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語學習者母語“隱性概念遷移”的ERPs研究

姜 孟 鮑湘林 田莉莉

(四川外國語大學 語言腦科學研究中心, 重慶 400031)

0.引言

概念遷移是近年來國際語言遷移研究發展的新動向。在國內，姜孟(2010)較早對國外概念遷移研究興起的學術背景、發展過程、代表性學者及其對整個語言遷移研究的重要作用做了評介。最近，國內學者開展了不少值得關注與稱道的研究，如張素敏和孔繁霞(2016) 、蔡金亭和李佳(2016)、劉永兵和張會平(2015 )等對概念遷移研究的理論、方法做了分析與闡發；王瑞(2014)、張會平和劉永兵(2013, 2014)、李錫江和李永兵(2015)等對詞匯層面的概念遷移現象進行了實證探討。

概念遷移研究所遵循的語言認識論承諾是，一切認知活動都源自概念系統的運作，語言表層結構決定于底層的概念結構，外在的語言行為決定于內在的心理概念過程(姜孟，2010) 。從這一承諾出發，姜孟等人基于“語言概念能力假設”，構擬了概念遷移發生的心理認知機理，區分了顯性/隱性概念遷移(姜孟、吳文宇，2017；姜孟、周清，2015)?！案拍钸w移”術語的提出者Scott Jarvis曾指出，“語言使用者由于受另外一種語言習得的概念和概念化模式的干擾，會影響其對當前語言的理解和產出”(Jarvis,2007: 5)。這表明，概念遷移既可能發生在語言產出中，也可能發生在語言理解中。目前，國內外有關實證研究(包括上述國內研究)基本都限于探討語言產出中的概念遷移，很少涉及語言理解中的概念遷移。姜孟和吳文宇(2017)率先對外語學習者外語句子理解中的隱性概念遷移進行了探討，得出的初步結論是：母語隱性概念遷移是否發生與學習者所處的語言加工模式緊密相關。若被試處于外語加工模式，且實驗任務難度不大，一般不發生母語的隱性概念遷移；但若事先誘導被試處于母語加工模式，則盡管實驗任務難度不大，仍會發生母語的隱性概念遷移。這一研究代表著國內對語言理解中概念遷移問題的有益探索，但該研究的基本結論主要基于行為學實驗，是基于“結果證據”的理論推斷，能否獲得進一步的電生理學實驗“過程性證據”的支持？因此，本研究擬在該研究基礎上，立足腦電(ERPs)技術時間分辨率高、能捕捉“加工過程”的優勢，通過開展腦電實驗，更深入地探討語言理解中隱性概念遷移發生的進程與特點。

1.概念遷移發生機理的理論構想

語言是建立在人類概念系統之上的符號系統。所有的語言要素，無論是句法、形態還是語音，在概念層面都存在相應的對等物。一定的語言結構形式代表著一定的對概念系統的組織方式，一定的概念系統的組織方式(即底層概念結構)支配著一定的語言結構形式(Talmy，2000; Lakoff，1987; Langacker，1987)。人使用語言的外在行為決定于內在發生的概念操作過程。無論是語言理解還是語言產出，其在深層本質上都體現著人的概念系統的運作過程與結果，是人與語言相關的概念能力活動的外顯。從這一理論立場出發，姜孟和周清(2015)提出了“語言概念能力假設”。他們提出，人的語言能力從言語產出的縱向角度可劃分為“語言概念能力”“語詞能力”與“言語外化能力”。其中，“語言概念能力”負責解讀目標經驗，并將其轉換為切合目標語言編碼的一種前言語交際信息，即產生“概念結構”；“語詞能力”賦予“概念結構”以句法、形態、音位等方面的外衣，即進行語詞編碼，產生“語詞結構”；“言語外化能力”則以“語詞結構”為“執行”對象，將其轉化為現實的口頭話語或書面話語。反過來，從言語理解的角度看，“語詞能力”首先作用于實際話語，從中抽取出內蘊的“語詞結構”；進而，語言概念能力作用于“語詞結構”，從中抽取出深層的“概念結構”，并通過具身心理模擬達到對話語的理解。正是三種語言子能力的協同作用，實現了“(內外部)經驗→概念結構→語詞結構→話語表達”的完整言語產出，也實現了“話語表達→語詞結構→概念結構→內外部經驗(心理模擬)”完整言語理解過程(姜孟、吳文宇，2017)。

