薪水。聯想到魯迅對國民黨及其政府的猛烈攻擊，而他似乎對只領薪水不干事從來也不愿意提起，這中間不正充滿著他的腸胃倫理主義的躲閃性嗎？”于愛成在文章中聯系到陳西瀅針對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的譏諷之辭，認為魯迅自身亦面對“食”或“不食”“周粟”的尷尬處境[21]。

在“吃”與“不吃”以外，《采薇》中的夷齊亦面臨“信”與“不信”的矛盾。二人是被婢女阿金姐從主人小丙君那學來的一句話給擊倒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們在吃的薇，難道不是我們圣上的嗎！”從不食周粟到不食周薇，到最后餓死首陽山，龍永干認為，表面上是夷齊對倫理信念的堅守，表明對周的統治的徹底抵抗態度，本質上，不再吃首陽山的薇菜，是承認了普天之下為周王所有，其實是認同了武王暴力取得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道德信念在現實王權下的示弱和退縮，一面承認了武王政權，一面抵死反抗自己所承認的，這樣的結局是夷齊自我道德裂變的悲劇，由此解構了傳統觀念中夷齊醇厚純粹、唯精惟一的形象，而是人物形象變得矛盾起來[9]。

另外，《采薇》中的夷齊兄弟形象通常被研究者捆綁為一體，何家槐較早提出兩者形象的差別，認為叔齊比伯夷更有骨氣更有膽量[22]?？疾煲凝R兄弟的內部關系，劉銘璋推測魯迅著力突出叔齊的原因很可能是“為預防謠言家的毒舌”，所以有意將老大伯夷寫得懦弱，將老三叔齊寫得機靈，防止有人借此揣測周氏兄弟關系[23]，魯迅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說“因為我是長男，下有兩個兄弟，為預防謠言家的毒舌起見，我的作品中的壞角色，是沒有一個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24]（149）。由此來看，陳銀的猜想是站不住腳的，陳銀以為，《采薇》中塑造的夷齊之間的內在感情并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樣美好，伯夷對叔齊沒有表現出作為兄長友讓的風范，叔齊內心也并不認可伯夷，由此推測魯迅對夷齊兄弟關系的潛在諷刺與他和弟弟周作人不和有一定關聯[25]，此種推論僅停留在作者一己揣測的層面。

三、夷齊形象研究新的生長點

《采薇》研究至今，研究者的關注點越來越多地從人物形象轉向小說的敘事及語言等方面，關于夷齊的人物形象研究雖已形成了相對固定的論斷，也仍還有繼續探討的空間，新的研究角度和理論被應用到夷齊形象研究當中。趙園從遺民生存與想象的角度看待夷齊的歸隱行為，武王伐紂取得勝利后，夷齊作為前朝遺民，選擇隱居首陽山、義不食周粟，這是人對于自主選擇生存方式、掌握自身命運的渴望，他們的悲劇性在于選擇余地之狹小，不得不借助于想象活動和假定[26]（158）。張芬和祝宇紅是近來對《采薇》關注較多的研究者。張芬認為，魯迅復活夷齊之輩知識分子的生存現實，是對章太炎早年有關民族乃至個體自足性和他者之間關系的反思的重新解讀，也是對自己生命歷程的反詰，在諷刺之外，更多的是用悲憫的眼光去看待二人的存毀[27]。值得一提的是祝宇紅的考據文章《夷齊之死與王國維自沉——魯迅〈采薇〉“今典”猜想》[28]，將《采薇》中的物事在當時的民國史中找到了對應，文章指出魯迅構思夷齊之死的“今典”是1927年王國維自沉事件，夷齊居住的養老堂有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影子，“恭行天罰”的伐紂對應現實中“吊民伐罪”的北伐，華山大王小窮奇對應張作霖，小丙君對應梁啟超，并考證出其“丙”字典出梁啟超在《韋杰三紀念集》上題詩錯將“丙”寫作“甲”的烏龍，至于夷齊死后受到的惡語中傷則對應王國維自沉后關于其死因的種種傳言。祝文認為，魯迅以“故事新編”的形式思考王國維自沉事件，將小丙君對夷齊兄弟即梁啟超對王國維的態度放在考量的重點，顯示出魯迅在對待夷齊以及王國維的“堅守主義”的理解上與梁啟超態度的不同，可看出魯迅對“儒家個人主義”立場并不是一味地批判。