立足上述語言概念能力理論構想，姜孟和吳文宇 (2017)對概念遷移的本質做了新界定：概念遷移實質上代表著語言概念能力的跨語言影響，是一種語言的概念系統及其運作方式(即“概念化模式”)對另一種語言的概念系統及其運作方式(即“概念化模式”)發生的促進或干擾作用，即正性或負性影響。語言不同，其概念系統與運作方式也不相同，表現為不同的語言以不同的方式對經驗進行“域映現”“視角化”“詳略化”“范疇化”等“概念化”操作。在言語表達中，當雙語或多語者言語主體提取了不恰當的概念性知識來解讀目標經驗并對其進行概念化認知操作時，便可能產生不切合目標語言編碼要求的概念結構，從而引發概念遷移。就外語學習者而言，其外語概念系統中的概念性知識相對貧乏，外語概念能力整體有限，一個可能的后果是，母語概念系統的知識頻繁涉入外語概念系統的運作過程，致使學習者總是傾向于以“貼近母語”的方式來“概念化”目標經驗，產生有“母語偏向性”的概念結構，或按照“貼近母語”的方式作用于外語現實話語，抽取其中的概念結構并進行心理模擬，從而導致其在外語產出與理解過程中頻頻發生概念遷移。

無論是語言產出還是語言理解，發生于其中的概念遷移均可區分為兩種情況：顯性概念遷移與隱性概念遷移。就語言產出而言，“顯性概念遷移”是指在外語與母語的概念化方式存在絕對差異的地方，錯誤地采用母語的概念化方式來表達目標經驗所導致的一種現象，其實質是一種“顯性不地道現象”；“隱性概念遷移”則是在外語與母語共享一種或多種概念化方式的地方，采取與母語相同或類似的那種(些)概念化方式來表達目標經驗所導致的一種現象，其實質是一種“隱性不地道現象”(參見姜孟 等，2016) 。對于語言理解，在外語與母語的概念化方式存在絕對差異之處，錯誤地運用母語的概念能力來理解外語目標話語，將會導致學習者的理解發生錯誤，從而發生“顯性概念遷移”；在外語與母語共享一種或多種概念化方式的地方，調用母語概念能力(而非外語概念能力)來理解目標話語，將不會導致錯誤的理解結果，但有可能會使學習者對目標話語的理解(相比調用“外語概念能力”時)更加高效，從而發生“隱性概念遷移”。姜孟和吳文宇 (2017)進一步預測，外語理解中的顯/隱性概念遷移可能受到外語水平的調節，一般來說，外語水平較低的學習者多發生顯性概念遷移，而水平較高的外語學習者則多發生隱性概念遷移。他們用圖1(A)、(B)描述了概念遷移在外語產出與理解中的發生過程。

圖1(A) 外語產出中的概念遷移

(注：粗實線箭頭代表外語概念能力的作用，粗虛線箭頭代表強大的母語概念能力的影響。轉引自姜孟和吳文宇，2017:70)

圖1(B) 外語理解中的概念遷移(箭頭含義及引用來源均同上)

2.實驗一

2.1實驗目的

基于以上對隱性概念遷移發生機理的構想，本實驗將對以下假設進行驗證：

假設(一)：在意義對等條件下，相比理解概念化模式具有外語特異性的外語“特異性表達”，學習者理解與母語共享概念化模式的外語“共享表達”效率更高(參閱 姜孟、吳文宇，2017:71)。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于共享表達，學習者可以憑借母語概念能力來抽取其深層的概念結構以獲得理解；對于特異性表達，學習者只能調用外語概念能力來抽取其深層的概念結構以獲得理解。由于母語概念能力相比外語概念能力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因而使得學習者對“共享表達”的理解相比對“特異性表達”具有更高的效率。

2.2被試

隨機選取某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18名，年齡在21～27歲之間。所有被試母語均為漢語, 均在國內從小學或初中開始學習英語，通過英語專業八級考試(TEM 8)。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視力正?；虺C正后視力正常，身心健康、無神經損傷史。實驗結束后給予一定報酬。

2.3實驗設計

實驗采用雙因素被試內設計。自變量分別為概念化模式(2個水平， 即SMC型句子與EMC型句子)×控制類型(2個水平， 即SMC型控制句與EMC型控制句)；因變量為被試對兩類句子進行理解時的腦電數據(平均波幅)。

2.4實驗材料

實驗材料由40組英語理解目標句構成，每組句子包括一個SMC型句子、一個SMC型控制句、一個EMC型句子、一個EMC型控制句以及與兩個分別與SMC、EMC型句子對應的“Y/N”提問句。

英語理解目標句基于40個英語特殊動詞編寫而成，每個動詞均有“V+N1+Prep.1+N2”與“V+N2+Prep.2+N1”兩種搭配形式，40組英語理解目標句分別與40個動詞的這兩種句法搭配形式相對應?；谕粍釉~的兩個句子，因其N1與N2位置互換的特殊句法結構形式，可視為對同一經驗事件的不同方式的識解和概念化，視角分別為“F(N1)/G(N2)”和“G(N1)/F(N2)”，但兩個句子在(概念)意義上則可視為完全對等；同時，這兩個句子中，與“V+N1+Prep.1+N2”相對應的英語句子，可直譯為一個有相同(或類似)句法結構的漢語句子，即其漢語翻譯句可視為與自己共享“F/G”的概念化模式，而與“V+N2+Prep.2+N1”相對應的英語句子，則無法直譯為一個句法結構與自己類似的漢語句子，即其漢語翻譯句無法視為與自己共享“G/F”概念化模式。為此，與“V+N1+Prep.1+N2”對應的英語句子被稱為“概念化模式共享句”(下稱SMC型句子)，與“V+N2+Prep.2+N1”對應的英語句子被稱為“概念化模式英語特異句”(下稱EMC型句子)。所有英語理解目標句的長度為6～9個詞，40組SMC/EMC型句子經由水平相當但不參加正式實驗的15名英語研究生在里克特5級量表上評定，難度相當且均為偏易的句子[MSMC= 4.25，MEMC=4.22，(t(39)=-1.062,p=.295>.05)]。①

SMC型控制句、EMC型控制句為用相同的非語言符號“×”“□”替換相同的英語單詞后所形成的混合符號串(因其還含“Prep.1”或“Prep.2”英語單詞)?！癥/N疑問句”分別針對SMC、EMC型句子的句意編寫，答案為“Yes”與“No”的各占一半，即各20個；設置“Y/N疑問句”，旨在使被試在實驗時認真閱讀并理解實驗目標句。此外，還設置了20組填充句(Filler Sentence, FS)，填充句仿照正式實驗材料編寫，但基于20個英語普通動詞，而且所配對的兩個英語填充句(FSA, FSB)并不表達相同的經驗內容。

實驗材料樣例：

SMC型句子：Lilysprayedwaterontoherhair.

SMC型控制句：×onto□□.

Y/N疑問句：DidLilyspraywaterontoherface?

EMC型句子：Lilysprayedherhairwithwater.

EMC型控制句：□□with×.

Y/N疑問句：DidLilysprayherbodywithwater?