夷齊的故事在新文學作家筆下重新演繹，其例還有郭沫若在1922年作的詩劇《孤竹君之二子》，夷齊形象在魯郭筆下分別處于褒貶揚抑的兩極，何希凡將二者比較分析并提出，在魯迅那里，夷齊退隱是一種消極避世的行為，而且還含有不自覺的虛偽成分，而在郭沫若看來，夷齊的退隱是對自由的積極追求，是掙脫羈絆的精神解放，魯郭在相同的傳統文化題材創作中表現出不同的文化意識，代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家文化的兩種不同的重寫方式[29]?！恫赊薄返谋容^研究方面，張芬還注意到，魯迅曾翻譯過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的劇本，這是一部根據塞萬提斯《堂吉訶德》中的人物和情節演繹出來的諷喻戲劇，聯系到在這之后魯迅對夷齊故事的演繹，兩部作品中人物相類似的悲劇命運，以及作品誕生時代外部的政治世界，張芬認為魯迅對中國貴族文化典型的把握應是在盧那察爾斯基的這部作品中找到的啟示和共鳴，在夷齊兄弟和堂·吉訶德身上都表現出一種純粹者在歷史現實面前的困境和遭遇，魯迅1932年發表雜文《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批判了當時社會中普遍的中庸主義的中國式堂吉訶德，從這個層面反而顯出對舊道德徹底的追殉者的尊敬和同情[30]。

《故事新編》研究在整體魯迅研究中處于相對孤立的位置，對其中人物形象的探討與對照總體上也僅停留在集內，已有學者提出《采薇》中阿金姐的形象可以與雜文《阿金》中的女仆阿金互文對照，同時，首陽山村民身上也有魯迅式的看客與庸眾的影子，那么是否可以將夷齊形象也放入魯迅的人物系統中來發掘共通處與獨特處。另外，魯迅在“新編”時對史料的擇棄也值得關注，對兄弟讓立的“正史”的略寫，以殺鹿取肉的“野談”作結，從這些角度進入夷齊形象研究仍有可挖掘的空間。

參考文獻：

[1]何干之.歷史小說[C]//孟廣來，韓日新.《故事新編》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2]李桑牧.《故事新編》的論辯和研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3]周凡英.《故事新編》新探[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83.

[4]李希凡.用歷史比照他們現實的丑態——《采薇》《出關》《起死》的創作及其時代意義[C].//孟廣來，韓日新.《故事新編》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5]韓日新.《采薇》初探[C]//孟廣來，韓日新.《故事新編》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唐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唐山文史資料第11輯冀東詩史話[M]，1991.

[7]尹慧慧，蓋穎.魯迅《故事新編》與雜文比較[C]//王吉鵬.魯迅作品內部比較·人本解讀·文體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小波.《故事新編》：后現代闡釋[C]//陳子平.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解讀.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

[9]龍永干.《采薇》創作緣起與題材選擇發微及審美意蘊的再理解[J].魯迅研究月刊，2018（11）.

[10]李何林.關于《故事新編》[C]//孟廣來，韓日新.《故事新編》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11]李怡.存在的哲學：對現實生命的殘酷背棄——魯迅小說《采薇》、《出關》、《起死》解讀[J].聊城師范學院學報，1991（1）.

[12][俄]波茲德涅耶娃.魯迅評傳[M].吳興勇，顏雄，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3]葉之文.魯迅小說《采薇》的深層意蘊[J].溫州師院學報，1991（4）.

[14]張永軍.伯夷、叔齊新論[J].語文學刊，2002（3）.

[15]孫偉.“意”與“功”的糾葛——《故事新編》主題的嬗變[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2009.

[16]王建華.伯夷叔齊形象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D].漢中：陜西理工學院中國古代文學，2012.

[17][日]中井政喜.關于魯迅《阿金》的札記——魯迅的民眾形象、知識分子形象備忘錄之四[J].陳玲玲，譯.中山大學學報，2015（3）.

[18]馬世年，趙曉霞.《故事新編·采薇》的復合型文本特征及意蘊探析[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

[19]王伊薇.饑餓、食物與物質主義——再論魯迅小說[C]//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魯迅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

[20]敬文東.失敗的偶像：重讀魯迅[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

[21]于愛成.《采薇》重讀——經典解構與身體敘事[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5）.

[22]何家槐.對于《采薇》的一些理解[C]//孟廣來，韓日新.《故事新編》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23]劉銘璋.論《采薇》——《故事新編》探索之二[J].衡陽師專學報，1984（Z1）.

[24]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5]陳銀.論《采薇》中伯夷和叔齊死亡真相[J].文學教育，2015（6）.

[26]趙園.想象與敘述[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27]張芬.從《齊物論釋》到《故事新編》——章太炎、魯迅與先秦思想關系略倫（下）[J].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8（1）.

[28]祝宇紅.夷齊之死與王國維自沉——魯迅《采薇》“今典”猜想[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11）.

[29]何希凡.強度的反撥與忘情的沉醉——魯迅《采薇》與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的文化意識比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8（4）.

[30]張芬.“極自然而必要的夸張”——《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的翻譯與《采薇》[J].魯迅研究月刊，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