2.5實驗程序

采用E-Prime2.0軟件編程。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現“+”，持續時間600ms，隨后呈現英語理解“目標句”，持續時間3000ms(依據預實驗確定)，要求被試盡快盡準確地理解英語目標句。目標句消失后呈現1000ms的空屏，之后呈現與目標句對應的控制句，持續時間3000ms(設置為按鍵反應)?？刂凭湎Ш蟪尸F1000ms的空屏，接著呈現“Y/N問句”，回答“yes”，按“F”鍵；回答“no”，按“J”鍵。之后，進入下一個試次(見圖2)。所有實驗刺激均以完全隨機的方式呈現，記錄被試理解英語目標句和控制句時的腦電信號。

圖2 實驗(一)流程

2.6 ERPs記錄與分析

實驗采用Neuroscan、SynAmps2型放大器。采用64導電極帽連續記錄腦電，以雙側乳突為參考電極，將垂直眼電置于左眼上下眼眶，水平眼電置于雙眼外側1～1.5cm處。DC采樣，濾波帶通為0.05～100Hz, 采樣頻率為500Hz/導, 眼電與頭皮阻抗均小于5KΩ。連續記錄EEG信號。采用Neuroscan4.3進行離線數據處理。腦電分析時程為“-400～3500ms”，即刺激前400ms至刺激后3500ms。矯正眨眼偽跡，對所得數據進行基線矯正，剔除大于±75μV的腦電偽跡，進行30～60Hz(24dB)的無相移帶阻濾波。分別疊加平均實驗刺激所誘發的EEG信號，得到鎖時的ERPs總平均波形。選取FZ、F3、F4、CZ、C3、C4、PZ、P3、P4等9個電極記錄的ERPs波形作為分析對象，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對600～1800ms和1800～3500ms的ERPs平均波幅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剔除無效腦電數據，最終15名被試的腦電數據有效。

2.7結果與討論

圖3為被試閱讀理解SMC和EMC型句子所誘發的ERPs平均波形圖。由圖可知，SMC與EMC型句子誘發的平均波幅差異極小。通過SPSS軟件對時間窗為600～1800ms和1800～3500ms的ERPs平均波幅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EMC型句子誘發的平均波幅與EMC型句子誘發的平均波幅無顯著性差異。如表1所示：在600～1800ms時間窗內，被試閱讀SMC型和EMC型句子所誘發的平均波幅無顯著性差異(t=-1.333，p=.185)；在1800～3500ms時間窗內，被試閱讀SMC型和EMC型句子所誘發的平均波幅無顯著性差異(t=-1.463，p=.146)。兩類句子的控制句在兩個時間窗內均無顯著性差異(ps>.05)。

圖3 被試閱讀理解兩類句子誘發的ERPs波形

表1 SMC與EMC型句子誘發的平均波幅(uV)的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

注：*p<.05, **p<.01, ***p<.001。

被試理解SMC型句子、EMC型句子所誘發的平均波幅無顯著差異，這表明被試在理解兩種句子時所調用的均是外語(英語)的概念能力，其母語概念能力在600～1800ms與1800～3500兩個時間窗，都未介入對SMC型句子的理解，隱性概念遷移未發生，假設(一)未獲得預期的支持。對此，該作何解釋呢？我們設想，這可能是由于本實驗中的被試與實驗材料的特殊性造成的。一方面，本實驗中的被試英語水平較高，均過了TEM 8；另一方面，理解目標句的難度又普遍偏低，其難易度得分均高于4分，屬于偏易的句子。如此，被試憑借其外語概念能力便足以應對，又何“勞”母語概念能力呢？實際上，這一發現結果與姜孟、吳文宇(2017)研究中“實驗一”的反應時結果高度一致。換言之，無論是行為學上的反應時證據，還是來自ERPs的電生理學證據，都支持該文得出的“當外語學習者的外語概念能力足以應對當前的加工任務時，一般不發生隱性概念遷移”的結論。

然而，依據對概念遷移發生機理的前述理論構想，豐富、強大、可及性程度更高的母語概念性知識總是保持一種介入外語使用(產出與理解)的傾向，這使我們進一步設想：倘若在此情況下預先誘導學習者的母語概念能力，就會提高母語概念能力介入的可能性，進而大大增加概念遷移的可能性。鑒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可操作性假設：

假設(二)：在意義對等條件下，倘事先對學習者的母語概念化模式進行誘導或啟動，將促進母語概念能力的介入，從而使學習者理解與母語共享概念化模式的外語“共享表達”相比理解概念化模式具有外語特異性的外語“特異性表達”，具有更高的效率(參見姜孟、吳文宇， 2017:71)。

3.實驗(二)

3.1實驗目的

驗證“假設(二)”。

3.2被試

同實驗(一)。

3.3實驗設計與實驗材料

實驗(二)總體同于實驗(一)，只是額外增加了40個“英語目標句”對應的“漢語翻譯句”作為漢語誘導(啟動)句。其實驗材料樣例如下：

漢語啟動句：莉莉把水噴灑到她的頭發上了。

SMC型句子：Lilysprayedwaterontoherhair.

SMC型控制句：×onto□□.

Y/N疑問句：DidLilyspraywaterontoherface?

漢語啟動句：莉莉把水噴灑到她的頭發上了。

EMC型句子：Lilysprayedherhairwithwater.

EMC型控制句：□□with×.

Y/N疑問句：DidLilysprayherbodywithwater?

3.4實驗程序與ERPs記錄

實驗(二)的實驗程序同于實驗(一)，只是被試在閱讀英語目標句之前，需首先閱讀其漢語翻譯句(呈現時間3000ms)，如圖4所示。ERPs記錄與分析也同于實驗(一)。實驗(二)與實驗(一)的時間間隔約一周。

圖4 實驗(二)流程

3.5結果與討論

對時間窗為600～1800ms和1800～3500ms的ERPs平均波幅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在600～1800ms時間窗內，被試閱讀SMC型和EMC型句子所誘發的平均波幅存在顯著性差異(t=2.132，p=.035)；在1800～3500ms時間窗內，被試閱讀SMC型和EMC型句子所誘發的平均波幅存在顯著性差異(t=-2.419，p=.017)，如圖5所示。兩類句子的控制句在兩個時間窗內均無顯著性差異(ps>.05)。

圖5 漢語啟動條件下SMC與EMC型句子誘發的ERPs波形

表2 漢語啟動條件下SMC與EMC型句子誘發的平均波幅(uV)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

注：*p<.05, **p<.01, ***p<.001。

上述統計結果表明：“漢語啟動句”成功誘導被試調用漢語(母語)的概念能力來理解SMC型句子，但仍采用英語(外語)的概念能力來理解EMC型句子，說明被試在理解SMC型句子與EMC型句子時，調用的是不同性質的“概念能力”。換言之，漢語啟動句成功地誘導了母語(漢語)概念能力對外語(英語)理解過程的介入，促使被試發生了概念遷移，而且這種遷移發生在600～1800ms與1800～3500ms兩個時間窗?？偠灾?，實驗(二)的結果支持假設(二)。

4.討論

從概念遷移發生的心理認知機理出發，概念遷移被視為雙語或多語者優勢語言的概念能力對相對弱勢語言的概念能力的干預或影響?；诖?，假設(一)預測，外語學習者的外語概念能力與其母語概念能力在實力上的不對稱，將造成其母語概念能力總有一種介入外語句子理解過程的傾向或潛勢，他們在外語句子理解中應當比較頻繁地發生“隱性概念遷移”(相對于“顯性概念遷移”)。但實驗(一)的結果顯示，學習者的母語概念能力卻并未介入，概念遷移并未如預期的那樣發生。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實驗任務難度太小，不足以對被試構成挑戰，學習者憑借其外語概念能力便足以應對。然而，這一猜想究竟是否合理？外語句子理解任務相對于學習者(的外語水平)的難度究竟如何影響學習者的隱性母語概念遷移？由于本研究并未對被試的外語水平以及實驗任務的難度梯隊進行操縱與控制，因而無法給予明確的回答，這是本研究的一個局限性。

不過，換一個角度看，由于學習者居于優勢地位的母語概念能力始終對其外語句子理解保持著一種“影響潛勢”，那么倘若事先給學習者的母語概念能力以某種誘導，則即便學習者的外語概念能力足以應對當前的理解任務，他們仍可能調用其母語概念能力來完成此任務，從而導致概念遷移，這便是假設(二)。實驗(二)的結果支持了這一假設。這說明，學習者的母語概念能力對其外語句子理解確實構成“一個潛在的‘影響源’”，處于一種“一觸即發”的狀態(姜孟、吳文宇，2017:72)。

以上兩個ERPs實驗的結果也支持姜孟和吳文宇(2017)基于行為學證據所得到的另一個基本結論：在外語句子產出過程中“捕捉到”隱性概念遷移似乎并不困難，但在外語句子理解過程中獲得其發生的證據卻比較不易。面對外語產出任務，學習者的外語概念能力似乎總是容易表現出“無能為力”，而母語概念能力卻總是“樂于相助”，因而頻繁發生隱性概念遷移。然而，在外語句子理解條件下，學習者的外語概念能力似乎總是“力所能及”，母語概念能力的“出手相助”總是被抑制；而只有當學習者受到某種誘導、處于母語加工模式時，其“出手相助”才得以成功發生，因此，也就很難捕捉到外語句子理解條件下的隱性概念遷移。

本研究為隱性概念遷移的發生提供了新的、“過程性”的電生理學(ERPs)證據。相比姜孟和吳文宇(2017)，它更清晰地“捕捉”到了母語概念能力介入語言理解并造成“概念遷移”效應的兩個時間窗，即句子任務呈現后600～1800ms與1800～3500ms。因此，可以說母語隱性概念遷移可能代表著母語的一種實實在在的影響，它既在“反應時”等結果性指標上表現出來，也在ERPs的不同時間窗的平均波幅等“過程性”指標上表現出來。概言之，本研究支持姜孟和吳文宇(2017)的基本結論：學習者強大的母語概念系統處于“蓄勢待發”的狀態，構成學習者外語理解(包括產出)的一個潛在的“影響源”，隱性概念遷移是其一種實實在在的表現。但隱性遷移的具體發生，可能受到外語句子理解任務的難度、學習者的外語水平以及其母語概念能力是否受到誘導等因素的影響。

5.結語

概念遷移著眼于從人的概念認知系統來考察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使用的影響，是從認知科學大視野來關注二語習得中跨語言影響問題的一種新努力，不僅令人耳目一新，其研究前景更是廣闊而迷人。當前，國內外的概念遷移研究多關注語言產出中的概念遷移，而不大關注語言理解中的概念遷移。本研究在姜孟和吳文宇(2017)基礎上，進一步采用ERPs手段來探討外語學習者外語句子理解中的隱性概念遷移，在研究方法與視角上是一種新的嘗試。研究結果不僅證實了姜孟和吳文宇(2017)的基本結論，更為其提供了新的、“過程性”的電生理學證據。

然而，本文的研究發現還只是一次實驗所得到的結果，今后還需對試驗任務的難度梯度做精細劃分，對母語概念能力的誘導方式做精細控制，同時將被試的外語水平納入考慮。此外，也還需要綜合采用語料庫、測驗、問卷、有聲思維等多種研究手段，來對隱性概念遷移現象開展交叉驗證研究。

注釋

① 此外，還對SMC、EMC型句子中的Prep.1、Prep.2的長度進行了控制(詳見姜孟、吳文宇，2017：73)。